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梁启超传 （套装共2册 ）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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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解玺璋、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0-01

书籍编号：30532026

ISBN：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511038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梁启超传（2册装）

作者：解玺璋　等

出版时间：201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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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梁启超传（上部）

梁启超传（下部）

序

三十年前，大约是1980年前后，我读了北京出版社的一部《梁启超传》。那时新书很少，能见到这么一部传记，真是高兴，因此立即就买下阅读。可是读了之后，我非常难过，甚至愤怒。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中国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杠杆式的伟大改革家，竟被传记作者说得一无是处，以致被描述成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人物。这部传记只是一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前三十年，“革命神圣”的思潮压倒一切，激进主义覆盖学术界，梁启超自然也成了“历史罪人”，受尽冤屈，受尽凌辱，受尽贬抑，受尽“革命大批判”。自从有了1980年的阅读经验之后，我再也不读其他新出的《梁启超传》了。因为我害怕会再次产生阅读的恐惧，只愿意独自沉浸在《饮冰室文集》里。尤其是在国外，我的阅读研究一直处于沉浸状态。我常说唯有在沉浸状态中，才能和伟大的灵魂相逢。同样，因为沉浸于《饮冰室文集》中，所以我也一再和梁启超的伟大灵魂相逢。所谓相逢，便是请教、对话、商讨、质疑、提升。在相逢中，我愈来愈觉得梁启超了不起，愈来愈觉得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山巨匠。

因有了三十年前的“恐惧”，此次阅读解玺璋的新著《梁启超传》，仍然“心有余悸”。没想到，一打开目录，就被他新的构架与写法所吸引。此书除了前三章讲述梁启超的出身、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其他皆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性人物的关系为章节。“梁启超与康有为”、“梁启超与黄遵宪”、“梁启超与谭嗣同”、“梁启超与孙中山”、“梁启超与章太炎”、“梁启超与袁世凯”以及梁启超与汪康年、唐才常、杨度、蔡锷、蒋百里、丁文江、胡适、徐志摩等等，如此构筑传记，便是以“人”为中心，相应地，便是历史以“人”为主轴。这种传记构思与传记框架，与《史记》那种以“世家”、“列传”为历史之核的写法相似，但多了一个贯穿始末的主角中轴，从而主客兼宜，脉络清晰，既有历史性，又有文学性。翻过目录，进入文本，才知道此书竟达一千页（最初校样——编者注）。面对这样的长篇，我又生了畏惧，可是，一读进去，却放不下了。没想到，解玺璋对中国近代史如此了如指掌，对梁启超如此深知深敬，更没想到的是，他的笔法竟与梁启超极为相似，可称为“梁文体”。梁氏文体是中国古代文言文向中国现代白话文过渡的文体创造，可谓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驱。“梁文体”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变革。这种文体冲破故作“古奥”的学问姿态，既冲破桐城派，也冲破章太炎、吴汝伦，力求明白畅达，再加上他自己于说理中掺入情感，“笔端常带情感”，便形成一种深入浅出、痛快淋漓、势如破竹的文风，从而震撼了整个中国。解玺璋的千页大书，因为有“梁文体”支撑，又有梁氏那种把义理和考证相结合的方法配合，便赢得古今两种语言韵味兼有。于是，愈读愈放不下，不知不觉，三天三夜过去，竟把全书读完。此次虽读得双眼昏花，却也读得心花怒放，一扫我三十年来的郁闷。谢谢你，玺璋兄，虽然我从未见过你，之前也从未读过你的文字，但此次拜读，却一阅倾心，觉得“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是真实的，是深邃的，是有胆有识的。那个世界所展示的梁启超也是真实的，而且是丰富的、伟大的。

