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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胡适口述自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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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适,【美】唐德刚译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7-01
书籍编号：30697875
ISBN：978752052076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1326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胡适口述自传
口述：胡适
译注：【美】唐德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7-01
ISBN：978752052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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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译说明
唐德刚
一、本稿为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十六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笔者所保存并经过胡氏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
二、本稿原定与胡氏的《四十自述》英文译本，合二而为一。故凡《四十自述》中已有的故事，本稿均未重复。
三、胡氏口述的英文稿，按当初计划，只是胡氏英语口述自传全稿的“前篇”或“卷上”；故按“全稿”层次分为“三篇”“二十九节”。既然“后篇”或“卷下”始终未能做出，则上项划分已失其意义。故本稿乃按原有目次重分为十章。庶几本稿可单独印行，自成一书。
四、凡原稿语意有欠清晰的地方在译文须加些字句来表明的，译文上均加六角括号〔〕，以表示为原稿所无。
五、凡原文所征引的其他著作上的文字，如果过于简略，有使读者不易明了的地方，译文则将引文前后酌量加长，使语意更为明显。
六、由于海外参考资料的限制，如原稿中的引文或人名、物名一时无法用汉语“复原”的，则暂时“意译”或“音译”，以待将来补正。
七、引文出处，原稿皆未注明；或其他字句有欠明白的地方，译文中就酌量情形，加注解予以说明。
八、胡氏当年与笔者对各项问题的讨论，以及笔者访问胡氏时的问难与感想，均为正式录音记录所未收。笔者亦酌量情形于注释中略加按语，来予以补充。
九、本稿的翻译事实上是一种汉语“复原”的工作。胡氏当年用中英双语掺杂口述时，所说的语言虽未必全系“语体”，译文仍全部用“白话”来表达，以符合“胡适之体”的“文体”。
十、本稿译述仓促，而笔者当年与胡先生工作时成筐的笔记又十遗其九，以故本稿凡是需详细注释的地方，而笔者在纽约附近各图书馆又找不到所需参考资料的时候，就只好暂付阙如，他日再设法增补。疏漏的地方，还希望读者贤达的指教和原谅！
原载《传记文学》 第三十三卷 第二期
写在书前的译后感（代序）
唐德刚
在动手翻译这本书之前，我曾遵刘绍唐先生之嘱，先写一篇“导言”或“序文”。谁知一写就阴错阳差，糊里糊涂地写了十余万言；结果自成一书，取名“胡适杂忆”，反要请周策纵、夏志清两先生来为我作序了。
在我写那篇“序”的期间，我对这本书的英文原稿已经有二十年未去碰它了。我想原稿既然是我以前一个字一个字整理出来的，纵是倒背我也可倒背若干，翻译之前来写篇序，也用不着先读原稿再动笔了。所以只有在《杂忆》脱稿之后，我才又把英文原稿细读一遍；距上一次的细读，是整整的二十个年头！
二十年前我对这篇稿子的看法，大致有三点：（一）它的内容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材料；（二）它反映出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说胡适的思想前后一致也好，说胡适没有进步也好；（三）不过就写作的体裁来说，他这部书，倒不失为别开生面、自成一格的“学术性的自传”。
十八年过去了。两年前我写《胡适杂忆》时，印象中强调的还是这三点。可是最近一年来，我对我以前的看法，渐次觉得有修正或补充的必要。这不是近一年来，“胡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也不是我自己对胡氏的估价发生了什么“今日”对“昨日”的挑战。只是胡适之是位“实用主义者”，一辈子看重“实用价值”；因而以这本书对一般读者的“实用价值”来说，那它在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倒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笔者说这句话，也是近一年来，面对海外中国知识界的实际现象，有感而发：
