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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康纳著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9-01

书籍编号：30056486

ISBN：9787500082415

正文语种：中英对照

字数：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世界史

版权信息

书名：波罗的海三国史

作者：奥康纳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9-01

ISBN：978750008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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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序

我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历史（Baltic history）的兴趣源自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研究新成立的波罗的海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魏玛德国（Weimar Germany）和苏俄的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不像许多生于波罗的海地区或与该地区享有某种家族联系的历史学家，我第一次造访这个地区是在2002年夏天，那时我刚刚完成一篇关于俄国史的博士学位论文。所以本书不是出于一个关于波罗的海地区史的专家之手，而是由一个研究俄国史的历史学家写成的，笔者对俄国（及前苏联）关于民族身份的看法感兴趣，并在这种语境中，对俄罗斯与帝国西部边界地区的关系感兴趣。

但这本书不是关于俄国的。其主题是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Estonia）、拉脱维亚（Latvia）和立陶宛（Lithuania）及过去上千年间曾经生活在这个地区的许多民族。然而，更明确地讲，本书描述的是处在遥远的东北欧洲的一个角落上的三个小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里的斗争，是为了创造他们自己的民族身份及获得和维护他们的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我在考虑这种种发展和变化时，试图既不通过圣彼得堡的或莫斯科的镜头，也不通过塔林的、维尔纽斯的或里加的优越位置，而是从一个西方大学里工作的主要为普通读者而写作的教师的视角出发。尽管我喜欢设想我的“外来者”的身份对我用一种平衡和公正的方式来看待这个地区的历史的主张提供了某种可信性，就此而言，最好还是让读者来评价。

我想感谢在写作书稿过程中曾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人。首先，我要感谢许多学者，正是他们的学识使面前的这本书的各个方面都充满生气。为我访问波罗的海诸国的部分资助是斯波尔丁（Spalding）大学和位于拉脱维亚瓦尔米耶拉（Valmiera）的维泽梅——奥古斯茨考拉斯学院（Vidzeme Augustskolas）提供的。我向波罗的海国际暑期学校（Baltic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的理查德·贝卢格（Richard Bærug）和全体教职员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在瓦尔米耶拉他们向我提供了有刺激性的教育体验。我也极大地受惠于波采娜·梅可夫斯卡雅（Bozena Meckovskaja）和拉皮斯卡（Lapicka）家族，还有我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旅行中遇到的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与我分享自己的种种经历和见识，所有这些的确使我对当代波罗的海地区历史的观察更加充实。我也非常感谢马尔科姆·斯旺斯顿（Malcolm Swanston），他为本书制作了地图。格林伍德出版社的编辑弗兰克·撒克里（Frank Thackeray）和凯文·奥赫（Kevin Ohe）在我写作本书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支持和鼓励着我，并关注本书的及时出版。

我也要对所有花费时间全部或部分地阅读不同草稿的人表示感谢，包括埃米莉·弗里茨（Emily Fritz）、布赖恩·麦吉（Brian McGee）和我的爸爸里查德·奥康纳（Richard O\'Connor），我现在才开始充分意识到他们对我的智力发展的影响。还有我的妈妈玛丽安娜（Marianne），我这本书就是献给她的，她总是给我无限的鼓励和支持。

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关于名称和拼音方面的。对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的词，我保留了所有的变音符号：所以用Sąajūdis（运动）而不是用Sajudis，用Rīga（里加）而不用Riga。俄语到英语的音译遵循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方式，但一些熟悉的名字例外，如用Yeltsin而不用El\'tsin，叶利钦）、Yakovlev（而不用Iakovlev，雅科夫列夫）。我也为诸如Oblast\'（地区）、glasnost\'（公开性）等单词保留了软音符号。名词的复数形式遵循俄语的规则，所以用了kulaky（富农），而不是用kulaks，用gubernii（行政区），而不是用gubernias。城镇通常都采用当代地方指定的名称，其他用名在紧随着的圆括号中予以注明，如Tartu（德语里称Dorpat ）。所有重要人物都附有生卒年代。

