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旧面孔、老长衫、鸡零狗碎里话民国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往事：旧面孔、老长衫、鸡零狗碎里话民国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陈赋著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08-01

书籍编号：30033117

ISBN：978753829326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60462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往事：旧面孔、老长衫、鸡零狗碎里话民国

陈赋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第一辑 魏晋风骨何曾见

第一章 “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

在现代史上，梁漱溟以特立独行而著称。终其一生，他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趋炎、不附势、不妥协、不畏惧。是一位真正的大儒。程思远先生对梁漱溟的评价是：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我认为，梁先生是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

1941年，梁漱溟在香港创办《光明日报》。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梁漱溟等人经介绍结识海上豪杰“吴发仔”，由他安排，乘船过海到大陆。当时，吴发仔手下有几千义民，担任抗日工作，将大陆急需的物资如汽油等运送到大陆。

那天晚上，月黑风高，吴发仔运棉纱的船共有16只，分三批出发。梁漱溟原先是和陆君乘一船，后友人发现梁漱溟和陆君都不会粤语，怕万一出事不好应付，于是让梁氏换船，与擅长粤语的陈君一道走。随后，小船在夜幕的掩护下扬帆而去。那天晚上，风大但风向顺，一开始，小船像箭一样向目的地驶去，后半夜风向突变，小船开始颠簸，又苦又咸的海水不停地溅入口中，小船随时有被海浪掀翻的危险。熬了一天一夜，梁漱溟乘坐的这只船总算靠岸。吴发仔一清点，有13只船被海匪劫去，到达的3只船，一船的货物被劫光，一船被海匪劫了两次，只有梁漱溟乘坐的这只船安然无恙，毫发未损。原先与梁氏乘一船的陆君下落不明。如此经历让梁漱溟感慨不已，也让他感到十分幸运。

他后来对儿子说：“第一个感想，自然是：我太幸运！在香港炮火中，敌军和盗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无事。冒险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无事，始终没碰到一个敌兵、伪军或土匪。不但没有危险，即使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时不足20华里的平路，哪算得辛苦呢？损失亦没有什么损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我不但没有遇劫，而且自己弃于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还意想不到有朋友给我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谈起来，任何人亦没有我这般幸运！”

梁漱溟的幸运当然是一种偶然，但这样的偶然在梁漱溟的生活中一再出现。

1939年，梁漱溟视察敌后游击区，数次遭遇日寇、伪军，但他总能化险为夷。6月10日《日记》：“黎明行抵连谷峪，入民家小睡，遽闻枪炮声，知前方已发生战事。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空中并有飞机，即向东向南趋奔。”6月24日《日记》：“行抵对经峪一小村……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慢，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至山脚入岩洞掩蔽。洞内已人满，见我等异乡人物，指点隐于最后。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6月25日《日记》：“此时洞内空无他人，可以走动向外瞭望，对面山头敌人旗帜、军官皆在目中。约十时后战场转至西北方，枪声稀少，敌旗撤走，三两敌人下山搜索，两次经洞口外走过，却不入内探视，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

在香港，梁漱溟的经历也是险象环生，而最终却是安然无恙，仿佛他就是台风中心，其他地方已被肆虐得一片狼藉，满目疮痍，而他衣冠整洁，毫发未损。如他在信中所云：“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我离开黄泥甬道不久，敌军便占了黄泥甬道；我离开轩鲤诗道黄家，并将衣服取走之一天，黄家便被匪劫。”

屡次化险为夷、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给了梁漱溟这样的信心：“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这样的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一旦出事，总有不相识的人出来搭救。”

我认为，梁漱溟之所以能有惊无险地逃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应归功于他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良好心态。梁先生非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神色自若，若无其事。1939年，梁漱溟出入敌后长达八个月，和他同行的人无不说他胆子大，不管遇到什么险情，他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冒险出香港时，路上有位范君，也对梁先生大加赞叹，说：“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

所谓“若无其事”，兼指梁漱溟先生的身体如常，能应付任何困难，修养超常，能吃得任何辛苦，不叫苦，不抱怨，乐观自信，谈笑自如。其实，梁漱溟的身体并不比别人强健，但由于心态好，饮食起居，一如往常，所以，疾病也就侵袭不了他。梁先生曾对自己的家人说：“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不强的人，不过由于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遇险若无其事，镇定自若，也就能从容不迫，化解磨难，走出困境；相反，如是胆小怕事之辈，遇事慌乱，手足无措，反而难逃不测。

