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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雪松著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2-01

书籍编号：30602527

ISBN：978751045704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0000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方大曾：消失与重现

作者：冯雪松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2-01

ISBN：9787510457043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自序 永远在路上

对于新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永远在路上，永远在新闻发生的第一现场，一定是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寻找方大曾”是我职业生涯中，迄今为止最长的一个选题，十八年来，经过不断的深入采访、实地调查和积极推广，失踪了八十年的七七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方大曾，终于进入了当代人的视野，被公众所知晓。它是一次关乎历史追问的行动，也是由媒体人通过影像表达，进行的一次历史补白和责任的书写，对我而言，更是一次家国情怀的洗礼和追问初心的自省。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小方为笔名的方大曾活跃于中国新闻界与摄影界，他是中外新闻学社的重要成员，与范长江、徐盈等人同负盛名。关注民生和时局，他以笔和相机为武器，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第一时间赶赴前线，拍摄并发表了大量来自战地的珍贵照片，鼓舞了士气和斗志。在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中他预言：“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1937年9月18日，方大曾从河北蠡县发出了《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一文后，杳无音信。

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知道了方大曾，此后即展开了漫长的寻找之旅。先期采访，我一个人或火车或汽车或步行，往复行程数千公里，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到蠡县，去史志办、博物馆、报社查询资料，了解情况，曾被当作假记者，也曾被拒之门外。

由于方大曾失踪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岁，尽管他在当时已经闻名长城内外，但是彗星一般的耀亮和迅失，使他在《中国摄影史》中，不仅没有独立的篇章，而且也没有完整的生平，关于他的描述加起来不足一百字，新闻史中更是难觅其踪。后经不断的艰苦查询和考证，他的生命轮廓逐渐丰满，生活轨迹日益清晰。

方大曾，1912年7月13日生于北京。原名德曾，笔名小方，祖籍无锡。中国战地记者的先驱、杰出的摄影家。

1929年8月，北平市立第一中学读书时，他在《世界画报》上刊登《爱好摄影的小朋友们注意——少年影社征求社员宣言》，发起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1930年考入中法大学经济学系，1932年，任北平《少年先锋》周刊编辑。

1935年，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少年部工作，不久，与吴寄寒、周勉之等人组建中外新闻学社，任摄影记者。同时，上海的《世界知识》《生活星期刊》聘请他任特约记者，发表了《黄河上的船夫》《冀东伪自治区写真》《平绥路沿线》等图文报道。

1936年转至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他热衷民生，关注时事，陆续发表《缝穷者》（《玫瑰画报》）、《天津海河浮尸之谜》《毒祸》《战氛笼罩下之兴和》《雄视察北的大碉堡》《张家口之现状》（《申报》周刊）、《私货滚滚来》《如此丰台》《战事沉寂中绥边所见》（《良友》画报）、《敌人威胁下的天津》（《国民》周刊）等。

1936年底到1937年初，他用四十三天的旅程，身赴前线，实地踏查，报道了著名的绥远抗战。1937年6月，参加北平摄影学会第一届影展，他的《联合战线》等十五幅作品展出，广受好评。

1937年7月10日晨，他奔赴宛平城，成为七七事变后第一位抵临现场报道的新闻记者，拍摄了《卢沟桥事件》《保卫卢沟桥之我二十九军战士》《日军炮火下之宛平》等经典照片。《我们为自卫而抗战》《为国捐躯》《抗战图存》等引发强烈社会反响。组照《卢沟桥事变后之北平》等被英国的《伦敦新闻画报》刊载。

1937年8月，经范长江举荐，他成为《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负责平汉线的报道，发表了《前线忆北平》《保定以南》《保定以北》《从娘子关到雁门关》《血战居庸关》等通讯。

作为纪录片工作者，我在长时间的寻找中，通过史料发掘和实地考察，努力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生命，这个年轻人用生活做背景，用生命做胶片，为我们真实记录了当年国难当头的中国大地。如果说，最初的寻找完全是出于对人物的兴趣和探求未知的欲望，过程中，随着了解的深入，不知不觉变成了对于一种高尚精神的认同和追随。

方大曾永远定格在二十五岁，他头戴钢盔的形象，青春帅气，才华横溢，乐观向上，充满正能量。我惊讶于他在战地的高质高产，在艰苦环境中的勇往直前，越是去寻找，就越觉得关于他身上的未知还有很多，他的价值无法估量，这让我难以停下寻找的脚步。

