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实录+中国格局分析（套装共5册）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邓小平实录+中国格局分析（套装共5册）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李新芝,薛涌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9-09-24

书籍编号：30530434

ISBN：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10290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版权信息

书名：邓小平实录+中国格局分析（5册装）

作者：李新芝　薛涌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总目录

邓小平实录1：1904—1945（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版）

邓小平实录2：1945—1966（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版）

邓小平实录3：1966-1982（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版）

邓小平实录4：1982-1997（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版）

坏民主：薛涌美国社会观察笔记

第一编 早年岁月（1904-1927）

历程

古城广安

四川，人称“天府之国”，古为巴蜀之地。

四川的文明史，真可谓古老而悠久。距今200万年前，便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那里繁衍生息。后来，在现在四川的东部和中西部，形成了巴蜀两个小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牧野会盟，巴蜀两国曾经参加，共伐商纣。战国后期，巴蜀两国间发生矛盾，其时正值北方强国秦国兼并天下。秦惠文王趁巴蜀嫌隙之际，挥军南下，先行伐蜀，继而灭巴。公元前316年，巴蜀正式并于秦国。不久，秦便在今重庆附近和成都地区设立了巴蜀二郡。从此，巴蜀之地乃归于中华大统。

四川得名于宋。宋置川峡路，后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称四川路。到了清朝，正式命名为四川省。

四川物产丰富。由于气候温湿，四季分明，因此最宜农作物生长。自古以来，四川盆地便以粮仓著称，许多军事家都曾在此屯田养兵。巴蜀之地盛产稻米、丝麻、水果、茶叶、井盐。自宋代以来，其纺织、井盐、瓷器和冶金诸方面已有相当的发展。

四川人杰地灵。远在2 000多年前的汉代，就出现过司马相如这样才华横溢的辞赋大家。许许多多的文人名士都曾活跃在巴蜀这一历史舞台上，其中有战国水利巨匠李冰父子，三国鼎足人物刘备、诸葛孔明，唐代诗坛泰斗李白、杜甫……巴蜀之人会种田，会养蚕，会冶矿，会织缣，向以吃苦耐劳、勤劳朴实著称于世。

在四川省东北部丘陵地区有一个古老的城镇，素有“地枕巴山，城环渝水，东岭茶铁之乡，西溪鱼虾之出”的美誉。这个古老的城镇就是广安。它西距四川省省会成都200多公里，南离长江重镇重庆100公里，今属南充市。这里是成都平原的边沿，土地不算贫瘠，但并非富裕发达之地，一条渠江浩浩荡荡川流不息，纵贯全县。

广安古属梁州地界。在这一地区生活着的先民为族人。人和其他一些土著部落民族，共同创造了这一地区的先巴文化。

春秋晚期，原在汉水中游一带生息的巴族人迁入，遂在川东建立了巴国。巴族，自称太皞伏羲氏的后代，自古活动在汉水流域中游一带，殷商中叶战败于殷，便向殷纳贡称臣。殷朝末年，巴人不堪屈辱，参加了周武王的伐商之战。巴师曾为前锋，骁勇善战。周王朝建立后，巴被封为诸侯。武王封其宗族中姬姓人士于巴，号为子爵。春秋时代，南方大国楚国崛起。巴国在与楚国数度交锋之后，终于战败，遂离开汉水流域，举族迁徙，最后落足于川东地区。巴人与川东各土著民族融合，建立了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巴国，直到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

战国时期，广安已属巴国，由于其先民为族人，于是在此设有城。巴为秦灭后，秦在今广安设县，名宕渠县，属巴郡管辖。五代改宕渠为始安，隋复城，唐称渠江，到宋以后，始为广安。

