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名人传记第一合辑（套装共6册）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日）冈崎雄儿,许寿裳,（荷）汉斯·舒茨,清秋子,吴其昌,郑会欣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1-01

书籍编号：30537753

ISBN：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417405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名人传记第一合辑（共6册）

作者：（日）冈崎雄儿 许寿裳 （荷）汉斯·舒茨 清秋子 吴其昌 郑会欣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总目录

不愿做奴隶的人——聂耳传

生存，并不是苟活：鲁迅传

危险地活着：伊文思传

百年心事：卢作孚传

少年中国之少年：梁启超传

何时回首谢红尘：董浩云传

聂耳创作的《进行曲》（即《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手稿，原载中国留日学生1935年在东京出版的《聂耳纪念集》

1932年，聂耳摄于上海

序

中国传唱最广的歌曲，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经影片放映、电台广播、唱片播放、合唱团演唱，迅速广为流传，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此歌众望所归地被选为国歌。数十年来，随着广播电视每天早上的开播、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中外国家元首互访时的演奏、重要会议开始时的演唱、国际体育比赛中国夺冠升国旗等场景，国歌那恢宏嘹亮的乐音，经常回响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各地。

（一）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是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等诸多方面都有杰出贡献的革命文艺家、德高望重的歌词大家田汉，曲作者则是由田汉引入革命文艺队伍的年轻人聂耳。聂耳生于昆明，祖籍是云南玉溪。云南位于中国的西南边疆，古时多为蛮荒之地，宋代以来仍然是流放罪犯之地。到了清朝末年，英法殖民势力侵入云南，在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发展。特别是由法国主持的滇越铁路（从昆明至越南的海防港）于1910年建成通车，极大地便利了云南与国内外的交通，促进了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聂耳自幼受到云南丰富优美的多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学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上中学时，多才多艺的聂耳成为昆明进步学生运动的骨干。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血腥白色恐怖中，聂耳于1928年秋天毅然秘密加入了共青团，从事了许多革命工作。由于被共青团支部里的叛徒出卖、随时有被捕的危险，1930年7月他在高级师范毕业后立即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逃亡，途经越南、中国香港，乘船到了上海。

考入黎锦晖领导的明月歌舞团后，聂耳提高了自己的音乐技能和素养。他在田汉的引领下加入左翼音乐家的队伍，1933年年初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再由左翼音乐小组、党的电影小组安排，进入电影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创作出影片《桃李劫》的主题曲《毕业歌》、影片《大路》的序歌《开路先锋》、影片《风云儿女》插曲《铁蹄下的歌女》、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等许多杰出的音乐作品。

聂耳写好《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后，试唱给几个友人听，他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时，传来了国民党政府将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一直没有机会进入音乐院校专业学习音乐、自学成才的聂耳，准备利用这个时机经由日本去欧洲、苏联考察学习。经过党组织批准，1935年4月15日聂耳离开上海。经过修改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据收件人司徒慧敏（党的电影小组成员）说是这年4月底从日本东京邮寄回来的。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亡，年仅23岁。

中日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源远流长。古代是日本向中国学习，唐朝时日本派出了许多“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律令制度、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近代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改革图强。“甲午战争”以后，战败的中国向崛起的日本学习，大批中国学生东渡日本留学。沈心工、李叔同等人回国后，开展了“学堂乐歌”运动。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也是把日本作为基地，组织推翻清代封建王朝的斗争。

日本军国主义者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经历了长达14年的战争，给两国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战后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日两国的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但是日本有许多友好人士，长期以来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的民间活动，1950年10月1日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

1954年，日本藤泽市的市民在聂耳的故世地鹄沼海滨修建了聂耳纪念碑。1958年此碑被台风与海浪毁坏后，1963年藤泽市成立“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市民再次集资修建聂耳纪念碑，两年后举行了聂耳纪念碑落成仪式。为此，藤泽市还与聂耳的出生地昆明市于1981年结为友好城市。