最近一两年来，由于报章杂志上，对胡氏生前一些有趣的小问题——如学位问题、恋爱问题等的讨论，甚或辩论的关系，“胡适”往往又变成一些学术上和社交上谈话的题材。在这些场合里，我也在无意中发现，那些自港台来美的“知青”——包括很多我自己的学生——对“胡适”这个命题已十分陌生。他们之间好多都能写一手好的白话诗文；但是“胡适”与“白话诗”“白话文”，究竟有多深的关系，他们就不知其详了。至于什么“实验主义”“杜威”“罗素”……什么“乾嘉学派”“言字解”“吾我篇”“问题与主义”……那就更不必说了。总之那样活生生的一位“天下何人不识”的“我的朋友”，现在已渐次被历史的潮流淹没了——淹没得如此之速！
最糟的要算是最近才从大陆上出来的一些“知中”了。我们偶尔聊起天来，他们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旧闻就更少了。其中有些极有成就的科技专才，竟然对“胡适”和“胡适之”是否是同一个人，也发生了疑问！
适之先生是笔者所熟识的、最看重身后之名的一位前辈。他老人家的“身后之名”消逝得这样快，该是他生前所未曾想到的罢。
最近笔者接到老朋友朱文长教授的来信。他说他在看《传记文学》连载的《胡适口述自传》时，是“先看德刚，后看胡适”。骤读此信，我会觉得是老朋友对我错爱了。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像朱文长教授那样，当年在大陆上受大、中学教育，今日在台湾教书的“知老”，胡适这本小书上的哪一句话，他未看过——甚至听胡氏亲口说过——十遍八遍乃至更多遍呢！
俗语说：“话说三遍如烂草！”读书亦何尝不然？纵是胡适著的书，读过、听过三五十遍，也会变成一堆“烂草”，朱教授也就不要去“先睹为快”了。至于我这位无名作家，不管我写的是怎样地“瞎扯淡”，但是总归是朱教授“尚未寓目”的闲文、闲书。他老人家如史席有暇，和娘子一起来翻翻“报屁股”，消遣消遣，那我的“瞎扯淡”，自然也就在“先看”之列了。余小子如不知轻重，把这句“朱子语录”当真，而自觉“老子文章赛过胡适”，那我岂不是一名天大的阿Q吗？
须知胡适之先生生前在中国享盛名，历四十年而不稍衰。因此他的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它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稍有一点关于“胡适”的小故事，在报章杂志上不是“头条”，也是“花边”。全国上下——尤其是茶余酒后——对他都有极浓厚的兴趣。
以前的娱乐场中有句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因而就“看胡适”（Hu Shih Watching）这宗娱乐项目来说，它和“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的。会看的专家和艺人们，便看其“门道”；一般遣兴的观众和读者，则看其“热闹”；而大家争看的兴致则是一样的。笔者不敏，当年在大陆上，夹在千百万“知青”之中，争看这场“热闹”，也是自七八岁就开始的。我想和我平辈或长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时也是人人如此的。试问我们这一辈以前在大陆上受大、中学教育的人，哪一位不能对“我的朋友”，品头论足一番呢？既然大家对胡适之都很熟悉，也各自有一套主观的看法，那么一旦“朋友”不要了，把老胡适拖出来咒骂一通，则人人皆可骂出一套来——骂得个痛快淋漓，骂得他狗血喷头。这就是五十年代里，大陆上举国批胡的全盘经纬。
六十年代之初，适之先生不慎因贪酒亡身而引起港台两岛皆哭的现象，也是同一个道理。他老夫子文坛祭酒，风云际会五十年；最后撒杯人寰，含笑而去，死亦何憾？但是他的死，却使我们的社会上顿时失去了一位老少咸钦、热热闹闹的大众发言人，则生者奚堪？所以大家就望电视而堕泪了。
如今二十年快过去了。在历史上说二十年原不算长。但是便在这短短的二十年内，胡适之先生却由一位嬉笑欢乐、妙语如珠的“我的朋友”，转变成和韩文公、朱文公、王文成公等挤在一起的木头牌位了。这爿后来居上的“胡文公神位”，究竟代表些什么呢？这问题的答案也就随着地球的旋转而愈来愈模糊了。
记得笔者在一九七〇年冬季访台时，蒙林语堂先生盛情召宴。我按时前往。在一家嘈杂的大酒店内，我问那位衣冠楚楚的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他把两眼一瞪，大声反问我一句说：“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失笑之余，我心里也在想，工商业社会的变动多大啊！
“胡适之”虽然和“林语堂”一样，今后永远不能和“公司”竞争了，但是胡适终究是胡适。他是个中国文化史的“客观实在”。后世学人还会去继续研究他的。
再者，胡氏生前提倡了一辈子什么“民主”“自由”“实验哲学”“不疑处有疑”“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成筐成篓的大道理。虽然这些都不是胡适之享有专利的发明，但是当这些概念还在“反动”和“毒素”的阶段时，大家都慷慨捐输，把它们一股脑都寄存于“胡适”名下，变成胡适之的私产，而胡适也当仁不让地据为己有。因而在胡氏含笑归天之后，这些概念也就和“胡适的幽灵”结下了不解缘。有朝一日，时移势异，毒草变成香花，胡适的幽灵借尸还魂，又成为后世青年仰慕的对象，亦未可知。
