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裁缝评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红帮裁缝评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季学源、等编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05-01

书籍编号：30081624

ISBN：978730808657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77657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逸闻野史

版权信息

书名：红帮裁缝评传

作者：季学源，竺小恩，冯盈之

ISBN：978730808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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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学源

红帮，是中国近现代形成的一个很大的服装革新群体。他们是颠覆中国旧服制的主力军。他们在中国服装史上树立了一尊全新的光辉的里程碑。他们揭开了中国服装业现代化的第一章。他们成为中国服装史上最大的一个服装流派。

一、“红帮”名称的由来

(一)说“帮”

帮，源于行(háng)。行，原是古代买卖交易的场所。在这种场所中交易的人们，渐渐按相同的交易内容，结伙成群，名之为“行贩”、“行贾”(gǔ)。汉代文献中已有记述，如《乐府诗集·孤儿行》：“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史记·货殖列传》：“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至隋代，虽然工商业仍被儒家视为“末”，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生活的改变，行贩、行商还是有所发展的，仅东京丰都已有120行。到南宋，仅临安(今杭州)一地已有440行，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到南宋，工商业已开始摆脱“末”的历史地位，不再是“农”(本)的附属。

至明代中叶，市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工商皆本”的思想已呼之欲出，⁽¹⁾于是各种商业、手工业者以职业为依据，结伙搭帮，形成各自的帮口、帮派。

帮，在旧中国，原是封建性的民间社团。主体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沦落而成的大佬、流民、地痞、恶棍结集而成，如青帮、洪帮。他们往往为某种政治团体所利用，参与某些政治活动。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者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帮派渐次淡化党派政治，全力从事本行业的职业活动。虽然有时也介入某些政治活动，如“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罢市抵制日货等等，但毕竟以本业为主务。

随着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经营理念的发展和更新，“公会”之类行业、帮口组织应运而生。红帮裁缝已经由背着剪刀、尺子包袱走街串巷寻求生意的流浪者，变为开店铺、办作坊、使用缝纫机械，走上机械化之路的业主。他们开始以现代商家的身份登上社会舞台，已经和封建帮派青帮、洪帮之类性质根本不同了。

1927年11月，上海红帮人士发起筹建“新服式同业公会”，1929年1月更名为“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后又几次更名，但都称“同业公会”。这种公会先后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成立，发展迅速，均以红帮人士为骨干和主要领导成员。这时，红帮已不再是自在地散漫于城市街巷中的松散行帮，而是一个有组织纲领、章程，机构相当健全、有多方面统一行动的现代性社群组织了。

(二)说“红”

关于“红”，迄今已有如下说法。

1.“红”即奉化县的“奉”

“红”与奉化县的“奉”声韵相近；奉化又是红帮主要发源地之一，人数众多；1915年10月奉化县已有裁缝(本帮和红帮)二三千人，为统一行规、行风、伦理道德，奉化县知事专门发布公告，并于同年秋天成立“成衣公所”。⁽²⁾由县政府专为服装行业发布带有根本意义的文告，并有落实行为，在当时实属罕见，很有意义。由此，有人认为红帮即奉帮。此说自然是有其依据的，但其涵盖面不够广阔。宁波地区的每个县，当年都曾出现过红帮名师、高手、裁缝世家，比如慈溪县的裁缝于明代天启年间(18世纪70年代)，已经在北京成衣业中大显身手，形成了“浙慈帮”，在北京前门外晓市大街创建了浙慈会馆。这些裁缝的后代，有一些后来与时俱进，改做西式服装、现代服装，所以，应该认为本帮裁缝是红帮裁缝的前辈，有传承关系。再如宁海县前童镇曾以“三百把剪刀”著称于中国服装界，他们曾于清光绪初年(19世纪70年代)在“三北创成衣作场”。其他各县也都有创业于19世纪的红帮裁缝。所以2001年开始编著《红帮服装史》的时候，主编便提出：红帮的主要源头在鄞县、奉化县，即“奉化江两岸”。这是一个新提法。并且认为：红帮之源，并不是单源的，而是多源的。⁽³⁾

