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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巴黎评论·诗人访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美国《巴黎评论》杂志“诗的艺术”栏目诗人访谈专辑，囊括十八位世界著名诗人长篇访谈：玛丽安·摩尔、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布莱兹·桑德拉尔、乔治·塞菲里斯……等
作者：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1-01
书籍编号：30555907
ISBN：978702015733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43259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巴黎评论·诗人访谈
作者：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1-01
ISBN：978702015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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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摩尔
明迪/译
作为伟大的文学，美国诗歌仅仅在过去七十年里才走向成熟；上个世纪的沃尔特·惠特曼和艾米莉·狄金森是恶劣环境中罕见的天才。一个十年就给美国带来了现代诗歌的主要人物：华莱士·史蒂文斯出生于一八七九年，T.S.艾略特出生于一八八八年。这两个时间点所涵盖的十年属于以下诗人：H.D.，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约翰·克罗·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埃兹拉·庞德，以及玛丽安·摩尔。
玛丽安·摩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发表作品。她得到移居欧洲的T.S.艾略特和埃兹拉·庞德的发表和赏识。哈莉特·梦罗（Harriet Monroe）创办于芝加哥的《诗刊》为新诗提供了持久的展示机会，也发表了摩尔的作品。但摩尔主要是一位纽约诗人，属于格林威治村那个群体，他们创办了《其他人》（Others）和《扫帚》（Broom）杂志。
去玛丽安·摩尔位于布鲁克林的家中拜访她，必须跨过布鲁克林大桥，在默特尔大道左转，沿着高架走一两英里，然后右转进入她那条街。沿街有几棵树，非常令人愉悦，摩尔小姐的公寓离一家杂货店和她常去的长老会教堂很近，非常方便。
访谈是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总统大选前一天进行的。摩尔小姐的公寓大门通向一条狭长的走道，右侧有几个房间，走道的尽头是一间可以俯瞰街道的大客厅。与走道一样长的书架的顶部，有一枚尼克松徽章。
摩尔小姐和访谈者在客厅里坐下，俩人之间放一个麦克风。到处都是一摞摞的书籍。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油画，有一幅是墨西哥画，梅宝尔·道吉（Mabel Dodge）赠送的礼物；其他都是美国人在一九一四年之前悬挂的深茶色的油画。家具老式，暗色。
摩尔小姐说话有一种习惯性的谨慎态度，以及她的读者可以辨识的幽默。当她用一个特别具有说服力甚至尖酸的短语结束一句话时，她会迅速看一眼访谈者，看他是否被逗乐了，然后轻轻地偷笑。后来摩尔小姐带访谈者在附近一家餐馆吃了一顿令人称羡的午餐。她决定不戴尼克松徽章，因为与她穿的外套和帽子不搭。
——唐纳德·霍尔（Donald Hall），一九六一年
