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一套让人收获经验的名人传记合集 （套装共5册 ）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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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解玺璋、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0-01

书籍编号：3053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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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99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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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一套让人收获经验的名人传记合集（5册装）

作者：解玺璋等

出版时间：201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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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梁启超传（下部）

金庸传

任正非传

阿米尔·汗：我行我素

巴菲特传

第十一章　亦敌亦友：梁启超与章太炎

很难说梁启超与章太炎有多少共同之处，无论是禀性、学术，还是政治立场和行动方略方面，他们的差异、分歧之处都要比一致之处多得多。他们最初都是晚清思想领域内开风气之先的领袖，是近代以来启蒙的先驱，他们的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是两面十分耀眼的旗帜，只是后来插在了不同的阵地上。

《时务报》两健笔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他是清代大儒俞曲园的学生。俞曲园名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曾任翰林院编修，是自顾炎武、江永、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朴学大师，当时是杭州诂经精舍的主持。1890年，23岁的章太炎受业于诂经精舍，“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在这里，他“出入八年，相得也”。(《谢本师》，见《章太炎年谱长编》，11页)他的国学造诣之博大精深，即得益于此，而这是梁启超始终难以企及的。梁启超说，在清代学术处于蜕变、分化、衰落的时期，只有一个人“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余杭的章炳麟。(《清代学术概论》，95页)

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章太炎走出书斋，也源自甲午年(1894年)中国战败于日本的刺激。他自己讲：“乙未(1895年)，康有为设强学会，余时年二十八岁，先是二十五岁始居杭州，肄业诂经精舍，俞曲园先生为山长，余始专治左氏传。至是，闻康设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章太炎年谱长编》，27页)冯自由也说：“岁甲午，年二十七，闻有粤人康祖诒集公车上书陈请变法，诧为奇士。会康所发起之强学会向浙省各书院征求会友，章乃纳会费十六元报名入会，间或投稿上海报馆发表政见，文名由是日显。”(《革命逸史》上册，50页)

由于有了这段因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务报》创刊后，汪康年、梁启超就向章太炎发出了邀请。他在《口授少年事迹》中说：“丙申(1896年)，二十九岁，梁启超设《时务报》社于上海，遣叶浩吾(瀚)至杭州来请入社。问：‘何以知余’？曰：‘因君前有入强学会之事。’”(《章太炎年谱长编》，36页)冯自由也说：“岁丙申，夏曾佑、汪康年发刊《时务报》于上海，聘章及梁启超分任撰述，章梁订交盖自此始。”(《革命逸史》上册，50页)冯氏所述多有不实之词，但他说章梁的交往由此时开始，倒是真的。章氏与汪康年有旧，此前，他还写信给汪康年，谈到他的办报主张。所以，他在接到梁启超的邀请后，没有迟疑，便答应了。夏曾佑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应该也是他欣然前往的原因之一。为此，俞先生还有些不高兴。《章太炎自定年谱》提到这件事：“至是，有为弟子新会梁启超卓如与穗卿(夏曾佑)集资就上海作《时报》(应为《时务报》)，招余撰述，余应其请，始去诂经精舍，俞先生颇不怿。”(《名人自述》，101页)。

丙申十二月(1897年1月)，章太炎离开杭州诂经精舍，来到上海，在《时务报》馆任撰述一职。丁酉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时务报》第十八册出版，刊登了章太炎出山后的第一篇文章《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接下来，第十九册又刊载了他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章氏的学问、才华让人们大为叹服，但也有人指出，他的文章文辞古奥，典雅有余而通俗不足。谭嗣同二月初七日致函汪康年、梁启超时便赞叹道：“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谭嗣同全集》，514页)三月十一日，黄遵宪致信汪康年，也提到了章太炎，他说：“馆中新聘章枚叔、麦孺博均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章君学会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则善之善者矣。然如此既难能可贵矣，才士也。”(《黄遵宪集》，466页)不久，黄遵宪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再次提到章太炎，他说：“章君之文亦颇惊警，一二月中亦可一二篇。”(同上，470页)但黄遵宪的愿望没能变为现实，章太炎在《时务报》的撰述只能到此为止了。章太炎未必不想继续写下去，但他很快就与梁启超产生了分歧，而且闹得很不愉快，有一次甚至因言语不和还动了手。他在给谭献的信中状告梁启超的门人打了他的朋友仲华。于是，丁酉(1897年)三月，章太炎便愤而离开了《时务报》馆，他们这一次合作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四个月。