（二）

我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长期以来致力于人民音乐家聂耳的专题研究，1955年所里就专门设立有“聂耳纪念室”，并陆续编辑出版了四本《聂耳专辑》。1978年起，我根据有关工作安排，接手了研究聂耳的课题，承担了恢复和扩建“聂耳陈列室”的工作（1982年重新开放），1982年编辑出版《聂耳》画传，同时进行《聂耳全集》的编辑工作。那时，我在北京、上海、昆明、广州等地采访了当时还健在的聂耳亲友200余人次，收集与辨识了许多有关的历史资料。

为纪念聂耳逝世50周年，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共同组成“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周巍峙，我担任执行编辑委员）编辑《聂耳全集》（共两卷），1985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和人民音乐出版社联合出版。为纪念聂耳100周年诞辰，该编辑委员会（主编仍然是周巍峙，我担任常务副主编）又编辑了《聂耳全集》的增订版（共三卷），2012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期间，我根据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了多篇研究聂耳的文章。

住在日本藤泽市的冈崎雄儿教授是日中友好协会的成员，对中国一直怀有友好感情。他在本职工作之余，多年来以诚挚的情感致力于聂耳专题研究。冈崎教授2015年在日本出版的《歌で革命に挑んで男 中国国歌作曲者·聂耳と日本》一书，已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玲女士译成中文，将要在中国出版。我有幸先睹为快，阅读了此书的译稿。

我感到，此书体现了许多日本学者都具有的治学认真、论证严谨的特点。冈崎教授不仅查阅了中日两国多年来出版发表的许多资料（书后附列的那么多的参考资料，就是有力的证明），还长途跋涉亲自去聂耳出生地、生活了18年的居住地、墓地所在地的昆明，聂耳的祖籍地玉溪等地进行考察，采访了许多相关人士，又历时数年才写成了此书。

针对中国国内曾长期存在的“神化”聂耳的倾向，冈崎教授特别注重展示聂耳作为“人”的属性，突出了聂耳充满年轻人朝气的特点，还修正弥补了两版《聂耳全集》里都出现的个别错误和被删节的一处内容。根据《聂耳全集》出版后新发表的材料，作者特别对聂耳与云南女友袁春晖相识、初恋的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论证，对他们两人最终未能成为眷属的结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聂耳1935年在日本突然意外去世，当时的新闻报道有着多种多样的说法，“谋害说”就曾经风行一时。在那时及后来数十年间，对聂耳去世的缘由一直有着多种猜测。1954年，时为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给昆明聂耳墓所撰碑文里所说的“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就仍然凸显出这种倾向。鉴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昆明市与藤泽市结为友好城市的事实，中国领导人胡乔木于1982年2月2日指示删去了上述这句只是表达疑问的话。

冈崎教授长期居住在聂耳故世之地藤泽市，引用了日本方面的许多资料，并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与分析研究，对“谋杀说”给予了有力的批驳。这也是此书应该多予关注的重要部分和闪光点。

2018年夏天，应日中友好协会、东方文化交流会等单位的邀请，我去日本参加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观看了中日两国艺术家的精彩文艺表演，接触到了许多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日本人士和旅日爱国华侨，切身感受到这些日本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对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以及旅日爱国华侨的深切爱国情怀。

在由中国政府设立的东京中国文化中心（2009年由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揭幕），我做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与日本”的演讲，介绍了国歌词曲作者田汉和聂耳与日本的渊源、此歌是在日本最后定稿等历史情况，受到与会的田汉的侄女田伟等旅日爱国华侨和日本文化界人士的好评。

在日期间，我有幸与冈崎教授相识交流，深入探讨了双方共同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冈崎教授作为上述多项友好活动的志愿者，热心尽职地奔波服务于多场集会和演出。他还盛情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吃日本特色饭菜，并专程开车陪我去藤泽市的鹄沼海滨，瞻仰了聂耳的逝世地和聂耳纪念碑。

值此冈崎教授这部专著的中文版即将在中国出版之际，谨此致以祝贺，写作此文以为序，并把此书推荐给广大的中国读者。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向延生
2019年4月21日于北京远望斋