2.“红”源于“红毛”

“红毛”是早年中国民众对早期来华欧洲人的通俗总称。因为他们的头发呈红色，成为当时民众区别欧美人与东方人、中国人的首要、主要特征。当时，还有人称外国人为“老毛子”、“金发女郎”，也是与外国人的头发颜色有关的。南方人则把欧美人称为“红毛人”。这是民间约定俗成的说法，就如同后来群众称外国人为“老外”差不多。

“红毛”之说，是有历史文献可征的。

清康熙《台湾舆图》中有一地标谓“红毛楼”；《定海厅志》卷17《关市》记述，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宁波府所属的定海县专门设有与英法等国商人进行贸易的“红毛馆”；《普陀县志》有关于“红毛扰山记”的记述：“约在康熙四年，‘红毛’以郑氏踞其巢窟，遂浮海劫掠。”这里的“红毛”指曾被郑成功驱逐占据台湾的荷兰侵略者。

因为红帮裁缝早期主要是为这些“红毛”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买办、翻译、中文秘书、跑街、看门人以及与外国人为伍的中国人，为这些人修补、缝制西服的裁缝，遂被称为“红帮裁缝”。

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工业》和《乡风》称：“自海通以还，工人知墨守旧业，不足与人相竞争，于是舍旧谋新，渐趋欧化，若土木，若成衣，……东南两乡业此者，多成衣、土木，名之曰红帮裁缝、红帮作头。”“……沪汉各地，凡为西帮裁缝者，不问而知为(鄞县)南乡人。”(见图1)“西帮裁缝”即红帮裁缝。

3.“红”源自上海虹口

董涤尘先生在《杭州西服业见闻》一文中说：“杭州西服源自上海，18世纪80年代黄埔江边有一批本帮裁缝，为外国人修补翻做西装，掌握西服款式结构和工艺，经过探索，成为西服裁缝。他们大多住在虹口镇，民众误以为他们有帮会色彩，遂称他们及其弟子为虹帮师傅，因专做外国人服装，又叫外国裁缝”。⁽⁴⁾据当代学者考察，红帮裁缝及红帮名店大多在南京路以及靠近黄浦江的几条马路中，住在虹口镇的也有，但并非红帮主体。此说聊备参考。

图1　鄞县通志

4.“红”源于红火的“红”

有人说：红，源自于红帮生意红火。20世纪20年代之后，做传统中式服装的本帮裁缝生意日趋凋敝，而做西式服装的西式裁缝生意日渐红火，于是有人称他们为红帮裁缝。此说未见于文献，有望文生义之嫌，似不足据。

将以上几种说法加以比较，“红毛说”依据似较充分，且能反映红帮裁缝的发展历程，他们确实是从引进、制作西服开始他们的服装创业生涯的，而且，不受他们出生的地域(宁波地区各县)、从业地域(东西南北各地)、他们所做的西服流派的局限，凡是引进、制作西服，进而创发、制作现代中国服装的裁缝，都是红帮裁缝。而且，随着机械化、规模化生产和经营理念和方式的现代化，红帮便开始泛化了，不只指剪裁和缝纫服装的手工业师傅，而且包括红帮商店中的设计人员、裁剪师傅、缝纫师傅、辅助人员以及管理人员、营销人员。这种泛化，是红帮事业发展的必然现象。

“红帮”见诸文献，最早是1920年的《夏口县志》：“汉口成衣业分浙江衣帮和汉口衣帮，西服业称红帮。因大多从师于浙江人。”⁽⁵⁾

夏口是古地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分汉阳县汉水以北地区而建，治所在今武汉市。1912年改为县。这一新概念表明，1920年以前，“红帮”一词已经出现。20世纪30年代编印的《鄞县通志》不但出现了“红帮裁缝”这一概念，而且作了背景介绍：“海通以还，商于沪上者日多，奢靡之习，由轮船运输而来，乡风为之丕变……时式服装甫流行于沪上，不数日，乡里人即仿效之，有莫之能御者矣。衣服之制，五十年来迭经三变。”宁波邻近各县，莫不如此。镇海、慈溪两县是“宁波帮”主要发源地，自然欧化之风流行迅速；鄞县、奉化两县是红帮的主要发源地，“服制”之变，自然超乎其他各县。