清末编写的广安县志中记载：广安厥土饶沃，无旷土，无闲田，无沃瘠之别，无水旱之忧。树以桑麻榆枣，畜以牛马鸡豚（猪），植以葱韭蔬果，延以瓜瓠薯葛。广安物产丰饶，凡山林竹柏之材，原野羽毛之族，陂池鳞介之虫，水陆草木之实，岩洞药石之宝，畜产皮角之富兼而有之。兹地所产之稻米苞谷号称金羹玉版；所出之蚕丝品质特优，黄白莹然；所织之布汉赋有载，谓为筒中黄润，一端数金。正因如此，广安又有“金广安”之称。

广安除物产丰富以外，文化也不算十分落后。早在公元前100多年汉景帝的时候，司马相如受蜀郡郡守之派进京受业，并还教乡里，自此巴郡亦设立文学。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广安就已设校学，置经师一人。此后历经近2 000年的时间，广安一直办学。到民国初年，除原有小学外，还设立中学一所。这样的教育水平，比起文化发达地区，自然落后，但在当时的中国，也可以算接近中等的水平。

有这样一个好的自然条件，按说广安人完全可以耕作自得。但是，偏偏天不从人愿，竟有许许多多的内忧外患困扰着广安人的生活。

一患为兵。隋唐兵家征战，宋末南北交兵，明末农民起义，清朝滇人入掳……战乱频仍，从古到今，广安人几乎没得一点安宁。

二患为灾。广安地高河低，所以以旱灾最为严重。据记载，大旱之年，赤地百里，一望如焚。灾民流窜，乞讨之人沿路可见。

三患饥饿。灾事频繁便会谷价陡涨，谷贵而民慌。乡井寥落，人烟萧索。广安人生于富饶之地，却沦为饥饿之民，实在可悲。

四患疫病。这里三年一小疫，五年一大疫。一人有病，一家相连；一村患疾，数乡共染。清朝同治年间，区区一个痢疾，竟然死了5 000人！

广安交通不便，环境闭塞。而这天灾横祸和人世劫难，则更加阻挠着广安的发展。

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在2 000多年的岁月里，无论天地怎样轮转，无论朝代怎样更替，勤劳朴实的广安人，始终无法挣脱命运的枷锁，始终处于贫穷落后之中。

广安城北约10公里处便是协兴乡。清末时，这里是一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小场镇。有一条用石板铺成的直街，街的两侧有一些小店铺，每逢赶场日，附近的农民汇集于此进行一些山货、谷粮、药材和日用品的交易。

距协兴乡约2公里的姚坪里（今牌坊村）有一座坐北朝南的马蹄形宅院：白灰墙，木头门，青瓦顶；一排正房的两边各有数间偏房，院子对面是一个不大的池塘，院子四周到处是梯田和坡地，种满了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应该说，这座宅院和别的农舍差不多，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那时的姚坪里，像这样的宅院随处可见。

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1904年8月22日），就是在这座宅院里，一个小生命降临到了人间，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生命居然成长为一位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巨人”。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座宅院自然也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如今在这座宅院的门前，镌刻着一副长联：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救国，万民额手寿巨擘。

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这位“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就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座宅院就是邓小平的故居。

祖先踪迹

许多研究邓小平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他家族的历史。有的说邓氏家族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有的说邓氏家族从前是广东的客家人。

目前唯一权威的依据是《邓氏家谱》。据家谱的《凡例》说，这个家谱是起自明朝，以前则弗能考也。它说，撰写家谱时，考证了各位列祖的墓志碑铭，因而“俱无异词，确而有据”。家谱后面还真的把老祖宗们的墓志碑铭一一抄录在案。《邓氏家谱》从明时始，记至民国初年。

《邓氏家谱》记载：一世祖为邓鹤轩，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明洪武十三年（1380），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居广安。从此开始了四川广安邓氏的纪元。而这个邓氏明代以前在江西的情况，便失传无考了。

