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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震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7-01

书籍编号：30522612

ISBN：978750975993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52983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

作者：蔡震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07-01

ISBN：9787509759936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绪言 从文献史料中寻找历史的真实

“郭沫若有三个生日”，这既不是无缘由的推断，也非故弄玄虚，三个生辰日期都是郭沫若先后亲笔记下的。

如果说记述郭沫若生平活动的第一则史实，即存在这样的不确定性，并且还没有被郭沫若研究所提及，也没有做出说明，那意味着什么呢？

这需要回顾考察一下郭沫若文献史料收集整理的历史与现状。

郭沫若研究如果从对《女神》的评论和研究算起，已经有九十余年历史了。但其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的形成，是从郭沫若去世以后至今的三十余年间。对于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则基本上是伴随着这一学术领域形成的进程而进行的。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在这一学术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对于一个学术领域的基础性建设。

回顾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至今，有关郭沫若文献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及出版的工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如果从时间上划分，大致以90年代初为界，或者更精细一点划在1992年。这一年是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郭沫若研究界有许多学术活动，其中包括有一些文献史料成果的出版。

第一阶段，由于郭沫若研究为学术热点所在，呈一片蓬勃发展的态势，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以及出版，也同样呈兴旺发达之势。其间，既有机构、单位（郭沫若著作编委会、上海图书馆、乐山文管所……）有组织、成系统地开展郭沫若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证、研究、出版工作，也有许多学人有志于此，涉足于此，专注于此。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场面，而且有大量的成果问世。

《郭沫若著译及研究资料》（成都图书馆，1980年）；《郭沫若著译书目》（萧斌如、邵华编，1980年初版，1989年增订版）；《英诗译稿》（1981年）；《樱花书简》（唐明中、黄高斌编注，1981年）；《郭沫若书简——致容庚》（曾宪通编注，1981年）；《三叶集》（上海书店，1982年）；《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编，1982年）；《郭沫若少年诗稿》（乐山文管所编，1982年）；《郭沫若秘密归国资料选》（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抗战文艺研究室编，1984年）；《郭沫若佚文集》（王锦厚、伍加伦、萧斌如编，1988年）；《郭沫若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王训昭、卢正言等编，1986年）；《创造社资料》（饶鸿兢、陈颂声等编，1985年）；《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1992年增订版）；《郭沫若书信集》（黄淳浩编，1992年）；《郭沫若全集》（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其中历史编、文学编至1992年已出版，考古编也在进行最后部分的工作）……这些文献资料，有很多是多卷本大部头的成果。

除此之外，大量的资料、回忆文章等刊载于各种刊物上，特别是与郭沫若研究直接有关的一些刊物，如《四川大学学报丛刊·郭沫若研究专刊》《郭沫若研究学会会刊》《郭沫若研究》《郭沫若学刊》等，或辟有文献史料栏目，或以有关郭沫若的资料作为每期刊物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一度专门设有“郭沫若研究”栏目，辑录郭沫若研究（当然包括文献史料）的文章、索引。

这一阶段文献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工作，可以说基本上建立起了截至目前，郭沫若研究所凭借的学术资料库。

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90年代初以后，随着郭沫若研究逐渐沉寂下来，乃至在学术领域遭冷遇，有关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沉寂下来。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从一开始，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就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即郭沫若研究界可能觉得有关郭沫若的文献史料整理得差不多了。

这样一来，郭沫若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基本上衍化为一种散兵游勇的状态。可以称之为有组织或成系统地（包括学者个人所做的项目）进行并完成的课题及成果，屈指可数。可以罗列出来的，诸如：《郭沫若研究资料索引》（乐山师专、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1993年）；《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马良春、伊藤虎丸主编，1997年）；《郭沫若留日十年》（武继平著，2001年）；《〈女神〉及佚诗》（蔡震编注，2008年）等，仅此而已。见之于报刊的资料性文章数量很少，而且多散佚在各处，甚至没有被研究者所注意。

