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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德宏,阎景堂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10-01

书籍编号：30021993

ISBN：978754363879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882000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红军史

郭德宏　阎景堂　主编

出版发行：青岛出版社

前言

闻名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实在红军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注意到军事问题的重要性。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比较早地意识到军事问题重要性的是陈独秀、周恩来等人。1922年9月，陈独秀就提出“以真正国民军，创造真正民国”的口号，认为“这个国民军，是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1]；同年12月，周恩来也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2]1924年，澎湃也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认为“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3]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数比较少，并且全党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工人运动方面，军事斗争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1924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以及国民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研究军事问题，并从事军事斗争的实践。通过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建和领导工作，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萧楚女、聂荣臻等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批开始研究军事问题的人。他们不仅自己研究军事，而且还在黄埔军校的青年学生中宣传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了大批军事骨干，其中优秀者如周逸群、徐向前、陈赓、左权、卢德铭、王尔琢、朱云卿、林彪、黄公略、曾中生、许继慎、段德昌、刘志丹等人，在之后的斗争中都成为红军的著名将领。与此同时，根据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还派遣一批优秀党员到国民革命军各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在艰苦的军事斗争实践中，他们不断成熟，逐渐成长为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领导骨干。如周恩来曾任过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黄日葵、彭泽湘分别任第二、三、四、六、七、八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施存统(时为中共党员)、包惠僧、鲁易、孙炳文、王文明、李六如、方维夏、萧劲光、黄鳌、魏野畴、邓小平等，也都担任师以上政治部门领导职务。

在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他们将革命问题和军事问题结合起来，初步总结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思想和原则，逐渐完善了革命军队中的党代表制和政治部制。如周恩来的《军队中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及军队政治工作》，恽代英的《党纪和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聂荣臻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等文章，都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并逐渐掌握了一部分部队的领导权。其中叶挺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各级干部，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部队。之后，叶挺任师长的第二十四师；周土第任师长的第二十五师；贺龙任师长的独立第一师(后扩编为第二十军)；卢德铭任团长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朱德任团长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也都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湘赣边秋收起义创造了条件。

在积极参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的同时，为加强对蓬勃兴起的革命武装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还在组织上设立了军事部(亦称军事委员会)。1924年秋，中共广东区委设立了军事部，部长周恩来，这是党内最早建立的军事工作部门。1925年5月30日，在五卅惨案中，十余名工人群众惨遭屠杀，使党认识到要推进民众运动，绝不能离开武装斗争。以此为转折点，中共中央开始加强军事组织建设。10月，中共四届中央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4]。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军事部(也称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张国焘兼任主任，赖昌颐任秘书。1926年2月，中共北京特别会议在讨论准备北伐问题时，强调军事工作目前已在共产党内占最重要的地位，党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同年7月中共三次执委扩大会议系统地检查了党成立以来的军事工作，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军事运动决议案》，规定党的军事斗争方针是：“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5]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意识到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并开始着手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1926年冬，周恩来率一批军事人员从广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随后，一些地方地委、区委也都相继成立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建立地方工农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农村的许多地区都建立起了农民自卫军，广州、武汉、长沙、上海等城市也都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其中上海工人纠察队在大革命期间发展到3000人，枪1000支，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尽管这些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是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却为之后的红军队伍建设提供了借鉴。

这期间，中国共产党还特别注重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如中共北方区委先后派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等100多人，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开展政治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这些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宣传革命、发展党员，为大革命失败后的各地武装起义蓄积了力量。

当然，从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的整个历史来看，建党初期特别是大革命时期对军事问题的重视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并没有将其上升到革命工作的中心任务去看待。在当时很多党的领导人及普通党员看来，军事问题是国民革命军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民众，开展工农运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军事冲突，1926年7月中共中央做出的《农民问题议案》，甚至规定农民武装自卫，一定不要超过自卫的范围，是防御的自卫而不是进攻的自卫，同时农民自卫武装不应该有常备组织，等等。^[6]这都严重束缚了工农武装的发展。直到1927年4至7月蒋介石、汪精卫等挥起屠刀，大肆屠杀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中国共产党才切实感觉到独立领导军事斗争的重要性。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即八七会议)上，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强调“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指出“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这实际上是对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轻视独立领导军事武装斗争教训的一种总结。正是有了这种惨痛教训，所以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才始终把武装斗争和红军的创立，作为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去对待，从而为红军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1]陈独秀：《造国论》，《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7页。

