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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张恨水评传(谷臻小简·AI导读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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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季著
出版社: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9-09-16
书籍编号:30534294
ISBN: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8716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张恨水评传(谷臻小简·AI导读版)
作者:马季
出版社: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09-16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第一辑
在结束的地方开始——路内的工厂三部曲与1990年代
一
路内第一部长篇小说叫作《少年巴比伦》,之后有《追随她的旅程》,两部小说都在讲述1990年代的戴城故事,到了三部曲的《云中人》,时间往后挪了挪,1990年代末期新世纪的打头几年,戴城也像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蒙上了山寨升级版的面纱,摇身变成了T市,和被许诺了改变的时代一样,巨变横空出世,美好却悬置在空中无处落脚,所过之处,一片废墟。
《慈悲》把时间拉长到路小路的父辈们,他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亲历了文革、饥荒、改革开放,与工厂纠缠了一生。色调沉郁,况味更加复杂。
二
路内的小说打开了一个文学中的工厂世界,展示了一种表现这个工厂世界的文学语言和文学习惯。从《少年巴比伦》到《追随他的旅程》,不知不觉中就有一种叠加的熟悉,是一个青年工人的个人史在向青春记忆滑翔,个人史的真实紧张与青春记忆的油滑感伤倾向彼此交战,并且向后者倾斜。
当《少年巴比伦》沿着青春记忆的道路滑翔时,它就和90年代文学界的一个重要概念——个人写作,天然地攀上亲戚,那里的个人是一种完全抽空了的、只有空间、现场,没有时间、历史的自我封闭的“原子个人主义”。稍稍伸展开翅膀离开个人的窠臼,就会被个人主义的引力拉回去。
路内的小说与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相比,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打开了一扇门,闪烁着工人生活的记忆和劳动记忆,有意识的个人历史与无意识的时代历史书写纠缠在一起,使得那段有丰富信息的历史半遮半掩,但记忆片段仍然散发出朦胧的启示,仿佛一切都没有走远。在另外的小说《慈悲》、《花街往事》、《天时坠落在哪里》中,这一段1990年代的工厂生活历史依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一个模糊少年的心事所在,是时代必不可少的一环。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林森《关关雎鸠》与1990年代的小镇生活
林森的长篇《关关雎鸠》与中短篇小说集《小镇》有很多重合的部分,从人物到故事,以及那些影影绰绰的与作家自身经验重合的部分,带给我们一种异样的海岛小镇世界。
《关关雎鸠》是一个来自岛上的声音,平实而凄厉,敦厚而喧闹,敞开了满载着爱和怕的生活本身,庞大的生活躯体,让人无暇顾及岛屿的痕迹。
一
《关关雎鸠》以1994年军坡节为开端,这个兼具传统、封建、迷信、狂欢、荣耀、记忆、惆怅的节日,像波澜壮阔统摄一切的大海,每一个小镇人的神经都会随之起伏。小说中的人物,以潮汐的方式,一寸一寸爬到沙滩上来,往返不停,突然掀起巨浪,来到军坡节这个节点。
没有做出“关心世界”的姿势,小说讲述的年代还是泄露了许多时代的密码,1993年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2年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兴起,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拉开序幕,八十年代的理想浪漫色彩急剧褪去。
二