在这一阶段，郭沫若研究界中专门从事文献史料收集整理，或是把主要学术精力用于进行这方面工作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

这样一种状况大致延续至进入21世纪的前几年，只是近五六年以来情况方有改观。一些研究者从郭沫若研究的进展中意识到文献史料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一来，一些基础性的、系统性的收集整理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的大型课题得以立项，并带动文献史料工作深入开展。

根据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收集整理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当前这一工作的总体状况及现有文献史料的情况，可以得到两点基本认识。

其一，尽管在第一个阶段，学术界对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建立起很好的基础，但是，对郭沫若生平基本史料、原初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特别是从成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的角度来看，还远没有达到一个相对可以称之为完善或完整的阶段。所以，关于郭沫若的生平活动，无论从地域空间上说还是从时间段上说，都存在历史的空白之处，存在资料上的盲点，已有的史料也往往失之零乱，并不完整。事实上，我们对于郭沫若的生平活动尚不能做出全面的、完整的历史描述。

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学术论著及其他文章著述中有大量的佚文、佚诗是有待整理的，甚至有待寻找和发掘，这其中也包括与创作、撰写及发表、出版相关的资料需要查考、收集。郭沫若著作、译作的版本情况和版本变化包含很复杂的历史内容，除少数如《女神》等几种作品的版本汇校外，大量的版本情况和变化还没有被疏理、考订。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十年，后又有近十年的流亡生活在日本度过，前后二十年时间不可谓不长，同时，这又是他一生中两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行旅。但就如此重要和丰富的历史时光而言，我们所能了解和掌握的历史信息实在是太少了。

郭沫若的书信、他的人际交往关系及他所参加或置身其中的各种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凡此种种，其中都包含了太多缺失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空白点。

可以说，在郭沫若生平活动的许多时候和许多方面，我们连最基本的情况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其二，在现有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存在不少失实失误的情况，并且这一问题尚未被研究者充分意识到，从而进行考辨补正的工作。

基本文献史料的匮乏、缺失，涉及的是未曾被发掘或整理的资料，一旦进入学术视野，理当会引起重视。但现有文献史料存在舛误，却意味着郭沫若研究一直认可并沿用着的一些资料存在问题，而且它们已经在郭沫若研究中产生了影响。如何发现这些失实失误的问题，是需要专门予以学术关注和考察的。

郭沫若文学作品的创作、学术论著的撰写，及其发表出版的历史信息记录中存在疏误的情况，不是个例。诗作《十里松原四首》《题〈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创作时间的记录都有误，而前者四首诗源出何处，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其实是需要进行考证的。在郭沫若著译系年及其年谱中，都把他为《甲骨文辨证》所写的序文记述为以日文发表，后由金祖同译为中文。事实是，该序文的中文本与日文本是同时发表的，且中文本为原稿手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学术研究的重要开始，研究其史学著述活动，也多从对该书的考察开始。然而，该书究竟完稿于何时（包括正论部分后陆续撰写的多篇补遗）？该书初版、再版、三版几个版次究竟是何时出版的？几个版次在内容上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些情况的记述多有失实失误之处。

《樱花书简》收录的六十余封家书，是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最重要的一批史料，1981年即已整理出版，前几年在日本也有日文译本出版，可是其中有许多封信函（占总数的近五分之一）的书写时间是误断的。《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是他流亡日本期间最重要的一批书信资料，也存在书写时间断错的问题，还有把他人写给郭沫若的诗误断作其书简的情况。