前言

近年来，我们在奥运会等国际性体育比赛中听到中国国歌的机会越来越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日本翻译为《嵐の中の若者たち》。这部电影描绘及歌颂了那些投身于抗日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奋勇作战的青年人。

《风云儿女》首演于1935年5月的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以雄壮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鼓舞着前仆后继奔向战场的士兵们，成为首屈一指的抗战歌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这首歌获得了民众支持，被定为国歌。

在日本，大概只有少数中国通才了解《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吧，它的创作背景、它曾经是电影主题曲、它曾经经历抗日战争而后又被入选为国歌这些事情，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之所以对中国国歌，准确地说是对中国国歌作曲者产生兴趣，是出于偶然。

这一偶然就是：这位作曲家——聂耳（1912—1935），逝世于我家乡附近的海岸。中国国歌的作曲者竟然客死于日本！可能大部分中国人也不知道吧。

聂耳在《风云儿女》上映后不久的1935年7月，溺死于神奈川县藤泽市江之岛西侧的鹄沼海岸。1954年，当地民众为了悼念夭亡的邻国作曲家，将海滩一角围起来，建造了纪念碑。我当时是个小学生，经常到纪念碑附近玩耍。就从那时开始，这个名字里有“四个耳朵”^[1]的人在我心中留下了痕迹。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没想到又一次遇到幼年所见的“四个耳朵的名字”，这令我心绪不安。有个中国人在闲谈中和我说：“我国国歌的作曲者听说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他看着我震惊的表情，又加了一句：“确实有这样的传言啊。”

聂耳不是死于事故（溺死），而是被杀死的！果真如此吗？——当时我在工作中也意识到日中两国国民要做到相互理解是有一定难度的，我深切地体会到了解邻国国情，特别是了解日中历史的重要性。

如果真有他杀这种说法……虽然1972年好不容易恢复了邦交正常化，但当时两国关系仍然不稳定。我想如果不寻根问底，那么和事实相异的“传言”就会广泛散布开来，我感到有必要厘清误解，然而当时我却无暇顾及。

1995年12月，我终于有机会探访聂耳的出生地云南昆明。我工作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由经济界精英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我亦随行。工作结束后，我突发灵感，决定去瞻仰聂耳的墓地。我在闹市中拦了一辆出租车，向着西南方向驶出郊外，群山扑面而来。行驶不久之后，我的左手边出现了昆明的象征——滇池（“滇”是云南的简称）。滇池是云南省最大、中国第六大湖，湖面平静开阔。半山腰上有一座庄严的墓园，绿树成荫中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塑像。

此后，我利用工作间隙，不断收集整理与聂耳相关的文献资料。后来我改行当了老师，利用暑假，辗转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甚至深入云南省图书馆去查找资料。2001年12月，我探访至聂耳原籍所在的玉溪市，那里有一个以聂耳命名的公园，园内有纪念馆。我在玉溪买到了两本书。一本是聂耳的兄长聂叙伦所著传记《少年时代的聂耳》，另一本是玉溪当地的聂耳研究家崎松（本名刘本学）所著的《聂耳与玉溪》。后者是聂耳纪念馆年轻的女馆员送给我的。当时我正要付款，她笑着阻止我说，您不远千里从日本而来，就让我送给您这本书吧。为了回报如此拳拳之意，我心中信念为之一新。

2012年春天，我所收集的资料已经相当可观。就在这一年，为纪念聂耳100周年诞辰，《聂耳全集》增订版在北京出版。1985年纪念逝世50周年出版的旧版全集是两卷，这次增订版增加为三卷，新增加的末卷收录了相关人士的回忆录和研究论文。全集开展编撰工作时，不仅北京，就连聂耳的家乡玉溪也设立了编辑部，因此得以收录许多新发现的资料。由此，我收集资料的工作告一段落，执笔写作的条件已经完备。

莫扎特在短暂的35年生涯中创作了600多首曲子，被誉为“用音乐改变世界的天才”。莫扎特逝世一个多世纪后出生的聂耳只有更加短暂的23年生命，他短暂的一生都在近代中国史的激流中奋进，他创作的歌曲成为中国革命者的心灵支柱，因此他被称为“以歌曲为武器改变中国的天才”。