敬意与敌意之间

其实，此时的章太炎对康梁变法的主张不仅不反对，还是很赞成的，甚至对他们大谈特谈的经今文学，也没有表示特别的反感，虽然说到底他属于经古文学一派，但他撰写文章并不避讳经今文学的某些观点和提法。从他们发生冲突的具体事件来分析，章太炎所不能容忍的，主要是梁启超及其他康门弟子对康有为的态度，以及创立孔教的疯狂举动。他在三月十九日写给谭献的信中讲道：

麟(章太炎)自与梁、麦(孺博)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议论，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原注：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謑訽，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嗤。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

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惺)、李卓吾(贽)，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梁启超)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孟华)，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諆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章太炎政论选集》，14～15页》)

谭献是章太炎早年在家乡受业的一位老师，二人关系很好，常有书信往还，讨论文章学术，也交流各自的情况。谭献是浙江仁和人，字仲修，同治举人，曾在安徽全椒等县任知县，也是一位信奉常州今文经说的学者。章太炎在《自定年谱》中说他“好称阳湖庄氏”(《名人自述》，101页)，这个阳湖庄氏就是清代常州经今文学的创始人庄存与。《清史稿》对谭献亦有记述：“治经必求两汉诸儒微言大义，不屑屑章句，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檃括于所为日记。文导源汉魏，诗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又工词。”(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12页)谭献当时正在武汉，他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闻章生枚叔与同事哄而去，此我所预料，尝尼其行。”看来，不赞成章太炎上海之行的不仅仅是俞樾，谭献也曾试图阻止他。两天之后，即三月二十九日，谭献在日记中又对此事发表了看法，他说：“得章生枚叔书，乱离瘼矣，士人不图树立，无端为门户之争，竭心力而成战国世界，冷眼一笑，热心尤当一笑。”(转引自《章太炎政论选集》，15页“说明”)

章太炎是个非常自负的人，无论学问或文章，他都不大看得起梁启超。然而，梁启超虽比他略小几岁，但由于梁启超追随康有为，倡言变法，创立强学会，主持《中外纪闻》及《时务报》的笔政，比章太炎出道要早，不仅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章太炎，而且，其鼓动性和感染力也非章太炎所能比，故章太炎对梁启超也还有几分敬意。特别是，他在此时还把康、梁的变法看作是推翻满人统治，恢复汉人地位的有效途径。后来他在《狱中答新闻报》一文中就曾述及《时务报》期间与梁启超共事的情形：“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章太炎政论选集》，233页)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始终都是主张革命的，并非开始主张维新，后来改称革命。那时他之所以没有对康、梁的维新主张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可以使民气获得伸张，而一旦民众觉悟，满洲人的末日就到了。

尽管如此，他对康有为自谓“长素”——即超越了孔子，以及梁启超言必称康氏，把康有为尊为“教皇”、“圣人”等行为，很不满意，把他们比作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钟惺、李贽。这些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非圣非孔、离经叛道、不守法度、强言好辩、不从流俗、宁为异端的人物。梁启超与其他康门弟子自然不希望别人这样来贬低自己和自己的老师，他们约了一个饭局，实际上是想和章太炎辩论。章太炎也非寻常之辈，他素以独立不羁、固执己见、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而著称，人称“章疯子”，对这种称谓他自己倒也并不否认。现在，两伙“疯子”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一点疯狂的举动，反倒显得不正常了。梁启超的弟子梁作霖或许更年轻，火气也更大一些。他说，在广东的时候，有人诋毁康有为，大庭广众之下就被暴打一顿——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也找打呢？说着他便冲过去要打仲华。这个仲华，是沪上一个教书先生，章太炎的老乡兼朋友，经常参加梁启超等人的聚会，席间喜欢发表议论，却又与康氏一门的学问相抵触，他常常被康有为的这些门徒说得哑口无言，梁作霖曾骂他“陋儒”、“狗曲”。

这样一打一闹，也就伤了和气。三月二十二日，章太炎致信同乡兼老友汪康年，非要离开《时务报》，说什么也不干了：“报馆一席，断难姑留。投我木桃，在他人或未忍此，况彼自谓久要乎？久要而犹不免于此，则复合之后何如也。凡事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常以笔墨相交，则纪念自生，恐又自此开衅，不如早离为要。”(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43页)汪康年曾经出面挽留他，但他去意已决，不肯迁就，终于在三月二十七日之前离开上海，回到杭州。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孔教是个问题

