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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林之满,萧枫等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02-01
书籍编号:30044701
ISBN:978754510067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6259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话说中国: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
林之满,萧枫 主编
辽海出版社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
《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
《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
《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2008年2月
一、先秦史学典籍
《逸周书》
先秦史籍。本名《周书》,隋唐以后亦称《汲冢周书》。今本全书10卷,正文70篇,其中11篇有目无文,42篇有晋五经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赘“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与《尚书》序相类,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记事之时代早晚编次,历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及景王时事。
书之来历,汉刘向、《隋书·经籍志》及刘知几《史通》皆以为是孔子删削《尚书》之余篇。今人多不信从,而以为是战国人所编;各篇写成时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战国,另有个别篇章,可能还经汉人改易或增附。如《时训》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与汉以前历法相左。该书在汉代已散佚不全。刘向校书,即谓存者45篇。今传60篇本,盖又经后人改编。有人认为今本盖后人合旧本与晋太康间汲冢所出之周书而成,故有《汲冢周书》之名。但多数人认为称今本《周书》为《汲冢周书》,是一种误解。
《逸周书》内容庞杂,各篇体例不尽一致,性质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训》、《命训》、《常训》,皆以王者师的口吻,讲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讲救助灾荒的措施与制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等三十二篇《武顺》、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纪》,均类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维(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开头,记事或言。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记伐商前后事。如《酆谋》记伐商前的准备,《和寤》记伐商途中事,《克殷》记克殷的经过及善后,《世俘》主要记伐殷战果,《商誓》主要记武王训告商旧臣诸侯之辞,《度邑》记周公规拟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记营建成周之缘起及成周之制。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关天文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时训》记一年中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时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谥法》言给谥的法则。第五十八篇《官人》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文同而人异(《大戴礼》为文王与太公望,此为文王与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会》,记成周之会的盛况及各方贡献。第六十篇《史记》,记历史上诸王国灭亡的原因与教训。第六十二篇《职方》,即《周礼·夏官·职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记芮良夫训诫厉王之辞。第六十四篇《太子晋》,记周景王太子晋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则又称为韵语,纯系说教。
今存59篇中,属于或基本属于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门》、《祭公》、《芮良夫》等篇。这些篇记事当较可靠,此外,《度邑》所记之事在周初铜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记,朱右曾以为“非亲见者不能”,也当有较可靠的根据,此二篇皆为《史记·周本记》所采用。即使时代较晚各篇,也有研究价值,如《度训》等篇对于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渊源,《程典》等篇对于研究古代伦理思想,类兵家言的几篇对研究先秦兵家,《王会》对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分布及民族关系,均有特殊意义。
由于《逸周书》部分内容及思想与儒家道德理论相违背,其书迄清代一直不甚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脱误严重。今传世本有十余种,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学宫刊本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为明嘉靖间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间卢文弨合众本校刊,是为抱经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数家,以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流传最广,然其注较简,且说多本丁宗洛《逸周书管笺》。另有潘振《周书解义》、陈逢衡《周书补注》、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及王念孙《读逸周书杂志》、俞樾《周书平议》、孙诒让《周书斠补》、刘师培《周书补正》和陈汉章《周书后案》,均可参考。
《春秋》
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一万六千多字。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37次日食,就有30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传,并已具备约定俗成的一套传统义例,即所谓“书法”。当时晋、齐、楚、宋等国均有这样的史官建置和类似的史书编著,其体裁及“书法”也大体一致。《春秋》所以能记载各国大事,就是这些史官相互通报的结果。另外,《春秋》中有违反“书法”、为权位开脱罪责的曲笔讳饰之辞,也有与孔子观点相反的记载,还有一些缺文讹误,甚至记录了孔子的生卒年。这些都说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论语》、《左传》中都记有孔子对春秋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可见这是孔门弟子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正值社会剧变,礼坏乐崩,“天子失官”之时,原属官府掌管的《诗》、《书》、《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间,成为孔门教学的宝贵资料。将世代相传的国史《春秋》作为教材,转抄流布,大约便是孔门后学所为。传说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为擅长《春秋》的大师,而将孔子生卒记人《春秋》也当出于孔门后学对先师的敬意。孔子虽不曾编写过《春秋》,但讲述研习《春秋》却应肇端于孔子。
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经文大同小异。《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显然这只是若干历史事件的目录标题。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尚以史官口述为主,文字记载仅属起提示作用的备忘录。《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面,《春秋》又具有不可与《左传》等同的意义。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圣经,在政治上、学术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历代不少儒生对它曲解依托,尽情发挥,使它在经学和史学领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左传》
旧说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实为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史学名著。亦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作,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春秋时中国已有专职史官用简练的文字记录重要史事的纲目,《春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种。另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这些题目的具体内容及远古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矇之一。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魏国的孔门后学以《春秋》为纲,依据瞽矇的讲史记录《国语》和当时尚能见到的其他典籍《夏训》、《商书》、《周志》、《郑书》等,编成了《左传》这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从内容来看,该书应属战国中期作品,不可能成于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体可能是左丘明讲述的史事,因而最后的编订者才以他主名。
