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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国光,桁林,邢桂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1-01

书籍编号：30522137

ISBN：978752010839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50187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财经人物

版权信息

书名：刘国光（学术名家自述）

作者：刘国光，桁林，邢桂芹

ISBN：9787520108393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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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

主编/方军

副主编/林新海 梁艳玲

执行主编/刘玉杰

编前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寄予了殷切期望。

2017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4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涌现了一大批政治合格、学术领先、学风优良的专家学者。他们中有一批年高德劭、造诣精深的知名专家学者，堪为学科史乃至学术史上的一面面旗帜。通过对他们的深度访谈，或请他们自述，记录下他们孜孜矻矻、上下求索的治学历程，记录下他们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深邃思索，也记录下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和人生境界，请他们为薪火相传的学术事业“传道、授业、解惑”，这样既可为学科史、学术史抢救一手可信的史料，也可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掇菁撷华。因此，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编辑出版“学术名家自述”丛书，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成编辑部，确定丛书的方案、编写大纲，并对丛书的框架、内容、体例等进行多次研讨。同时，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荣誉学部委员、学部委员进行学术自述，并陆续推出。

考虑到部分老专家年事已高，个体经历各异，学科之间千差万别，无论是请他们自撰还是对他们进行访谈，都殊非易事。首批推出的几位名家自述，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只求真实记录，不求风格上的统一。内容上，或有他们对成长历程的回忆；或有他们对学科发展的回顾；或有他们对治学特色的讲述；或有他们的人生感悟……叙述方式上，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法，尊重自述者的个人语言风格。

本丛书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各位撰稿人的热情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囿于时间、人力、物力，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丛书编辑部

2017年4月

第一部 口述自传

一 家世春秋

我已九十有几，心力有所不及，只能作些漫谈式和片段性的回忆，再由我的学生整理。

好在以前也有些传记类的记叙留存下来，可供参考。当然，这些材料侧重于学术思想研究，对生活方面关注得很少，我自己也较少关注，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学术上，现在要弥补后一方面的欠缺，才能比较全面、立体地反映那个时代的特征。

学术思想是小范围人群关注的对象，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更感兴趣的恐怕在于后一方面，即我们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况及其奋斗的足迹。从过去走过的老路中总结若干经验，启迪他人，这样或许更有教育意义。

我的爷爷

要论祖籍，我应该是湖南湘潭（湘潭绳背冲）人，但这条线索中断了。那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流离失所，很难追根溯源。以前省里还有认识的人可以请他们帮助追根查找，但那时没想到要着急去办，现在就更难追溯了。

要说我爷爷刘文彬，就得说到太平天国，否则我们这一脉怎么从湖南迁徙到南京呢？

我没有见过爷爷。我出生时，爷爷已经不在了。我爷爷大约是在湘军里担任一个小头目，负责采办。当年湘军是围剿南京太平军的主力，号称江南大营、江北大营，驻扎在南京城外好多年。剿灭太平军以后，南京城里十室九空，民生凋敝，人口和劳力严重不足，包括我爷爷在内的大量兵士就这样留下来补充人口，娶妻生子，置办田产。这样，我们祖上就在鸡鸣寺后南京城墙脚下安顿下来，出了城就是汪洋一片的玄武湖了。

刘家在南京的这一脉就这样扎下了根。我们是第二房刘致和一家，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三代了。

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刘致和，家中排行老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悟性好，脑瓜子好使，用英文跟洋人交流无碍，我也不知他是怎么自学而成的，因此能够进入英商办的“和记洋行”，最后还升到中级管理层的部门主管。因此，我们家当时也算是相当于今天中等收入水平，基本生活没有大问题。

和记洋行主要做食品生意，收购国内鲜鸡蛋及肉类运到英国，备有很大的冷库，在小孩的眼里大得不得了，我还记得小时候一到夏天就喜欢去冷库纳凉。这家洋行规模不小，在南京、上海、武汉、香港都设有分支机构或工厂。不想这些落脚点后来我们一家逃难时都用上了，成了躲开日本人袭击的避风港。这自然是后话，既是幸运，也是不幸。