1948年4月发行的《上海市场大观》在《同业团体》一节中说：“民国元年，上海大小同业团体已不下八十家，除总商会性质之‘商务公所’外……称作‘公所’的有石匠、水木、浙宁水木、铁锚、成衣(红帮裁缝)……”

在新编武汉《商业志》中，还有这样的记述：“包括南京在内，或合绍兴，称宁绍帮。”还有“浙江帮”、“浙帮”、“上海派”等等提法，实际上都指红帮，都是师从红帮师傅，然后自立门户，在上海、南京、杭州、绍兴、宁波以及哈尔滨、北京、天津、汉口各地创业的红帮传人。上海轩辕殿成衣公所等有关文献中的“洋帮裁缝”、“西式裁缝”之说，(6)实际上都是指红帮裁缝。在学术研究过程，这些概念应予统一。

二、红帮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红帮，这个中国服装史上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服装业群体，为什么会产生于宁波这块土地上呢？这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的，是内外多种因素纠结、互动的结果，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是丰富的、深邃的、宝贵的，值得认真发掘、剖析、总结、记取。

兹就其地域、经济、人文、政治几个主要方面概述如下。

(一)地域背景

自六朝至明清，北方人多次大规模南迁，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财富和人才，推进了宁波地区开发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人口压力，人多地少的矛盾逐步加剧。“穷则思变”，人口压力逐步转化为开拓生存空间、生存方式的内驱力。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宁波本帮裁缝——红帮裁缝产生的根本原因。

宁波人多地少的矛盾于南朝刘宋大明初年始现，这引起了南朝史学家沈约的关注，在《宋书》中他记述了这个不容忽视的人地关系紧张的情景。

东汉之后，北方战事频繁，天下大乱300年，“永嘉之乱”，导致“百官流亡”避祸江南，宁波地区成为北人主要迁居地之一。人口骤增，人地关系失衡。再经唐宋的“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大批中原人士相继南迁。宋人李心传《建炎系年要录》记述：“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⁷⁾南宋王朝南逃，使宁波这个边鄙小郡一跃而成京畿重镇，人口剧增。

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北宋政和六年(1116)宁波约有26万余人，至乾道四年(1168)，不过52年，宁波人口增至33万人，增加了近四分之一，人均土地占有量则锐减。据宋人戴栩《浣川集·定海七乡图记》记述：定海县(镇海县)政和年间(1111—1118)人均9.12亩，而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不过100来年，人均不足6.4亩，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而这时宁波地区可垦的土地已经不多，所以人地矛盾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显得紧张。

至明清时期，宁波地区的人地矛盾更加严峻，明中叶王士性曾在《广铎志·江南诸省》中发出如下喟叹：“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结果是：“禾稼所出，不足以自赡。”慈溪县因“人稠地狭，丰穰之岁，犹缺民食之二三。”鄞县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鄞县人口607749人，增加近一倍。

至清末，鄞县姜山镇和茅山镇，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600多人。农业自身摆脱困境的能力已尽，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民众生存方式、价值观念改变，势在必行；开展多种经营，开发手工业、商业，势在必行。鄞县姜山镇、茅山镇，奉化县的江口镇、西坞镇，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红帮裁缝，其根本原因概在于此。民国24年(1935)，姜山、茅山两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已达628人；民国38年(1949)，江口、西坞两镇，人均耕地已不到1.9亩。农民不外出谋食，何以存活？文献大量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形：

明代陆楫在《蒹葭堂杂著摘抄·论崇奢黜俭》中写道：“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为号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

王士性在《广铎志》卷4《江南诸省》中谈到：在土地“半不足供”的情况下，“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次者兴贩为商贾”。宁绍人“善借为外营”，“大半食于外”。