《关关雎鸠》之中一直有一个“问鬼神”的路线,镇上的人们一旦生活事业上有了问题,在危机的关头,总会去问石头爹、六祖婆、五海公,甚至去问被降童的王科运。人们从一种安稳、直接、亲近自然、天地一体的乡村社会,来到小镇社会或者说行政体制上的乡域社会,在经济大潮的直接粗暴冲击下,在缺少国家政治层面的精神引导,和民间组织内部的归属和规范时,每一个人都成了被撒在荒野上个体,每一个人都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
三
林森在小说的结尾也不失时机地批评,镇政府的无能,间接地导致了无序混乱的社会秩序。重新恢复“军坡节”,小说里用了“一个燃烧的夏天”这样热烈的词汇,大概是在表达一种迫切的重整人心,重振精神气的愿望。小说以对降童的声音呼唤式的描写结束,像一针强心剂。
四
小说题为“关关雎鸠”,古人以雎鸠之雌雄和鸣,以喻夫妻之和谐相处。但在这部小说里,我愿意把它理解为共同经历漫长一生的两个老人悲伤无解的友谊。小而言之,两个人是瑞溪镇无力的守护者,大而言之,他们是活力充盈、给子孙们安居的广厦式中国乡村、小镇社会老去的背影,而《关关雎鸠》就是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徐则臣《耶路撒冷》与70后作家的时间意识
从具有探索和总结意识来看,徐则臣的新作无疑是70后作家中可以称之为作品的小说,就是《耶路撒冷》。
近年来社会舆论对于70后作家一贯颇有微词。徐则臣作为这个年龄段比较优秀的作家,肯定难以逃脱对此类问题的潜在焦虑,《耶路撒冷》是徐则臣的一次正面回应,回应的方式是直面和重述70后一代的个人历史和精神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轻而易举地绕过了时下大部分小说都会浓墨重彩的经济困境,让他们直面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或者信仰问题,这种抽空式的方式,让人感叹作家得需要多大的冒险精神,方敢如此下笔。
《耶路撒冷》的主人公都是悬在半道上的70后一代——过着叛逆人生的伪证制造者易长安,过着殷实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水晶商人杨杰,以漂泊来心灵疗伤的秦福小,知识分子式的思索者作家初平阳。他们这些人虽然经历各异,但有共同的故乡、记忆和谋生之地,还有三个共同联接点。
解决精神世界的心安问题,耶路撒冷从头贯穿到尾,所有的精神追溯和自我拷问,似乎都是为之铺垫、背书、筹谋,但耶路撒冷一直都在远方,小说的所有故事和人物始终根植在中国的大地上,确切的说是在运河岸边的花街上。耶路撒冷也许只是个幌子,是一个发声,一个单词,一个地点,一段情怀,但它是所有人必须去面对的硬问题,而怎么去面对,小说选择了诗意,虚化开端的沉重——“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
其中有一篇专栏题目是《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为作者洗脱了类似写作的怀旧嫌疑,也可以说是对怀旧性书写的反思。作家在70后的人生上覆盖了厚重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等云层,但其实落实到小说中的部分只是涉及到心安和创伤的精神层面,而且创伤又是以一个单薄的同龄人早亡事件带来的。
失败者之歌——一种青年写作现象的生态学分析
杨庆祥《80后,怎么办》一书的第一节题目“失败的实感”,生于1980年代的文学博士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个梳理自己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键词——失败,“个人失败的‘实感’是如此强烈,如此有切肤之痛。以个人作为方法,延及一代人,上溯历史,拷问现实,把“失败者”这个形象慢慢建造起来,脱离单纯的个人经验,提出一个大问题,试图唤起80后一代人参与历史和社会的热情,打破日益统领一切的中产阶级迷梦。当然这个80后是经济基础一般,工人、农民或者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而不是所有的80后生人。
青年作家们写作中频繁、反复出现的失败者形象,作为一个同样呼吸着时代空气的读者也是有一个认识曲线的,开始的击节赞赏和深刻共鸣,都是非常真实的感受。当在讨论“失败者之歌”的时候,不是在说一个真实性的问题,不是说细节真实与情感真实,尤其不是讨论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存在与否,关于阶层的固化和底层的挫败感几乎成为社会共识。讨论“失败者之歌”的写作现象,需要警惕的是问题经过文学过滤之后变成虚浮的冗余,可以随意放置,还要警惕问题只是浮在面上,无法沉潜成有质地的文学事实。
时间索引与折返之光——《望春风》与时代变迁的文学叙事
一