《巴黎评论》：摩尔小姐，我知道你出生于圣路易斯，仅比T.S.艾略特早大约十个月。你们两家彼此认识吗？
玛丽安·摩尔：不认识，我们那时候不认识艾略特家。我们住在密苏里州的柯克伍德市，我祖父是第一长老教会的牧师。T.S.艾略特的祖父——威廉·艾略特博士——是一位独一神论者。在我大约七岁时我们离开了，我祖父于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日去世。我祖父和艾略特博士一样，都曾在圣路易斯参加过教会负责人会议。此外，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教会之间有午餐会晤。在一次午餐之后，我祖父说：“威廉·艾略特博士请求祝福并且说到‘我们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提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他这个时候已足够称得上三一神论者了。”玛丽女子学院是他捐赠的，以纪念他去世的女儿玛丽。
《巴黎评论》：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摩尔：嗯，我想想，上布林茅尔学院的时候。我想我是十八岁入学的，我出生于一八八七年，一九〇六年上大学。那么，我当时多大了？你可以推断出我可能的年龄？
《巴黎评论》：十八或者十九岁。
摩尔：我没有文学计划，但我对大学的月刊很感兴趣，令我惊讶的是，（我给杂志写了一两篇小东西之后）编辑们选我加入董事会。那是我大二的那一年——我敢肯定是那一年——而且我记得我就留在那里了。然后当我离开大学时，我向校友杂志《灯笼》提供了捐款（我们是没有报酬的）。但我并不认为我的作品能够震撼世界。
《巴黎评论》：在什么节点上诗歌对你而言变得震撼世界了？
摩尔：从来没有过！我相信我那时对绘画感兴趣。至少我是这么说的。我记得奥蒂斯·斯金纳（Otis Skinner）夫人在我毕业那一年的毕业典礼上问我：“你想成为什么？”
“画家。”我说。
“好吧，我并不感到惊讶。”斯金纳夫人回答。我穿了一件她喜欢的衣服，某种夏季款式的裙装。她称赞道：“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我喜欢故事。喜欢小说。而且——听起来很可悲，甚至奇怪——我想诗歌对我来说是追而不得退而求其次的最好的东西。我不是曾经写过一样东西吗？“一部分诗，一部分小说，一部分戏剧”。我想我是太过于真实了。我可以想象场景，并对亨利·詹姆斯从未受到挑战而感到遗憾。现在，如果我不能写小说的话，我想写剧本。在我看来戏剧是最令人愉快的，实际上是我最喜欢的消遣形式。
《巴黎评论》：你经常看戏吗？
摩尔：从来不。除非有人邀请我。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邀请我去看她创作的《阁楼玩具》，我很高兴她邀请了我。如果没看这部剧，我就不会对这种形式的生命力有所了解，也会忘记她作为一个作家的才能；我还想再看一次。地方语言的准确性！这就是我感兴趣的东西，我总是记下一点当地的表达方式和口音。我想我应该参加一些语言学机构或企业，我对方言和语调非常感兴趣。我几乎没有考虑过什么东西可以进入我所谓的诗歌。
《巴黎评论》：我很好奇布林茅尔学院对你作为一个诗人意味着什么。你写到你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生物实验室里。你是否更喜欢将生物学而不是文学来作为研究目标？你受过的专业训练有可能影响到你的诗歌吗？
摩尔：我曾希望将法语和英语作为我的主要学科，并且修两年的英语必修课——每周五小时——但直到我大三的时候才选修了一门课。在那一年之前，我没有达到八十小时的学术规定。然后我选修了十七世纪模拟写作——富勒（Fuller）、胡克（Hooker）、培根、安德鲁斯主教（Bishop Andrewes）以及其他作家。法语课是用法语讲授的，而我不会法语口语。
