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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实录毛泽东套装2册（1945—1976）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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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捷,于俊道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9-09-01
书籍编号：30531775
ISBN：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783230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全书内容：
版权信息
书名：实录毛泽东套装2册（1945—1976）
作者：李捷 于俊道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总目录
实录毛泽东3：重整旧山河1945—1957（新版）
实录毛泽东4：最后二十年1957—1976（新版）
一、为“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
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9日，日本政府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就在日本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同一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文，提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告诫说：“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
8月13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制止内战、维护国内和平、针锋相对的方针。同时告诫全党，不要对蒋介石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他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他明确提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在日本投降的最初几天里，毛泽东度过了最忙碌的时期。
师哲回忆说：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各地代表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只有极少部分干部因故在延安逗留数日。这时，外电传来消息——8月9日，苏联军队从远东的双城子至西伯利亚的赤塔一线全面出击，向日本侵略军展开猛烈进攻。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日军顽强抵抗，双方都有众多伤亡。但苏军仍然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几天的时间，8月14日日本天皇便宣布愿意放下武器，正式投降。毛泽东说：“看，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了原子弹，日本没有投降；而苏军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全城沸腾了！以延安城为中心的几条辐射形山沟中，满山遍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爆竹齐鸣。人们欢呼雀跃，把衣服帽子抛向天空。卖水果的老乡把筐里的苹果、梨送给近旁不相识的人。不管认不认识，大家互相拥抱，拉起手来扭秧歌。当天夜晚，满山遍野是火的海洋、欢乐的洪流！狂欢持续了三天。
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胜利了！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我党、我军上上下下都处于极其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之中，党中央领导同志尤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最忙；朱德总司令历来表现得不慌不忙，优哉游哉，事情却处理得从容不迫，井然有序；而任弼时同志当时重病在身，力不从心，只是着急。
毛泽东恨不能把一天当十天用。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把办公地点移到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一面处理事务，一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同志。他一面同这些同志谈话，一面挥笔疾书——发布命令，写委任状，发表文告、声明、宣言，等等，每天要在办公室连续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而夜里读书仍然不可或缺。有时忙得无暇进食、饮茶。幸而适逢延安瓜果成熟的季节，所以工作人员挑选了最好的瓜果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乒乓球台子上。台子中央摆着笔墨纸砚，别无他物。毛泽东在工作时顺手抓起瓜果来解渴、充饥，或时而啃几口馅饼和面包。毛泽东吃西瓜也是很有特点的，他将西瓜抓在手中，如同风卷残云一般，一口一片。
小礼堂的周围摆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命令和指示。愿意吃什么，自己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取了就吃。领到委任或指示的人，精神振奋，立正、敬礼，各自离去。
刘少奇在自己的窑洞里悉心研究各种文件、各地来电等，或者同出发到前方去的同志谈话，只有遇到重大问题才同毛泽东商量、研究处理方案。他首先关注到东北方面的形势和我们应采取的方针。
在苏军进入我国东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苏军的动向，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我方人员——如刘亚楼、周保中等同志，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看来苏联是认真遵守同美英达成的秘密协定，即只同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
8月14日，莫洛托夫同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苏联的援助完全给予国民党政府，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的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同日，斯大林发表声明，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从东北撤军。同时，国民党政府同意苏军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大连港国际化、中苏双方共同经营中长路的要求和承认外蒙古独立。因而苏军把东北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同意他们派市长接管。
然而，我军在东北的抗日力量早已存在，尤其在山海关至张北一线的长城内外，部署了罗瑞卿、李运昌、杨成武、吕正操、曾克林等部。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后，上述所属部队及山东解放区的肖华等部便全面向北进击，深入东北腹地，配合苏军作战。中央也从华北、华中调动一部分部队向东北进发。
苏联为遵守国际协议，极力设法尽快地将南满辽沈等地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以便早日脱身，撤回自己的部队。而蒋方部队抗战期间躲在大西南，虽有美国提供的飞机、轮船、汽车等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怎奈他们自己不争气，忙于“劫收”，因而机械化赛不过土八路的两条腿。美国军队9月30日才在秦皇岛登陆，在美军的帮助下，11月16日国民党从我们手中夺走了山海关。蒋介石好不容易到1946年11月中旬才将他的精锐部队第一军（即整编第一师，师长孙立人，副师长贾幼慧）运去接管苏军移防的沈阳。