常说历史是公平的。但要实现历史的公平并不那么简单，至少需要时间。梁启超逝世至今已八十多年，生前他经受过追捕、通缉、痛斥、谩骂，死后又经受过谴责、嘲讽、贬抑、批判。但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改革之风重新吹遍中华大地和“暴力崇拜”之风逐渐减退，梁启超的名字又重新放出芳香。国内评述梁启超的文章又如“风起云涌”，历史终于还给梁启超一点公道。2010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爱怨交织的往事》，表达了对胡绳的缅怀之情，同时也表示，我将用“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态度与他商榷。他的中国近代史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发行量数百万册，影响巨大。我多次细读此书，受益匪浅，尤其是胡绳那种严谨而流畅的文字表述更是让我仰慕。可惜，全书的框架却有一个致命的根本性缺陷，这就是把中国近代史写成“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辛亥革命”三大革命的单轨暴力革命史，丢失了“建构现代文明”这一重大线索，即无视洋务运动、改良运动、立宪运动的历史，变成一部片面残缺的单轨近代史。从解玺璋的《梁启超传》，我们可以看到，建构现代文明的历史包括工艺器械建构、社会制度建构、思想文化建构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的建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作了巨大贡献，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梁启超则功高盖世。他不仅研究、考察、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而且直接参与了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制度变革，其历史作用有目共睹；除了在制度变革中充当急先锋之外，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更是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至少可以说，他的启蒙广度（包括启蒙内容的广度和社会影响的广度）无人可比。严复的《天演论》固然敲响了启蒙的第一钟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那之后，他的其他文章，影响力就远不如梁启超；何况他不像梁启超那样始终在历史前沿激流勇进，始终站立于大时代的启蒙中心。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其价值在于它不仅展示了梁启超个人的历史，而且展示了中国近代“现代文明建构”的历史，补救了胡绳近代史的缺陷。我们从解著中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新制度、新文化的建构是多么艰难、多么曲折，其中的斗争是多么壮烈，又是多么残酷。这是中国近代史重大的、不可忽略、不可抹杀的一脉。解著不是近代历史事件编年史，而是以梁启超为中轴的历史人物活动史（其实也包含着历史事件）。人是历史的载体，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才是活的历史，也才是最真实的历史。过去常说“历史必然性”，其实，历史充满偶然。其所以偶然，就是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它不是机械运动，而是人的能动运作。解著摒弃章回体的编年写法，而以人物及其交往纠葛为纵横骨架，这就把历史的偶然更真实地展示出来。展示中，不仅有丰富翔实的史料、有冷静公正的史识、有对历史人物“理解同情”的史德，而且还有布满全书叙述中的“历史肌理”，即历史血肉和历史的悲喜歌哭。

把一个人的传记几乎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有通过梁启超的传记才可能。因为梁启超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打通了中国近代史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包括政治层面、思想层面、文化层面、国内层面、国外层面的关系。在各层各类能够呈现历史风貌的重要人物关系网络中，他是独一无二的起承转合、承上启下，而且举足轻重的人物。这除了得益于他先进的思想和巨大的多方面的才华之外，还得益于他本身的两大特点：（1）他是一个既拥有巨大书面文字语言又拥有巨大行为语言的双重存在，他既创造了巨大的“知”的体系，又创造了巨大的“行”的体系。因此，他既与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人物关系密切，又与政治界、军事界、外交界、教育界、财政界的人物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创造中国近代史的各类创造主体都与他相关。（2）他除了拥有罕见的知行兼备的能力，还拥有一种无人可比的极为“谦和”的性格魅力。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个突出的推动历史前进又极为“谦和”的人物，这就是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他们成就巨大，但从不称霸，“但开风气不为师”。梁启超大事有决断，小事有谦让，能与各类人物坦诚交往又不丧失原则。这种性格魅力使他能够与袁世凯这种人相克相生，从而构成近代史变化万千又有主线的极为精彩的活生生的一页。如果写“康有为传”，就很难选择以传主及人物关系为基本构架的写法。因为康有为虽然比梁启超更有原创性（思想理念上），也更有深度，但他专断、固执、主观，名声很大又霸气十足，远离“谦和”作风（谦和包容是中国最缺少的文化性格与文化情怀），所以朋友很少，人际交往缺乏广度，更没有如梁启超与黄遵宪、谭嗣同等交往中所蕴含的如歌如泣的诗意。解玺璋正是敏锐地发现梁启超的特殊地位与特殊性格，所以才选择“主客融合为一”的写法，并获得虽只写人物却覆盖大面积近代史的效果。毫无疑问，这种构思与写法是成功的。