梁漱溟在险境中为何能做到若无其事呢？关键在于梁漱溟先生有不同一般的人生观。他说：“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虽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但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

“假如我的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我栖栖惶惶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

一个人，不追求个人享乐，“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何惧之有！对一个终生为百姓利益、为国家利益奔波劳碌的人来说，死亡，毋宁是一种休息！莎士比亚就曾说过，死是——竟日奔忙后的睡眠。

梁漱溟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与其说，梁漱溟不担心他的安危，不如说，他根本无暇顾及个人的安危，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忙碌、思考、奔波，他哪有时间考虑个人安危？

梁漱溟自14岁后，就一直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抗战爆发时，梁先生已年近50，而他思考的两个问题也已渐渐成熟：“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对于前者，梁漱溟计划写三本书来阐述，这三本书是：《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和《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认为，写完三本书，自己这方面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关于后者，梁漱溟已出版了三本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和《我努力的是什么》，但是要实现书中所写到的各种设想，梁漱溟还需要不断奔走努力。换句话说，梁漱溟认为，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还没完成，所以自己不会死。

他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有人说，梁漱溟这番话有些狂妄，其实，“狂妄”是其表面，其内核则是“坚定”。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狂妄”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一定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只有到那时，自己才会坦然赴死，含笑九泉。在“狂妄”话语的背后，梁漱溟显示了他对磨难、险境、敌人的藐视，言下之意是，任何人、任何险境也阻挡不了他“潜心行学”“探索人生”的脚步。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理解了他下面的这句话：“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对梁漱溟来说，这句话绝非冠冕堂皇的大话，而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如果像梁漱溟这样有高尚的人格，有远大的目标，自然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吓倒，为眼前的险境而恐慌。只有丧失了自信、丧失了理想的人，才会恐惧哀伤、张皇失措，乃至消沉颓唐、一蹶不振。

1940年，梁漱溟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当时，日寇丧心病狂轮番对重庆进行轰炸，但梁漱溟无所畏惧，一反常规地不去躲警报，照常看书思考，埋首工作。

1940年5月初旬的一天，重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三位青年，躲警报回来，发现学校操场上放着一张藤圈椅，一问，才知道是他们的客人在警报时间内从房内搬来看书的。他们的客人戴一副无边框眼镜，身穿长袍马褂，他就是梁漱溟。

警报响起，众人匆忙钻入防空洞，而梁漱溟先生却从房间内搬出椅子，若无其事坐在操场上，安安静静地读书。在敌机轰鸣中，在爆炸的声浪中，梁漱溟先生端坐读书的身影，是那么稳重那么坚定，如磐石，如支撑他一生的信念。

第二章 胡适的戒赌、戒烟、戒酒、戒嫖

古语云：结交须胜己，似己不如无。从本文看，胡适所交的朋友，令人羡慕。

1909年，胡适离开中国新公学，茫然不知所归。当时，他的家已不可救药地衰落下去。于是，他只得寄居在上海，与一帮酒肉朋友混在一起。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堕落下去。中国新公学有个德国教员叫何德梅，他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这位何君能说广东话、上海话、官话。此人是个中国通，中国人的玩意儿，他样样精通。当时的胡适就和他同居一室。何德梅常邀一帮朋友打麻将、喝酒。这样，不到两个月，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胡适全都学会了。

眼看胡适在堕落的路上越走越远，他的两位好友十分焦急，一位是同乡许怡荪，常常规劝他走正道；另一位是王云五，他知道胡适变坏乃环境使然，故力劝他迁居。为了让胡适摆脱困境，王云五还推荐他去华童公学教授国文。

后来，正是在许怡荪的劝说与帮助下，胡适才下决心参加庚款官费留美考试的。当时，有三件事让他顾虑重重拿不定主意：一、他要筹一笔养母之费；二、有一点债务要还；三、要筹两个月的生活费和北上的川资。许怡荪替他一一解决，让他得以顺利抵京，安心复习迎考。

胡适到美国留学后，抽烟很凶。

1912年10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告诫自己要戒烟：

“自警曰：胡适，汝在北田对胡君宣明作何语，入忘之耶？汝许胡君此后绝不吸纸烟，今几何时，而遽负约耶？故人虽不在汝侧，然汝将何以对故人？故人信汝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为志人，为学者，且能高谈性理道德之学，而言不顾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见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烟。又恐日久力懈，志之以自警。”