我的母亲姜淑兰在家中也是排行老二，性情中和，没有上过学，但通情达理。家中先后育有五个孩子，不幸的是，除我之外其余都夭折了。如若算起来，我也是排行老二，所以我们一家三口都是排行老二，这也算是一种巧合吧。

刘家在南京三代家谱

我们一家住在南京下关，那时长江上没有大桥，南北岸交通主要靠轮渡。20世纪初开通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之后，长江两岸的物资客流无法贯通南北，要靠轮船摆渡过江，所以这一带很繁华，也很忙碌。

1937年1月，在江苏省江宁中学肄业时与父母合影

刘国光（中立者），14岁

这是一片繁忙的水域，不仅是连接南北岸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且是进出口重要的交通枢纽。当时下关沿江建有许多码头，外国公司驻扎在那里，以便内外出入。和记洋行也设在那里。长江上有很多外国轮船，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船只太少了。

我母亲是在1944年兵荒马乱年代得了猩红热在沦陷区南京病逝的，去世时才四十岁，非常年轻，那时我只有二十一二岁的样子，已在昆明西南联大上学了。战时两地信息不通，家里一直瞒着我，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才来信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这个时候四姨的丈夫也去世了，我们两家合为一家，这样才有了我的两个继妹。

次子刘致和一家

我的外祖父

外祖父姜永发一家以务农为主，属于小地主一类，还雇工种菜，在南京城内鼓楼以东宝泰街居住，置有一些田产，盖了十几间瓦房（平房），后来出租给紧邻的在校大学生。过去那一带虽然紧邻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但周围一大片都是菜园子，不像现在这么繁华。

当时南京城最繁华的地段要数新街口、夫子庙、中华门城关一带。

南京市区鼓楼至鸡鸣寺一带示意图

童年记忆

我母亲常带我回外祖母家玩，那时我的三姨姜淑颖交了一个大学生男朋友，他当时是中央大学学生，叫程登科，也租住在这里，后来成了我的三姨父。程登科果然能登科及第，不负祖辈的期望，后来自费到德国留学，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抗战时期在重庆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任教，颇有点名气。

正因为有三姨父这层关系，我跟租户的其他大学生也渐渐熟络起来，成了他们闲暇时光开心逗乐的对象。他们都很喜欢我，特别是湖南人袁俊和重庆人孙泽树。袁俊还乐意认我为干儿子，把一些小人书送给我看。他们告诉我许多能理解的和似解非解的道理，海阔天空，什么知识都有，乐趣无穷，都装在我这个小脑袋里，这是其他同龄孩子很难有的机会，少小时代沉浸在大学生的氛围里耳濡目染，由此也激发我探索知识海洋奥秘的浓厚兴趣和对知识的崇敬之情。

1934年，与父母（后排右二、三）、姑父母等在玄武湖五洲公园合影

刘国光（前排右一），11岁

正因为跟这帮大学生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关系，母亲因而有机会做媒，将她最要好的一个朋友──父亲洋行里的女会计张懿娟介绍给了我干爹孙泽树。后来抗战流亡到大后方，这些关系都用上了。如我后来在抗战初期流亡四川时得到孙泽树夫妇多方面的照顾，这也是始料未及的。

二 生逢乱世

我的小学

我生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大环境如此，各家各户的小环境自然也就好不了。先有军阀混战，后有北伐军进入，借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南京是民国政府临时总统的所在地，也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老巢，接着由国民党北伐军攻占建都，再往后是日本入侵，南京成了重灾区，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六岁那年，我入下关（老江口）小学，就在煤炭港附近靠近渡口的地方。在入学前，我还上过一段私塾，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至今仍然能够记得。

小学的规模不大，有几排房子，父亲把我领到校门，之后我就在这里读了前排读后排，完成了小学教育。

小学时印象最深的事情，一是樊子山校长的爱人邓老师教音乐，教我们唱一首歌，“走啊走，努力向前走，不要回头！”这首歌的歌词好啊，至今还萦绕在脑海里。我小时唱歌的歌喉好，邓老师喜欢我，培养我，把我选送到南京广播电台儿童歌唱队，唱的就是那首曲子。那首歌一直激励着我，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气馁，要一直往前走。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二是学校同学中间经常出现以大欺小的现象，我不服，与同学方涛君组织“弱小同盟”，与大同学抗拒，居然还颇有成效。