后来，我终于拍摄完成了纪录片《寻找方大曾》（2000年），出版了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2014年）。方汉奇先生评价它们“把湮没了八十多年的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方大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他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知晓，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人物研究和中国战地新闻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三年来，小方从默默无闻渐渐广为人知，从中国记协组织召开的“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到方大曾纪念室在保定落成，再到“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走进国内外二十多所知名高校，他的名字被纳入权威丛书《中国名记者》（人民出版社）、《中国摄影大师》（中国摄影出版社），更是走进了最新版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他的事迹和经历还被引入教学和考试，并通过各种书展走进了港澳台同胞的视界。我主编的文集《解读方大曾》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使他散落的历程得以重拾，新世界出版社更是积极推动多语种版本的版权输出和译制工作，希望把方大曾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讲到世界去。这一系列行动和影响，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撰文称，从纪录片到图书，从纪念室到公益计划，跨越影视界、出版界、文学界、学术界的“方大曾热”，聚合成为兼具传播力与影响力的现象级话题。

方澄敏保留哥哥遗物的发现和整理，是促成这本《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姊妹篇写作的动因，三年来，新史料的梳理、发掘、实地寻访和对家人的多次深入访问，百余张方大曾私人照片首度发现，同学、师友的散碎回忆浮出水面，使我有机会揭开历史的地表再次聚焦，又一次接近感知方大曾生命的温度。

与他有过生命交集的进步教师王思华、范文澜、阮慕韩，同学少年夏农苔、曹承宪、高云晖，生死线上的金振中，摄影启蒙蒋汉澄，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伴随着寻行的步履一一显现。

这本书是一次再出发，从方家后人提供的遗物、遗照入手，沿用《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确立的纸上纪录片的表达方式，集合最新研究成果，以史料发掘和实地调查为基础，融用多种视角，呈现寻找过程中的新线索，梳理出了方大曾的师友圈、社交圈及鲜为人知的特殊经历，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个人世界。

一个新闻人，如果脱离了民众和家国，不用双脚去丈量，不用内心去感知，再炫动的画面也是虚空的，再华美的辞藻也是苍白的。方大曾的双脚始终踩在大地上，无愧为时代变迁的记录者、民众命运的关注者。寻找方大曾的过程，是作为一名新闻人的我，职业理想不断升华的过程。我越发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记录者是严谨和真实的，而不是炫技和讨好的，用实心、动实情、写实迹，才能见实效。

我相信，在媒体融合的今天，这些道理仍然适用，并且更加重要。书写和记录历史，现代技术手段只能是辅助，只有潜心求证、努力追问，借助现代手段进行立体表达，才能更好地与时代同频共振，提升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

记得在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寻找方大曾》专辑拍摄现场，倪萍大姐问我，十几年，从一部纪录片到一本书，是不是意味着这件事的终结？我说，只要方大曾没有下落，他就是我永远的选题！

永远在路上，作为一名新闻人，生命不息，行走不止，小方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在路上，希望《方大曾：遗落与重拾》与你同行！

（原标题：《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刊载于《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3日12版，有改动）

一 方澄敏的遗物

我到北京图书馆、档案馆都去找过材料，他的好多照片都没有标题，所以也不好找，我那时候天天去，借杂志看，也没找到什么。后来又去北京图书馆报库，在西黄城根，从单位开了张介绍信，我在那儿查了一个月资料，每天半天时间，找到不少，《大公报》什么的。查到1937年9月30日的《大公报》之后就没有消息了，这跟全民通信社说的情况吻合，后来就没有小方的音信了。

——方澄敏的回忆

开始写作《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的时候，是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失联的第十八天，记得那一段日子里，我一边专注于书写，一边关注着神秘失踪的飞机给世界带来的种种困惑，专注加关注的心境伴随了成书的全过程。