在《广安州新志》“氏族志”中有这么一节：

望溪乡姚平邓氏。

邓氏旧志，其先本江西庐陵人。明洪武中有鹤轩者以荐举南京兵部员外入川，遂籍广安州北姚平家焉。其祖墓均在姚平，有宗祠。

《邓氏家谱》与《广安州新志》中关于广安邓氏来源的说法是一致的，看来似乎可以信之确凿了。不过，根据《广安州新志》卷首的“历代撰志人姓名”，清朝乾隆广安志，是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由“廷尉邓时敏重辑”。这个邓时敏，就是邓家名人邓翰林。

目前，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就暂且以家谱和县志作为依据，追寻一下广安邓氏家族在500多年的时间里的步履踪迹。

兵部员外郎，是一个小小的官，据《辞海》注释，员外郎这一官名原指设于正额以外之郎官。隋开皇时，于尚书省各司置员外郎一人，为各司之次官。唐宋沿置，为中央官吏中的要职，明清各部仍沿此制，以郎中、员外郎、主事为司官的三级，得以递升。兵部乃古代高级军事官署。三国时期曾设五兵尚书（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隋唐以后综合为兵部，为六部之一，掌管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之政，以后历代沿用，至清末方改为陆军部和海军部。自唐宋以后，尚书省各部下属设司为次一级官署。员外郎为司之次官。所以这个官位，虽不算“芝麻官”，却也并不显赫。

《邓氏家谱》中，以邓鹤轩为一世祖，明代一共计有九代。家谱中所列进士及第的，就有好几位。但据《广安州新志》记载，只有两位进士，一位是八世祖邓士廉，一位是他的兄弟邓士昌。

明代的二世祖，即邓鹤轩之子，名叫邓显，字梅庄。据说此人以文行魁蜀，蜀献王闻其贤，屡聘之仕，皆不应。他的事迹曾载于明代广安郡志。

明代的第八世祖邓士廉，字人麟，明朝崇祯进士。其人慷慨负气，经史子集过目不忘。曾任广东海阳令和吏部侍郎。明末随桂王入滇缅，官为吏部尚书晋大学士。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秋，为缅人所诱，与其他41位大臣同时殉难。乾隆四十七年（1782）赐谥节愍。

邓士廉有一叔伯兄弟，名叫士昌，字龙门。明朝万历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之职，后升任浙江处州府知府。其地地瘠民疲，于是尽力抚绥，修堰灌田，民受其利。遂被荐擢为湖广按察司副使，永州道兼摄衡州道。后为人所忌，劾归家乡。

自清代起至今，邓氏家庭又繁衍了十代有余。乾隆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而这时远在西南一隅的小小邓氏家族也处于兴盛时期，竟然光宗耀祖地出了一个翰林。风光一时的邓家自此以后竟然逐渐地衰败了下来，书香墨迹不但渐渐无人继承，就连耕地也渐渐失去。

前面讲过，邓氏明代八世祖邓士廉曾任过广东的海阳令，后来在滇缅殉国。他有一个儿子，叫邓昉，是邓氏明代最后一代，也就是第九世祖。邓昉于明末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同赴粤东其父之任上。这一家人行至广东高耀县（家谱上如此记载）三义河的时候，遇到海贼劫夺，惨遭横祸。所幸的是，在海贼之中居然有人发了善心，不杀邓昉的两个儿子，将他们抛置岸上。邓昉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邓嗣祖，时年7岁，一个叫邓绍祖，年方4岁。

邓嗣祖，字绳其，乃邓氏清代的一世祖。嗣祖携弟绍祖沿路乞食，流落到一个伍家村。伍家村有个伍员外，询问了这落难的兄弟二人的来历，大发恻隐之心，把这兄弟二人留下，供其食用，还于书舍教其文学。等嗣祖长大以后，伍员外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不久，嗣祖在广东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邓琳。邓嗣祖在广东的时候，因遇考，得遇一个其祖父邓士廉的故人之子李仙根。这个李仙根当时恰为督学使者。这时李才告诉嗣祖其祖父邓士廉殉难之事，并谕令嗣祖回籍。嗣祖此时带领妻儿及弟弟绍祖于康熙十年（1671）回到四川。嗣祖、绍祖流落在粤28年，终于返回故乡，承继家业。据称，嗣祖为人存心仁厚，为乡里称颂，这可能与他少时的艰苦际遇不无关系。