江宁中学

南京城最好的中学，当然是南京中学和中央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然而遗憾的是，我那时没能考上南京中学，而中央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要有相当过硬的背景才能上，因此我就没有报考。我考上的是省立江宁初级中学，也是很不错的学校，校长赵祥麟是一位颇有来历的教育家，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

江宁中学是1934年夏才新建的，我是1935年秋入的学。学校的校址在我考取的时候还在中华门外小市口，地方狭窄局促，仅有几间茅草房，一度还借一个旅馆上课。建校一年之后，学校就整体搬迁到了江宁县东山镇，盖起了新校舍，面积也扩大了几倍。

东山镇和我家距离20多公里，离家远了，我就成了寄宿生。那时有公共汽车了，每次回家都要换乘好几次，得穿越整个南京城。有时我步行穿田野进城，再换乘公交车回家。

那年，语言教员管雄刚从金陵大学毕业，英气勃发，新校舍落成时，拟了一副对联：“何年得广厦千万间听寒士书声偢人颜笑，今日与吾党二三子看迎门山色横楹晴岚”，寓意精湛、朗朗上口，至今未能忘怀。

有一年暑期，学校还组织学生去杭州旅游，住在孤山美专的校舍，那段时间把杭州美景玩了个遍，印象非常深刻，学校组织这样的活动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初中同学

中学时代我有两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几乎成了“一坨儿”，形影不离，他们分别是后桌的徐嗣兴和姚抡达。

徐嗣兴后来成了很有名的作家，也就是路翎，是《财主底儿女们》的作者，成了七月派的先锋，在现代文学史上分量还是蛮重的^[1]；姚抡达后来是著名的音乐家，改名为姚牧。新中国出的第一张唱片《东方红》是他领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也是他领唱的，他曾为电影《铁窗烈火》《十三陵畅想曲》配过主题曲，编有《姚牧抒情歌曲集》。

他们两位在江宁中学的抗日宣传活动中就已崭露头角。徐嗣兴是天生的作家材料，能写得很；姚抡达能说会唱，两人表现出色，配合默契。我那时嗓子也不错，歌唱得好，经常加入学生宣传队的合唱中去。

后来两人在四川流亡期间因为李露玲而成为情敌。本来我们大家早已认定李与徐的关系，并且取促成的态度，但后来姚李合好，对徐的精神打击很大。我到徐家去看望嗣兴，事情好像已经过去，只是人瘦了许多。但据嗣兴的母亲说，嗣兴前几天可是要死要活的。嗣兴只是不说话。看来，他是决心要忘掉这一切，也决心要记住这一切。^[2]

后来徐嗣兴在《七月》上发表成名作《要塞退出之后》时第一次使用路翎这个笔名，竟然撮合了这两人的名字，“路”取自李露玲，“翎”来自姚抡达在合川的笔名“彤翎”。徐嗣兴在给胡风的信中是这么讲的：“名字我也曾想到，只是想来想去，别的也仿佛不好。自己纪念两个朋友，就用路翎吧。”^[3]

难忘1937

1937年，日本借宛平之事发难，大举入侵中国，叫嚣要在三个月之内征服中国。我当时年方十四，在江宁中学上初三。11月淞沪抗战失利，战局更加吃紧。日本军从上海打过来，不断突破江阴、无锡、镇江，一步步向南京进逼。消息传来，人心惶恐，形势很是紧急，人们争相逃离。

我当时正参加下乡抗日宣传队，刚从湖熟、板桥一带回到学校，父亲匆忙来学校接我回家，催促我和堂姐跟随母亲逃难。母亲已经收拾好行李，在和记洋行的船上就等着我随同前往，时间已是刻不容缓。

于是我们三人乘坐洋轮，沿江而上，走了两天水路至汉口，换乘小火轮转至长沙，投奔在湖南大学任教的姨父程登科和干爹袁俊处。父亲是外国公司的职员，不能马上走，只能随公司而动。