他的歌曲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呢？他究竟在什么样的家庭中成长，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在何处获得社会工作的经验呢？更深入一步来看，作为他创作活动的舞台，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上海状况如何？聂耳不久就被民国政府视为煽动民众的革命作曲家，被列为危险人物，当他不得不逃亡日本的时候，滞留于日本的生活光景如何呢？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聂耳被誉为“革命音乐家”“人民的音乐家”，被视为圣人。但是近年来通过新的研究，聂耳的形象从“圣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人版的聂耳形象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本书通过考察这些研究成果并以与中国学者交流所得为基础，查证关于聂耳之死的“谜团”，同时尝试描绘出一幅没有虚饰、没有夸张的聂耳等身画像。

对我来说，研究聂耳的生涯相当于重新审视日本近现代史。要考察这段历史，我认为其原点在于如何思考与处理和近邻诸国彼此间的关系。愿本书这一微小尝试，为改善与中国及各国关系做出贡献。

[1]日语及繁体字的“聶耳”是四个耳朵。——译者注

序章
1935年7月17日神奈川县鹄沼海岸

1935年7月18日，《东京朝日新闻》朝刊出现了以下一则小小的新闻报道：

民国学生溺死？

寄宿于东京神田今川小路中华民国青年会宿舍的学生聂守信^[1] （24岁），十六日下午二时左右在神奈川县鹄沼海水浴场游泳时失踪，目前藤泽警署正在搜寻。

这是关于本书主角聂耳遇难最早的一则报道。短短的新闻中有三处与事实不符。第一，后文会提到，聂耳寄身之处并不是中华民国青年会宿舍。第二，聂耳并非24岁，而是年满23岁。第三，失踪时间不是16日，而是17日。后来《东京朝日新闻》没有发表更正启事。到了19日，《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东日本地区版的前身）刊登了以下这则报道：

身穿游泳衣的尸体

【横滨报道】十八日下午一点左右，神奈川县藤泽町鹄沼海水浴场附近发现漂浮着身穿游泳衣、看似学生的溺死尸体，藤泽警署经过调查，认定是东京神田区神保町二号东亚高等学院^[2]学生聂守信君（20岁），他于十七日下午两点左右在鹄沼海水浴场游泳时行踪不明。

聂耳的年龄在《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中比《东京朝日新闻》年轻4岁，两者均失实。另外，两家报纸都使用原名“聂守信”来报道，因此没有引起日本公众的注意。但在当时的中国，聂耳的歌曲已经风靡上海，家喻户晓。因此，那些与他关系亲密的在日中国留学生们得知他的死讯后都无比震惊。讣告迅速传至上海，当地报纸杂志纷纷悼念这位早逝的青年作曲家。时值暑假，在日留学生、与聂耳亲近的朋友均聚集在千叶县馆山町。8月4日，他们在北条海岸边上的海之家旅馆召开了追悼会，为友人的早逝伤心落泪。当时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作家李华飞（1914—1998）回忆追悼会的情形：

一位学友静静地叙述（聂耳）死亡时的情况，屋内四隅渐渐充满了抽泣声。一位女同学在唱机上反复地放《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一直伴随我们。追悼会上没有装饰，甚至连一朵白花也没有，然而却有数十人深深的悲痛，有发自真心的泪水。^[3]

追悼会上，大家提出制作纪念文集的意见并筹措资金。提议迅速有了成果，同年12月，东京出版了《聂耳纪念集》。

聂耳逝世一个月后，上海南京东路附近的金城大戏院（现在的黄埔剧场）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除了聂耳的亲友，还有许多工人、普通民众参加。追悼会原定于上午9点半开始，刚到8点，会场已经满员，据说那些无法入场的群众含着泪水聚集在追悼会场的四周。^[4]可见人们是如何热爱聂耳，如何痛惜他的早逝。