[2]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

[3]澎湃：《给中共广东区委及农民运动委员会的补充报告》，1924年12月5日。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69、473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页。

一、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与发展壮大

1、南昌起义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

1927年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消灭革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南昌起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单独地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坚决以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开端。

南昌起义的爆发和经过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错误的领导。7月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7月20日，陆续到达九江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召开会议。会议首先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在政治上由于张发奎的动摇和右倾，使中共原来利用张发奎统一指挥其全部兵力南下返回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很难实现，即使能返回广东，中共也必然会成为张发奎、汪精卫利益纷争的牺牲品；在军事上，也已到了极为严重的时期，中共在第二方面军中的部队有被反动的第3、6、9军包围、消灭的危险。会议还认为，中共应该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实施独立的军事行动，决定在军事上在南昌集中，实行在南昌起义的计划。会后，即将上述意见向中共中央报告。李立三、邓中夏到庐山与瞿秋白、鲍罗廷等商议，瞿秋白等表示\"完全赞同这项意见\"，并由瞿秋白将会议意见带交中央政治局决定。

24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做出正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27日，周恩来到南昌主持工作，正式成立了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员李立三、彭湃、恽代英。当时敌人驻守南昌的兵力比较薄弱，朱培德还在庐山，他所属的第3军、第9军主力分别驻在吉安、进贤一带。而当时中国共产党能够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驻在九江的由叶挺率领的第11军的第24师，驻在南浔铁路马回岭车站的属于由周士第率领的第25师，还有贺龙率领的第20军，新从鄂东开到九江；在南昌方面，有朱德率领的属于第3军的军官教育团；在武汉方面，有卢德明等率领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还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国共产党能掌握的总兵力有3万余人。而南昌城内国民党只有6个团，加上留守机关，才有1万多人。整个形势对起义比较有利。

28日，前敌委员会成立了南昌起义总指挥部，具体部署起义的各项安排。当日，周恩来专门拜访了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贺龙，坦诚地向他转达了起义计划，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2]由于赢得了贺龙的支持，保证了起义的基本力量。起义前夕，中央代表张国焘借共产国际来电为由，阻挠、拖延起义。他由九江发来电报，提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定夺。周恩来同其他前委成员商议后，果断决定起义决不能停止，准备工作继续进行。30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分赶到南昌后，在前委会议上阻挠发动起义，并声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对此周恩来非常气愤，他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3]经过前敌委员会一致据理力争，说服了张国焘，排除干扰，决定在8月1日凌晨举行南昌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南昌城内响起了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南昌城静寂的长夜。激战至拂晓，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部署周密，指挥得当，仅仅用5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起义军胜利地占领了江西省会南昌城，共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当天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举行起义，并向南昌进发，与主力汇合。

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海外党部代表等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在周恩来主持下，将起义部队编成第9、11、23个军。第9军：军长韦杵(国民党员，末到职)，副军长朱德(不久即任军长)，党代表朱克靖。下辖原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由朱德兼任，党代表魏瑾钧，教育长陈奇涵。第11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下辖第24师，师长古勋名，党代表颜昌颐；第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第10师，师长蔡廷锴；另有炮兵营。第20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下辖第1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2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第3师(随后建立)，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另有教导团和特务营。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号召革命军民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新老军阀的斗争。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壮大了革命队伍。

南昌起义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新军阀，迅速调遣大批部队向南昌反扑。面对反革命势力的猖狂反扑，前敌委员会和军事参谋团先后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讨论了军事行动计划。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迅速撤出已四面受敌的南昌，按原定到广东去的行动方案立即挥师南进。当时中央前委决定进军广东，主要目的是想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汇合，发动土地革命，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所以南昌起义军提出口号：到广东去，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进行北伐。

8月3日至5日，起义军按照原定计划相继撤离南昌，沿抚河南进，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途中公布了《“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和《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宣传继承北伐革命没完成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行军途中，周恩来指挥起义军千里跋涉，克服了种种困难，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战士回忆说：“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是踱着步子，默默沉思。”^[4]8月19日，起义军占领瑞金城，受到了瑞金人民的热烈欢迎。