苏军按规定时间撤离后，东北只留下国共两家的武装力量。双方互不相让，寸土必争。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抢先占领广大的农村，并尽可能地占领一些中小城市；在解放了的地区，发动群众彻底翻身，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对东北方面，1945年8月刘少奇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见解和设想——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向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听着刘少奇的陈述，一直默不作声，也没有停止自己手里的事情——写文告、调兵遣将、发布命令、交代任务。最后才提到林彪，给他的任务是：去东北，掌握这一重要的战略重地。林彪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昂扬而去。
周恩来则独当一面在外线作战，既忙于同国民党、蒋介石打交道，还要对付帝国主义的种种阴谋。
当时，国共虽无战争，但各自的神经都绷得很紧，形势很微妙。毛泽东将每一步都把握得很准、很稳。
蒋介石为了维护他的地位，提出所谓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国政、取消特区（即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这就使问题大大复杂化了。美国出面搭桥引线，极力促成国共举行最高级会谈。8月14日，蒋介石来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20日、23日又连来两电。
这时，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电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等等。
开始时，毛泽东本想派周恩来代表他去谈判，已于8月22日电告蒋介石。后来考虑到蒋介石不会满意，而且又不足以充分表示我方的诚意，于是决定他本人去重庆同蒋介石会面。
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专程从重庆到延安来迎接毛泽东。
赫尔利粗鲁而不识事体。1944年他第一次到延安来调停国共两党关系就食言而肥。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同机飞离延安去重庆。当天到机场送行的各级干部约千人，但所有到场的干部都表情沉闷，心事重重，大家都沉默不语。看来，他们所考虑和担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有保证吗？尽管张治中一再声言，他对主席的安全负有绝对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一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心里究竟作怎样的打算，谁能知道呢？
最使人心情不愉快并极其反感的是，毛泽东等人刚登上飞机，赫尔利最后一个爬上舷梯，当他一只脚踏上舱门，另一只脚还悬在空中时，双手抓住机门框，头往后仰，怪声怪气地大吼：“哎，咦，呀！”
这怪声大叫立时引起所有在场同志的不满、气愤和疑虑，纷纷质问在场送行的美军联络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赫尔利的表演是什么意思？”
包瑞德回答说：“赫尔利是牧童出身，这可能是他早已养成的在欢快时的一种得意表现吧。”
飞机起飞了，人们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各自的机关去了，为主席的安全，谁也没有放下心来。
毛泽东赴渝前，不仅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还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大致意思是：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的活动就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许多干部产生了疑虑，不得已，刘少奇才向大家透露了上述毛泽东的指示，大家才放下心来，天天盼着毛泽东归来。
据余湛邦回忆，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打算，始于1943年。他说：
1943年5月，第三国际通过自行解散的决议，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在这一国际背景下，蒋介石忽然异想天开，电召张治中到官邸谈话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治中听了很兴奋地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蒋当即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交张转去。此时，林彪因和谈失败，行将返延安汇报，张治中就在桂园设宴为林饯行，席上把蒋介石的信交林托其带去。但是以后延安毫无反应，张亦未向中共代表查询。事虽未成，却为1945年重庆谈判伏下一笔。蒋见此计不行，于是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指使军队进攻鄂东的新四军，又调河防军参加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让特务机关出面，伪造民意，要求解散中共与边区政府，国共关系又趋紧张。
………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一经传出，国内顿时到处欢呼，鞭炮齐鸣，号外纷飞，人人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但张治中却闷坐家中，郁郁不乐。因为他眼看国共两党关系极坏，双方军队摩擦加剧，内战危机，一触即发。尤其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先后宣布只有国民党部队才有权接受日军投降，这一无理要求为中共方面所坚决拒绝。张治中盱衡全局，一方面在主和派友人中积极活动，另一方面向蒋介石旧事重提，建议再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一切。
当时国统区已到了百孔千疮、内溃外烂的境地。虽有美国支援，蒋介石亦痛感无力从事反共战争。加上国内人心厌战，国际舆论反战，蒋出于无奈，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据说吴鼎昌同时亦有同样建议），于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去电邀请。中共中央决定应邀，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为代表。蒋派张治中作为他的代表，偕同先任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在8月27日同机飞到延安，第二天就顺利地陪同毛泽东到达重庆——这是张治中第一次到延安。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邀请极为慎重，接连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毛泽东在1945年8月23日政治局讨论时发言说：
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国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肯定的。……蒋介石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的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我们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蒋介石不能磨灭，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有上述诸条件，以便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关于承认解放区、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仗不打。不增加人民负担，今冬大减租、明春大生产。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说：