不久之后，关于聂耳突如其来的死亡，有一种“被谋杀”的传闻开始四散流传。传闻最大的证据来源于从小熟知聂耳的亲朋好友们的证言：聂耳水性极好，不可能溺亡。比聂耳年长3岁的哥哥聂叙伦在回忆弟弟的书中提到，聂耳小时候曾经失足落入在家附近的河里（本书后文将提及），有过这次教训后，聂耳深感学习游泳的重要性，因此不断努力练习，所以游泳游得很好。^[5]

另外，聂耳的留学同窗魏晋记录了当时同学们在馆山听到聂耳溺亡消息时的反应：

听说聂耳在海中遇难，大家都疑惑不已：他明明会游泳的，令人费解。而且一般的海水浴场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不幸事故，都会在水深的地方设有警戒用的绳标啊。^[6]

但海中游泳必然伴随危险。即便聂耳如兄长所说的那样熟悉水性，但如果气象条件、水温、身体状况有所变化，就不能完全否定溺亡的可能性吧。传闻中的“谋杀论”已经超越聂耳的个人状况范围，而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挂钩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卢沟桥事变”（1937年）发生在聂耳遇难的两年后，但从1931年“九·一八”柳条湖事件开始，日本逐步入侵中国东北，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同时，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本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工人运动的弹压，甚至中国留学生也成为监视的对象。日本自孙文（1866—1925）时代以来就是中国革命基地之一，同时也是远赴苏联和欧洲的重要必经之地，因此不仅是留学生，凡是在日中国人都被日本政府列为关注对象。

例如，著名的左翼作家胡风（1902—1985）1933年3月在日留学期间被逮捕，后遭强制遣返回国，其理由是他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有接触。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特高警察虐杀事件发生一个月后的事情。胡风比聂耳更早到达日本，从聂耳上学的同一所日本语言学校毕业，他被捕时正在庆应义塾大学学习。胡风说他被逮捕后，在四谷警署被拘禁了两个月，遭受了整整两天的严刑拷问和棍棒持续殴打。^[7]前文提到的李华飞也曾经说：“聂耳被列为危险人物，他总是不断受到刑警、日本特高警察的骚扰。”

那么，聂耳是死于谋杀，还是单纯的游泳溺亡事故？下面让我们来追寻这位早夭天才作曲家的一生，厘清他充满谜团的死亡真相。

[1]聂耳的本名。

[2]正式名称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创立于1914年，是一所面向中国留学生的升入高中或大学的预备学校。周恩来（1898—1976）等许多中国人曾经在这里学习日语。该校位于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的旧迹现在变为公园（爱全公园），公园里树立着一个写着“周恩来学习之地”的纪念碑。关于学校的成立和背景请参见第四章。

[3]小林文男《日中关系への思考》，劲草书房1993年，第97页。

[4]《聂耳传》，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年，第312—313页。

[5]聂叙伦《少年时代的聂耳》，新蕾出版社1981年，第49—52页。关于聂耳幼年时代的资料除了参考此书，另有《人民音乐》1955年10月号刊登的聂子明、聂叙伦《回忆我们的四弟聂耳》也是重要参考资料。

[6]崎松《聂耳与日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7页。

[7]南云智监修翻译《胡風回想録——隠蔽された中国現代文学史の証言》，論創社1997年，第18—19页。

第一章
云南——“革命音乐家”的成长岁月

第一节 聂耳的诞生

聂耳诞生地——云南昆明的现状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位于中国西南端的云南省昆明市。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远离首都北京及世界大都会上海。西北与西藏自治区、北与四川省、东北与贵州省、东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西南与缅甸，南与老挝、越南国境相连，国境线长达4000公里。全省面积约为39.4万平方公里，比日本国土面积（37.8万平方公里）还要辽阔。云南省95%为山地，多森林而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化，南部地势较低为亚热带气候，北部高地为亚寒带气候。人口约为4600万，除了汉族，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为少数民族，既包括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苗族这种人口超过100万的少数民族，也包括怒族、满族、独龙族等人口未超过2万的少数民族，全省居住着26个少数民族。而在全中国，除了占人口92%的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有15个少数民族仅存在于云南省内。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东部沿海地区、都市地区变得富裕起来，包括云南省在内的西部内陆地区及农村地区发展滞后。根据2000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与越南、缅甸的边境贸易逐渐活跃，现在云南省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省内矿产资源丰富，有锡、磷矿石、铅、亚铅、镉、铁矿石、石炭等。传统产业是烟草业，产量全国第一。近年来，花卉及生命科学、化工等尖端产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云南是对日贸易中最重要的松茸供给地。出口松茸通过航空货运专机每天由昆明经由上海运输至日本。目前在云南省投资的日本企业超过100家，近年综合商社双日株式会社与云南省签订了“一揽子合作意向书”（2011年），双方将在广泛范围内开展合作开发。云南省与日本已经相互成为各自经济、贸易上的重要合作伙伴。