说起来，当时不赞成康有为以教主自居、创立孔教的，并非章太炎一人。黄遵宪、夏曾佑、严复等人，他们与康有为有更多的来往，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但他们都明确反对康氏立教、保教的主张。严复很早就写信给梁启超，告诫他“教不可保”，“亦不必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9页)那时梁启超对严复的意见还有所保留。戊戌政变之后，黄遵宪在家乡看到梁启超所作《南海康先生传》，再次提起当年关于保教、尊孔的话题。他对梁启超说，在近代欧洲，重要的思想家都是反对宗教的，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坚持对宗教的信仰都是落后的标志，都表明其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社会进步。所以，即使要抵御西方宗教的影响，我们也没有必要弄出一个孔教来。而且，对于极端排外的守旧分子来说，保教之说的盛行，很可能会提供一种口实，担心他们“因此而攻西教”(《致梁启超书》一，见《黄遵宪集》，486页)，这对传播、吸收西方文化其实是不利的。他在信中还详细讨论了孔子及其学说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异同，说明孔学非宗教，孔子也非教主，启发、规劝梁启超放弃康氏的主张，不要因此而误入歧途。

但无论是严复，还是黄遵宪，他们对梁启超的批评教育，不仅没有酿成不同学派之间的群殴，反而留下了一段文人间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佳话。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曾提到严复的来信，仍表示颇受感动。他说：“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梁启超年谱长编》，77页)但此时的梁启超对这个问题“固依违未定也”。(《致梁启超书》一，见《黄遵宪集》，486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作《复友人论保教书》，所持观点仍然是：“夫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故窃以为居今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必其人于危亡之故，讲之未莹，念之未熟也。”他还发起成立“保教公会”，“见人必发明保教之义，由斯渐广，愈讲愈明，则此道之不绝于大地，当有望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9～11页)这一系列言行，说明梁启超当时仍然追随康有为，“见人必发明保教之义”。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执教期间，这竟引起当地另一些“保教”人士的不满。王先谦、叶德辉、曾廉等人都是以卫道、保教自居的，但他们却以自己的“保教”，攻击康梁的“保教”。王先谦的学生苏舆还受命将湖南士绅驳斥变法维新的书信、公约、奏牍等文件汇编成册，称之为《翼教丛编》。这里所谓翼教，就是“保教”的意思。在他们看来，康梁有“保教”之名，而无“保教”之实，属于打着红旗反红旗。曾廉在所上条陈则中说得更加直接，他说：

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迹其学问行事，并不足与王安石比论，而其字则曰长素。长素者，谓其长于素王也。臣又观其所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诸书，爚乱圣者，参杂邪说，至上孔子以神圣明王传世教主徽号。盖康有为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示天下。故平白诬圣造为此名，其处心积虑，恐非寻常富贵之足以厌其欲也。

……

康有为进而梁启超之徒皆相继而进矣。梁启超在康有为之门，号曰越赐，闻尚有超回等名，亦斯驾孔门而上之。盖康有为以孔子为自作之圣，而六经皆托古。梁启超以康有为为自创之圣，而六经待新编。其事果行，则康氏之学，将束缚天下而一之，是真以孔子为摩西，而康有为为耶稣也。(《戊戌百日志》，486页)

这样说来，苏舆、曾廉之流的眼光还是很毒的，一眼就看出了康有为的提倡孔教，捍卫孔教，其实是想自己做教主，不仅取代孔子，而且要取代当今皇上。所以他们认为，康有为与梁启超的“保教”是假，想要天下易主是真，统统应该杀头。这时，偏偏是章太炎出头来为康、梁辩护，他作《翼教丛编书后》一文，针对《翼教丛编》的观点进行反驳。他先肯定该书驳斥康有为的经今文学，说到了点子上；但他认为，硬把康氏的经学观点与其变法维新的做法扯到一起，却是该书的一大缺陷。在他看来，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不能说是一回事。“以去岁变法诸条，使湘人平心处之，其果以为变乱旧章，冒天下之不韪乎？”意思是说，去年变法期间实行的那些新政，如果这些湖南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想一想，那么，他们的改革旧章程是和天下人作对吗？他指出，只有持一孔之见的儒生才会说出这样迂腐的话，诋毁、非议他们所做的事情。他说：

今之言君权者，则痛诋康氏之张民权；言妇道无成者，则痛诋康氏之主男女平权。清谈坐论，自以孟、荀不能绝也。及朝局一变，则幡然献符命、舔痈痔惟恐不亟，并其所谓君权妇权者而亦忘之矣。夫康氏平日之言民权与男女平等，汲汲焉如鸣建鼓，以求亡子，至行事则惟崇乾断，肃宫闱，虽不能自持其义，犹不失为忠于所事。彼与康氏反唇者，其处心果何如耶？(《章太炎政论选集》，96～97页)