八一南昌起义后，国内反共浪潮愈加嚣张，不但张发奎等撕下革命伪装，公开叫嚣反共，而且各省所谓国民党“左派”也纷纷投降蒋介石、汪精卫，他们扯着“青天白日”的旗帜，到处封闭工会、农会，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党内的张国焘等机会主义分子，仍然对汪精卫、张发奎抱有幻想，还说什么离开了这些国民党领袖，就好比“孩儿离开了娘”，这种右倾错误思想，直接影响了一部分官兵，造成起义军队伍内部的思想混乱。在南进途中，正值盛暑，沿途大部分农民受到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纷纷躲藏起来，往往连粮食也买不到，部队给养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队伍内部开始产生了一些动摇和不满情绪。

为此，前敌委员会在队伍到达瑞金以后专门召开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及部队的思想状况，讨论了建立工农政权问题，明确提出了“没收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纲领，使起义部队的革命旗帜更加鲜明。为了进一步提高干部和战士的思想认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密切军民关系，前敌委员会决定以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印发了《告官兵书》，这是一份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檄文，也是一份动员广大起义军官兵的号令。《告官兵书》指出，南昌起义“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其中，揭露了从蒋介石、汪精卫到唐生智、许克祥等人的丑恶嘴脸，控诉了这批反动头目背叛革命、镇压工农的滔天罪行。还指出，当前中国革命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而起义军的下级军官尤其是士兵，十有八九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所以起义军要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还勉励起义军广大官兵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所造成的暂时困难，鼓起勇气，努力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并再次申明了起义军的严明纪律和保护商人的政策，要求广大官兵切实加以执行。

起义军南进入粤途中，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活动，阐明了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起义军沿途纪律严明，虽然天气炎热，身上又背着步枪、子弹和行囊，但从不拉夫抓壮丁，对于带路的向导用钱则是雇佣。例如，给75团带路的一个向导，前后一连三天带路，非常辛苦，叫他回去，他说：“你们到哪里，我就送到哪里。”　起义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就付钱，借用东西，临走时也加以归还。因此，行军途中，起义军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在抚州以南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位老太太拉着起义军战士的手说：“孩子，太冤枉你们了！谣言说你们不好，可我看了两天，你们真是好队伍。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来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正是起义军遵守严明的纪律，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

起义军攻占瑞金后，发现国民党嫡系钱大钧部3个师约11个团的兵力和桂系军阀黄绍竑部约7个团的兵力，集结于会昌城郊，企图再次堵截我军南进。这些敌军，对起义军进入广东造成很大的威胁。由于连续一个月的行军作战，部分减负严重，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前敌委员会决定：以全力消灭会昌之敌，然后折回瑞金，再转道汀州、上杭取道潮安、汕头。参谋团下令兵分3路，并决定全军于8月24日晨对会昌之敌发动总进攻。前委指示各部，必须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一定要消灭这股敌人，占领会昌。经过动员，部队官兵战斗情绪高昂，23日晚，起义军官兵全副戎装，急行军向会昌进发。24日清晨，进攻部队首先与敌交战，接着，担任左翼攻击任务的第3师和教导团，向会昌城北大柏山之敌发动攻击。战斗开始后，第3师第6团以两个连奇袭敌军的警戒阵地--青山，在起义军的勇猛进攻下，守敌迅速溃退，起义军主力便发动向大柏山守敌主阵地进攻。大柏山敌军约有两个团的兵力固守顽抗。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敌军又调来增援部队，与起义军展开了拼死的争夺。起义军官兵英勇作战，有很大伤亡，处境一度困难。正当两军酣战之时，朱德军长来到6团阵地上。为了保护首长的安全，大家劝朱德同志离开阵地。朱德同志十分镇定，与战士们一起向敌军射击，从而极大的鼓舞了起义军官兵的战斗力。广大官兵发动猛攻，终于击退了敌军。接着，朱德同志又走到教导团的阵地，并鼓励战士们，这是关键时刻，只能进，不能退，要顶住，顶住就是胜利。广大官兵看到军长亲临火线，顿时士气大振，英勇抗敌，再次杀退了敌军的进攻。