但是“胡适”这个名词，除掉它的模糊的“历史形象”（historical image）之外，究竟还有多少其他的实际含义呢？“后世青年”既无金鱼可看；也无小道消息可听，要了解“胡适”，那就只有求之于“书”了。但是哪样的“书”才能有效地提供他们所渴望的知识呢？《胡适思想批判全集》？《胡适丛谈》？《胡适与国运》？《胡适文存》《文选》《论学近著》……老实说，这些巨著都会使“后世青年”愈看愈糊涂，愈看愈不知道“胡适”是怎么回事。他们所需要的实在只是一本简单明了、童叟无欺，而包罗胡适学识、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书。如果这个文化需要，由于时代转换而成为事实的话，那么胡先生这本小小的《口述自传》（也是他一辈子编撰的最后的一本“上卷书”），对青年读者的“实用价值”，也就会逐渐地上升了。因为它是一部最浅近的、最适合青年读者需要的，胡适自撰的“胡适入门”。
研究中国近代文史的专家们，抽空浏览一过，这本小书或许也可帮助他们，把他们概念中的“胡适”，整理得更有条理。因为它是一本辞简意赅、夫子自道的“胡适学案”。
一般遣兴读者，工余饭后翻翻，也可大略体会出，胡适的“反动言论”和“毒素思想”的来龙去脉。至于它是毒草还是香花，胡适自己并没有“自卖自夸”；他只是“据实招来”而已。贤明的读者们——不论批胡也好，拥胡也好，既批又拥也好——自然会各自做其正确的判断。
上述这些雅俗共赏的“实用价值”——尤其是对后辈青年读者的“实用价值”——倒是适之先生和笔者当年未曾想到的。现在笔者既然有感于时事而千虑一得地想起了，所以就补写一点译后的感想。
还有我想在译后补充说明的，便是胡适之先生这本自述，从头到尾原是他老人家说给我一个人听的。他那时想象中的“将来读者”，则是美国大学里治汉学的研究生。因此我也就遵从他的意思，在章目结构、材料取舍上，以“美国研究生”为对象。同时我自觉我对这些可能的读者们的汉文底子和学习风尚，所知较深，因而在编稿时，有许多地方也是我替他硬性做主，其后才由适之先生查阅认可的。所以在那十余万言原稿的背后，还有胡老师与笔者千百万言的讨论和对话。如果这本书的读者，忽然从碧眼黄须的美国学生，转变成黑发无须的中国学生，那这些录音背后的讨论和对话，就可能比录音稿上的正文更为有趣而“实用”了。
本来，“对话”（dialogue）比“讲课”（lecture）更有价值，原是世界学术史上的通例。古代的圣哲如孔子、孟子、苏格拉底、释迦、耶稣、穆罕默德等都是述而不作的。他们的哲学和教义，多半是当时听众和弟子们，从对话中笔记或默记下来的。苏格拉底固有其有名的《对话录》传于后世；而儒教“经书”中的《论语》《檀弓》等著作，又何尝不是孔子的“对话录”呢？而这些对话录就远比其他“经书”更有价值。主要的原因便是“对话录”所记的往往都是些脱口而出的老实话，不像那些三思而后言的“讲学”“说教”等的官腔官调也。
适之先生和我们的“对话”还不是一样的吗？例如在胡氏著作里，我们就很难找到他对“律诗”说过一句好话。但是在“对话”里，他却说作律诗要下几十年的工夫。
又如谈政治罢。他曾一再公开地说：“CC反对我！”意思是说国民党里CC系的领袖们，曾经反对他做总统。可是后来他又私下告诉我说：“CC在拥护我！”（笔者自己的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日记”所载。）这句话我就未尝听他在公共场所说过。
其他的例子还多着呢。可惜当时我未留意把它们全部记下来，以后大半也都忘记了。可是每当我深夜独坐，回译胡氏自述时，昔年与胡老师的对话，往往又重浮脑海。想起来了，我就随手在译稿上写个小眉批。等到一章译完，我就把这些眉批稍稍整理一下，抄作“注译”的一部分。有时下笔不能自已，就写得老长老长的，简直变成胡适春秋里的《公羊传》《榖梁传》了。
当然一个人的记忆是很容易发生错误的，甚至本稿的录音和缮校都会有错误。朱熹就说过，记人言语最难。不得其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在本篇的英文原稿里，我也就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为一切的“口述历史”，往往都是如此的，甚至古圣先哲，亦所难免。
《礼记》的《檀弓篇》里，就有一段孔门弟子误记“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原来孔夫子曾说过一句“死欲速朽”（“死后就赶快烂掉算了”）的话。曾子听到了，便以为老师在丧葬的传统观念上，发生了“修正主义”。但是孔子一生都在誓死推行他的“三年之丧”的教义，这一下来个早死早烂，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诸弟子对曾参这位学长的“口述历史”不大信任。曾子急了，说：“我是听老师亲口说的啊！”（“参也，闻诸夫子也！”）大家还是不相信。曾子又举出人证，说：“我是和老同学子游一道听老师说的啊！”（“参也，与子游闻之！”）大家最后又去追问子游，才发现实在不是曾子在说谎，而是他的“录音机”，出了毛病。
原来当孔子在宋国逃难时，听到那位蓄意想谋杀他的贪官污吏司马桓魋，在订制一套预备将来“蒙主恩召”时自用的石头棺材。这个石棺的制造工程太大了，造棺工厂凿了三年还没有凿成。孔老夫子听到这故事，气得胡子直飘，所以才说：“死后赶快烂掉算了！〔还造什么石头棺材呢？〕”
他老夫子这句气话，几乎被曾子在“口述历史”里，录错了音。如不经众人临时发觉加以改正，那么儒家两千年来的教条，便大大地不一样了。后世的孝子贤孙们，不用说要省掉多少事。
所以在这本小书里，我也不敢说，“吾闻之夫子也”，是绝对正确的。纵使我能找出个“子游”来人证一番，我还是不敢说，我的记录是没有错误的。好在现在还去古未远，适之先生的门生故旧，笔者的贤师益友，仍遍布五大洲，倘若不吝匡正，实在是感盼不尽的。