格非在漫长庞大的“江南三部曲”之后,以《望春风》单纯而强势回到“故乡”,像是一次告别故土的文学仪式,格非对于这部作品慨然定下基调,“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
《望春风》是“我”讲述的村庄往事,它从简朴、内敛的淳朴往昔到在时代大潮中风雨飘摇,急剧重组、分崩离析的过程,外在于村庄的是196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的变迁历程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人们的生活、情感方式,它保留了超越个人性的时代信息和资料。通过乡村社会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书写者及其视野,重新构建了写作与乡村的关系,让他们的经验和生活在文学中获得平等的权力,并且以自己的视角和声音来证明时间的流逝,着力摆脱精英主义式、貌似底层实则是俯视者、审视者们的呈现方式。
二
《望春风》中所有的忧伤最根本上来自于时间的流逝和人在时代风浪中的不由自主,以及对于生命最初美好时段的复归而不可得,由此时间是小说的第一主角。
三
对于历史的表现,《望春风》给出了许多解读式的呈现,借着一个村庄的有机运行,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漫长的历史,以及当代历史上最被叙述关注的“文革”年代。但关乎强烈情感的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无论是对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期平静时光的选择和深描,还是对小说中重要人物的讲述,都印证着作家的折返心绪,但乡村秩序的终结者具有更复杂的文化修养和神秘经历的唐文宽的内心呈现相对而言是比较弱的。
石子投在水中
一
于一爽的小说和创作谈,还有散文集以及一些微博、博客片段,其实是一个整体,它们互相缠绕,自成一家。你会发现所有可能被想到的问题,她都让小说中的主人公或者自己说出来了。小说的开头几乎都没有故事开始了的预兆。
于一爽的小说在同龄人的写作之中有卓然而立的风格感,但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文学质素,它是整体文学环境中每一个写作者自身和周遭多种元素的重新集结。师出有名以及自觉地建造和完满自己的文字世界,在那些故作高深、盲目追风的同行们中间是诚实和勇敢的文学行为。
二
于一爽小说中几乎没有抒情短落和判断句,也很少有肯定性的句子,但她在其他文字中又是一个如此喜欢说肯定句的作家,这种自我分裂也许真是她的担忧之在。
三
于一爽写作最杀手锏的武器是祭出了“天真”和真诚的大旗。小说中隐藏了很多警句,装扮成其他方式借用小说人物的口说出来。在粗糙、不恭的小说语调外面是有一种相对于其他存在方式的“理解”,一个拥有对立面的说话者、小说家,他就不是真正的随心所欲者,无论旁逸斜出到哪里,无论解构到哪里,还是有一个归途的,他的怕与爱。
徽章的力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和另外的写作
一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一部后青春回忆录,是一部掺杂了七情六欲的青春奏鸣曲,每一个人之于这个“全世界”来说,都是飘荡的碎片,但它们拒绝成为漫长而有教益的人生故事,它们是“另外的写作”,却未必是另类的。几乎每一个故事的最后必然有一颗对世界的炽热之心,拒绝指向虚无与悲观,这反而与严肃文学或者说文学杂志上的文学有一道明晰的界限。
张嘉佳的语言文字以及唯美的故事容易让人沉迷,以至于我们会暂时搁浅这一代人不言自明的生活语境,憧憬着有一种生活如他们一样绽放或者放浪。
二
不得不说的是,现在的张嘉佳是一个定制版的综合体,可以在张嘉佳的暖男体小说中时时遇到熟悉的声调、故事,总之这个张嘉佳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慢慢浸染中成长出来的一颗饱满硕大的果实。
在历史、哲学和其他类似的科目上,阅读名著的主张实际上是采取了过分“审美”的观点。文学当然也是如此,张嘉佳的畅销书这一类文学作品可能是过分“审美”的观点之外,与现实最短兵相接的部位。
三
张嘉佳类似的创作倾向当然无法与美国60年代文学倾向的历史相类比,但大体的历史情境颇多类似之处。张嘉佳们的作品拒绝、回避承担透视生活的窗口的作用,它是写给自己和同类的。相对于想象他人的生活,为自我构想一个可能的人类情境,这些作家更在意自己同类人的世界。
张嘉佳们的小说、散文是我们这个时代有意义的一种文学记号,或者是肩膀上徽章,或许正是靠着他们所提示的形式,才会指引下一次文学形式的变革,如果还会有变革的话。