实验室研究是否会影响到我的诗歌？我相信一定影响到了。我发现生物学课程——副修的，主修的，以及组织学——都非常令人为之一振。实际上我想学医。精准，陈述上的经济性，用于做出无私利性结论的逻辑，描绘和识别，释放——至少对想象力有一些影响，在我看来。
《巴黎评论》：你到纽约之前认识文学界的什么人？你认识布莱尔（Bryher）和H.D.吗？
摩尔：很难将这些事情连续化。我一九二一年在纽约遇到了布莱尔。H.D.是我在布林茅尔女子学院的同学。我想她在那里只待了两年。她是外州居民，我没有意识到她对写作感兴趣。
《巴黎评论》：你是通过她认识的埃兹拉·庞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她不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认识他们的吗？
摩尔：是的。她确实如此。我没见到他们。直到一九一六年我参观纽约时才见到作家，当时有一位来自我故乡卡莱尔的朋友要我陪她去。
《巴黎评论》：所以直到一九一六年之前你的确是孤立于现代诗之外的？
摩尔：是的。
《巴黎评论》：那是你第一次去纽约？你去那里六天就决定长住那里？
摩尔：噢，不是的。我母亲好几次带我哥哥和我一起去那里观光购物，在去波士顿或者缅因州的途中，或者去华盛顿和佛罗里达的路上。一九〇九年我读大四的时候，在圣诞节期间拜访了住在纽约的查尔斯·斯普拉格斯史密斯博士的女儿希尔达（H.D.）。路易斯·安斯帕切（Louis Anspacher）在库伯联盟学院做了一场非常华丽的演讲。卡内基音乐厅有很多音乐会，我对纽约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有了些了解。
《巴黎评论》：而那些发生的事情使你想返回纽约？
摩尔：可能是这样吧，那次是来自卡莱尔的考德丽小姐邀请我跟她一起去度一周。一九一六年的访问使我想住在那里。我也不知道她脑子里想些什么使得她会邀请我，或者为什么没有我她就不会玩得更好。她对我冒险前往波希米亚聚会持怀疑态度。但我无所畏惧。首先我不认为任何人会试图伤害我，即便他们想伤害我，我也不觉得自己会受到伤害。我从未想过有人陪伴很重要。
《巴黎评论》：你是否认为搬到纽约，以及你在那里发现的作家所带给你的刺激，使你写出比原来更多的诗？
摩尔：我想这是肯定的——看见别人写的东西，就会喜欢这个或者那个。对我而言，总是会有一些偶然的东西让我掉入陷阱。我绝对是从来没有打算要写诗的。这念头从来没进入我脑子。现在也如此，每次写诗我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次；然后我被某些东西迷住，似乎不得不说些什么。我所写的一切都是阅读的结果，或者是对人们感兴趣的结果，我对此非常确定。我没有当作家的野心。
《巴黎评论》：我看看啊。从布林茅尔女子学院毕业后，你在卡莱尔的印第安学校教书。然后，一九一八年搬到纽约之后，你在一所私立学校任教，并在图书馆工作。这些职业对你作为一名作家有什么关系吗？
摩尔：我认为这些工作使我的肌肉更坚硬了一些，也使我接近事物时精神层面上更冷峻一些。做图书管理员，对我写作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是巨大的帮助。我们家对面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哈德逊公园分馆的伦纳德小姐有一天来看我。我不在，她问我母亲是否认为我会愿意做全职职员，在图书馆工作，因为我非常喜欢书籍，喜欢和人们谈论书籍。我母亲说不，她不那么认为；鞋匠的孩子从来没有鞋子，如果我做全职职员，我可能会觉得我就没有时间阅读了。我回家之后，她告诉我，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会告诉她这当然很理想啊。只是我不能工作超过半天。”如果我整天工作，也许晚上，或加班，就像机械师一样，肯定不会是很理想的。
作为一项免费服务，我们写书评，每人被分配了一些书，这个我是很喜欢的。没有报酬，但我们有机会对书作诊断。我非常喜欢做这件事。我相信我还有那种“卡片式的”图书摘要副本放在什么地方。就是把最好最坏的部分找出来。我一直好奇他们为什么不分配给我艺术书籍或医学书籍，甚或历史或批评类。但没有，总是虚构类的，无声电影小说。