如今，两三年的时间过去了，马来西亚官方表示，截至目前，共有22块疑似MH370航班的外侧襟翼残片在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地陆续发现，但客机的确切踪迹迄今尚未找到。除了对于机长沙阿（Shah）动机不良的揣测外，种种丰富的想象力，把舆论引导得如同蝴蝶乱飞。有意思的是，美国女记者内格罗尼（Christine Negroni）日前推出新书《空难侦探》（The Crash Detectives，暂译），为客机失踪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说法，她推测，沙阿去洗手间的时候，由副机师操控飞机，他向越南胡志明市的控制塔发出“晚安”的呼号后，机舱便发生“爆炸性失压”，霎时间，机内大量空气迅速外泄，使得沙阿因缺氧未能返回驾驶室，副驾驶因缺氧而神志不清，双手抽搐，最后客机无人控制，在自动飞行模式下偏离航道，飞向浩瀚的印度洋。

当然，在结果没有水落石出之前，谁又能说这些推测没有道理呢？世界上不知道还有多少谜面未解，留待未来作答。我期待着有一天，当谜底一一破解时，方大曾的消失之谜也能够随之揭晓，给数十年来等待和寻找他的人们一个抚慰内心的答案。应该相信，有一个问题就会有一个答案，如同有因即有果，迟早而已。

2015年3月底，《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近半年后，我再次前往保定，去参加该市方志馆的落成仪式，也再次见到了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拍摄完成以来，十五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孙进柱。感谢岁月，它虽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没有带走我们的友情，已经是保定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进柱兄，在和我叙述彼此分别后的变化时，仍不时地提到我们当年一同寻找过的小方。忘不了1999到2000年的两年间，为了节目的拍摄，我曾多次往返北京与保定之间，有时候和摄制组同行，有时候一个人独往，找知情人、查资料、实地寻访，他总是抽时间陪着，渴了一瓶矿泉水，饿了一人俩火烧，我们的友谊就是在寻找路上建立的。进柱兄撰写方志三十年，冷板凳坐了半辈子，这一次能把受人冷落的方志馆，开到光园——曹锟当年的大帅府，他除了高兴还是高兴。

冯雪松（中）与方大曾亲属在方大增纪念室合影

在落成仪式后，我和时任保定市长的马誉峰谈起了筹备方大曾纪念室的想法，当听说小方在蠡县发出最后一篇报道后失踪了近八十年，至今没有下落时，马市长一边翻着《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边果断表态：“一定给小方在保定‘安’个家，地点就在光园！”

几个月后的7月7日，保定光园，在人们的簇拥下，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查昇年、查松年和亲属走进方大曾纪念室。这是经多方筹措，众人支持的结果。面对舅舅的铜像，后辈们潸然泪下，哽咽无语。中国记协国内部主任殷陆君先生、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陈昌凤教授和各界朋友一同见证了小方“安家”保定的历史时刻。

光园位于保定市区裕华路中段，原为明代大宁都司右卫署和断事司。清康熙二年直隶巡抚由正定迁到保定后，巡道司狱署驻此。雍正二年（1724年）又改为按察使司狱署。1916年，曹锟任直隶督军时，在此大兴土木，进行改建、装饰，成为他的公馆，据传曹锟因敬慕抗倭名将戚继光，故将此处改名光园。光园主厅呈“工”字形，分前后厅，以廊相连，方大曾纪念室就设在这“工”字的最后一横起笔的部分，面积不大，二十几个平方米，由中国新闻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题匾，室内陈设着小方遗留下的旅行箱，展示他的作品、生平和十多年来我们的寻访足迹，纪念室正中安放着青年雕塑家李一夫敬制的方大曾铜像。

这似乎是一个故事最好的结局，也应该是长时间寻找方大曾的圆满句号，然而不久后，查昇年先生的一个电话，让句号再次打开，使小方的故事又一次继续下去。

除了表示家人的感激，电话里，查先生向我讲述，舅舅失踪之后，亲人们苦盼多年没有消息，母亲方澄敏曾找过哥哥最后供职的《大公报》，报社连着登了三天寻人启事，仍是没有结果，又辗转找到全民通讯社问询，也不知其踪。数年过去，母亲和姨妈方淑敏就让孩子们改口，管外婆方朱理叫奶奶，这个决定，意味着姐妹俩预感小方不会再回到这个家了。查先生还告诉我，母亲2006年去世后，有一些私人物品一直没有动，希望我有空去看看，或许对研究方大曾有用处。

方澄敏九十一岁辞世，没有让后人留下骨灰，遵照她的意思，撒了。她之后，我们再也不清楚，世上还有谁曾经见过方大曾？除了日常所用，她的遗物是一大一小两只箱子，大的是小方使用过的旅行皮箱，小的木箱则是小方用七块大洋找人定制的两个底片盒之一。我原以为，2006年3月16日，随着837张底片一同捐献给国家博物馆的那只是唯一存世的，没想到另一只还在。