生活充满偏见,和对的人在一起——新媒体时代的札记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因为其工具性的命名所暗示的广阔性,必然是复杂难明的状态,但有一个倾向是确定的,文学从理念高蹈之地向朴素平实和细分的转向。同时,新媒体文学对地理空间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微博、微信的出现在消弭城乡二元结构以及背后的经济文化鸿沟,我们有可能重新发现另一个世界和另外的生活——返璞归真、回归自然。
新媒体的发力点好多都是落脚在“短”上,传播最多的文类是评论、散文、短篇小说、诗歌,因为短而从传播意义上获得优势的。很难说,新媒体对“短篇小说”的热衷与推崇会迅速改变短篇小说的处境,但“短”篇小说或者短篇故事具备“所有人向所有人传播”时代的一切便利,新媒体的加持应该会加速这个文类内部的自我更新和丰富。
在这个时代需要警惕的是,巨大的信息含量、广播式的推介方式,毫无疑问也会带来一种阅读的虚假繁荣。无疑分散了焦点和对立,于是在分享的意义上,所有人都是有效的,无论是从文学上还是心灵慰藉的意义上,都成为一种需求。所有人都分享艰难的时代,共享一个未来前景的可能越来越小,那么和对的人在一起,就成为最小公倍数式的文学理念,至于这个观念是不是懦弱者的精神鸦片,还有的是时间让我们边走边看。
第一辑
在结束的地方开始——路内的工厂三部曲与1990年代
一
路内第一部长篇小说叫作《少年巴比伦》,之后有《追随她的旅程》,两部小说都在讲述1990年代的戴城故事,到了三部曲的《云中人》,时间往后挪了挪,1990年代末期新世纪的打头几年,戴城也像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蒙上了山寨升级版的面纱,摇身变成了T市,和被许诺了改变的时代一样,巨变横空出世,美好却悬置在空中无处落脚,所过之处,一片废墟。
《慈悲》把时间拉长到路小路的父辈们,他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亲历了文革、饥荒、改革开放,与工厂纠缠了一生。色调沉郁,况味更加复杂。
二
路内的小说打开了一个文学中的工厂世界,展示了一种表现这个工厂世界的文学语言和文学习惯。从《少年巴比伦》到《追随他的旅程》,不知不觉中就有一种叠加的熟悉,是一个青年工人的个人史在向青春记忆滑翔,个人史的真实紧张与青春记忆的油滑感伤倾向彼此交战,并且向后者倾斜。
当《少年巴比伦》沿着青春记忆的道路滑翔时,它就和90年代文学界的一个重要概念——个人写作,天然地攀上亲戚,那里的个人是一种完全抽空了的、只有空间、现场,没有时间、历史的自我封闭的“原子个人主义”。稍稍伸展开翅膀离开个人的窠臼,就会被个人主义的引力拉回去。
路内的小说与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相比,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打开了一扇门,闪烁着工人生活的记忆和劳动记忆,有意识的个人历史与无意识的时代历史书写纠缠在一起,使得那段有丰富信息的历史半遮半掩,但记忆片段仍然散发出朦胧的启示,仿佛一切都没有走远。在另外的小说《慈悲》、《花街往事》、《天时坠落在哪里》中,这一段1990年代的工厂生活历史依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一个模糊少年的心事所在,是时代必不可少的一环。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林森《关关雎鸠》与1990年代的小镇生活
林森的长篇《关关雎鸠》与中短篇小说集《小镇》有很多重合的部分,从人物到故事,以及那些影影绰绰的与作家自身经验重合的部分,带给我们一种异样的海岛小镇世界。
《关关雎鸠》是一个来自岛上的声音,平实而凄厉,敦厚而喧闹,敞开了满载着爱和怕的生活本身,庞大的生活躯体,让人无暇顾及岛屿的痕迹。
一
《关关雎鸠》以1994年军坡节为开端,这个兼具传统、封建、迷信、狂欢、荣耀、记忆、惆怅的节日,像波澜壮阔统摄一切的大海,每一个小镇人的神经都会随之起伏。小说中的人物,以潮汐的方式,一寸一寸爬到沙滩上来,往返不停,突然掀起巨浪,来到军坡节这个节点。
没有做出“关心世界”的姿势,小说讲述的年代还是泄露了许多时代的密码,1993年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2年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兴起,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拉开序幕,八十年代的理想浪漫色彩急剧褪去。
二
《关关雎鸠》之中一直有一个“问鬼神”的路线,镇上的人们一旦生活事业上有了问题,在危机的关头,总会去问石头爹、六祖婆、五海公,甚至去问被降童的王科运。人们从一种安稳、直接、亲近自然、天地一体的乡村社会,来到小镇社会或者说行政体制上的乡域社会,在经济大潮的直接粗暴冲击下,在缺少国家政治层面的精神引导,和民间组织内部的归属和规范时,每一个人都成了被撒在荒野上个体,每一个人都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