为了给自己打气，胡适在这段文后抄录了两句名人名言。

“使过去的事情不再重演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发生之前阻止它。”（吉勃林）

“在真理与谬误的冲突之中，个人和国家都要面对这样的时刻，究竟是从善还是为恶，一定要在此刻进行抉择。”（罗维）

在两句名言之后，胡适又对自己说了几句狠话：“不知其过而不改，犹可言也。知而不改，此懦夫之行，丈夫之大耻。人即不知，汝独不内愧于心乎？汝乃自认为懦夫耶？知过而不能改者，天下最可耻之懦夫也。亏体辱亲，莫大于是矣。”

不过，胡适的烟瘾并未从此根绝，甚至越来越大。一位外国友人因此给胡适写了封信，劝其戒烟，此外国友人为：Louis P．Lochner。

胡适将这封信贴在日记里再次“自警”：

“曾在衣阿华听说你的身体状况很糟，所以为你感到非常担忧。老朋友，不知你是否仍然吸烟很凶？去年夏天我向你说过，像你这样吸烟实在是一个大错误。我这话是发自内心的。我是一个不吸烟的人，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你不吸烟，你的身体状况一定会好得多的。请不要以为我是在向你说教，或是想对你指手画脚。说实在的，我对外国朋友很少有对你这么亲近。我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少有的人才，这并非阿谀你，而是诚恳的。我以为把你的智慧才能完全服务于社会，是你应尽的职责，因此，我想你应该特别注意保持身体健康。”

外国友人的关心让胡适不能不与自己的烟瘾作抗争，但仍是“屡戒屡复”。1914年7月18日，胡适再次在日记里痛下决心戒烟。

“吾年来志力之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吾去国以来，虽滴酒不入口，然纸烟之恶影响仍不少。”

胡适在日记里引用了一句名言：“吾今誓欲将吾所受于先人者，丝毫无亏损，留与吾之子孙。”

这句话出自德国剧作家、诗人戈哈特·豪普特曼的名著《东方未明》。胡适日记里把豪普特曼写成赫仆特满。对这位剧作家，胡适曾作过这样的介绍：

“赫氏前年（指1912年）得诺贝尔奖金，推为世界文学巨子。此剧《东方未明》，意在戒饮酒也。德国人嗜饮，流毒极烈，赫氏故诤之。全书极动人，写田野富人家庭之龌龊，栩栩欲活，剧中主人Loth and Helen尤有生气。此书可与伊卜生社会剧相伯仲，较白里而（Brieux）（法国剧作家）所作殆胜之。”

丁文江只比胡适大四岁，但一直像大哥哥般“操心”着这个小弟弟。

胡适喜欢喝酒，在国外求学时虽不沾酒，但回国后应酬一多，胡适也就开戒了。丁文江担心胡适饮酒过量伤身体，就从胡适《尝试集》里摘出几句诗请梁启超写在扇子上，并把扇子送给胡适，提醒他戒酒。那几句诗是：

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

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

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

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后。

丁文江的苦心，令胡适感动，说：“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做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然而戒酒也和戒烟一样难，胡适屡屡破戒。丁文江为此很替胡适担忧，1930年11月，他连着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劝其“毅然止酒”。

第一封信：

适之：

……我事体近来大忙，就没有立刻写信给你。但是屈指你将要离开上海了。在这两个星期中，送行的一定很多，唯恐你又要喝酒，特地写两句给你，劝你不要拼命——一个人的身体不值得为几口黄汤牺牲了的，尤其不值得拿身体来敷衍人……