《巴黎评论》：那段时间你旅行了吗？去欧洲没有？
摩尔：一九一一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去过英国，大约两个月，可能是七月和八月。我们去了巴黎，我们住在左岸，在瓦莱特大街的一个寄宿公寓里，加尔文在那里写下《基督教原理》，我记得。离圣贤词和卢森堡公园不远。我一直对西尔维亚·毕奇的书很感兴趣，可以读到埃兹拉·庞德，以及他在巴黎的日子。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我想我是带着那样的目的在晚上漫步。那是世界所知的最炎热的夏天之一，一九一一年——我们一直走到奥岱翁大街十二号，去看西尔维亚·毕奇的书店。我不会想到说：“我来了，我是个作家，你能和我聊一会儿吗？”我一点也没有那样的感觉。我想观察事物。我想我们去了巴黎所有的博物馆，除了两个之外。
《巴黎评论》：那之后你有没有回去过？
摩尔：没有再去巴黎。只是一九三五或一九三六年回到英格兰。我喜欢英格兰。
《巴黎评论》：自一九二九年搬到这里以来，你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布鲁克林？
摩尔：除了四次西部之行：洛杉矶，旧金山，普吉特海湾，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我母亲和我先前经过运河去旧金山，乘坐火车去过西雅图。
《巴黎评论》：道奇棒球队去了西部之后，你有没有怀念过？
摩尔：非常怀念，而且我听说球队也怀念我们。
《巴黎评论》：我仍然对早期的纽约很感兴趣。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他的自传里谈到格林威治村作家群的时候说，你是“撑起我们未完成建设的上层建筑的顶梁柱”。我猜想这些人就是《其他人》杂志的作者群。
摩尔：我从来不是撑起任何人的顶梁柱！我有他的自传，他对罗伯特·麦克艾蒙（Robert McAlmon）和布莱尔（Bryher）的错误陈述，我狠狠批评过。在我的愤慨中，我错过了一些我应该看到的东西。
《巴黎评论》：在多大程度上《其他人》的作者们形成了一个群体？
摩尔：我们确实有一些聚会，阿尔弗雷德·克里姆伯格（Alfred Kreymborg）是主编，那时和格特鲁德女勋爵结婚了[1]，那是你能见到的最可爱的人之一。他们在格林威治村某个地方有间小公寓。这个群体有相当一致的爱好。
《巴黎评论》：有人说阿尔弗雷德·克里姆伯格是美国范围内发现你的人。你认为是这样吗？
摩尔：也许可以这样说；他竭尽全力推举过我。一九一五年，梦罗小姐和艾丁顿（Aldingtons）同时让我给《诗刊》和《自我主义者》投稿。阿尔弗雷德·克里姆伯格不太拘谨。我和其他人有点不同。我猜他认为我可能会给人一种新鲜感。
《巴黎评论》：一九二一年，当H.D.和布莱尔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版你的第一本诗集时，（她们命名为《诗》），你是什么反应？你自己为什么拖着不出版呢？
摩尔：出版我的轻量级产品——显然是一种尝试——在我看来为时过早。除了乔叟或莎士比亚或但丁之外，我不喜欢称任何人的东西为“诗”。我现在感觉不到我当时对这个词的敌意了，因为它只是一个方便的、几乎不可避免的词，但在我看来这些还称不上“诗”——我的观察，对韵律的实验，或者是写作练习。正如我以前说过，我写的东西只能被称为诗是因为没有其他类别可以将它们归类进去。一九二一年为我出诗集的这种骑士精神——当然是形式上的选择，并非内容——我非常感激。一九三五年也是，费伯出版社和麦克米伦公司同时提出为我出版诗选集，在我看来也是非常不自私的。断断续续偶尔在杂志上发表，对我来说似乎已经足够，已经够引人注目了。
《巴黎评论》：《自我主义者》发表你第一首诗之前，你是否给其他杂志寄过诗？