由此可见，章太炎与康、梁，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承认与康有为在经今古文方面有分歧，但这种分歧古已有之，并非他们所独有。他也反对梁启超神化孔子，认为孔子只是个学者、教授，而非教主，他更反对把康有为说成是圣人，搞他的个人崇拜。即便是这样，他对康、梁变法的勇气却十分佩服，并不认为想当皇帝就一定是大逆不道。冯自由也曾讲到一件事：“戊戌春间，鄂督张之洞以幕府夏曾佑、钱恂二氏之推荐，专电聘章赴鄂。章应召首途，颇蒙优遇。时张所撰《劝学篇》甫脱稿，上篇论教忠，下篇论工艺，因举以请益。章于上篇不置一辞，独谓下篇最合时势。张闻言，意大不怿。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一日语章，谓闻康祖诒欲作皇帝，询以有所闻否？章答以‘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云云。梁大骇曰：‘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语。’怫然不悦。遂语张之洞，谓章某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不宜重用。张乃馈章以程仪五百两，使夏曾佑、钱恂讽其离鄂。”(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65页)

这个时期，章太炎已然有了“革命”思想，但也只是局限于“思想”以及朋友之间的言谈，还没发展到与满清朝廷公开决裂的程度；而康、梁也还没有举起“保皇”的旗帜，他们更多地是在呼吁民权、平等，要求开议院，争取士民参政议政的权利。所以，章与他们或有不和，却并不影响交往，有时还走得很近。有几则笔记写到章太炎的“革命”，一则是汪太冲的《章太炎外纪》，他说，张之洞因为章太炎崇尚《左传》而贬抑《公羊》，对章太炎颇有好感，请钱恂邀章太炎来湖北，“时太炎稍有主张革命名，南皮(张之洞)不敢昼见，匿太炎于念老(钱恂)室中，午夜屏人，见太炎，谈达曙，大服之”。(同上)这里所说章太炎“稍有主张革命名”是实情，说张之洞“大服之”，却未必。

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也有一则记载，说的是张之洞要办《楚学报》，遂请章太炎担任主笔，“太炎乃为《排满论》凡六万言，文成，钞呈总办，梁(鼎芬)阅之大怒，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者，凡百数十次。急乘轿上总督衙门，请捕拿章炳麟，锁下犯狱，按律治罪。予与朱克柔、邵仲威、程家柽等闻之，急访王仁俊曰：‘先生为《楚学报》坐办，总主笔为张之洞所延聘，今因《排满论》酿成大狱，朝廷必先罪延聘者，是张首受其累，予反对维新派者以口实。先生宜急上院，谓章太炎原是个疯子，逐之可也。’仁俊上院，节庵(梁鼎芬)正要求拿办；仁俊曰：‘章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之洞语节庵，快去照办。梁怒无可泄，归拉太炎出，一切铺盖衣物，皆不准带，即刻逐出报馆；命轿夫四人，扑太炎于地，以四人轿两人直肩之短轿棍，杖太炎股多下，蜂拥逐之。太炎身外无物，朱、邵等乃质衣为购棉被，买船票，送归上海”。(《世载堂杂忆》，109～110页)

这段记载写得很生动，有很多细节，刘成禺自称当事人，在现场，但所记仍有夸张失实之病。首先，《楚学报》实为《正学报》之误，章太炎参与了该报的创办，还写了《正学报缘起》和《例言》，但该报并未出刊。而且，章太炎也未写过一篇“六万言”的《排满论》，张之洞或者约他写过文章，但只是请他撰文批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因为不喜欢《劝学篇》中“多效忠清室语”(《章太炎学术年谱》，51页)，便婉言谢绝了张之洞所请。很显然，这时的章太炎，感情的天平还是倾向康、梁这边的。

戊戌政变后思想分歧加大

事实上，章太炎与梁启超在思想感情、政治主张、革命方略诸多方面的分歧，都发生在戊戌政变之后，源于政变流血的刺激。冯自由讲过，政变发生之后，康、梁亡命日本，章太炎也在日本诗人山根虎雄的帮助下，逃往台湾避难。在台湾的时候，他曾经“著一文忠告康、梁，劝其脱离清室，谓以少通洋务之孙文，尚知辨别种族，高谈革命，君等列身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可惜等语”。(《章太炎年谱长编》，73～74页)意思就是说，连稍通洋务的孙中山都知道满汉的分别，主张革命，你们身为知识分子，反而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太可惜了。