通过梁启超传的写作而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骨架与筋脉，这在海外的中国史研究中，也曾有人感悟到，值得一提的是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他在1953年完成的重要著作（有人甚至认为是天才著作）的题目就叫做《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其内容也是通过对梁启超传的写作与生发勾勒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风貌。尽管列文森英年早逝（1969年49岁在河上荡舟时不幸落水身亡），但他留下的这一著作却一直是海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绕不过的重要史学里程碑。他在书中留下一句著名的评价梁启超的话：“如果一个人拥有能打开他所在囚笼的钥匙，那么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笼之中。”确乎如此，梁启超早已冲破专制囚笼，并遨游于思想自由的普世天空与大地中。梁氏的思想体系，充满自由点，少有固定点。有人因此而攻击他“善变”，其实，他的所谓“善变”，恰恰是与时俱进，恰恰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地破“我执”、破“他执”、破固定点，不断地向真理靠近。他那么敬重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但是，当康有为与张勋勾结一起妄图复辟帝制时，他能不改变一下“忠于老师”的角色吗？袁世凯“借助共和”而和平终结帝制时，他与袁世凯妥协合作；袁世凯“埋葬共和”复辟帝制时，他则反戈一击，给袁氏以致命打击。这种变迁，在近代风云变幻多端的时代里，不正是唯国家利益为重，对个人面子不予计较的伟大人格表现吗？梁启超多次以今日之自我反对昨日之自我，表面上看，这是变，而究其深层，始终不变而一以贯之的则是他的爱国之心，他的救国激情，他的把中国从专制引向共和、引向富强、引向自由的努力。列文森在其著作中认为，梁启超在理念上认同西方的价值取向，而在情感上则认同中国的传统人文系统。这一论断可以涵盖梁启超的早期与中期，但是到了五四运动发生，他的生命进入后期即“踱进研究室”之后，他则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智上也完全认同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这并不奇怪，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历史巨人，其人生是非常丰富复杂的，很难用“激进”、“保守”、“革命”、“反动”这些本质化的概念来描述和判断。解著的好处恰恰在于它远离本质化即简单化，而把力气用于对史实的考证与描述，在对待近代史人物的评价中，客观真实地叙述历史人物为中国的进步做了哪些实事。这样的史书，不仅还以历史公平，而且也比较可靠。见到有此可读而可靠的书，能“不亦乐乎”？所以便在读后写了上述心得，以见证解玺璋兄的立传之功德。

刘再复

2012年3月15日

美国马里兰

第一章　新会少年：梁启超的家世

凡是伟大的天才人物，一定有他超拔脱俗、不同凡响之处。而在他的幼年，也一定会有启发引导他的人，培养他，爱护他，不使他中途夭折，直到长成参天大树，开出绚烂无比的花朵，结出硕大无朋的果实。这些人往往就是他的长辈。我们看梁启超，在他的早期教育中，就有三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他的祖父，二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位就是他的母亲。正是他们，呵护他、培养他、教育他，让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并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远大的志向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为他日后成为一代伟人，开创辉煌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所以为梁启超，而没有成为方仲永，其重要原因，就是其早期家庭教育有许多平常家庭所不及的地方。所以，讲梁启超，一定要从他的家庭讲起。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氏，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生于新会之熊子乡茶坑村，若以干支计算，恰逢癸酉年，属鸡。以星座论，则为双鱼。

梁启超出生的时候，梁氏一族迁居此地至少已有二百四五十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他的高祖、曾祖一直都以农耕为业，是中国乡村中最常见的普通农民，地位、财富、学识都是微不足道的。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始肆志于学”（《梁启超年谱长编》，5页），一边种地，一边攻读诗书，终于考取了“生员”，俗称秀才，才使得梁家跻身于绅士阶层，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乡绅。

祖父：讲“义理”，重“名节”