至于我自己的译文，我也不敢说绝对没有错误。这本小书上的文字，事实上是“复原”重于“翻译”。在我们当初编撰英文原稿时，为顾虑到洋学生的汉学程度，所以对中国古籍的征引，一般都是“削足适履”的。如今既然“复原”给中国读者们看，就得重行“量脚做鞋”才对。对着英文原稿，按照英语结构，一句句地硬翻下去，似乎也大可不必。为着使译文读起来比较顺口，并使古籍引证上比较明确易解，笔者乃于译文上酌添字句；然为求尽量忠实于原稿，凡是译文中为英文原稿所没有的，我一概加个“六角括号”〔〕以标明之；或在注脚上加以说明，务使鱼目不致混珠。纵使如此，笔者还是不敢说译文与原文绝对一致也。
再者，笔者谋生海外，平时实在忙乱不堪。尤其是我所服务的纽约市立大学，由于纽约市几度面临破产而动荡不安。日常课务与正规研究之外，杂务也多如牛毛，无法抽暇做太多的额外工作。晚间和周末虽可忙里偷闲，略事翻译，那往往也是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之下执笔的，因而对译文的推敲斟酌，也就得过且过了。偶然误译，亦或难免。所以当拙译在《传记文学》上连载结束之时，笔者原打算把译文与原稿再逐字对校一遍，无奈俗务太忙，夜对荧光幕校书，往往也头昏目眩，力难从心；一拖数月，还未能终篇。然窃思译文中虽小误多有，大错应不会太多，甚或没有。自我安慰一番之后，重校工作也就掩卷作罢了。读者贤达，如发现译文有欠妥之处，至乞不遗在远，随时惠教为幸。
总之，胡适之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他对我们这一代，乃至今后若干代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和他同时代的后学，耳濡目染之间，对他的观察和认识也最为真切——至少比后世学人或外国专家，要真切得多。值此“胡适”大名一天天地向历史的海洋下沉之时，我们和他老人家原先很熟识的人，乘大家记忆犹新之时，写一点对他的观察和感想，实在是义不容辞的。这也是笔者近两年来，信手涂鸦，写了几十万字的主要动机。如因拙作之付梓而引起时贤各抒己见，把我们大家都认识的胡适之先生的学术思想、政事文章，在他恩怨将尽之时，提出来公开讨论讨论，使他的学术地位，将来在中国文化史上，益得其平；这样，则笔者不学，写这两本小书，就是抛砖引玉了。
一九七九年冬于美国新泽西州北林寓庐
原载《传记文学》 第三十八卷 第二期
第一章
故乡和家庭
一、徽州人
我是安徽徽州人。
让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徽州一带的地理环境，做个综合的叙述：
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一共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谿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便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参阅本文所附胡氏手绘的家乡地图）
胡适之先生手绘地图（一九五六年冬绘，“上海”“杭州”四字为笔者所补）
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地成为生意人了。
徽州人四出经商，向东去便进入浙江；向东北则去江苏；北上则去沿长江各城镇；西向则去江西；南向则去福建。我们徽州六县大半都是靠近浙江的，只有祁门和婺源靠近江西。近些年来〔抗战前后〕，最西的婺源县，被中央政府并入江西。但是婺源与安徽的徽州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居民引以为荣，不愿脱离母省，所以群起反对，并发起了一个“婺源返皖”运动……婺源终于被划回安徽；但是我听说在后来婺源又被划给江西了 〔1〕。
所以一千多年来，我们徽州人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有关“徽州帮”其他的故事还多着哩〔2〕。
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他们又只身返回原来店铺，继续经商。自此以后，他们每三年便有三个月的带薪假期，返乡探亲。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语，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说，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3〕。
当然徽州人也有经商致富的。做了大生意，又有钱，他们也就可以把家眷子女接到一起同住了。