整理方澄敏的遗物（孙楠摄）

是时光的雕刻，旅行箱斑驳的皮面划痕累累，左一横右一竖，不知道这些经年累月的密码记录着什么，预示着什么。八十年前，时间的那一头，它曾伴少年出远游，行程千里问苍生；八十年后，时间的这一边，它静待来者解迷雾，风尘百载叹无声。打开来，一些有关方大曾的杂志和书在里面仔细排放着，还有方澄敏的记录本、照片、资料、手稿和私人信件，若有若无的樟脑味道告诉我，此刻正在轻轻地接近一段家族的历史，可以触碰，可以感知，还可以慢慢唤醒。

小木箱里，一个旧信封外勒着几道发白了的皮筋，里边包裹着数十枚粉红色的底片袋，胶片一张张取出来，对向阳光，竟然是从未见过的小方的私人照片和一些陌生人的影像。十几年前，即使是在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拍摄过程中，我们曾反反复复地见识过方大曾留下的所有底片，此刻，可以确定地说，这一部分是实实在在没有见过的。

方澄敏珍藏的哥哥的底片盒（冯雪松摄）

为什么方澄敏老人在纪录片摄制时没有拿出这些底片？晚辈们不得而知。它们被精心地保管在隐秘的角落，是因为比较私人化？还是另有隐情？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除了方澄敏的孩子们，我也曾问过方大曾的姐姐方淑敏的女儿张在娥和儿子张在璇，他们也没有听姨妈说过这部分珍藏，难道是因为年深日久被遗忘了吗？应该不会，在她1987年写给张在娥的一封信里，看得出，对于方大曾和协和胡同的老宅这“两件事”，她有着深切惦念与眷恋，怎么会忘记了呢？

小方留下的底片至今颜色不变（冯雪松摄）

在娥：

来信知悉，大舅的结论问题是办得晚了，“文化大革命”闹了那么多年，再加上我这“不为名不为利”的老脑筋，所以没有赶早进行，奔走了两年多才有这几篇文章发表，到现在还无人理睬，死的死了，官大的不以为然，吴群是搞摄影史的，他的角度跟我们的希望不一样，吴群只能写点文章把大舅介绍给今日社会，他也出不了别的力。

大舅的历史比较短，他只活了二十五岁，焉能有很长的历史。我写了一份简介，并有一份全民社的文章是可以证明他是牺牲在华北战场，1938年我在重庆曾找过大公报，报馆给登了三天寻人启事，也就没有下文了，他是中外新闻学社战地记者，也是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在那样动乱的时代，谁能给解决找人的事，就是在后方的人，也还担心着炸弹，自身难保。

方澄敏在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拍摄中（冯雪松摄）

此事你如有门路就试着办，退了休的人就没有人理了，如果老朋友中有力量的人活着的多些我还可以跑跑，自知无力进行，我给某君的信不知没有转到，还是不加理睬，无从知晓。目前我就是靠吴群先生多给介绍，所以他要什么材料我就找什么，听他说明年是旅游年，他要写云冈风光，此地大舅到过，他预备把大舅写进去，虽然是与抗战无关，介绍一下总比不介绍强，至少他写的摄影史中已有了“小方”，这本书我也买到了。

我这两件事办不成心里老不踏实，一是大舅的事，二是房子的事，我感觉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今生能否如愿尚难说，两件事都不好办。

祝好！

二姨澄敏

12月9日晚

哥哥方大曾的事情遥不可期，协和胡同老宅的修缮问题和拆迁的消息日益临近。当时，小方在保定前线失踪了已经五十年，他在院子里搭建的用以冲洗照片的小木屋，已经朽了、烂了、没了。对于方澄敏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身边可供回忆的事物和可谈往事的人物愈来愈少，当时七十二岁的她自感到身心乏力，如果老宅也不在了，哥哥和方家五辈居此的气息和根脉也就没有了。