三
林森在小说的结尾也不失时机地批评,镇政府的无能,间接地导致了无序混乱的社会秩序。重新恢复“军坡节”,小说里用了“一个燃烧的夏天”这样热烈的词汇,大概是在表达一种迫切的重整人心,重振精神气的愿望。小说以对降童的声音呼唤式的描写结束,像一针强心剂。
四
小说题为“关关雎鸠”,古人以雎鸠之雌雄和鸣,以喻夫妻之和谐相处。但在这部小说里,我愿意把它理解为共同经历漫长一生的两个老人悲伤无解的友谊。小而言之,两个人是瑞溪镇无力的守护者,大而言之,他们是活力充盈、给子孙们安居的广厦式中国乡村、小镇社会老去的背影,而《关关雎鸠》就是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徐则臣《耶路撒冷》与70后作家的时间意识
从具有探索和总结意识来看,徐则臣的新作无疑是70后作家中可以称之为作品的小说,就是《耶路撒冷》。
近年来社会舆论对于70后作家一贯颇有微词。徐则臣作为这个年龄段比较优秀的作家,肯定难以逃脱对此类问题的潜在焦虑,《耶路撒冷》是徐则臣的一次正面回应,回应的方式是直面和重述70后一代的个人历史和精神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轻而易举地绕过了时下大部分小说都会浓墨重彩的经济困境,让他们直面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或者信仰问题,这种抽空式的方式,让人感叹作家得需要多大的冒险精神,方敢如此下笔。
《耶路撒冷》的主人公都是悬在半道上的70后一代——过着叛逆人生的伪证制造者易长安,过着殷实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水晶商人杨杰,以漂泊来心灵疗伤的秦福小,知识分子式的思索者作家初平阳。他们这些人虽然经历各异,但有共同的故乡、记忆和谋生之地,还有三个共同联接点。
解决精神世界的心安问题,耶路撒冷从头贯穿到尾,所有的精神追溯和自我拷问,似乎都是为之铺垫、背书、筹谋,但耶路撒冷一直都在远方,小说的所有故事和人物始终根植在中国的大地上,确切的说是在运河岸边的花街上。耶路撒冷也许只是个幌子,是一个发声,一个单词,一个地点,一段情怀,但它是所有人必须去面对的硬问题,而怎么去面对,小说选择了诗意,虚化开端的沉重——“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
其中有一篇专栏题目是《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为作者洗脱了类似写作的怀旧嫌疑,也可以说是对怀旧性书写的反思。作家在70后的人生上覆盖了厚重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等云层,但其实落实到小说中的部分只是涉及到心安和创伤的精神层面,而且创伤又是以一个单薄的同龄人早亡事件带来的。
失败者之歌——一种青年写作现象的生态学分析
杨庆祥《80后,怎么办》一书的第一节题目“失败的实感”,生于1980年代的文学博士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个梳理自己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键词——失败,“个人失败的‘实感’是如此强烈,如此有切肤之痛。以个人作为方法,延及一代人,上溯历史,拷问现实,把“失败者”这个形象慢慢建造起来,脱离单纯的个人经验,提出一个大问题,试图唤起80后一代人参与历史和社会的热情,打破日益统领一切的中产阶级迷梦。当然这个80后是经济基础一般,工人、农民或者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而不是所有的80后生人。
青年作家们写作中频繁、反复出现的失败者形象,作为一个同样呼吸着时代空气的读者也是有一个认识曲线的,开始的击节赞赏和深刻共鸣,都是非常真实的感受。当在讨论“失败者之歌”的时候,不是在说一个真实性的问题,不是说细节真实与情感真实,尤其不是讨论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存在与否,关于阶层的固化和底层的挫败感几乎成为社会共识。讨论“失败者之歌”的写作现象,需要警惕的是问题经过文学过滤之后变成虚浮的冗余,可以随意放置,还要警惕问题只是浮在面上,无法沉潜成有质地的文学事实。
时间索引与折返之光——《望春风》与时代变迁的文学叙事
一
格非在漫长庞大的“江南三部曲”之后,以《望春风》单纯而强势回到“故乡”,像是一次告别故土的文学仪式,格非对于这部作品慨然定下基调,“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