第二封信：

适之：

前天的信想不久可以收到了。今晚看《宛陵集》，其中有题云《樊推官劝予止酒》，特抄寄给你看看：

少年好饮酒，饮酒人少过。今既齿发衰，好饮饮不多。

每饮辄呕泄，安得六腑和？朝醒头不举，屋室如盘涡。

取乐反得病，卫生理则那！予欲以此止，但畏人讥诃。

樊子亦能劝，苦口无所阿。乃知止为是，不止将何如？

劝你不要“畏人讥诃”，毅然止酒。

胡适在上海那段时间因交友不慎，赌博、酗酒、逛窑子，样样都学会了。那时的胡适，并未认识到嫖乃一种可耻之恶习。

赴美留学后，受美国观念的影响，他方醒悟：嫖乃人间大恶。因此，他呼吁国中人士，要树立一种新道德：

“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

对自己曾经的荒唐，胡适也做了忏悔：“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

虽然发誓禁嫖，但胡适偶尔也和朋友一道逛逛窑子，当然，只是纯粹观光性质。

1925年胡适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去武汉讲演了五次。在武汉，他见到不少新知旧友，非常高兴。一天晚上，他和郁达夫、杨金甫等友人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到了一家，只见东墙下靠着一把大鸡毛帚，西墙下倒立着一把扫帚，房中间是一张床，两个小女孩在上面熟睡。又一晚，友人李孤帆再次邀胡适等人逛窑子。在酒席上，有人给杨金甫推荐了一个妓女，席散后，杨金甫去了妓女的房间，妓女就对杨哭诉自己的遭遇，说她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要杨救她出苦海。胡适颇赏识这个妓女，说：“此女能于顷刻之间认识金甫不是平常逛窑子的人，总算是有眼力的。”当天晚上，回寓所后，胡适还和郁达夫等人谈到自己的一点观后感：“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善于谈情说爱，过于那些生长于安乐之中的女子。”

1926年2月初，胡适的外国友人加纳特在上海巧遇胡适。有朋自外国来，胡适不亦乐乎，一天晚上，竟带这位友人去了杨兰春、桂姮两家妓院，想让好友开开眼界。没想到，他此举令好友深为担忧。加纳特回国后，立即给胡适写了封信，深情地劝胡适，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

加纳特在信里这样写道：

亲爱的胡适：

……与你相处的日子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印象深刻。……

可是，可是……有一个阴影，你在上海只是消耗你自己的精力。你必须离开上海，远离政治。我知道，这句话你已经说过四十次了，但是你必须这么做。将来的事很难预料，但我想，有一点可以肯定：上海的未来局势不容乐观。它是一个瘟疫区，得赶紧撤离！……

你已经登上了一座山峰，但不是你自己的山峰，你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也许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席位正是你所需要的，它可以使你再次回到你自己的轨道上，做你自己的事；可以想见，十年后你成绩斐然，又可以出国访问。但无论如何，你得赶快撤离上海！

……我们已经制造一个“文明”的地狱，里面充塞着各种奇技淫巧和肉欲享受。我还没有见到，有什么力量可以防止中国重蹈西方之覆辙。……生活在那座城市并不合算，赶紧撤离吧！

你亲爱的L.加纳特

1926年3月5日

这封信让胡适感动不已也愧疚难当。他给好友去了封长信，在信中保证：“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后来，在给妻子江冬秀和好友徐志摩的信里，胡适同样信誓旦旦：改掉自己的坏毛病，严肃做人，认真做事。

在胡适众多的朋友里，论待人的诚恳，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认真，许怡荪当推第一。胡适认为，和许怡荪相处久了，没有一个人不受他感化的。胡适到美国后，他给胡适的第一封信就是：“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至为习俗所靡，允为名父之子。”许怡荪和胡适通了近十年的信，从来没写过一个潦草的字，几乎没有一封信里没有规劝、勉励胡适的话。胡适留学归国，许怡荪仍常给胡适写信，提醒他“莫走错路”、“举措之宜，不可不慎”。

美国散文大家爱默生说：“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当做圣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变成神圣。”胡适说：“怡荪待朋友，真能这样做。”

第三章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逸事

赵元任（1892—1982），江苏武进人，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也是中国现代首屈一指的语言学大师，长期任前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为世家子弟，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苗裔，清代著名学者赵翼（鸥北）的六世孙，他13岁时父母相继过世。1910年，18岁的赵元任以优异成绩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批留美官费生，在被录取的72人中名列第二。胡适名列第55。他与胡适同船赴美，同进康奈尔大学，1914年同期毕业。1919年赵元任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返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心理学及物理学讲师；1921年，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找他做翻译。同年，他在北京结识了日后成为他妻子的杨步伟女士。杨的曾祖父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杨步伟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北京开私营森仁医院。1921年6月1日，赵杨结成伉俪。婚后，赵重返哈佛进修语言学理论。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为导师，赵全家返京。1938年，赵赴夏威夷任教，一家又赴美，后转往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他在加州大学一直任教到退休。

1973年4月，赵元任曾偕夫人第一次回大陆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1981年6月，90岁高龄的他重访大陆，北京大学授予其名誉教授证书。1982年2月24日他在美国病逝，享年91岁。

赵元任学的是数学，但于哲学、物理学、音乐、语言学等均有极深造诣。他精通乐理，名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即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由他作曲的作品达100多首。但他一生成就是在语言学上，是罕见的语言学天才，能说33种方言，精通多国文字，出版语言学专著18部、发表论文90篇，是开辟中国现代语言学、语音学的前驱者。