方大曾离家时留下的底片在方澄敏和母亲的心里视同于他的存在。“舅舅从战地再也没有回来，他在北京协和胡同家中留下了两小木箱底片。外婆说，小木箱是舅舅在院子里盖灰色小木屋时请木匠一并做的，有一尺多长，半尺多宽，半尺来高，外面漆上土漆，专门用来装底片。”张在璇回忆道，“日本投降后，外婆就把小木箱放在了她卧室的平柜上。这箱底片是家人对舅舅的一个念想，看见它就好像舅舅还在，觉得总有一天他会回家来拿这箱底片。但谁都没有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家人却很无奈地失去了它。”

1966年夏，“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最初是在社会上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舅舅的那两箱底片让家里人很紧张，因为他拍摄的绥远抗战的照片都是抗战初期布防在绥远前线的傅作义部队，官兵们服装、帽徽以及旗帜都有国民党青天白日的标识，在那个年代收藏这些是犯忌的；舅舅在通讯《冀东一瞥》中，揭露冀东伪政府统治区十分猖獗的娼、赌、烟、毒、走私等社会丑恶现象的照片，那时也都是有口难辩的“四旧”。万一这些底片让红卫兵看到，不用说底片，家里的人都将会遭受到灭顶之灾。在银行工作的姨妈就来和母亲商量怎么办，姨妈说她打算瞒着外婆把舅舅的那箱底片交到她工作单位的“红卫兵办公室”，告诉他们这是家里亲人留下的纪念物，看他们如何处置。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无奈地说，也只能这样了，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姨妈在工作单位的人缘很好，说明情况后，“红卫兵办公室”负责人看她态度诚恳就没有为难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你就放这儿吧”。失落的姨妈回到家里，母亲告诉她外婆已经知道了送底片的事。母亲说，那天外婆问她小木箱怎么不见了？没想到知道真相后，外婆的表现异常平静，沉默了一会儿，像自言自语似的说了五个字：“听天由命吧。”（张在璇《舅舅的底片》）

在写给张在璇的信中，方澄敏告诉他，北平沦陷后，为了这些底片，外公怕日军来搜查烧掉一部分，白天烧有烟，晚上烧有火光，也就停止了，留下的这部分藏来藏去。“也许是由于咱家是老住户，也就避开了日军的搜查。这些是小方心血的结晶，有绥远抗战的第一手材料，如果抄走就无处可寻了。1975年我退休了，一日，我到工会办公室（前红卫兵办公室），也就是为了探探消息，看到屋子的角落里有一堆报纸包，破口处露出了粉红色的小口袋，当即我就认出是我以前交的底片，经说明后就取回来了，小箱子在食堂装着饭票，后来也还给我了，这些底片是逃过难的！”

逃过难的这些底片中，是否包含方澄敏遗留下的小木箱里的部分？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些属于小方的私人照片，是家人捐赠给国家博物馆837张以外的。身着学生装的少年小方、俊朗阳光的求知时代、与朋友轻松快乐的郊野远足、和师友记录情谊的历史瞬间，还有未知名姓者的笑貌音容，随着一张张底片冲洗显影，一个未曾见过的小方脱颖而出，这一发现，使我十几年的寻找旅程有了更加辽远的彼岸。

小方编号的底片袋（冯雪松摄）

小方在底片上画的剪裁线（冯雪松摄）

今天看来，方大曾留下的作品具有多重价值，无论是从新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哪一个角度切入，似乎都能够找得到相应的关联和支撑。他的通讯和摄影，很好地将道途的选择和行走的足迹有机联系，文字是注解，图片是表达。如果说，十多年前，我在拍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时，由于认识上的肤浅，还没有完全以两者统一的角度去丰满他的形象和血肉，以两者集合的方式来思考影像的构建和传播，十多年后的今天，随着生命年轮的丰厚，未曾停歇的寻找脚步愈加沉实，也愈加笃定。小方是一个富矿，未探明储量且难以估量，此刻我觉得离他很近，近得能感觉得到亲人般的亲切，清晰透明。

阳光从窗外照射而来，八十年前，这光不也一样照射在青年小方的身上？面对方澄敏的遗物，我想，如果没有她的珍存和传递，执着和坚持，我们怎么会认识方大曾？怎么会把一个名字和一段传奇连接在一起？怎么会感觉得到，穿越而来的太阳光线，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