缩略语

历史年表

第一章　欧洲未被人知的地方

一、地理、气候和居民

本书的主题是3个处于东北欧很少有人知道的小国：从北到南分别是爱沙尼亚（Estonia）、拉脱维亚（Latvia）和立陶宛（Lithuania）。因为它们位于波罗的海东北部沿岸地区，所以11世纪德国的编年史家们最初称其为“波罗的海”（Mare Balticum ），通常它们被称为波罗的海诸国（the Baltic states），或简称为“波罗的海”（the Baltics）。三国中最小的爱沙尼亚的面积大体相当于合并起来的佛蒙特（Vermont）和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立陶宛只比拉脱维亚略大一点。每个国家都与西弗吉尼亚的面积差不多。波罗的海三国的位置，隔海与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半岛相望，处于西欧与俄国之间，西欧与俄国曾对他们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发生过深远影响，并继续影响着他们的安全感。

除了2750英里的海岸线和1000多个爱沙尼亚的岛屿，该地区的地理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的特征。总的说来，波罗的海地区海拔不高，地势平坦，那些最高的地方勉强达到1000英尺。立陶宛拥有最适于耕种的土地，因而最依赖于农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有更浓密的森林，木材和木制品成为它们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波罗的海气候温和。爱沙尼亚是海洋性气候，但往南到立陶宛，就接近于大陆性气候了。在这整个地区冬天温和，夏季凉爽，但不管在什么季节，波罗的海地区常常很潮湿。在黑暗的波罗的海的冬天太阳很早就落入地平线下面去了，而在仲夏，爱沙尼亚一天享有19个小时的太阳光。

1989年，波罗的海各国，那时是苏联的3个共和国，加起来不到800万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或乍得（Chad）的人口。然而，20世纪90年代不利的人口流向促成了人口衰退，令人担忧。到2002年人口下降到750万以下。迁出这几个国家的居民，大部分是俄罗斯人，近年来已经逐渐减少，而且男性居民平均寿命下降的趋势可能得到了克服，但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的低出生率好像没有扭转，只有立陶宛近年来出现了积极的人口增长。

二、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

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半个世纪，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波罗的海三国是一个不熟悉的地区，而且西方人常常把它与同样不熟悉的巴尔干混淆起来。这个错误是令人遗憾的，但除了“波罗的海”（Baltic）和“巴尔干”（Balkan）这两个词的发音在讲英语的人听来有些相似这一明显的事实，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犯这种错误，还有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地区都处在欧洲的十字路口上，就这一点而论，它们都曾经既是文化的传送者，又是更大、更强有力的邻居们渴望得到的牺牲品。此外，东北欧的波罗的海各民族，像东南欧的巴尔干各民族一样，都存在种族上、宗教上的多样性，其结果是所有的民族都不断地与身份问题作斗争。

然而，在他们的历史经历中，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把这两个人们知之不多的地区的民族区分开来：巴尔干各民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而土著的波罗的海人（Balts）近600年间总体上一直保持着相互和平的关系。确实，一度构成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各个国家在那里的共产主义制度解体后就陷入战乱，而在苏联的统治结束后，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即使严格地讲并非享有普遍繁荣，也曾享有一段和平的时期。在经历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统治而“回归欧洲”后，波罗的海各族都决心保持他们在10多年前的独立斗争中形成的合作和团结精神。

波罗的海地区一个起决定作用的特征是民族流动，外国人进入这个地区，常常通过流血的征服。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被称为Baltische）于13世纪时凭武力在该地区立足，此后6个世纪间构成了该地区的精英，对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到1940年，德国人的存在几乎消失了，紧随着苏联征服而来到这个地区的是大批俄罗斯移民。犹太人在立陶宛一度很显眼，较小的程度上在拉脱维亚也是这样，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全部被杀。除了俄国和德国，瑞典和波兰在该地区的历史上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居住在爱沙尼亚的数量不多的瑞典人在1944年红军到来前逃走了。同时，相当数量的波兰人把维尔纽斯（Vilnius，有20年间是处在波兰人的统治下）看成他们的家园，继续住在那儿。