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同志与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准备让步的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这要看谈判的情况，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这件轰动中外的历史性大事，就这样确定下来。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还决定，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到达重庆。这一消息轰动了整个山城。
当年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做统战工作的童小鹏回忆说：
8月的重庆，正是酷热时节。28日午后，欢迎毛主席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九龙坡机场。欢迎队伍中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等知名人士，有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方面有邵力子、
谭平山等，还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下午3时45分，载着毛主席的专机降落了。虽然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毛主席仍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他屹立在机舱门口的舷梯上，举起坚强有力的右臂，频频向人们挥手致意，人群中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稳步走下专机后，周副主席把在场的各界人士作了介绍，毛主席感谢他们到机场迎接的盛情，同他们一一握手。毛主席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们面前时，大家以无比崇敬和幸福的心情，向毛主席表达亲切问候，热烈鼓掌，欢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到来。毛主席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说明到重庆来的目的，他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这篇简短的谈话，把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时局的政治主张，光明磊落地宣告于中外。毛主席的来临，使整个山城群情激动。这个消息立即被中外记者报道给全国和全世界。……
这一天，《新华日报》出版得特别早，天刚蒙蒙亮，报馆的几十个勇敢而机警的报童就把比往常多几倍的报纸，送到了广大市民手中。人们争相阅读着这张令人欢欣鼓舞的报纸，因为它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毛泽东同志来渝》的特大喜讯，并刊载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和“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在毛主席到达重庆的当天下午，《新华日报》又发行了报道毛主席到达重庆的《号外》。在市区的一些街道，人群拥塞，争相索取，奔走相告。重庆市的广大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纷纷向《新华日报》馆表达他们对毛主席到达重庆的无限喜悦、希望和敬意。当天晚上，《新华日报》接到一封由许多人签名写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信中说：“您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这封信，表达了多少人民群众的心声啊！
9月1日晚，毛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酒会。几天来，重庆广大群众一直都殷切渴望见到想念已久的毛主席。毛主席要出席酒会的传闻不胫而走。下午5点多钟，从七星岗到黄家垭口一带，人群熙熙攘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烈景象，都在盼望着毛主席的到来。晚上7时许，一辆黑色轿车向中苏文化协会门口驶来，这时人群沸腾，万头攒动，都把视线投向这辆汽车，车里坐着的正是人们日思夜想的毛主席。人们高兴地呼喊着：“我看见毛泽东啦！”“毛主席到了！”毛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进入会场，会场内又是一片欢腾，笑声和掌声不时传到大街上。宴会结束后，毛主席离开会场健步走在大街上，向伫立在周围的人民群众亲切地微笑着，连连招手致意，热情问候。人们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迸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欢迎您，毛先生！”“毛泽东万岁！”四面八方的欢呼声响彻重庆的夜空。“毛泽东万岁！”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反映出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新的觉醒。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回忆说：
抗日战争胜利是大事，毛泽东到重庆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象征着胜利和团结。胜利与团结是双喜临门，不仅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且全世界人们亦寄予热情的期待。重庆各界更是人心振奋，期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1945年8月28日凌晨，我和两位同事坐了张治中的车从城里出发。重庆地区经常多雾，今天却天气晴朗，难得的秋高气爽。我们中途在一个小镇休息，用电话和机场联系，知道从延安回来的飞机要到下午才到。我们从从容容地下午2点才赶到九龙坡机场。当时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一大堆人。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各民主党派人士、社会贤达、新闻界、文化界、各国通讯社记者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除蒋介石指派的周至柔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邵力子、张澜、沈钧儒、谭平山、黄炎培、郭沫若、冷遹、陈铭枢、左舜生、章伯钧、李德全等人。
下午3时45分，机场上空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一架草绿色的飞机徐徐下降，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向停机坪。机门开了，毛泽东出现在门口，群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欢迎掌声。毛泽东身穿蓝灰色的中山装，头戴巴拿马式帽子，脚上穿着黑色布鞋，显得雍容、凝重，容光焕发。他一面手挥帽子，一面同赫尔利同时下机，张治中、周恩来紧跟着走了下来。张治中为毛泽东逐一介绍来迎接的重要人士。大批新闻记者早已摆好相机，顿时前后左右响起了“咔嚓咔嚓”的快门声。
照相之后，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主要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蒋介石不仅是个反共头子，也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统治下，诚为鲁迅所形容的“杀人如草不闻声”！加上当时重庆情况复杂，社会秩序混乱，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确实是身入虎穴，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无畏气魄。
毛泽东到重庆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工作与安全。关于住处，毛泽东一下飞机，周至柔就说已为他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说是地方好，设备全。毛泽东笑笑说：“我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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