《慈溪董氏宗谱》记载：族人“跋涉数千里，吴蜀晋楚诸省，靡不历遍。”

清代《(光绪)鄞县志》记载：“(宁波)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四出营生，商旅遍天下。”于是至清代后期便产生了“天下无宁不成市”之民谚。这虽不免夸张的成分，但总体情况是确实的。

综合多种史料推算，1852年移居上海的宁波人至少有6万人，到20世纪初，移居上海的宁波人已达30多万，到1948年，上海总人口是498万，宁波人为100万。在服装、饮食等行业中，宁波人已占绝对优势。

《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发表竺菊英的《论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以及宁波的《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报告总册》涉及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宁波外迁人口的一些数据，均可参校，兹摘录如下：1891年，181000人；1905年，198597人；1920年，926081人。

从上列数据中可以窥见，传统农业社会中那种死水无波似的守土恋乡情怀，在宁波地区已经逐渐淡化，而且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出现，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宁波人外迁渐次增加；红帮的前期创业者鄞县张尚义家族、奉化王睿谟家族和江良通家族的外迁，都典型地体现了宁波人的外迁态势。它明确表明，封建时代“安分守己”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已经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转变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生活理想、人生价值追求。

早期红帮的实践已经为宁波人新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树立了具体而确实的参照坐标，他们到了上海、哈尔滨、横滨、符拉迪沃斯托克等中外城市，不但走出了“人多地少”的生存困境，多数人过上了温饱生活，而且逐步有了积累，可以开创既有益于自己又有益于社会的新事业了。这对于长期困守穷乡僻壤的农民来说，多么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移民以其特有的方式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着发酵和催化的作用”。⁽⁸⁾红帮在发展中，不但从不同侧面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证明：他们在“催化”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催化”着自己的人生和理想。列宁的下述论述，似乎也是可以以红帮作为适例的：“农民转向城市，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求。”⁽⁹⁾人地矛盾形成的压力转为驱动力，使宁波裁缝毅然揖别故土，怀着种种憧憬移居城市，涉足服饰有关的各种行业，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在横滨、上海、哈尔滨、武汉，他们都是有口皆碑的“宁波三把刀”(剪刀、厨刀、剃头刀)的主体。还应该看到，在移民中，红帮人多数不是单纯谋求生存型的，也不是单纯事业发展型的，他们由农村转入城市之后，多数都由前者发展为后者，这是红帮人的独特之处。至20世纪前期，不管从从业人数上、地域分布上、经营理念上、伦理道德上，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改革与发展的贡献上，他们都是宁波帮的主力之一。

当然，宁波地处东海之滨，这一地域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大海，哺育了宁波人顽强的开拓力、探索力，从而成为红帮产生和发展的一种原始动力。

海洋，向来都被先贤们视为砥砺人类生命、精神、胆略、意志的大操场，黑格尔老人在其《历史哲学》中曾说：平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人类卷入无穷的依赖性中，“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¹⁰⁾。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吧。梁启超对此也有过精彩阐述：“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陆居者活泼较胜，进取较锐。”⁽¹¹⁾比如，6500—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见窍木浮而知为舟”，观落叶漂因以为船，创制了独木舟和木桨，驾舟飞桨，搏击风涛，开始了拓展生活空间、发展空间的伟大实践。在7000年的承传中，宁波人不断地继承、发扬、提升蹈海事业，形成了独特的冒险精神、开拓精神和海洋意识。比如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灭吴后，大力发展“水师”，增辟通海门户古句章港；2000年前东渡日本的徐福；300年前东渡日本的朱舜水(他把先进的中国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技巧传授给日本人民，其中包括中国的“衣冠器用之制”)。⁽¹²⁾清末民初，一批接一批的红帮前辈，东渡日本，考察、学习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维新精神、服制改革。应该说，他们都继承和发扬了河姆渡先人以来养成的大海性格，并将其充实光辉，大而化之，创造出自有特质的红帮精神来。