摩尔：我一定寄过。我有一个小小的古玩，一本大约两英寸宽三英寸长，或两个半英寸宽三英寸长的小本子，我系统地输入了所有发出去的东西，什么时候退回，是否发表，我得到多少稿酬。这样持续了大约一年，我想。我不可能比这样做更在意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寄出过不是从我自己这里勒索去的东西。
我目前有三个繁重的任务，互相干扰，我不知道我如何写出任何东西。如果我有一个不错的想法，我记下来，它就会停留在那里。我不会强迫自己为它做什么。我在《纽约客》上发了几篇东西。我告诉他们，“我可能再也不会写了”，别指望我再写。我从不知道有任何人像我这样热爱词语却难于用词语说出事物，我很少以自己喜爱的方式说出来。如果我做到了，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努力。我为《纽约客》写过几篇东西——我确实想写那些东西。
《巴黎评论》：你上一次什么时候写的诗？
摩尔：八月份。关于什么的呢？噢……卡内基音乐厅。你看，任何能够真正唤醒我的东西……
《巴黎评论》：对你而言，一首诗是如何开始的？
摩尔：一个恰当的短语跳入脑海——比如，一两个词——通常是具有同样吸引力的想法或物体同时出现：“它的跳跃应该固定/在这粒黄豆上”；“蚂蚱—翅膀被太阳切分/直到网线成为一支军团。”我喜欢轻韵，不显眼的韵，显眼但不张扬的韵：吉尔伯特和萨拉文式的：
我对节奏和重音充满热情，如此冒失地写分行。把段落作为一个单位，我发现句尾的连字符很危险，读者会因为连字符而分散了对内容的关注，所以我尽量不使用。我对拉封丹（La Fontaine）的兴趣来源，完全独立于内容。然后我成为他那种外科手术般礼节的牺牲品：
《巴黎评论》：在你的阅读范围内或背景中，是什么引导了你的写作方式？意象派对你有帮助吗？
摩尔：没有。我很好奇为什么有人会采用这个词。
《巴黎评论》：你认为你的诗歌里的描述性与他们无关？
摩尔：我真的不认为有关。我很遗憾我是低贱之辈，或者至少我与任何事都没有联系。但我确实感谢《其他人》诗刊。
《巴黎评论》：你认为你的写作风格来自哪里？是你的性格逐渐积累的吗？还是有文学前辈？
摩尔：就我所知没有。埃兹拉·庞德说：“有人一直在读拉福格（Laforgue），以及法国作家。”嗯，可悲的是，直到最近我还没有读过其中任何一人。回头看，我认为弗朗西斯·耶麦（Francis Jammes）的标题和处理方式与我自己的非常一致。我看上去几乎是个抄袭者。
《巴黎评论》：那么广泛使用引言呢？
摩尔：我只是想表示尊重而不是偷人家东西。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件事已经以最好的方式说出来了，你怎么可能说得更好呢？如果我想说些什么，而有人已经说得很理想了，那么我就会拿过来并给予出处。就这么回事。如果你被一位作家迷住，假如不渴望分享的话，我认为是一种非常奇怪而且无效的想象力。别人也应该读到，你不认为吗？
《巴黎评论》：有没有写散文的文体家帮助你找到自己的诗歌风格？伊丽莎白·毕晓普在谈到你的写作时提到过爱伦·坡的散文，而且你总是让人们想起亨利·詹姆斯。
摩尔：散文文体家，可不是嘛。约翰逊博士（Dr.Johnson）这样谈到理查德·萨维奇（Richard Savage）：“他两个月之内就被议会给非法化了，被母亲否认，注定贫穷和默默无闻，被抛在生命的海洋上，只是他很可能被流沙吞噬，或者被冲撞在岩石上……正是他独特的幸福，使他几乎从没有发现一个分手时会成为朋友的陌生人；但同样必须补充的是，他也没有和任何一个朋友相处长了之后不得不迫使对方成为一个陌生人。”或者看一下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怎么谈论殖民地：“你可以剪一只狼的毛；但它会驯服吗？”或者看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爵士怎样说的：“国家不受食物中毒者的统治。”他称蜜蜂为“勤劳的家伙”，而他的家是“蜂窝”。他的举止是一种博学渗不透的甜蜜。再看看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怎样写的：“内战就像发烧的热度；外国战争就像运动的热度。”