2016年的秋天，我在租住地北京东单史家胡同，接到了交付冬季取暖费的通知，单位落款竟是世界知识出版社，这个单位与我住的34号院一墙之隔，在干面胡同，这一次难道又是巧合？《世界知识》就是它旗下的一本主要杂志，这本杂志20世纪30年代创刊于上海，因视野开阔，图文并茂，而被广泛关注，受时任主编金仲华函邀，方大曾担任过这本新杂志的特约记者。目前已知，他发表的26篇通讯和1篇译文中，有6篇发表在《世界知识》，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

不久前，我拜访曾经供职《世界知识》的百岁报人于友先生，据他回忆，在当时，进步刊物纷纷问世，资历最老的当数《世界知识》，它时常刊登爱国舆论，特别是揭露日本一步步侵略中国的险恶阴谋，小方发表的照片和文字就属于这一类型，所以深受读者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杂志社由上海迁到北京，而它所坚持的知识性和时事性的办刊方针未曾改变。

少女时代的方澄敏（左）与好友齐伦（小方摄）

百岁报人于友赞誉小方是英雄（陈昌凤摄）

1947年，我从四川回来以后，看到了我哥哥留下几件衣裳，一件雨衣、一个背包，还有一个箱子，旅行用的，别的就没什么了，都是很简单的用品，他没什么衣服。他的底稿一点儿也没留下。退休后，我去过世界知识出版社，在干面胡同，我知道，他和这个杂志有联系，我就跟他们做自我介绍，他们就帮着我找资料，找出来一篇，就在那儿复印，七页纸花了四块多钱。

经常发表小方作品的《世界知识》杂志

位于干面胡同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冯雪松摄）

方澄敏复印资料的收据

方澄敏整理的小方作品目录

我到北京图书馆、档案馆都去找过材料，他的好多照片都没有标题，所以也不好找，我那时候天天去，借杂志看，也没找到什么。后来又去北京图书馆报库，在西黄城根，从单位开了张介绍信，我在那儿查了一个月资料，每天半天时间，找到不少，《大公报》什么的。查到1937年9月30日的《大公报》之后就没有消息了，这跟全民通信社说的情况吻合，后来就没有小方的音信了。找出来的东西，我捋了几遍，照片都是他离家以后照的，他的照片有他的风格，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他拍的，有的署名中外社，我就把这些记下来，做个统计。（方澄敏的回忆）

1986年初夏，方澄敏揣着哥哥方大曾的遗物——几张120底片，来到离家不远的北京东单红星胡同61号中国摄影家协会。

她已经七十一岁了，垂垂老矣，但拍摄这些照片的哥哥当年才二十五岁，永远二十五岁，永远是她心中那个青春、热情、才华洋溢的“小方”。她总想为他做点什么，让他不至于彻底从人间消失。

在61号院的传达室，她问门卫可不可以找一下协会的负责人，门卫听了她的情况，建议她先联系《中国摄影》编辑部。《中国摄影》是国内最早的专业级刊物，创刊于1957年，致力于介绍前沿的视觉表现方式和摄影技巧。

文字编辑吴常云接待了她。“她说她有一个哥哥，留下一些图片，怎么才可以发挥作用？”吴常云回忆道。

吴常云对摄影史不太了解，之前也没听说过小方，请教单位理论研究室的老人，被告知，这是一个被埋没的摄影师，应该赶快介绍他的作品。

《中国摄影》1986年第3期选用了方大曾的两幅作品

吴常云根据方澄敏留下的地址找到方家。方澄敏取出一只木盒子，有一只小抽屉那么大，里面全是方大曾留下的底片。他一张一张地翻看。片子主要是社会百态和战地题材。底片保管的情况一般，很旧，也不是很清晰了。

他试着从《黄河组图》里挑了几张构图讲究、人体很有质感、光影效果也不错的片子，带回了编辑部。总编辑袁毅平看过后，很快同意将其中表现黄河纤夫和黄河船夫的两张发表。

照片登载在《中国摄影》当年第3期的“旧作新话”栏目中。事实上，这两张照片并不太符合该刊的唯美诉求，“旧作新话”栏目也很少出现，少数几次出现介绍的都是吴印咸这样摄影大家的作品。这次算是破例了。吴常云还配发了一篇名为《历史尚需回顾——有感于方大曾作品的发表》的介绍。他写道：“我们从作品中，似乎可以听到一种被压抑的、愤懑的吼声，一种力量的凝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何晞宇在对我进行专访后，撰写的《寻找神秘失踪的战地摄影记者方大曾》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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