(二)经济背景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原属边鄙落寞之乡，宋以前，受儒家“厚本抑末”传统思想侵染缓慢而且淡薄，因而儒家的重农抑商观念影响晚而弱，而重商惠商观念，以及后来产生的“工商皆本”思想根基甚深，并形成一种独特的职业平等观。这一传统在“西风东渐”、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历史大潮中，形成一种历史震撼力，从而成为红帮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冲击力。

宁波人的商业观念是源远流长的。西汉初，宁波便出现了以贸易的“贸”命名的县名。《舆地志》中已有记述，乾道《四明图经》也有相同的记述：“(贸县)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而后，汉以居县贸山之阴，加邑为贸。”(贸县，即县)，以贸易为一个县名，可见商贸在这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至少表明，这里人的观念与“重农抑商”观念是相左的。

这种特具的重商、惠商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这个时期，已经有有识之士向越王勾践明确提出：“‘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¹³⁾并出现一个备受人们注意的名商——孔夫子同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蠡。范蠡不但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能娴熟地把他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军事领域，这是越国由弱变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打败吴国之后，范蠡便功成身退，改姓易名，到齐国(今山东肥城)开发农业，把他的哲学睿智运用于经济领域，同样取得辉煌业绩，受到齐国人的器重，拜之为相。但范蠡随辞相散财，迁居于陶。致产数千万，给亲友贫困者。至陶后，他专力经商，不久便成为拥有巨资的名商，故史称“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¹⁴⁾范蠡的传说在宁波地区广为传颂。据说宁波东钱湖陶公山就是范蠡的隐居地。“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已经成为后世宁波大商贾的座右铭；宁波商人很多都是“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的。在重商、惠商思想的长期熏陶下，宁波的国内商贸至晋代已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开展，“商贾已北至青、齐，南至交、广”，“西南至岭粤，东北至辽左，延袤一万四千余里”。故《宁波府志》称：“(宁波)内则联络众省，外则控制东倭”，“有鱼盐市舶之利，实东南之要会也。”

宁波的商贸活动是内贸与外贸发展均较早的。当封建社会经济进入鼎盛期的时候，宁波的外贸进一步发展，至唐代，宁波(明州)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至北宋淳化元年(990)，朝廷在这里设立了官方的外贸专门办事机构“市舶司”，每年往来日本的商船已达300余艘。贸易范围已从原先的日本、高丽(朝鲜半岛)，扩展到东南亚、西亚等地区的100多个国家。经唐宋元三代的不断开拓，“海上丝绸之路”日益兴旺，宁波成为海上大通道的始发港之一。到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松弛，敏感的宁波商人不失时机，“踊跃争奋”，可去之处，无所不至，外贸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每年开往南洋的商船已达500艘以上。

悠久的重商传统和繁荣的商贸活动，日益深刻地影响了宁波人的价值取向，权贵儒士对工商业不但不再采取鄙薄、排拒的态度，而且逐步纡尊降贵，采取重商、崇商的态度。至明代中叶，诚如《鄞县通志》所说：“(鄞县)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其上出而为商，足迹几遍国中。”很多读书人乐于弃文从商，而且把儒家的某些经典论述加以重新解读，演化为经商之道。有个叫戴槚生的人，还把儿子进行分工，有的仍走读书入仕之路，有的则专习商贾之事，以求走上发家致富之路。

这样的家族和士子到嘉靖、万历年后，在宁波府所属各县已相当普遍。明末清初，已经是“民皆不安其土”，弃士从商者更多，有的世族已经以自己雄厚的财力、人才资源集中到商贸事业中去，成为工商业中最具实业意识的群体，所以有人称：“商社会首数宁波，吾浙之解事小儿，无不知宁人以商雄于中国者。”⁽¹⁵⁾至民国初，鄞县以工商业为主体的旅外(国内和海外)同乡会已有40余个(其中包括红帮在国内外的同乡会、公会)。孙中山说：“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和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¹⁶⁾这是有充分依据的。

人稠地狭的另一个结果是产业的多元化，人力资源必然要重新组合、配置，人们逐步地形成了职业平等意识，以经济效益为价值取向、价值坐标，淡化了以“本”、“末”为坐标的陈旧观念。进而提升为“工商皆本”的全新理性原则。