12月8日，日本军分东、西、南三面包抄，不断缩小对南京城的包围圈，最后只剩北面的滔滔江水。和记洋行的员工躲到英国“怡和号”趸船上，避到了三汊河上流。船上能听得到密集的枪声和从空中划过的炮弹声。

到11日傍晚，枪炮声稀落下来，古城没能保住，落到日本人手上，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洋行的部分员工最终换乘到了太古公司吴淞号轮船，离开南京转至武汉。

之后南京成了日本人的屠宰场，惨绝人寰。据事后不完全统计，十二个大规模屠杀场有七个发生在下关，离我们家最近的就有宝塔桥鱼雷营、煤炭港、和记洋行附近、下关中山码头、龙江口、挹江门等。日本的随军记者有这样的记载：“在下关码头，尸体堆成了黑乎乎的山，有50～100人在那里干苦活，把尸体拖下来扔进长江。尸体还淌着血，有些人还活着并虚弱地呻吟着，他们的四肢还在抽动。”^[4]伯父在宝塔桥开煤炭店，有一名送煤的雇工也因为手上有茧，被疑为当兵的，惨遭杀害。

到了长沙，姨父程登科接待了我们，并安排我住到干爹袁俊家。他们两位都在湖南大学任教。为了不使我落下功课，把我送到长沙中学去旁听。岳麓脚下是当年朱熹、王阳明办学的地方，古风犹存，非比寻常。这里的作文一概要求用古文体写作，要写成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那样，尽管要求有些苛刻，但对于自己也是一个锻炼。

在长沙，有几个地方是文人学士最愿意待的，一是茶楼，沏上一壶茶，大家聚在一起交谈甚欢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化景象；二是书店，是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对于穷学生来说，便可以在那里随处翻看。

长沙有个八角亭书店，我经常溜达到那里看书。当时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了，中共长江局进驻武汉，后来又迁至长沙，所以那一带涌现了大量进步书籍。像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后更名为《西行漫记》），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经历》，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读到的。这对于一个渴求知识的中学生来说，就像走在沙漠里的骆驼遇到了绿洲。

到了12月中旬，父亲乘公司的船只也退到了汉口。我们母子俩得着这个口信，又从长沙返回汉口，一家人得以团聚。从形势上看，长沙、汉口都已非久留之地。

很快，汉口也将保不住了，所以国民政府一路往大西南迁移。从那个时候起，大量难民如潮水般涌向四川，分水路、陆路（北路）和绕道南方（南路）进入，四川俨然成了大后方。人口和大批辎重都往四川方向疏散，很多人都选择了重庆。

离别鸟惊心

进川的船票相当紧张，很难弄到手。父亲费尽心思，最后在后继的姨妈杨惠贤帮助下才弄到船票。这已经是1938年初了。此时姨妈姜淑颖已经去世，姨父程登科娶了这位新人。父母把我托付给了这位姨妈，他们则随公司于1938年4月经由京汉铁路到广州、香港，绕道返回上海，最后回到沦陷区南京原公司上班。此时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华东，上海则成了“孤岛”。

那时英日两国尚未断交，和记洋行还能维持，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国正式断交，和记洋行也就到了关门的时候了。

我在汉口与父母告别，从此再未见过母亲，没有想到那次离别竟是最后的一面，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们继续沿长江而上，去重庆投奔姨父程登科的老家。就这样，我跟继姨妈在1938年初到了重庆，住到重庆上清寺的程家。程家还有个小姑子，虽然已经嫁人了，但两口子还住在家里，夫妻两个都在上清寺求精中学教书，日子过得蛮不错。于是，我也暂住到了求精中学。

从此我就成了下江人，开始真正的独立生活。

投亲靠友

母亲还有一位情投意合的姐妹叫张懿娟，她后来跟干爹孙泽树结婚。孙泽树大学毕业之后就回了老家，在重庆北碚的一个农场工作，张懿娟随同他到了重庆，在一家医院当会计。他们原来都跟我很熟很好，这个时候我就住到了千厮门的孙家。