云南省省会昆明位于云贵高原中央，是一个海拔将近1900米的高原城市。亚热带季风带来湿润的气候，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为16度，全年气候舒适宜人。我初到昆明时，当地人告诉我，昆明市“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时春”，被誉为“春城”。

昆明市人口约726万。2012年6月，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投入使用，代替了巫家坝国际机场（1923年建成），发挥着中国西南地区为数不多的国际机场功能。另外，1992年昆明设立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9年，昆明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以此为契机，城市风貌为之一变，成为高楼林立的大都会。1981年11月，因聂耳出生地与故去地的因缘，昆明市与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结为友好城市。

近代史中的云南

云南地区建省不晚于元代。进入近代之后，包括云南在内的西南边陲与华北、东北地区一样，是帝国主义侵略矛头所指之地，因此在清朝末年，云南成为直接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前线。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大英帝国将势力扩张至印度及缅甸。法国为了与之对抗，将触手延伸至中南半岛，通过与越南缔结条约否定了清朝的宗主国权利。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导致了中法战争的爆发。法国战胜后于1887年将越南、柬埔寨正式揽入殖民统治范围，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成立，殖民统治正式开始。于是，云南、广西自然成为法国进一步觊觎的一块肥肉。

大多数云南青年人和学生对清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大为不满，他们民族意识强烈，认为必须要抵御外国侵略才能保卫祖国。于是他们与呼吁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派一呼百应，积极参加不断蓬勃发展的反清革命。这些青年团体的主体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也包括清朝末年创设的新军士兵。

1906年，云南的革命派青年以东京神田三崎町的云南同乡会为据点，创刊了《云南》杂志。这本杂志“揭露当时云南的对外危机与清朝地方政府的腐败，倡导革命的必要性，同时向民众介绍民主共和先进思想，指出中国前进的道路，给予云南省内省外重要的思想影响，在云南省内播下了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第二次革命的思想火种”^[1]。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清政府面对列强侵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相互倾轧，统治能力急速衰弱。进入20世纪，国内外要求变革体制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各地爱国示威运动如火如荼。1911年10月10日，就在聂耳出生前4个月，湖北武昌爆发了新军士兵起义，随后革命烽火燎原，最终推翻了清政府。

辛亥革命的影响波及中国边境云南。云南新军自清末创立以来，其势力一直掌握在为清朝尽忠的官员手里，但是到了1911年春夏之交，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一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军事专业的蔡锷就任昆明新军长官；其二，曾经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的革命派军人被陆续任命为新军内部的中级士官。蔡锷一派及革命派中级士官们积极响应武昌起义，云南新军以蔡锷为临时总司令，以同样留日归来的李根源为副司令，10月30日在昆明举兵起义。这一天恰好是旧历九月九日，因此称为“重九起义”。云南新军只通过一晚战斗，就成功控制省内主要部队。之前担任云贵总督的李鸿章侄子李经羲黯然离境，清朝兵将全部归顺革命军，统治云南省252年的清王朝瞬间宣告终结。辛亥革命翌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

聂耳出生及父亲逝世

就在清朝统治土崩瓦解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口，聂耳降生于昆明，时间是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二个月，1912年2月15日。

2月15日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仍然新历旧历并用，更遑论20世纪之初。即将迎来新时代到来后的首个新年，辞旧迎新之际，父亲聂鸿仪面对这个吉祥的“幸运儿”，心中充满欣喜，给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