在3个波罗的海国家中，只有立陶宛可以声称在20世纪以前自己曾享有一段时间的国家主权。确实，在中世纪末立陶宛是欧洲最大的国家。然而，到16世纪时，它的历史紧紧地与波兰的历史纠缠在一起。到18世纪末波兰—立陶宛国家曾从地图上消失过，立陶宛统治过的大部分地区被并入俄罗斯帝国。另一方面，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各个独立的欧洲国家的大家庭中是相对后起的国家。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建立起新的国家，此前，他们先是在德意志男爵的统治下度过了5个世纪，然后是近300年的俄罗斯的统治。在1918－1940年这段简短的时期中，德国和俄国的国力虚弱，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获得了独立。从1991年开始，当苏联突然从内部解体时它们再次享有自己的独立。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一直热烈地依恋于他们自己的家园，为守护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而骄傲。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享有某种共同的历史体验，但他们中每一个民族都是独特的。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历史上属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他们说的是古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但是至少自13世纪以来立陶宛人在人种上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而拉脱维亚人是中世纪里由几个波罗的海地区的部落汇聚而成的。另一个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是古代普鲁士人，但随着德意志人的征服，他们大半被同化，不再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而存在。

爱沙尼亚人，不像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具有芬兰—乌戈尔族（Finno-Ugric）的起源。爱沙尼亚语与芬兰语密切相关，与匈牙利语的关系更加疏远。爱沙尼亚人语言上的亲属还包括立窝尼亚人（Livonians或Livs），他们住在拉脱维亚的西北部，但逐渐被附近的拉脱维亚诸部族所吸收。只有少数立窝尼亚人保持不变，其中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像普鲁士人一样，他们也是将要消失的。

在波罗的海三国中，宗教上的联系几乎如种族那样多种多样。爱沙尼亚人和西部拉脱维亚人倾向于加入路德宗，而拉脱维亚东南部（拉脱加尔地区）的许多人和几乎所有的立陶宛人是天主教徒。所有这3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俄罗斯人通常都信仰东正教。犹太教几乎消失了，这个地区只有几千个犹太人残存下来；而在这些波罗的海国家中伊斯兰教也未能以任何方式站稳脚跟。“赞美克利希纳派”⁽¹⁾（Hare Krishnas）和其他与众不同（至少对波罗的海人来说是这样）的教派，在苏联统治时期完全不为人所知，现在偶尔能发现他们在诸如塔林（Tallinn）和里加（Rīga）这样的大城市中唱歌和跳舞。

三、变化和展望

像“赞美克利希纳派”这种又跳又唱的外来景象的出现，证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地区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列宁和当地共产主义领导人的铜像消失了，所有这一切都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被推翻，苏联政权的此类标志被那些波罗的海地区民族英雄的雕像和纪念碑所取代。这些民族英雄大部分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而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波罗的海各国人民为摆脱外国侵略者而进行斗争的标志。维尔纽斯（人口580000）、里加（人口796000）和塔林（人口408000）这些历史的切片或“古老的城市”，目前正在经历令人印象深刻的转变：天主教堂和其他历史建筑正在恢复重建，同时许多新建的和整修过的宾馆、饭店、酒吧和俱乐部在迎合来自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欧和北美来的不断增长的游客。无论如何，这些变化并不仅仅是某种油画的光亮的外表，而是远远更为深刻。从1991年以来，这个地区已经恢复了民主，有了民主，人民就有了选择的自由。

站在塔林市政厅的钟楼上可以看到这座迷人的、色彩明亮的汉萨城（Hanseatic town）的全景，游客们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健康的而繁荣的“欧洲”城市；当然，这座城市已经既受益于成千上万来自芬兰的度假者的信用卡，又受益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投资商的乐观主义。然而，这座爱沙尼亚的大城市的繁荣与爱沙尼亚东南部的停滞或拉脱加尔（Latgale）的赤贫构成了鲜明的对照，拉脱加尔是拉脱维亚东部的一个农业区，那儿日益老化的人口仅仅靠几美元一天来艰难地维持自己的生存。确实，整个波罗的海地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放弃了前景暗淡、没有变化的乡村，来到城市寻找他们所希望的机会。这些年轻人离开后，留在他们身后的既有成千上万英亩荒芜的农田，还有那些不太有能力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人，包括老弱病残者。但即使生活在城市里，那儿虽然有整洁的公共空间和琳琅满目的店铺，也有自己的种种缺点：收入颇丰的职业远非得到保证，无数人仍然生活在苏联时期的衰败的住宅区里。