邓嗣祖一共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在广东生的邓琳，一个是回籍后在四川广安生的邓琰。邓琳生有六子，邓琰生有四子，从此广安邓氏遂分为两大房。邓琳一支为长六房，邓琰一支为二四房。从他们的孙子辈起，开始立下字辈，即：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燕尔昌荣。邓小平这辈是先字辈。

邓琳，字石山，幼年随父从粤东归回四川。据县志上说，他髫龄即能为古文辞，长大后穷研经史，尤喜谈经济。雍正十三年（1735）任中江训导。训导乃一种学官，府、州、县学都设训导。中江是清朝四川中部的一个县，因此邓琳的这个训导是县级的。民国时期，各高等学校的训导是专门掌管学生的思想品德的，类似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而清代的训导则没有这种功能，只是协助同级学官教育所属生员（学生）。邓琳学识不浅，教导有方。其长子简临、三子亮执同榜甲子举人，第六个儿子时敏中了进士，还做了个翰林。

邓琰，字映华。家谱说他学无上进，只好务农。邓琰为人轻财好义，故能够承继祖产。他对邓琳的儿子视若己出，见侄子邓时敏好学，就送给他价值300挑谷的田地（约合60亩地）以做膏火（旧时学生学习所用的津贴费用）。其人长寿，享年81岁。邓琰虽然学业无成，但持家有方。他送给侄子60亩田，证明他当时拥有的田亩至少几倍于此。这种家业，虽不如北方的豪门巨富，但在当地也不算小。邓家能够出个翰林，他的确是个有功之人。

邓翰林，名时敏，字逊斋，号梦岩。据县志所载，时敏性格温恭谦让，雍正十年（1732）中举，乾隆元年（1736）进士及第，遂进入翰林院，授以编修。

翰林，为古代的一种官名。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职掌撰拟机要文书。明清则以翰林院为“储才”之地，在科举考试中选拔一些人入院为翰林官。清代翰林院为大学士执掌，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

邓时敏入翰林院后，虽只是区区一个编修，但对于当时的广安邓氏来说，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光宗耀祖的大事。邓时敏在翰林院后升为侍讲，历任江南宣谕化导使、翰林院侍讲学士、通政司副使，最后于乾隆十年（1745）升任大理寺正卿。

大理寺乃我国古代中央审判机关，职掌审核刑狱案件，其主官称卿。邓时敏所任的正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

父亲邓琳病故后，邓时敏奏请圣上，批准他回乡奉母。邓时敏回广安后，重修了广安州的州志。

乾隆二十九年（1764），邓时敏再次入朝，官复原职。县志称，邓时敏任大理寺正卿时，审理案件时常常苦心平反，有所得必争，争不得必奏。刚果持正，不稍迁就，同列皆畏敬之。邓时敏后来因年事已高，乞准告老还乡，诰受通奉大夫，66岁时在家乡去世。邓时敏有子无孙，没有后裔。

生身父母

邓绍昌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绍昌是他的族名，他的字叫文明，故一般人都习惯叫他邓文明。据说到了邓绍昌这一辈是三代单传，按照旧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就是说三代人中都只生了一个儿子。实际上，邓绍昌还有几个姐妹，但都不算数，邓绍昌还是被称作“单传”。

时运不济，家道中落。生于乱世、长于乱世、终于乱世的邓绍昌虽然感念清初邓翰林时的风光，但毕竟二四房的邓绍昌一家和长六房的邓翰林传下的那一支，早就出了五服了。

据说，邓绍昌的父亲十分穷困，田无几分。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妻子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他时常带着纺好的线和织好的布到集市上去卖，连口粮都舍不得带，只随身揣一把干胡豆（蚕豆），喝几口凉水了事。慢慢地，有了一点钱，买了一点地，到邓绍昌的时候，家里大约已有十几亩地了。