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国性的，并不限于邻近各省。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贸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欢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你一定听过许多讽刺“徽州盐商”的故事吧！所以我特地举出盐商来说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徽州人另一项大生意便是当铺。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通常社会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词，原是专指当铺里的朝奉来说的；到后来就泛指一切徽州士绅和商人了。“朝奉”的原意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勤俭刻苦；但有时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意，表示一个商人，别的不管，只顾赚钱。总之，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当你翻阅中国电话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们的籍贯。正如在美国一样，人们一看电话簿，便知道谁是苏格兰人，谁是爱尔兰人，谁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样的清楚〔4〕。
二、我的家族——绩谿上庄胡氏
正因为我乡山区粮食产量不足，我们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接济的项目并不限于金钱，有时也兼及食物。例如咸猪油（腊油），有时也从老远的地方被送回家乡。其他如布匹、棉纱等等，在城市里购买都远比乡间便宜，所以也常被送返家中。
所以离乡撇井、四出经商，对我们徽州人来说，实是经济上的必需。家人父子夫妇数年不见也是常事。同时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于造房屋、置田产，也都靠远在外乡的父兄子弟汇款接济。
不过在经济的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5〕。
现在再谈谈我们绩谿县。绩谿是徽州府六县之中最北的一县，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县。在经商一行中，我们绩谿人也是比较落后的。绩谿人多半做本地生意，很少离乡远去大城市。他们先由杂货零售商做起，然后渐渐地由近及远。所以一般说来，我们徽州人实在都是很落后的。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作川沙的小镇〔6〕，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华界（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在太平天国之乱时，上海城区被掳掠和焚毁；川沙镇亦部分受劫〔7〕。先父对这场灾难，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以最有限的基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尽的记录〔8〕。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
据一八八〇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元）左右。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在这里我也顺便更正一项过去的错误记载。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谿城内胡氏的同宗〔9〕。蔡先生指出“绩谿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翚（一七八二—一八四九）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10〕。这个在十八九世纪时便以汉学闻名的书香望族，其远祖可直溯至十一世纪《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11〕。那位抵抗倭寇的名将胡宗宪，也是他们一家。但是这个世居绩谿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12〕。
我家世代乡居，故宅在绩谿城北约五十华里，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的。我家第一个有志为学的是我的一位伯祖〔胡星五〕。他是个乡绅兼塾师，在乡里颇有名望，但是科场却不甚得意〔13〕。
我们的村落〔上庄〕正与华南其他地区的村落一样，是习于聚族而居的。洪杨起事之前，我们聚居的胡氏一族总人口约在六千上下——当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经商的族人在内——大半务农为生。但是大多数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经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1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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