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与章太炎的看法确实不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梁启超为其同学徐勤的新书《中国夷狄辨》作序，开篇就说：“自宋以后，儒者持攘夷之论日益盛，而夷患亦日益烈，情见势绌，极于今日，而彼嚣然自大者，且日哓哓而未有止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48页)在他看来，一些儒生“攘夷”攘了一千年，夷未见攘，夷患倒是越来越严重了。持“攘夷”论调的人，都以《春秋》为根据，所谓《春秋》大义。章太炎在其《自定年谱》中讲道：“架阁有蒋之(良骐)《东华录》，尝窃窥之，见戴名世、吕留良、曾静事，甚不平，因念《春秋》贱夷狄之旨，先君不知也。”(《章太炎年谱长编》，5页)其《口授少年事迹笔记》也讲到，他在少年时代就从外祖父那里接受了“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教训，“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他说：“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夫之)、顾亭林(炎武)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同上)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同盟会派人接他，东赴日本，在东京留学生组织的欢迎会上，他发表演说，讲到他的经历：“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章太炎政论选集》，269页)

与章太炎不同，梁启超幼年从祖父那里接受的熏陶和教育，则偏重于忠义、节烈。他家所在的茶坑村，离厓山不远，南宋末年，这里曾经上演过非常悲壮的一幕：蒙古铁骑一路追杀，将南宋小朝廷逼到此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誓死抗元的陆秀夫先将妻子推入海中，然后自己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自杀。后来，人们在厓山之下建了慈元殿，专门奉祀帝、后及死节诸臣。陈白沙、陈独漉等文士学人都曾题诗于此。明朝成化年间，这里修建了大忠祠，祭祀抗元牺牲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忠臣，陈白沙为此撰写门联：宇宙万年无此事，春秋一例昉诸公。此后，厓山还陆续修建了忠义坛、全节庙，祭祀宋元时期的忠义、节烈之士。祖父梁维清便经常在这些场所给儿孙们讲述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缅怀亡国之痛，张扬民族气节。梁启超从小就感受到这样一种境界与情怀，这为他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操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底色。但他并没有因此觉悟到“种族革命思想”。在当地，影响最大的还是陈白沙，他与王守仁非常相似，直接从陆九渊那里继承了“心即理”的思想，强调道德修养的功夫。在陈白沙看来，立身之道就在于“正心”，也就是陆九渊所说的“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国夷狄，知有善恶，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陆九渊集》，转引自《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11页)在这种道德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基本上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谦谦君子形象，他不缺少激情和勇气，但观念中没有“夷夏之大防”的所谓满汉之分。特别是在师从康有为以后，接受了康氏的经今文学，以及“三世三统”的理论，以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当然不认为仇满排满便可以救中国。

针对所谓攘夷是《春秋》大义的说法，梁启超指出：“吾三复《春秋》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吾遍读先秦两汉先师之口说，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他说到辨别夷和夏的标准：“后世之号夷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所以，“《春秋》之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夷狄矣；其无夷狄之行者，虽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则，藉曰攘夷焉云尔，其必攘其有夷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号为中国而恕之，号为夷狄而弃之，昭昭然矣。”他进一步追问：“何谓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可见，梁启超所谓夷夏，是根据文明程度来判定的，如果中国不进步，不改革，不行新政，那么，也是有可能变成夷狄的。至于满汉的分别，梁启超看到的是政治，而非种族。他认为，真正能救中国的，还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如果不进行政治变革，推翻了满洲的专制统治，还会有别的专制统治。

虽然章太炎很小就有了仇满、排满的意识，却也曾追随康、梁，鼓吹过维新、变法、改良的主张。事实上，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他与康、梁，特别是梁启超，一直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在私下场合，他不仅不否认，甚至还用自己的经历宽慰朋友：

陶、柳二子鉴：简阅传文，知二子昔日，曾以纪孔、保皇为职志。人生少壮，苦不相若，而同病者亦相怜也。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倡是说，窃幸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对山(康有为)之妄语。《訄书》中《客帝》诸篇，即吾往岁之覆辙也。今将是书呈览。二子观之，当知生人智识程度本不相远，初进化时，未有不经纪孔、保皇二关者，以此互印何如？章炳麟白。(《致陶亚魂、柳亚庐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191页)

这里的柳亚庐，就是后来的柳亚子。而章太炎的另一位老朋友汪康年，是比康、梁还要保守的维新派，他与汪的关系一直维持得很好，远远超过了梁启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十七日他写信给汪康年，汇报其近况，还谈到他与梁启超的关系：“伯鸾(梁启超)旧怨，亦既冰释，渠于弟更谢血气用事之罪。松柏非遇霜雪，不能坚贞，斯人今日之深沉，迥异前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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