不久，担任右翼攻击任务的第11军第24、25师，先后到达会昌城西一带，周恩来、叶挺等同志亲临前线指挥，很快地占领了城郊的一些阵地，同敌军相对峙。这时，24师、25师指挥部决定，立即进行最后攻击。遂命令73团迅速组织向敌军主阵地冲锋，并吹响冲锋号，一会儿，各团、营、连的冲锋号一齐吹响了，号令伴随着喊杀声，响彻了整个山岗。第73团的阵地上，六挺重机关枪以猛烈的火力向敌军射击，掩护部队进攻。经过反复冲杀，攻下了敌军主阵地，敌军丢盔弃甲，狼狈地向会昌城内溃逃。起义军乘胜追击残敌。守城之敌全线崩溃，大批敌军弃械投降。下午四时，起义军胜利地占领了会昌城。国民党军队南路总指挥钱大钧率残部仓惶向南逃窜。会昌战斗，起义军共消灭敌军4个团，俘虏敌军官兵9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1000余支，并缴获敌军许多战略物资。

会昌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的革命士气，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威风，是革命力量对反革命力量的一次有力进攻，它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传播了革命真理，并壮大了革命的武装力量。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在此期间，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今丰良镇)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和潮海警备部队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求与起义军主力决战。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跟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玉湖)附近地区同东路军遭遇，将其击溃，继续向汤坑(今丰顺市)推进，与敌军再次激战，至30日，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失利撤出。当天晚上，黄绍竑部攻占潮安。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镇(今普宁市)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后，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经过流沙西南钟潭村附近的莲花山时，再次遭到东路军的截击，部队被截成两段，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加入东江地区革命斗争，创立了海陆丰红色革命政权。驻守三河坝的第25师，在给钱大钧部以重大杀伤后，向潮安转移，5日在饶平县境同由潮、汕撤出的第3师一部会合。此后，这两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南昌起义最后遭到失败，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力量强大，主观上主要是党还缺乏斗争经验。在行军的路线上，撤出南昌城后的南昌起义军只顾避免与敌军相遇，走了农民运动完全没有起来的赣东荒凉道路，而没有走农民运动有较好基础的赣西直入广东的道路。在瑞金会昌战胜敌军之后，不是一直南下进攻梅县，而是折回走长汀、上杭，绕道去潮、汕，从而使敌军从容布置，最后完全失败。

关于南下路线，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及苏联顾问等集体讨论认为，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原定的南下广东、夺取广州、占领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援助，建立根据地，再行北伐的计划，此时已难以实现。起义军不管走什么路线，都不可能实现原定的目标。走赣东直下东江的路，是为了避开敌军的锋芒，同时也是为了与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东江农民运动结合。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等都缺乏军事知识，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还决定给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警告处分，这些都影响了南昌起义军的顺利转移和保存革命实力。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为党继续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回答了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的继续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在于在广大地区内宣传了革命的道理，特别是朴素的土地革命的道理；在于为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党和人民军队积累了军事斗争经验，特别是运动战的经验，这是难能可贵的。”^[5]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7年上半年，是近代中国社会由革命转向反动的最黑暗时期。蒋、汪集团的叛变及其随后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疯狂屠杀，使整个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人民血泊中建立起来的蒋、汪国民党政权，仍然是买办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当时各地的工人在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实在没有出路，广大农民也在豪绅地主的盘剥之下苦不堪言，这样导致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激化。此时，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是摆在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面前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大革命的失败教育了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血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要活命就得革命，要革命“只有实行斗争之一途”，“非暴动建立自己的政权不可”。而这时广大工农群众也深信共产党是他们最可靠的引路人，并且“己经在那里要求我们党去领导他们斗争”。中国革命到了新的转折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最坚决、最紧急的措施，利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东征讨蒋的机会，发动了南昌起义。可见，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处在危急情况下为挽救中国革命而作出的英明决策，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李立三曾深有体会地说过：“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它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

(二)南昌起义是党认识到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的新起点。

中国共产党对于“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的特点有一个认识过程。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主要是集中力量领导工农运动，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武装斗争和组建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一直到1924年国共合作后创立了黄埔军校，才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于是号召全党认识成立军校的重要意义，并要各地选派党、团员报考军校，还派出周恩来等人到黄埔军校工作。1925年，国民革命军6个军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又派一些骨干成员到军、师去担任政治和军事领导。但这些还都“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人搞”，当时除周恩来等负责创建的叶挺独立团外，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的军队武装。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国民革命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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