梁启超的祖父，名维清，字延后，号镜泉先生，是梁启超最为推崇的人物之一，他长大成名之后，还一再撰文称颂他的祖父。可以说，在梁启超的生命中，第一个留下鲜明而深刻印记的，就是他的祖父。在一大群孙儿、孙女中，梁维清也最疼爱梁启超，看重梁启超。至少在六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祖父身边。白天，他跟着祖父一起读书、玩耍；夜里，就和祖父睡在一张床上，听着祖父给他讲的历史故事入睡。梁维清喜欢讲古代英雄豪杰、学者硕儒的故事给这个小孙子听，尤其喜欢讲宋代亡国、明代亡国的故事，对那些沉痛的往事，他总是津津乐道。

当时的中国，除了科举，没有别的教育，更没有学校。多年以后，梁启超谈及他所看到的国民中的“童年”和“少年”，还是一派放任自流的景象。孩子们游戏活动的空间，离不开自家的小天地；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些家长里短、寻常琐碎之事。稍好一点的人家，顶多是教育家中的子弟，走科举为官这条路，能有升官发财、追求利禄、光宗耀祖的想法，也就到头了，就算是有志有为的青年了。待他长大以后，眼里心中，竟以为天下之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还是中上阶层家庭里的情形，下层社会的贫苦子弟又将如何呢？怕是更少有受教育的机会。

各地固然有村塾、乡塾，但其中施教的教师，梁启超称之为学究的，却都是“蠢陋野悍、迂谬猥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44页）之人。他说，“中国四万万人之才、之学、之行、之识见、之志气”，就消磨在这些人的手里，其中能够幸免的，“盖万亿中不得一二也”。（同上，45页）正是这种情形，造成了国民中普遍的愚昧自私、目光短浅、心胸狭窄、苟且偷生、奢靡腐败、不思进取，其根源就在于教育的缺失，尤其是早期教育的缺失。梁启超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曾作《变法通议》一文，其中《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三章，都对儿童的早期教育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虽然号称有四万万人口，但其中两万万妇女没受过教育，她们做了母亲，也没有能力教育孩子。而西方学者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70%应该由母亲承担，母亲比父亲更容易了解孩子的性情嗜好，也更容易因势利导。如果母亲读过书、有文化，善于对孩子进行教育，孩子的成长就比较容易；反之，就比较难。而教师的情形也不容乐观。孩子一旦走出家门，培养他们的责任就落在教师肩上，但举目望去，可以承担这种责任的教师又何其少啊！大学教授不必说了，那些蒙馆学究，“其六艺未卒业，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者”（同上，35页），十个里头倒有八九个。他们只能寻章摘句，鼓励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作八股，求举业，为统治者培养“终身盘旋于胯下”（同上）的奴才。所以，教育兴，则国兴；教育衰，则国衰；教育亡，则国亡。教育是一个人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而早期教育，更是根本中的根本。

所幸梁启超在他那个时代竟做了“万亿中不得一二”中的一个。他的祖父、父亲和母亲，在他十岁前后，为他的求学、立志、立身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他的祖父梁维清，并无突出的学问专长，也没有著述流传于世，不过就是个秀才，“援例捐作附贡生”，才得到“教谕”一职，管理一县的文教事业。（《梁启超年谱长编》，7页）这是个比七品芝麻官还低一级的八品小官，也是他一生仕途所达到的顶峰。而且，他在“教谕”这个职位上的时间并不长，终其一生，主要还是在村里教授子孙。

岭南人家在思想上受到陈献章（白沙）的影响比较大，陈是明代与王守仁（阳明）齐名的儒学大师，学问都从宋代理学发展而来，尤其受到陆九渊（象山）“心学”的影响，特别强调立志、修身。他主张教育从两个方面入手，从自身的角度来说，在于认识天命，激励节操，积极把握个人命运；从外部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将自己的所学尽力为社会服务，报效于国家，所谓内圣外王是也。梁启超后来写道：“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教谕公（梁维清），始肆志于学，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7页）这似乎说明，梁维清对梁启超的教育，主要集中在“义理”和“名节”这两大主题上。