中国语言学界一向尊赵元任为“汉语言学之父”，本文不准备叙述赵元任是如何攀登语言科学高峰的，而是撷取他多彩人生中的几件逸事趣闻，以飨读者。

到处有人攀“老乡”

赵元任会说各地汉语方言，一方面是他有会话方面的天赋，一学就会，过耳不忘；另一方面是他从小就跟做官的祖父赵执治生活。祖父常换差事，差不多一年换一个地方。赵元任1892年出生于天津，第二年就搬到北京，不久就到保定，没多长时间又去了磁州。4岁的他已慢慢记事，他记得：4岁住磁州，5岁住祁州，6岁到保定，7岁到冀州，8岁又回保定，9岁迁回冀州，10岁才回常州（祖辈是从常州出来的）。所以小时候他说的是北方话，腔调还是京腔，一半是南边音，一半也是跟着保定、冀州那些地方的口音学来的。他从小就特别喜欢学各地方的口音，对各种口音向来留心，什么口音一学就会。回常州后，很快又学会了常熟话、常州话和苏州吴语。此外，赵元任结婚生女之后，一家多次往返于欧、美、亚三大洲之间，成为洲际旅行的常客，又熟悉了多国语言。

赵元任曾表演过精彩绝伦的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南、贵州，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北三省，最后从东北入山海关返北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表演得惟妙惟肖、令人捧腹。

1921年英国学者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能用当地话来翻译了。每当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了。

“二战”后，赵元任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到了德国柏林，又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老人还以为他是地道的柏林人呢。

赵元任自认为他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这位被誉为“汉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不光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英、法、德、俄等多种外国语言。研究者认为，赵元任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外语的规律。掌握了其规律，那就运用自如、如鱼得水了。

活跃的多面手

1906年，赵元任回到家乡常州，进入溪山学校学习。从这年开始写日记，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不辍，在学校中，他还开始学踢足球。1907年至1910年到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学习。1910年，赵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在大学初期，他的兴趣已扩及语言、哲学和音乐。早在少年时代，他对中国各地方言就有了兴趣，在学校期间，他又在宾州史克兰顿城的国际函授学校学习法文。在“世界语运动”初期，还加入了“世界语俱乐部”，成为活跃分子。他同时选修了音韵学，学习国际音韵字母，大开了眼界和耳界。他对哲学的兴趣也不小，在康奈尔大学第一年，兴趣就从数学转到哲学。在校内外，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架二手钢琴练习弹琴，还经常去听音乐会及私人演奏。1914年5月，他还将中国的一首老调《老八板》谱了和声，在风琴演奏会上第一次公开表演。此外，他对戏剧也有了兴趣，加入中国学生活动，演出话剧《失掉的帽子》，还试写了独幕剧《挂号信》，反映中国学生在美国讲英文的苦恼。该剧是赵元任在舞台上演的第一个剧本。后来，他在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创办的《科学》月刊上投稿，写文章又成了他的一项重要事业。他用文言撰文，在上海出版。赵元任除出版月刊外，他又组织了“中国科学社”，这个社团后来发展成为组织完善的科学社，并迁回上海，继续发扬光大。赵元任除了编《科学》月刊及听音乐、看电影外，在体育运动方面也颇为活跃，1913年、1915年他曾两次获得学校一英里竞走冠军；他还积极参加游泳、溜冰和长途旅游。

1915年至1918年，赵元任进入哈佛研究院深造，研读哲学，获得学位。在此期间，他继续钻研语言学、中国方言；还经常使用两英寸望远镜观察天体，探究星球；继续涉猎音乐，选修高级和声学课程，撰写曲谱。

1919年，赵元任第二次回到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走上讲坛，讲的是电磁现象，未带讲稿。后来，不带讲稿讲课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在康奈尔这一年，赵元任除讲课和做物理实验外，还在音乐方面十分活跃，他既作曲又为中国民歌合声，并领导中国学生合唱团。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这当然是谦逊的说法，淡淡一句“好玩”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一种执著的追求。

“一辈子不做官”

赵元任在北京结识杨步伟（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后，经常到森仁医院找这位杨大夫聊天。一天晚上，赵元任郑重其事地对杨说：“韵卿，你的脾气和用钱我都能由你，只有一样事，将来你也许失望的，就是我打算一辈子不做官，不办行政的事。我看你对行政很有特长。”杨步伟说：“我虽很年轻就负重任，可是我对做官也不喜欢。因为第一，我祖父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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