殷尘著有《郭沫若归国秘记》一书，书中记述了郭沫若1937年秘密归国的过程，该书是被研究者视为历史资料的，所以目前郭沫若年谱对那一时间段郭沫若行迹活动的记述，即以其为主要依据，但是该书存在明显的史误。其实，郭沫若自己撰写的传记著述，如《创造十年》《抗战回忆录》（《洪波曲》）等，其中也存在一些疏误。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可能一一罗列，只能将不同类型文献史料中存在疏误的问题列举一二。但是以上所举之例，涉及的都是关于郭沫若生平活动的基本史料，可想而知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多么让人忧虑了。首先，许多基本史实疏误的存在，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现有的郭沫若传记、年谱，实际上存在许多失实或错误之处。其次，一些基本史实的疏误会影响到一个学术判断是否准确，甚至是否成立，譬如《十里松原四首》，该组诗篇的内容是人们常常用来解读郭沫若留学时期的思想历程，及某个时段精神心态的“证据”，但如果其创作的时间并非目前所标示的，那么已有的学术论断至少是要做出相应修正的。

现有史料中存在失实失误的另一种情况更为复杂，也更加难以判断，当然也就几乎未被意识到。这主要是指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回忆文章中所披露的各种史料。

从郭沫若去世一直持续到整个80年代，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他生平活动的回忆文章，其中大多是由亲历者撰写的，它们成为郭沫若研究学术资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组成部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检识这些回忆文章中可作为史料部分的内容，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即许多明显带有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实际上造成了历史记忆失实的情况。

在这段时期的不少回忆文章中，对历史资料的叙述，无形地具有某种倾向性，也就是说掺杂了属于史料提供（回忆）者主观判断的内容。他们以郭沫若辞世后对于他一生在政治上盖棺论定的评价为出发点，框定出一个叙述其人生行旅的政治脉络。于是，一些显而易见的历史情节被忽略了，另一些历史情节则被放大，或者加入回忆者解读出的内容。这并非有意对历史作伪，但其中非历史的因素势必导致历史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方面的失实、失误，无形中模糊了历史的真实存在。对于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经历，以及他在这段经历中与国共两党如何发生了政治关系的历史描述，就是典型的一例。

现有郭沫若文献史料存在史误，当然有各种成因，但这已经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也没有必要再去寻其究竟。对于郭沫若研究来说，尴尬之处，或者说问题的难点在于，多年以来，研究者们在使用那些存有疏误的史料时从未疑其有误。所以，当务之急是摆脱这种尴尬境地，改变这种状况。

郭沫若研究如何在学术视野的广度上和学术思考的深度上有所拓展，是一个多年来不断重复的话题。但无论怎样说，文献史料的收集都是需要格外给予关注的方面。因为它在不断地寻找和揭示那些我们知之有限，还不太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的历史存在和历史真实——由文献史料所书写的历史存在和历史真实。这一寻找过程，一定会给郭沫若研究带来新的、更大的学术空间。

本书正文从两个方面对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进行疏理：一是关于缺失文献史料的发掘、钩沉、整理、考释；二是对现有生平史料中存在疏漏、舛误的考辨、订正。每一问题或一则史料单独成篇，按照郭沫若生平活动的几个方面归类，分为“史迹”“著述”“交往”“书信”四篇。

史迹篇

三个生辰日期？

1892年11月16日，这是一直沿用的郭沫若生辰日期。郭沫若在自传中两次写到这个日期。较早的一次是在《我的幼年》中，后一次是在《五十年简谱》里。

《我的幼年》作于1928年，1929年4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编就于1941年9月25日的《五十年简谱》^[1]，使用的当然是比文学性传记更严谨的记述文字，其第一段谱文写道：“民纪前二十年（光绪十八年壬辰、西纪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午时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

在郭沫若去世以后，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所有他的传记、年谱，都按照这个日期记述他的生辰。2001年3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武继平著的《郭沫若留日十年》一书披露了一项史料：郭开贞在进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时于1918年8月1日亲笔书写的入学志愿书与履历书。两份文书上均写着“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生”。（书中附有两份文书的照片）该书认为：“这个郭沫若的出生年月日作为我们最新掌握的写作时间最早的第一手资料，其可靠性毋庸置疑。”