邓绍昌小时候读过一点书，家里有一些田地，他便不用去种田，而是雇用个把长工种地。

由于时代的局限，邓绍昌是一个典型的旧社会的人，他的思想和生活都是旧社会的，但对旧社会又不满意。他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广安县所在的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北地区，早在20世纪初就受到了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就是巴县人。邹容的一篇战斗檄文《革命军》，如满天阴霾中的一声霹雳，震撼了中华大地，同时也给他的故乡的革命运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906年，孙中山的同盟会在重庆建立了支部，进一步推动了四川的革命斗争进程。1907年开始，同盟会在四川各地先后举行了好几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1911年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等人便已在四川荣县领导起义，宣布独立。11月，同盟会在四川重庆地区的长寿、涪陵宣布起义。11月21日，广安的同盟会率军攻占广安，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11月22日，同盟会的重庆蜀军政府成立，标志着清王朝在重庆的封建专制统治的覆灭。

在四川，特别是在川东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活跃和革命起义蓬勃发展之时，邓绍昌正值25岁左右，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生长于革命思想和运动都相当活跃的地区，受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支持辛亥革命，并且在地方上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暴动。那时他们的目标是灭清兴汉。在广安的革命军中，他还当过类似排长那样的小指挥官。当时的革命军在广安县城对面设有大寨、小寨两个军寨，大概驻有一二百人。那时候的社会已相当混乱，因此参加革命军都是自愿的。辛亥革命的时候，邓小平才7岁，因为父亲在革命军的寨里驻扎，邓小平还曾去过那里，住过两个晚上。虽然那时邓小平还小，但那种革命的气氛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印象，直到晚年，他还记得这件事情。

邓绍昌对于做生意和发家之道可能并无多大本事，可是他为人比较讲义气，又参加过一些“场面上的事情”，因此在当地的社会上可以算得上是有名气的了。

四川有一种民间的帮会组织，叫“袍哥会”，也叫“哥老会”。“哥老会”曾先后参加过反洋教运动、保路运动和辛亥起义，在四川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邓绍昌曾在协兴乡的“袍哥”中当过“三爷”，又叫“管事”，后来又升为“掌旗大爷”。

大约在民国三年（1914），邓绍昌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局长，是由县长委任的。由于委任他当团练局局长的那个县长垮台了，邓绍昌的团练局局长也就当不成了。在这以后，他还当过本乡的乡长。

据说，邓绍昌在当团练局局长的时候，曾带兵剿讨过华蓥山的土匪郑某，结下了仇。后来郑某被政府招了安，一下子当了师长。这个师长可比县团练局局长权势大得多了，于是邓绍昌就跑到重庆避难，在重庆一住就是8年。正是由于他到了重庆，结识了一些朋友，才知道了有留法勤工俭学这么一回事，于是把儿子从乡下找来送去留学，使他的儿子走上了一条颇不平凡的人生道路，这是后话。

邓绍昌当家以后，可能过于热心于外部世界，热心于社会事务，因此没有花多大的精力来经营家业。由于他当团练局局长时挣了一些钱，家业也相应有所扩大，后来家中大约拥有100多挑谷（合20多亩）的土地。就是这样，家境也并不宽裕，有时甚至相当困难。为了供儿子念书和支付其他一些开销，有时还不得不卖掉一些田。他虽然有不少的旧思想、旧习气，但是总的来说思想还比较开明。他一知道留学消息就把长子送出国；知道儿子们在外面参加革命也不反对；儿子们在外面搞革命实在没饭吃了，给家里写信，他还卖田卖谷，寄钱资助。儿子们寄回来的一些革命书籍和刊物，他收着藏着，装了满满一大箱子，直到最后国民党搜查得紧了，才忍痛烧掉。