陈献章后半生一直在家乡授徒讲学，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的那句诗“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就是这种生活的写照。他是新会人，死后在新会建有白沙祠，家乡人都很推崇他，祀奉他，一直香火不断。梁维清也很羡慕这种生活方式，他用家族“公尝”奖励的“封包”买了十几亩田，加上原有的十几亩，共二十余亩，又在自家屋后的空地上建起一间小书斋，取名“留馀”，也过起了半耕半读的生活。他有三个儿子，小儿子梁宝瑛即梁启超的父亲，“以幼子最见钟爱”（同上，127页）。梁维清课子读书，鼓励儿子去博取功名，把振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但梁宝瑛的仕途并不顺畅，屡试不第，连秀才都没能考上，慢慢也就把仕途看得淡了。三十岁以后，两位兄长先后病逝，父亲又经常生病，作为家中唯一的壮男，他便放弃了登科及第的梦想，一边在乡里教授私塾，一边耕种着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六七亩田，既能侍奉生病的父亲，又能督责子侄的学业，一举而两得。

也许是因为儿子没能实现其家族的理想，梁维清在孙子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据梁启超后来回忆，他两三岁开始认字，母亲是他第一个老师；四五岁开始读书，则由祖父悉心指导。他在《三十自述》中提到当时曾经读过的两部书，一部是《四子书》，另一部是《诗经》。我们不知道在此之前他是否还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读《诗经》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它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一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孩子的兴趣，但其文字的古奥，内涵的丰富，所谓兴、观、群、怨，都超出了一个儿童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范围。而《四子书》就更不能说是一部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了。所谓《四子书》又称《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集。相传《大学》为曾参所作，《中庸》为子思所作，曾参是孔子的学生，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他们和孔子、孟子合称四子，是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在很长的时间里，《大学》、《中庸》并未单独成书，朱熹将它们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一书，增加了注解，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学生的教材。元代从《四书》中摘出考题并以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开了考“四书义”的先河；明代以八股取士，尊程朱理学，朱元璋更把《四书》定为士子的考试用书，试题都从这里出。于是，《四书》的地位凌驾于所有典籍之上，“六七百年来，数岁孩童入三家村塾者，莫不以《四书》为主要读本，其书遂形成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1页）。

梁启超的这番话写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五十二岁的时候。然而，梁维清选择《四书》作为梁启超幼年发蒙的读物，很可能是无意识的。实际上，当时的梁家，也找不到更多的可读之书。梁启超曾经写到他幼年的读书经历，除了四五岁时在祖父及母亲膝下读“四子书诗经”外，“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史略、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5～16页）。由此看来，梁维清给幼年的梁启超讲授《四书》，恐怕还是因为这是他当时最方便得到的书，也是他曾经读过的书。但也不排除他有希望孙子求仕进、求功名的心理，他只考中过秀才，儿子连秀才也没考中，他希望孙子能给家族带来更大的荣耀，提升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也是很自然的。不过，梁维清不完全是个读书人，梁家也不是书香门第或官宦之家，他要求孙子读书，固然有步步高升，光耀门庭的考虑，但也不排除他寄希望于孙子，了解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培养自身的道德情操，进而经世致用，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应该是梁维清为梁启超讲授《四书》的另一层含义。很显然，梁启超的爱国情怀、民族大义、社会责任、仁爱之心，都少不了这层底色。他在《变法通议》中就曾讲到读经的两个方面，不仅揭露了“秦始皇之燔诗书，明太祖之设制艺，遥遥两心，千载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驭一统之天下，弭内乱之道，未有善于此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5页）；同时又指出，祸首只是制艺，即科举考试，不能让《四书》代为受过。虽说读的都是《四书》，但不同的人从中得到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有人看到的只是考试的题目和制艺的材料；有人则热衷于故纸堆中的笺注校勘；还有人洁身自爱，将其作为自身道德修养的门径；也有人从中发现了古人的微言大义和先王之志。读书的境界有高低，由此也可见一斑。他甚至感叹：“今日之天下，幸而犹以经义取士耳，否则，读吾教之经者，殆几绝也。”（同上，18页）事实果然如此，在科举考试、经义取士被废除之后，还有几人用心读《四书》这样的经典呢？