这两份文书，让我想到了手头保存的一份郭沫若在九州帝国大学学籍簿上登记册页的复印件，其中郭开贞一栏也写着“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生”。这一份资料在我手中已经保存了十余年，此前之所以没有把郭沫若的生辰日期作为一个可能需要考订的问题提出，是因为考虑到学籍簿为学校登记的文字档案，并非本人所写，所以不排除登记过程中抄录者出现差错的可能。而根据《郭沫若留日十年》所披露的史料，九州帝国大学学籍簿所记载的内容，显然系按照郭沫若自己在入学志愿书与履历书上所写的出生日期登录的。那么，这就确实存在需要对郭沫若生辰日期进行考订的问题，至少要对这两个不同日期的说法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依常理，以郭沫若“写作时间最早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判定其“可靠性”或者说准确性的标准，也即是说，以“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1892年11月18日）作为郭沫若的生辰日期，当然是最合适的考虑。但是具体到这个涉及两种纪年的日期，是不是就能够以其断定为不二的史实呢？我以为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还需要考虑一些相关的历史和社会的因素。

九州帝国大学学籍簿

其实，郭沫若的生日，他自己还亲手写下过另外一个日期，这是迄今尚不为人知的。

一位日本学者小峰王亲，在1962年曾编撰了一部《郭沫若年谱》，该年谱作为日本《法政大学教养部研究报告》第七号于1963年6月刊印。小峰王亲于6月底将此年谱寄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郭沫若接到小峰王亲的来信后校阅了该年谱，并在寄来的原文上做了修改和校正，然后于同年8月中旬寄还小峰王亲。寄还年谱和复信小峰王亲一事，是由中国科学院对外联络局代办的，该局（以局长的名义）在给小峰王亲的信中写有这样一句话：“现将郭院长亲自校正过的郭沫若年谱一书寄还，请查收。”^[2]

郭沫若所做的修改既有文字的增删改动，也有内容的增删改动，总计七十余处。小峰王亲所撰年谱的第一条谱文为郭沫若的生日、家世等内容，谱文是这样写的：“（一八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四川省西南部……”郭沫若在原件上对时间做了校正，改为：“十一月十七日（阴历九月二十一日）。”其中“九月二十一日”几字仍依原文字未做改动。小峰王亲原撰谱文时间的月份肯定有误，他未搞清郭沫若出生月份的九月是按夏历纪年所记，那“二十一日”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呢？这个疑问我们暂且放下，郭沫若亲自校正的文字（按中国科学院外联局给小峰王亲复信所言，从笔迹上判定亦应为郭沫若亲笔所写）就成了他自己亲手写下的又一个生辰日期。

郭沫若在小峰王亲作年谱上校改的文字

郭沫若改定的文字自然就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十一月十七日”这个日期从何而来？是否为笔误呢？如果郭沫若就认定自己的生日是“十一月十七日”，抑或为笔误，那郭沫若为什么又没有将改注在括号内的阴历月日之“九月二十一日”的文字（即该年谱的原文）予以改正呢？无论是公历的11月16日还是17日，都不是阴历的“九月二十一日”。

如果仅就郭沫若对小峰王亲所撰年谱这一条谱文修改的文字进行考证，可能会得到某个结论，譬如出于一个简单的笔误，或是一个记忆上的错误，也可能是其他什么根本说不清的原因。但这实际上没有意义，我在这里举出这一条史料，是想将其与上述两则记录郭沫若生辰日期的史料联系在一起呈现一个事实：郭沫若对于自己的生日亲笔写下过三个日期，（1892年）11月16日、11月17日、11月18日。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恐怕我们很难简单地以哪一个日期是郭沫若最早写下的，就判定其为史实，尤其是后两个日期的记录，一个是在郭沫若亲自编订自己的年谱时写下的，一个是他在校阅他人为其所做年谱时写下的，它们都不是出现在撰写一般性的回忆文字的过程中，编订、校阅自己的年谱，理应对这样的日期格外仔细才是。