尽管生活有了着落，但是，孤独的情绪难以排解，如同《流亡三部曲》所唱的，“整天价在关内流浪”。我现在还能哼唱《嘉陵江上》，这首歌仿佛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寄托了我无限的哀思。

嘉陵江水静静地流，流不尽我的哀愁，流不尽我的烦忧。

我深深地怀恋我美丽的乡土，在那遥远的东海边，在那沃野的扬子江头。

如今敌人踏破了我可爱的田园，拆毁了我童年的摇篮。

如今我独自流浪在嘉陵江上，看不见古城幽静的风光，看不见离散的姐妹爹娘。

江水每夜呜咽流过我的心上，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独在异乡

独在异乡，我能去的地方只有书店和戏院，只有那些地方才能打发时光，填补我的精神空虚。演戏是连轴转的，只要不出场地，就可以在里面待上一整天，从早场看到晚场。

逛书店更用不着花钱，选一本书找个角落可以一直看下去。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看了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张仲实的《社会科学教程》、沈志远的《经济学概论》等，都是在那里看的，这些书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对我日后专业的选择都有无形的影响。

好友重逢

有一天，我在重庆街头闲逛，意外地遇到了宁中好友徐嗣兴（路翎），大喜过望。原来他也迁来重庆了，而且是有组织的。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早在1937年末，政府就在汉口、宜昌、重庆等地先后设有沦陷区流亡学生登记处，将一些失学、失散的学生登记在册。很多流亡学生知道后都前去登记，全国各地来的学生都有。有这么多学生，不教育不行，后来就组织这些学生入校教育。而且战局瞬息万变，要不断地西迁，因此就要将这些学生分期分批地送往后方。

当时抗战政府还在武汉，数那里登记在册的学生最多。路翎在那里遇到了不少宁中同学，其中就有好友姚抡达（姚牧）。年初，他们先后乘民生公司卢作孚的轮船，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随难民潮涌入重庆。

我们就这样重逢了。我也在重庆登了记，又碰到了很多熟悉的同学。

继续学业

由于我登记得比较晚，所以一直挨到当年四、五月间才到江北县四川中学报到，后来四川中学也改为了国立二中，因为扬州中学、淮安中学都合并过来了，校长是原扬州中学的校长周厚枢。那时重庆经常受敌机轰炸。我们在江北县文星场补习了两三个月的初中课程，高中就迁到合川县去了。那个学校（指国立二中高中部）设在合川县濮岩寺内。寺院有些年代了，环境很幽静，古木参天，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可惜处于战乱年代，寺院财力不济，建筑物年久失修，破败不堪。

从1938年的年中一直到1941年7月，我在合川前后共三年时间。1940年毕业前夕，我收到寄自沦陷区南京的父亲来函，他希望我考大学时选择工程专业，认为靠得住，将来好找工作，他对那些工程师很欣赏，也希望我将来成为那样的人。但我此时已经倾向于选择社会科学了，两地相隔几千里，一封书信要走三个月，很难影响得了我的选择。

1940年12月，国立二中高中部三零乙级师生毕业合影

刘国光（三排右六），同学中有后来的教育部部长何东昌（一排左四）

那时生活很苦，内地流亡学生上学，主要靠政府助学贷款，我的中学、大学都是如此。至于还款，都是来自沦陷区的穷学生，失去了家庭的经济资助，又哪来的钱还呢？

除了公费贷款，再就是投亲靠友。有其他接济的学生在生活上会稍有改善，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彼时，我的堂兄刘正炎在重庆中一路开五金电料小商店，做点小买卖，靠他接济我一点，上大学后，有时自己当家教、当中学老师，偶尔也有些微薄的收入。高中时候有一次，我问正炎兄要钱购买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那时只译出了第一卷。正炎兄当时很是诧异，责备我说：“你花那么多钱买那本书干什么呢？”但是，那本书我是下决心非买不可的。

若问那么厚的一本书，都看懂没有？当然不可能全懂，但也不是完全不懂，毕竟之前还是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也有介绍和解读，因此似懂非懂，但是我有强烈的兴趣，要把它读下去。后来上了大学，我又通读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可以说，《资本论》是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理论书。我以后大半辈子都跟这方面的知识打交道。