在祖父言传身教下考取“童子秀”

不过，梁维清对梁启超的教育，除了读书，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和方式。从有限的记载来看，他很重视历史遗迹、人文环境、节日庆典、祭祀活动的教育功能，这些都成为他对儿孙进行教育的素材。梁家居住的茶坑村，离南宋王朝最终覆灭的崖山不远。六百多年前（编者注：此处指距梁维清生活的时代，陆秀夫死于公元1279年），大宋忠臣陆秀夫誓死抗元，在此陷入绝境。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先让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背起九岁的小皇帝赵昺，一起投海身亡。许多宫人、官员也都跟着投海，在这里，南宋军民没有一个人投降。后来有人在此建起了慈元殿，奉祀帝后和死节的臣民，其中还有陈献章、陈恭尹（独漉）等人的题诗。明朝成化年间，这里又建起一座大忠祠，祭祀抗元牺牲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忠臣。为此，陈献章还撰写了门联：宇宙万年无此事，春秋一例昉诸公。为了祭祀宋元时期死难的忠义、节烈之士，崖山还建起了忠义坛、全节庙，以表彰这些先烈。（《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12页）而梁家的祖墓恰恰也在崖山。每逢清明节，梁维清都要带领儿孙们去祭扫祖墓。从茶坑村到崖山是要坐船的，途中经过南宋舟师覆灭的古战场，有一块高达数丈的巨石突出于大海之中，上书八个大字：元张弘范灭宋于此。每次从这里经过，梁维清都要把这段故事讲了又讲，说了又说，直讲得心情沉痛，直说得老泪纵横。这时，他往往还要声情并茂地背诵陈恭尹的诗篇：

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波浪至今悲。

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

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同上，14页）

听着祖父的慷慨悲歌，不知梁启超作何感想？但是，看他成年以后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我们得承认：梁维清把忧国忧民的种子，播撒进梁启超的心田里，并且扎下了根，至死不移了。

还有这样的记载：在茶坑村有一座北帝庙，庙里珍藏着四十八幅水粉工笔的古画，据说是明末清初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所绘，每幅画都讲了历史上一个赫赫有名的忠臣或孝子的故事，共有二十四位忠臣，二十四个孝子。这些画平时总是藏而不露，只有每年正月十五的上元佳节，才悬挂出来，供人观赏。这时，梁维清就率领孙子们到庙里参观，指点着每一幅画，讲故事给孙子们听：这是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故事，这是岳飞出师北征的故事……每年都是如此。他还为庙里撰写了一副长联，来表达自己对这些忠臣孝子的仰慕之情：

周岁三百六旬，屈指计期，试问烟景阳春，一年有几？

屏开四十八幅，举头看望，也知忠臣孝子，自古无多。（同上，13～14页）

梁启超和祖父一起生活了十九年，对他来说，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不只有最初的书本知识和生动的户外教育，更多的还有祖父的身教。他从祖父身上看到了高尚的、令人崇敬的道德情操，并且影响到他的品格、性格的形成以及一生的事业。我们看到，在梁启超后来关于祖父的描述中，梁维清是个勤奋、俭朴、自尊、自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知识、有文化、有威信、热心公益、受人尊敬的乡绅。他是嫡出的次子，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们兄弟八人，除他之外，都是继母、庶母所生。父亲去世以后，兄弟分家，有人说嫡子可以多分一些家产，梁维清却不以为然，坚持与所有兄弟平均分配。他懂得一些医道，平时为乡亲们看病，从不计较费用，遇到贫苦人家有人生病，还馈赠药品。村里的道路因年久失修，行走不便，遇到雨水天气，更加泥泞难行，村民多有抱怨。他主动把自己节省的钱捐出来修路，并号召村民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人们唱着歌来参加修路劳动，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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