尽管有这些消极因素，近年来波罗的海人在改变他们的经济结构和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曾有人提出，在波罗的海3个国家中爱沙尼亚人拥有最发达的民族身份意识，在着手大规模转变他们的社会的计划中，正是爱沙尼亚人行动最为坚决，并取得了最迅速的进展。爱沙尼亚人最早关闭他们的无利可图的工厂，并使其余工厂私有化。他们眼睛凝视着西方，切断与俄国的大部分经济联系。爱沙尼亚人喜欢想象他们自己为斯堪的纳维亚人，毫不犹豫地指出他们国家的经济已经经历了最彻底的转变。过去10多年来政治稳定也成了爱沙尼亚的伟大福祉之一。虽然几十个政党在争夺权力（议会的代表来自6个政党），众多的总理来了又走了，某种持续感是由爱沙尼亚的总统职位来提供的，从1992-2001年间伦纳特·梅里（Lennart Meri）一直担任着这个职务。

1990-1991年间立陶宛这是波罗的海3个国家中最大胆地与莫斯科做斗争的国家，它是在比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层次上进入后苏联时代的。开初，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虽然不愿实行决定性的自由市场的改革取向，但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它已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进展。在21世纪开始时，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排名表上，立陶宛的位置排在拉脱维亚前面（但处在爱沙尼亚后面）。立陶宛人虽然可说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但民族主义倾向受到以下事实的限制：在波罗的海3个国家中他们感到自己所受的少数民族的威胁最小。而在爱沙尼亚，爱沙尼亚人占65％，“说俄语的人”（该词指居住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人口）占30％。立陶宛是波罗的海三国中人种上最同质的国家，将近80％的人口自认为属于立陶宛族。立陶宛人比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的土著更有安全感，他们积极采取措施整合国内说俄语的居民，并积极发展与俄国的关系。

拉脱维亚是波罗的海三国中最多样性的国家。相对繁荣的里加给人一种民族富足的假象，但拉脱维亚某些地区的生活水平比俄国或乌克兰民众的要好一些。拉脱维亚确实是一个意见分歧的国家：其居民中只有56％的人自认为属于拉脱维亚族，而其余人中的大部分都是“说俄语的人”。在这个国家的首都里加，70％的居民是“说俄语的人”，尽管如此，如在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首都一样，人们看不到使用俄语的街道标志。然而，并不缺乏俄语的电视、无线电广播或印刷媒体。对许多拉脱维亚人来说，这常常是感到惊恐的一种根源，他们想知道这些俄国人什么时候或是否终将完全被整合进拉脱维亚的社会中。

尽管有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与其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之间的关系是建设性的。不过，波罗的海地区最让人惊讶的生活特征之一，是这些波罗的海人相互之间的了解是多么贫乏！对拉脱维亚人来说，爱沙尼亚邻居在他们的眼中的形象，属于那种智力迟钝但无害的乡巴佬。而爱沙尼亚人，则把自己看成是北方的芬兰人的亲属，他们与芬兰一样享有某种文化和语言的联系。此外，由于爱沙尼亚已设法与其北方和西方的邻居发展起广泛的经济联系，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常常感到爱沙尼亚人放弃了他们而亲近斯堪的纳维亚。

立陶宛人对拉脱维亚人，犹如拉脱维亚人对爱沙尼亚人一样，并不见得有更多的了解。立陶宛人的文化是向着波兰的，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文化是在德国的监护下发展起来的。此外，虽然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语言享有类似的起源，但它们相互间无法理解。在苏联统治下，它们的共同交流用语事实上是俄语。确实，在波罗的海人（还有其他前苏联的民族）中有一种共同的主张，即，在一个10人的房间中，即使只有一个俄罗斯人在场，那么他们都会用俄语交流。虽然这可能是一种夸张，但在这种主张的背后有一个重要事实：在苏联时期，波罗的海人和其他非俄罗斯人都被要求学习俄语，居住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少数俄罗斯人控制着该地区的语言。