所以，实际上我们面对的这一事实只能这样去解释：郭沫若对于自己的生辰日期并没有准确的记忆。

关于这一点，郭沫若早在第一部自传《我的幼年》中就提到了，只是因为该书后来在版本衍变中文字的易动，使得人们（包括研究者）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我的幼年》在叙述传主出生情况时是这样写的：“就在那样土匪的巢穴里面，1892年的秋天生出了我。”“我是生在阴历九月尾上的，日期是二十一还是二十七，我现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是午时生的。”小峰王亲所撰年谱中“九月二十一”的出处显然是在这里了。对于“二十一”和“二十七”两个日期应取哪一个，郭沫若表达的意思很清楚：“现在不记得了。”但小峰王亲自作主张选择了“二十一”日，而郭沫若后来在《五十年简谱》中则用了“二十七”日，但他们都没有予以说明。

《我的幼年》在以《我的童年》为题收入《少年时代》^[3]时，文字一应如前。1958年，郭沫若在编订《沫若文集》第6卷时，对《我的童年》的文字做了修订，将原记述出生一段文字改作：“我是生在阴历九月的尾上，日期是二十七。我是午时生的。”^[4]从那时起，人们关于郭沫若生辰日期所获得的信息，实际上就出自这删削过的文字。

郭沫若没有改动小峰王亲所撰年谱中“九月二十一”一处文字，其实还是说明他对自己出生的准确日期没有清晰的记忆。当年会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与郭沫若东渡日本前后生活在使用不同纪年的社会环境有关。

在没有出川之前，关于生辰日期，无论家人还是郭沫若自己，应该都只是依据阴历时间。到日本以后，日本社会早已经改用公历纪年，郭沫若也需要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如果只是单纯改依公历纪年，那么在将阴历的出生年月日换算为阳历日期之后使用，自然就不会出现错误了。但实际情况恐怕是，在涉及生辰日期的时候，郭沫若需要两种纪年方式并用（对家人仍讲阴历）。时间一长，既有可能把阳历的时间搞错了，也有可能反过来模糊了阴历日期的记忆。事实上，郭沫若在留学时期所写的家书中就时不时有阴阳历日期并用的情形，而且不止一次出了差错，譬如，他在1915年10月21日、1916年2月19日所写的两封家书，均于公历日期下并署有旧历日期，但旧历日期都有误。像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于郭沫若那一时代的人们中间并非鲜见。

如此看来，若没有原始的关于郭沫若生辰日期的文字记录（至少到目前仍未发现），我们只能在上述三个日期中做一选择，而确定的标准，并不能依据对于其所谓准确性的判断，因为实际上我们还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这三个日期也并非最准确的日期。所以采用一直沿用的日期，即1892年11月16日最为恰当。当然，在编订郭沫若的年谱中，对另外两个不同日期均应存录并予说明。

[1] 《五十年简谱》刊载于《中苏文化》半月刊1941年11月第9卷第2、3期合刊。

[2] 信文及以下郭沫若所作校改的文字，均依据原件复印件。小峰王亲后来并未将郭沫若校改过的谱文另行刊出，或是对原作谱文予以更正。

[3] 《少年时代》（沫若自传·第一卷），上海海燕书店，1947年4月初版。

[4] 《沫若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5月。

与国共两党关系中的大革命经历

1926年3月，郭沫若乘船离沪赴穗，应聘于国立广东大学。7月，他加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投身于北伐的军旅行列。1927年11月，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的军事行动失败后，随起义部队南下的郭沫若辗转香港重返上海。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郭沫若经历了一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走进一个与“创造十年”全然不同的人生领域。他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发生了政治关系，他作为文人知识分子由士而仕的最初尝试，以及他一生的政治经历也是从此开始的。

历史的误读

尽管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郭沫若接下去的人生行旅，却多与这一段经历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因果联系。所以，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出郭沫若在1926年至1927年的经历，应该是记述他生平活动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人们已经做了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发掘整理工作，因此，现有的郭沫若年谱、传记对于他这一段经历的描述，让人感觉似乎已经不存在重要遗漏和歧义了。