或者看看塞利尼：“我有一只狗，黑如桑葚……我像愤怒一样冒烟，像小爬虫一样膨胀。”看看恺撒的《札记》，以及色诺芬的《论狩猎》：对每一个细节的兴趣和热情！亨利·詹姆斯的著作，特别影响到我的是散文和书信。埃兹拉·庞德的《罗曼斯精神》文集：他的明确性，无误的本土口音。查尔斯·诺曼（Charles Norman）在他的传记中提到庞德对一位诗人说：“没有任何事物、绝对没有任何事物是你在某种情形下、某种情绪的压力下无法说出来的。”而埃兹拉·庞德这样评价莎士比亚和但丁，“在这里，我们与大师在一起；对其中任何一位我们都不能说，‘他更伟大’；对其中任何一位我们都必须说：‘他是无法超越的。’”
《巴黎评论》：你自己的作品中有没有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摩尔：当然有。我认为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清醒到令自己满意的程度，同时在其中又有足够的适合于自己的启示。这是个难题。我不赞成我像“谜”一样难懂，或者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并非不绿的草。”我曾对我母亲说过一次：“你怎么允许我把这样的东西印出来？”她说：“你没有问我的意见啊。”
《巴黎评论》：有一次我听你朗诵，我想你说过你不喜欢《对优点的不信任》，而这是你最受欢迎的诗之一。
摩尔：我喜欢这首；它很真诚，但我不会称之为诗。它是真实的；它证明了战争是不可容忍的，也是不公正的。
《巴黎评论》：你怎么称它为非诗，根据什么？
摩尔：偶然性；作为形式，它具有什么呢？这只是一种抗议——脱节的，感叹的。情绪压倒了我。先是这个想法，然后是那个想法。
《巴黎评论》：你母亲说你没有征求她的建议。你从来没有？你是否向家人或朋友征询批评意见？
摩尔：嗯，不会问朋友，有机会的话会问我哥哥。我母亲说“你没问我的意见”，肯定是几年前的事，因为我写《一张面孔》时，我先写了《蛇与抱着一碗粥的孩子》，她说：“这个写不成。”“好吧，”我说，“但我必须写点东西出来。”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要我给《地平线》杂志写点什么。所以我写了《一张面孔》。这是少数我下笔之后没有给我带来任何麻烦的东西之一。她说：“我喜欢。”我记得这件事。
而在那之前，我写过《水牛》。我以为它可能会激怒一些人，因为那对我来说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抽筋式进步。我想：“好吧，如果看起来很糟糕，我哥哥会告诉我，如果有一点点意义，他会发现。”他带着相当的热情说：“这个很吸引我啊。”我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因为家庭反对而抑制什么？
摩尔：有过，《蛇与抱着一碗粥的孩子》。我甚至从没有想过要修改它。你知道，森茨伯里（Saintsbury）先生说安德鲁·朗（Andrew Lang）要他写写爱伦·坡，他写了，而安德鲁·朗退了稿。森茨伯里先生说：“一件东西一旦被退回来，我不会再投给哪怕最不相同的编辑。”我非常震惊。我曾经一稿投了三十五次。当然不是同一时间。
《巴黎评论》：一首诗？
摩尔：对。我很顽强。
《巴黎评论》：有人要你为他们写诗吗？
摩尔：不断地有。从死了一条狗到专辑里的一个小玩意，什么都有。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写呢？
摩尔：噢，也许吧；通常引用一些东西。有一次，我在图书馆时，我们为伦纳德小姐举办了一个聚会，我写了一两行关于我们给她一束紫罗兰的打油诗。那诗既没有生命力也没有观点。用心良好但没有任何意义。然后在大学里，我写了一首商赖体，是布置的任务。弱点的缩影。
《巴黎评论》：我很有兴趣问一下你写作方式的原则和方法。音节诗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它与自由诗有什么不同？其中诗行的长度在视觉上而不是算术上受到控制？