《左传》是通过叙述春秋时的具体史事来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的。如在《春秋》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的题目下,《左传》就用五百多字介绍了郑伯(即郑庄公),他的父亲郑武公、母亲武姜、弟弟共叔段,以及他们相互间的感情纠葛和权力斗争;反映了春秋初期宗法制败坏,贵族内部大宗同旁支的较量;突出了武姜的溺爱纵容、共叔段的骄横扩张,以及郑伯的深沉有谋、颇得臣民拥戴,所以能一举挫败共叔段经营多年的叛乱活动,迫使他逃亡,从而加强了君权,为其后郑国的强盛和庄公的称霸打下基础。从而解释了《春秋》中这六个字所包含的褒贬。很显然,只有通过《左传》介绍的史事,才能真正理解《春秋》这些标题目录的全部意义。所以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
《左传》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有些记述已反映出某些进步的思想,如轻视鬼神而注重人事,强调君主忠于人民管好国家等。同时,它也显示出春秋时政治思想的一些特点,如不承认统一的专制君权,宣扬君臣为共同的国家利益而结合,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主张臣民绝对效忠于君主。
《左传》在西汉时属“古文经”,并成为“古文经”中的主要经典。由于汉代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它长期不能立于官学,未取得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却能在民间广泛流行,并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研习和赞赏。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春秋》与《左传》合编为一书,博采汉儒解说,考订异同,自成专门之学。其后《左传》的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谷梁传》。
《公羊传》
与《左传》《谷梁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公羊传》。旧说创始于子夏弟子齐人公羊高,传五世至西汉景帝时得立于官学。由于它写成于汉初,用的是汉代通行文字“今文”,故属“今文经”,并为“今文经学”主要经典。
《公羊传》用问答体解说《春秋》所记史事,着重从政治而非历史学的角度阐述这些记载的是非观,并把它看成孔子政治理想的体现,作为指导后世帝王行事的准则。由于其借对史事的议论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常有一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齐襄公恃强兼并纪国,却被肯定,以为是为其九世祖齐哀公复仇;宋襄公在泓之战坐失战机,丧师辱国,歌颂为“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该书本文二万七千多字,其中有三十七年无传,可能已有残缺。东汉何休依据胡毋生条例所作《春秋公羊解诂》,集两汉公羊学之大成。北宋著录有徐彦所作《公羊传疏》。清人陈立著《春秋公羊义疏》,广搜诸家解说,可供参考。
《谷梁传》
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谷梁传》。旧说鲁人谷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宣帝时,为之立博士。
《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蒸有《谷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
《国语》
杂记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亦称《春秋外传》。旧说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所作,与《左传》同为解说《春秋》经的姐妹篇。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左丘明即是略早于孔子的著名瞽矇,其讲史曾得到孔子的赞赏。瞽矇讲述的史事被后人笔录成书,称为《语》,按国别区分即为《周语》、《鲁语》等,总称为《国语》。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其中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说明战国时该书已流行于世。今本《国语》大约就是这些残存记录的总集。由于是口耳相传的零散原始记录,其内容偏重于言辞,在国别和年代上也很不平衡。全书二十一卷中,《晋语》九卷,《楚语》二卷,《齐语》仅一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尚属西周早期;《郑语》仅记桓公谋议东迁之事,亦在春秋之前;《晋语》记到智伯灭亡,已属战国之初。可见《国语》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春秋》,但的确记载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从传授渊源来看,它也可承认为左丘明所作。《国语》出自瞽矇的记录,为价值很高的原始素材,所以司马迁编著《史记》时曾大量取材于此。三国时吴人韦昭为《国语》作解,总结了汉代学者注释的成果。
《战国策》
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不作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战国时,有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们探讨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他们对于谈说之术非常注重,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要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时并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即因此而产生。
《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史料价值较高,《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说辞都属于这一类。不过由于传闻不同,同记一事有时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拟作者对史事已颇茫然,其中许多都是托喻之言,虚构之事,谈形势则扦格难通,言地理则东西不辨,《战国策》中的许多长篇说辞大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说:“世言苏秦事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其他人的事迹也有类似情形。
《汉书·艺文志》共著录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它们有《国策》(并非今本《战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几种不同的名称。刘向依其国别,略以时间编次,定著为《战国策》三十三篇。东汉时高诱为此书作注。隋代已残缺不全,今仅存十篇。
除刘向所见者外,当时还有不少在民间流传的纵横家说辞。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和《战国策》类似的书,由整理者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部帛书共27章,有11章见收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16章是佚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故《战国策》为后世治史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司马迁就曾采取其中的九十多事载人《史记》中。而且《战国策》所收多是优秀散文,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战国策》在流传中颇有亡佚,到北宋中期已散佚了十一篇,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今天所见的《战国策》,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次,共三十三篇,四百六十章,也有分为四百九十七章的。其所记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中行氏(《赵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这270年中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楼兰废墟发现了一张不晚于魏晋时代的《战国策》写本残片,其内容同于姚宏本《燕策》第一章的末尾和第二章的开头,可见今本流传有绪,大体保存了刘向编订的原貌。
《战国策》的版本大致有两个系统。南宋初年,剡川(今浙江嵊县)姚宏校注此书,态度谨严,忠于原作,书成于绍兴丙寅(1146),不久就有刻本。此本在清代经黄丕烈影写复刻,收入《士礼居丛书》,流传极广,今通称姚本,其中包括东汉高诱的残注和姚宏的续注。和姚宏同时,缙云(今浙江缙云)鲍彪也为《战国策》作注。鲍氏改动原文,重新编次,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讥评。元代吴师道撰《战国策》注,对鲍注订误补缺,释疑解滞,甚便读者。《四部丛刊》初编曾把吴书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影印收入,其他的重刻本流传的也很多。此本今通称鲍吴本。此后,中外学者研究《战国策》的不少,或零篇短札,或巨制宏文,各有所获。
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诸祖耿有《战国策集注汇考》,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经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晋太康二年(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蝌蚪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人。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
《世本》
战国时赵国史书。以避唐太宗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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