这种情况变化得很快。俄语在今天的波罗的海各国的学生中后退成第二外语，英语已经取代了它原有的地位。在爱沙尼亚较大的城镇里，英语知识相当普通；拉脱维亚或立陶宛的较大的城镇里也一样，找到说英语的本地人一点也不困难。确实，上一代人的说俄语的世界，受来自莫斯科的人统治的世界，正在消失，而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为了进步而需要英语知识的世界正在取代它的位置。

当然，这不是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将很快会为了英语和异己的西方传统而放弃他们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远不是这样：维护和取得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的权利是太艰难了，不可能再予以放弃。现在是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必须学会说官方语言，并由此融入波罗的海各国的社会。所以，无须感到惊讶的是，住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许多说俄语的人把波罗的海国家的语言和公民政策看成是歧视，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特别是这样。

时代真的已经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政权处于巅峰时期，学者们认为波罗的海人的命运就是其他那些被同化因而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命运，如立窝尼亚人和古代普鲁士人，这样想并非不寻常。波罗的海人的幸存和复原，证明了他们的力量和决心，这最初引起世界的注意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歌唱革命”时期。许多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内战、独裁和贫困，波罗的海三国不是这样，它们是和平的、民主的、相对繁荣的。在那种动荡的历史和纵横交错的地形的条件下，这几个国家居然生存下来，某种程度上这是令人惊异的。

波罗的海诸国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如何从狂暴的20世纪里幸存下来？这些是本书的主要话题。在充分表达对波罗的海人反对外国侵略的勇气的赞赏时，作者在本书中还试图平衡地、真实地描述波罗的海诸国从中世纪走向20世纪的不平凡的旅程，希望以此来唤起读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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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赞美克利希纳派：印度教的一个教派。——译者注

第二章　早期历史

一、波罗的海人是谁？

在公元前10世纪以前，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欧的低地和俄罗斯北部，都覆盖着巨大的冰川。随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冰川逐步退却和消融，最初的人类开始来到波罗的海地区，可能是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要了解这时期直到公元后约1000年该地区的史前史及其居民的情况，其下限正是涉及该地区的文字记录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依赖考古证据而不是历史文献。学者们已从稀缺的证据中得出结论：该地区的居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看成是某个单一的、相同的民族，倒不如说，他们在语言上和人种上都存在广泛的差异。

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间，属于芬兰—乌戈尔（Finno-Ugric）语族的狩猎—捕鱼人从伏尔加河（Volga）地区来到这儿，他们是当代匈牙利人、芬兰人、英格里亚人（Ingrians）、卡累利阿人（Karelians）和爱沙尼亚人语言上的祖先。芬兰—乌戈尔语族与印欧语系无关，而斯拉夫语、德语、罗曼语（Romance）和波罗的海诸语言均属于印欧语系。所以，当代爱沙尼亚人及其芬兰—乌戈尔族的祖先在语言学的意义上不是波罗的海人，虽然在地理学的意义上今天他们作为波罗的海诸国的居民与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结合在一起。

不像爱沙尼亚人，波罗的海人是印欧语系的居民，是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普鲁士诸部落共同的祖先。爱沙尼亚人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从黑海北部的欧亚大草原的某个地方迁徙到波罗的海地区，在许多世纪里居住在从波罗的海岸边向内陆延伸的广阔的区域中。学者们曾基于河流的名字得出结论说，波罗的海人生活在今天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Belarus）、乌克兰（Ukraine）的西北部、俄国的西部。确实，在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到来前，史前时期说波罗的海语的居民所居住的那些地区可能有现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面积总和的6倍，虽然他们是否一度占领过整个地区或是否曾从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已经难以搞清楚了。在公元后第一个1000年间，来自德意志和斯拉夫人各部落的移民的压力迫使波罗的海人、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迁居到他们今天所居住的地理区域内。

像其他早期的欧洲人一样，沿波罗的海居住的各种居民尚未形成为“民族”。原始爱沙尼亚人分成各个说不同的芬兰—乌戈尔语的克兰（clans，也译为“部落”），这些克兰通过融合而构成了现代爱沙尼亚人的基础。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500年间，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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