摩尔：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写的东西是要被定义的。我受句子的引力支配，就像纺织物受地心力支配。我喜欢在行末结束句子，不喜欢颠倒的句法；我喜欢对称。
《巴黎评论》：你如何规划一节诗的形状？我正在想那种诗，通常是音节，采用重复的节式。你在写诗之前是否在纸上画线条来试验诗的形状？
摩尔：从来没有，我从不“规划”诗节。单词像染色体一样聚集，决定程序。我可能会调整一下或给它们减肥，然后尝试让后续的诗节与第一节相同。自发的初始创意——比如说，原动力——似乎很难在以后有意识地再现。正如斯特拉文斯基所说的那样，关于音调，“如果我因某种原因转移它，我就有可能失去第一次接触的新鲜感，并且很难重新获得它的吸引力。”
不，我从来不“画线条”。我用红色、蓝色或其他颜色的铅笔在韵下面画线，这样对我来说一眼就能看出显著的押韵——我尽可能用更多的颜色来区分韵律。但是，如果这些短语反复出现形成很不规则的结构——如同印刷物——我就会注意到这些词语作为一个曲调听起来不对。我可能会开始一件作品，发现它有阻碍，缺乏出路，那么我会一年或几年内都不去完成，我很节俭。我挽救任何有希望的东西，记录在一个小笔记本里。
《巴黎评论》：我很好奇翻译拉封丹的《寓言》是否对你作为一个作家有帮助？
摩尔：确实有帮助。这是我得到的最好帮助。我曾受过沮丧的折磨。我如此天真，如此温顺，我倾向于接受任何人对任何事所说的话，即使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委托我翻译寓言的出版商去世了。我没有出版商。好吧，我挣扎了一段时间，很不顺利。我想，我最好问问他们是不是想终止合同；然后我可以给其他地方。我认为对我感兴趣的麦克米伦公司也许会喜欢。也许。负责翻译的编辑说：“嗯，我在康奈尔学过法语，攻读了法语的学位，我喜欢法语，而且……嗯，我想你最好放一段时间。”“多久呢？”我问。“大约十年吧；此外，这会伤害你自己的写作。之后你不会写得这么好。”
“噢，”我说，“这是我做这件事的一个原因；我以为这样会训练我，给我动力。”我非常丧气地问：“出什么状况了吗？我耳力不好吗？意思不对吗？”
“嗯，有冲突。”编辑重申，在我看来似乎说了无数次。我仍然不知道有什么冲突。（一点点“编辑意见”吧。）
我说：“请不要给我写信多解释，只需将材料放回我原来的信封里退回来即可。”我是一月份提交的，那时已经是五月。我一直抱有一种不安的希望，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同时还有几大卷、几小时、几年的工作尚待完成，不妨继续做下去，我曾这样想过。最后通牒是毁灭性的。
与此同时，海盗出版社的蒙罗·恩格尔（Monroe Engel）写信给我，说他曾以为我翻译的《寓言》已另有承诺，但如果没有的话，我愿意给海盗出版社看一下吗？我对他永远感激。
然而，我说：“我不能把别人认为不合适印出来的东西给你。必须有人来稳固一下，保证意思是合理的。”
恩格尔先生说：“你认为谁能做到这一点？你想要谁来做？”
我说哈利·列文（Harry Levin），因为他写过一篇非常有说服力、非常精确的评论，有关艾德娜·圣文森·米蕾和乔治·迪伦（George Dillon）的波德莱尔翻译。我很钦佩其中的技巧。
恩格尔先生说：“我会请他的。但你会很长时间听不到回音。他非常忙。你认为我们应该付他多少报酬呢？”
“嗯，”我说，“一本书不低于十美元；如果没有二十美元的话，就没有动力来承担这个麻烦。”
他说：“这样就会大大减少你的版税预付。”
我说：“我不要预付，甚至不考虑这个。”
然后哈利·列文很快就说，他很乐意做这件事，就当作是复习，以“反对这个条款的琐碎”，他当然不会接受任何报酬。这是一个很可疑的复习，我告诉你。（他很精准，而不是无理，并且没有“辞职”。）
《巴黎评论》：我一直在问有关你诗歌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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