《望春风》是“我”讲述的村庄往事,它从简朴、内敛的淳朴往昔到在时代大潮中风雨飘摇,急剧重组、分崩离析的过程,外在于村庄的是196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的变迁历程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人们的生活、情感方式,它保留了超越个人性的时代信息和资料。通过乡村社会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书写者及其视野,重新构建了写作与乡村的关系,让他们的经验和生活在文学中获得平等的权力,并且以自己的视角和声音来证明时间的流逝,着力摆脱精英主义式、貌似底层实则是俯视者、审视者们的呈现方式。
二
《望春风》中所有的忧伤最根本上来自于时间的流逝和人在时代风浪中的不由自主,以及对于生命最初美好时段的复归而不可得,由此时间是小说的第一主角。
三
对于历史的表现,《望春风》给出了许多解读式的呈现,借着一个村庄的有机运行,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漫长的历史,以及当代历史上最被叙述关注的“文革”年代。但关乎强烈情感的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无论是对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期平静时光的选择和深描,还是对小说中重要人物的讲述,都印证着作家的折返心绪,但乡村秩序的终结者具有更复杂的文化修养和神秘经历的唐文宽的内心呈现相对而言是比较弱的。
石子投在水中
一
于一爽的小说和创作谈,还有散文集以及一些微博、博客片段,其实是一个整体,它们互相缠绕,自成一家。你会发现所有可能被想到的问题,她都让小说中的主人公或者自己说出来了。小说的开头几乎都没有故事开始了的预兆。
第二辑
我们如何呈现历史——重读王安忆早期小说
90年代王安忆写作了数目较多的中短篇小说,其中相当多的小说是对早期小说主题的重新书写。
一、知青、改革、“文革”
王安忆正式步入小说创作的时间正是“文革”结束,刚开始写的小说大部分都以知青为主人公,多少有着自己的生活印记,如《广阔天地一角》、《本次列车终点》、《雨,沙沙沙》等。王安忆这些洋溢着青春期苦恼感伤与理想信念的小说带给文坛一股新鲜气息,获得不少赞誉。相比之下《冷土》倒是不那么显山露水,而现在看来《冷土》倒是一篇比较特别的小说。
《冷土》与《叔叔的故事》相比,还是单纯的现实主义的笔法,但是视角的选择上实在有着不可多得的创新之处,与《叔叔的故事》其实是在相同的纬度上质疑了历史叙述的单一性和社会公认的叙事版本。
中国的上空自1840年以后一直徘徊着一个“向何处去”的幽灵,经过“文革”的动乱后,整个中国空前团结一致地出现在“改革”周围。王安忆的小说《新来的教练》、《尾声》直接或者间接地涉及到了改革的主题。 不能理解“文革”也就不能理解“改革”,当时有许多关于“文革”的小说、话剧、诗歌,有与主流叙述一致的,也有背离的,如《重逢》等,但是关于“文革”复杂内涵及其成因的讨论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流逝》呈现“文革”的方式也许可以回答王安忆为什么对“改革”的叙述会游离于当时的主流叙事之外。
同样写“文革”时期的小说《墙基》,叙述了两个弄堂里不同人群之间的隔膜与差异,墙基是一个象征物,十分明晰地凸现了隔绝主旨。
在美好的“人性”、“人道主义”的关怀成为八十年代初期文学中塑造人物形象主流价值标准的时候,阶级、身份差异曾像瘟疫一样使小说家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王安忆的小说,一直到最近的《发廊情话》、《民工刘建华》等,却一直延续着这种对不同阶层的人的焦点式描写。
二、历史时间与个人生活时间
王安忆这一时期的小说都是遵循自然的时间观念,并且前瞻性地开拓了自己的空间。时间和空间既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又是人感知生命存在的秩序状态。小说是时间的容器,它能够物化时间、储存时间。空间是融于时间的,在一定意义上时间与空间是一体的。时间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有两个分区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这两个时间之间的关系勾勒了小说的时间轴心,进而影响了小说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体现了一位从共和国的历史中成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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