邓绍昌就是这么一种典型的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混杂着新旧思想的人。

邓绍昌死于1936年，是去追外出闯天下的第三个儿子时病死在外地的。邓绍昌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10多岁就离家，一去不回。二儿子出去念书，参加了革命，有家难归。第三个儿子也闹着要出去闯天下，这下他就不干了，可能是想让三儿子留在家中继承家业吧。但这个老三不肯听话，偷着要跑，邓绍昌一气之下追他而去。他本来就有便血的病，可能连气带累，病情突然加重，就死在了外面。这时候，他还没有过50岁的寿辰。家里人突然闻此噩讯，悲痛欲绝，不得不买了一块地，把他葬在了离家不远的一个地方。

邓绍昌一生先后娶过四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姓张，大约是在他13岁时成亲的。婚后不到两年，张氏就病逝了，没有留下儿女。

第二个妻子姓淡，淡家亦是广安县望溪乡的一支旺族，清代曾有人在湖北通城县、江苏嘉定县和甘肃渭原县出任知县。这个淡家姑娘大约是在1901年嫁给邓绍昌的，当时淡家比邓家家业大得多。190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长女邓先烈出生。那时邓绍昌才16岁。1904年，他们的长子邓先圣出生，这就是后来成为一代伟人的邓小平。1910年，次子邓先修出生，他后来改名邓垦。后来三子邓先治出生，他用的名字叫邓蜀平。

淡氏一个大字都不识，但为人十分能干，也很会讲道理。当时在乡里面，街坊邻居发生了什么纠纷，都请她去断道理。她还会养蚕，会缫丝，卖了丝赚些钱以补家用。邓绍昌生前很少在协兴乡的老家，凡家中事务和诸多子女全靠淡氏一人照料。所以邓小平对他的母亲十分敬重，他说过，当时那个家能够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据说淡氏十分疼爱她的大儿子。儿子出门，一去不复返，有时音信全无，使她十分挂念。淡氏1926年病故，再也没有见到魂牵梦萦般思念的儿子。有人说她是想儿子想死的，这也不无道理。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旧式妇女，既要撑持家务，又要思念子女，劳累加上心伤，应是她早逝的双重原因。

邓绍昌的第三个妻子姓萧。她为邓家生下了第四个儿子邓先清后不久便病死了。

最后，邓绍昌娶了一位姓夏的妻子，她就是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

夏伯根的一生既平凡又不平凡。她的父亲是嘉陵江上的一个推船工人。这是一个真正的贫苦人家，田无一垄，地无一分。她有一个哥哥，但很小就病死了。她的母亲因悲失娇儿，不久也离开了人世。这样，她的父亲带着这唯一的女儿相依为命。夏伯根十几岁的时候嫁了一个丈夫，职业是给人做“中人”（有点像现在的公证人），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不久就病死了。后来，她带着女儿再嫁给了邓绍昌。她一共生了三个女儿，第一个是邓先芙，第二个是邓先蓉，10来岁时病故，第三个是邓先群。邓先群出生不到1岁，邓绍昌就死了。

邓绍昌的去世，对夏伯根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不幸。她是寡妇再醮，没有生过儿子，又不当家，本是没有地位的人。但她聪明能干，颇识大体，为人又爽快仗义，因此甚得乡亲爱戴。她会织布，会种田，还特会做饭。邻人家里打架闹纠纷，也都找她去主持个公道。家里当家的邓先治其实并不理家，全靠她辛苦劳作。她和淡氏一样，成为邓家赖以维持的顶梁柱。

综上所述，邓绍昌共有7个子女（不算早逝的）：

邓先烈（女）、邓先圣、邓先修、邓先治、邓先清、邓先芙（女）、邓先群（女）。

这样，曾是三代单传的邓家，到了邓绍昌时，人口开始兴旺起来了。

少年时光

邓小平的童年、少年都是在家乡广安度过的。1910年6岁的邓小平正式入私塾发蒙读书，次年进入协兴场上的北山小学学习，1915年插班在广安高等小学堂读书。1918年考入广安县中学堂。