我把《资本论》第一卷通读了一遍之后，便产生了钻研经济学的念头。不过我选择经济学专业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个原因是，我从小就对社会科学有特殊的爱好，但我也不偏科，文理科都很好，后来就对《资本论》特别感兴趣，《资本论》就是政治经济学著作嘛；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我们国家贫穷落后，遭受外敌蹂躏，我从中学开始就经历了流亡生活的艰辛和痛苦，也看到了战争期间民不聊生的惨状，这些都促使我树立“经济救国”的志向。再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涉及的会计、统计、工商等知识，都很实用，就业也相对容易。

1941年高中毕业时，我去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住在体育专科学院教授、我的姨父程登科处，参加西南联大、中大、浙大、武大四所大学联合举办的招生考试（四校联考），最后我选择了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

之后，我就去昆明学经济学了。也是一路奔波，途经贵阳、安顺、曲靖等地，最后到达昆明。

[1] 编者注：1945年7月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出版时，路翎才二十出头，胡风就预言“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胡风坦陈：“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

[2] 朱珩青：《路翎：未完成的天才》（传记文学作品），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第25页。

[3] 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大象出版社，2004，第20页。

[4] 今井正刚：《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载《南京暴行》，东方出版社，1998，第27页。

三 曾经沧海

我的大学

西南联大是1938年才开始办的。

平津相继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临时组成一所大学，故称临时大学，战前清华在长沙预置了土地，以此作为临时救急之备，北大带出的家当更少，南开则被日本军炸了个精光。

1938年初，武汉战局吃紧，长沙也遭到日本飞机空袭。空袭警报声时时拉响，战火一天天逼近，临时大学不得不考虑再度南迁。

临时大学在长沙仅维持了一个学期，又不得不再行三千里，在昆明创办西南联合大学。先是在滇南蒙自办了半年，之后才迁到昆明。联合大学，顾名思义，就是要作长期奋斗的准备了。从湖南长沙迁往云南昆明，年富力强的徒步翻越崇山峻岭，年老体弱的绕道桂林出镇南关（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乘滇越铁路小火车到昆明。

1938年4月国立西南联大成立，三校优秀师资力量聚合，一时间人才荟萃，大师云集，这里有华罗庚、陈省身、吴有训、吴大猷、闻一多、朱自清、陈岱荪、费孝通、冯友兰、陈寅恪等，都是响当当的教授，声名远扬，吸引全国各地学子前来报考。联大179名正副教授中，有156名留过洋，拥有欧美大学博士学位的相当普遍。

西南联大校门

国内第一个翻译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徐毓楠教授是很好的老师^[1]，剑桥大学博士，听过凯恩斯的课，他教我们高级经济学；陈岱荪是哈佛大学博士，担任西南联大系主任，教我们经济学概论和财政学。清华复校以后，陈岱荪是清华大学的经济系主任。西南联大经济系各门课程几乎都用外版教材，跟欧美看齐。联大基础课主讲教师都是最有名望的教授，这似乎也是不成文的规矩。在这里，可以听到陈岱荪、周炳琳、赵乃抟等名家的经济学课程，也可以选修冯友兰的哲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还可旁听闻一多、朱自清、吴晗、郑天挺、王力、费孝通、沈从文诸多教授的课，同时，还能听到李公朴、光未然等名家的报告，还有读书会、研究会，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联大学生虽然生活在一隅之地，捉襟见肘，但知识面很广，正如联大校长梅贻琦所言，“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这是联大的风格。

西南联大办学条件很简陋，先是借用中学校舍和会馆作教室，待到我上学时，联大已在文林街的昆华北院和北门外建起了简易校舍，其简易程度超乎现代人的想象：茅草房、煤油灯、几十人的大通铺。读书生活很清苦，经常吃不饱，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上喝稀的、晚上吃干的，米粒中夹杂着小石子，成了“八宝饭”。还不时地拉警报，躲避敌机袭击。对我们来说，这些困难都已经不在话下了。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培养了很多人才。诚如陈岱荪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前言中所追忆的那样：

“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这所其实体虽然今日已不复存在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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