然而回过头来检识一番，发现情况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郭沫若研究曾呈现一种非常热烈的场面，许多学术资料准备工作也是在那时打下基础的。但热烈的场景下其实存在着隐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发掘大量史料的同时，忽略或是忽视了许多历史细节；二是许多回忆资料中包含有非历史性的因素。

历史细节并非无足轻重，它们能够使历史场景鲜活生动地呈现出来。即使是一些零落的细节资料，在直接史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它们可能与相关的其他一些史料联系起来传达重要的历史信息。回忆资料中包含有非历史性的因素，是指史料提供（回忆）者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融入了属于主观判断的内容。在有关郭沫若的生平史料中，后人的回忆文章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来回忆几十年前的人、事（或者依据口口相传），出现记忆上的错误，甚至张冠李戴，在所难免。这可以结合一手的资料或者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补充来确定其真正的历史存在或历史状态。但在提供（回忆）者的叙述中已经包含了解读性的主观判断的内容，而它们又反映某种时代氛围的话，那是会在无意中模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历史真实性的。

具体到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的这一段经历，人们已经熟知并认可的叙述，大体上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1926年2月，郭沫若得到广东大学校长陈公博的信函，邀请他去广东大学任教。这是共产党人瞿秋白推荐的。

3月底，郭沫若到达广州，林伯渠安排了他到广东大学的事宜。这时，他结识了毛泽东，不久又结识了周恩来。在广东大学任教的四个月中，担任文科学长的郭沫若的重要经历有文科革新、择师风潮，参与中山大学筹备工作，有多次与时政有关的演讲及许多社会活动，加入了国民党，同时也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6月，在共产党人周恩来、孙炳文等人的推动、推荐下，郭沫若担任了北伐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随军北伐。

10月，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即往南昌主持总政治部在总司令部行营和江西方面的工作，并再一次提出入党申请。在此期间，一方面是蒋介石拉拢郭沫若，另一方面则是他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

1927年3月底，郭沫若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与蒋介石决裂，并遭通缉。

8月，参加南昌起义，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中，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概括叙述所依据的史料，为行文简便，在这里不一一注明，它们都是郭沫若研究者们所知悉的。我要说的是：从这样一个历史叙述的梳理中，我们实际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条脉络，即它主要，或者说是侧重于在郭沫若与中国共产党发生政治关系的过程中，去描述他在大革命时期的人生经历，而他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交道往来则被包含在这一关系中，或者仅仅是从这一政治关系去解读那些史料。

这样一种对历史的描述，是否就是曾经的历史，或者说历史是否仅仅就是这样一些内容、这样一种状态呢？我以为，这还是一个需要再斟酌的问题，这里面存在着对历史的误读。我们不妨从对上文所涉及的一些史料的考辨，与另外一些未被提及的历史细节以及相关的史料综合起来进行考察，把那些回忆性史料中所包含的非历史因素排除掉，然后再来看看历史叙述的文本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国民党左派

第一次大革命以国共合作为其政治态势最根本的特征，这是考察此一时期郭沫若生平史料格外需要注意的一个历史背景，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一点实际上是被忽略了。

先说郭沫若的受邀去广东大学。陈公博（国民党人）邀请，瞿秋白（共产党人）推荐，我们把这两者都确认作史料，但一直以来人们强调的实际上是后者的作用，似乎是有了瞿秋白推荐（与此相关的是，郭沫若到达广州后先去了林伯渠处），才有陈公博的邀请。其含义当然是以共产党作为促成郭沫若南下广东的政治背景。且不说关于瞿秋白的推荐只有间接的史料，陈公博的邀请则是直接的史料，在这一叙述中，还有一个被忽略了的历史细节：陈公博特意致函邀请的是两个人，郭沫若之外，另一位是田汉（邀请信函的抬头即为“沫若田汉先生”）。我不知道当初资料的发掘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忽略了这一点。陈公博邀请信的内容也是值得注意的，信中写道：“我们对于革命的教育始终具有一种恳挚迫切的热情，无论何人长校，我们对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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