1910年6岁的邓小平发蒙读私塾，开始了他的学生生涯。蒙童的功课主要是读书写字，教材是《三字经》《千字文》等以识字为主的启蒙读物。这类读物塾师照例是不讲的，只逐字逐句教读，然后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聪明伶俐的邓小平在先生教读之后便能马上记住，而且能流畅背诵，颇得塾师喜欢。

蒙童的主要作业是写毛笔字，塾师在八开纸上写上核桃大小的字作为格字发给学生，学生蒙上纸照写。有了一定基础，学生就可离开格字临摹教师或字帖的字仿写。教师改阅习字作业时，错别字或间架结构很差的字就在字旁画叉，写得较好的字画一个圈，学生称之为“鸡蛋”。儿童对于自己写的字得的“蛋”越多就越高兴。邓小平对写毛笔字很有兴趣，每天读过书后便练习写字，放学回到家里还要反复练习，因此他的字进步很快，得的“蛋”越来越多。每天中午放学回到家里，他总是举着画满红圈的习字本让母亲看，母亲也总是高高兴兴地给他煮一个鸡蛋作为鼓励。经过私塾写字课的严格训练，邓小平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础，直到晚年，他的字依然刚劲有力，这可以说是他童年时代私塾学习的最大收益。

一年后邓小平离开私塾，进入了协兴场首创的北山小学读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邓小平读书十分勤奋用功，在北山小学堂学习的4年时间里，除一次因生病缺了几天课外，从未旷过一天课，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也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从未影响他去上学。每天放学回来除了帮母亲做一些家务活，有时去和小伙伴们戏耍一阵之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温习功课，晚上还要在油灯下读书写字。由于刻苦努力，加上天资聪明，他始终是班上成绩拔尖的优秀学生。在几年的全部考试中除一次因病考了第二名外，其余考试成绩均是第一名，深受老师称赞和同学们的敬佩。

邓小平不但学习勤奋，而且肯吃苦。他家到北山小学是一条3华里长的乡村土路，一遇雨天，泥泞难走。但邓小平总是风雨无阻，雨再大，路再滑，他也要去上学。几乎每次雨天，在放学和上学的路上都滑倒在泥水中，回到家里经常浑身上下都是烂泥。祖母和母亲心疼邓小平，怕他年幼摔坏身体，就劝邓小平雨天不去学堂，在家中读书写字，温习功课，但邓小平不肯，一定要坚持上学。劝不动邓小平，母亲就想出一个主意，一遇雨天就用小布袋装上一合米，再给他两枚铜板，叫他中午在场上熟人店铺里搭一顿饭。谁知邓小平从没去搭过伙，下午饿着肚子上课，放晚学回到家将米和钱原封不动地交给母亲。母亲心疼地责备他，叫他不要这样节俭，要爱惜身体。邓小平总是笑着点点头，但事后仍是这样。母亲没有办法，以后碰到雨天，便在家里早点把午饭煮好，托人送到学校给邓小平吃。

童年的邓小平还是一个热爱劳动的孩子。平常在外面经常帮助一些贫苦孩子割草放牛，在家里则尽力帮助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扫地、照看弟妹等样样都干。到了养蚕季节，他便成为母亲的得力助手。邓小平家每年都要喂养几发蚕，家里的正堂屋和两间厢房都摆满蚕簸。这时候母亲很辛苦，除了繁重的家务外还要抽时间来照看蚕宝宝，白天忙家务，晚上侍弄蚕子，经常忙到深夜。邓小平年纪虽小，但很懂事，看到母亲这样忙碌，十分心疼。于是放学后径自回家，帮助母亲做些活，不是背着背篼去采桑叶，就是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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