在宁波地区，“有水走水路，无水走陆路”已成为宁波人的从业发展原则，崇实、务实、求实，农、林、渔、盐、工、商各业，只要有实利实惠可图，便有人乐于去做，已经较少思想障碍，以往的“小裁缝”已经变成可以衣锦还乡、造福桑梓的“大裁缝”、“裁神”了。于是在精神领域中，各路财神都受到顶礼膜拜。除了土地神、海神(天妃、妈祖)，平起平坐的还有商神(财神)，上海轩辕殿有了成衣公所，神农氏也兼任裁缝的祖师爷了，不但“行行出状元”，而且“行行皆有神”，而且众神同尊，这不正是在职业方面人格平等的理想化、神圣化的体现吗？⁽¹⁷⁾由于近代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诸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靠“穷家”、“熟土”难以维持一家生计的农民、乡间能工巧匠行动了，他们开始新的生活求索，告别故乡，四处探寻新的生活出路。进入城市之后，尤其是上海、哈尔滨、横滨、符拉迪沃斯克(海参崴)、汉口这些大城市，近代工商业的繁荣和外国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情趣与价值观念，对他们产生了无法排拒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很快演变成为红帮发展、壮大的强大拉动力。

且以上海和横滨为例。

上海和横滨在亚洲国际港口城市发展史上，都是占有极重要地位的，它们是亚洲对世界开放的早期大港。开埠、开港为这两个本来的海边小镇的迅速发展打造了新起点、高起点，它们迈向现代化、国际化的情景是令人惊讶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的互动，使这两个城市很快发展成为商贸、实业、金融和新文化思想的中心。很多早期的民主革命家，都与这两座港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宁波三把刀”都是很早在这两个城市找到出路并建立声誉的。

正是这两个著名国际化港口的巨大吸引力、拉动力，使红帮裁缝陆续涌向这两块宝地，并由这两个地方不断向外拓展。这两个港城没有让他们失望，逐步为他们的立足和事业拓展提供了应有的条件；红帮人也没有辜负这两个港口为他们提供的历史性机遇，渐次登上了中国服装改革的历史舞台。

回首当时的情景，是十分动人的，后人可以从中悟出很多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规律。

当横滨、上海这些城市起步向近代工业城市、国际港口城市发展的时候，造就了日益增多的就业机会，那些为地少人多矛盾所挤压的农民，流入这些大都市。宁波移民与外省“盲流”相比又有所不同，一方面，宁波接近上海，水陆交通方便，他们多数是先获得可靠的信息，才开始“流”向上海的。另一方面，涌向上海的宁波人，多数是能工巧匠，进入大上海，至少是可以糊口的。素来勤俭、灵活的宁波人往往不久就能积累一点资金，扩大从业范围和水平。这样，他们便和城市形成双赢关系，互相吸引，互相拉动。从红帮裁缝来看，他们到上海走街串巷寻找到第一笔生意时，就做得特别尽心，特别精细，于是得到客户的欢迎，不但得到较好的报酬，而且形成稳固的客户关系。客户也逐渐增加了，生产兴旺了，他们犹以勤俭为本，把所得“铜钱”用来扩大再生产，由摊贩向老板的方向迈进。红帮裁缝的创始人张尚义、王睿谟、江良通无不如此。他们往返于各大城市之间，形成了城市情结。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导夫先路者成功的激励和先行者的频频招手、热忱劝导，涌向上海、哈尔滨、天津、汉口等城市的宁波人成群结队。在上海，宁波人已成为居民中人数最多、事业最成功、最具优势的移民群体。⁽¹⁸⁾红帮则以服装店为所在城市作出了杰出贡献，不仅仅是“南有大上海，北有哈尔滨”，在北京、汉口、香港各地，红帮的服装都是享有盛誉的。所以，对于宁波人来说，选择上海等大中城市，就等于选择体面的人生道路。按“顺势而变”、“为时而变”的基本规律，在实践中，他们已经习惯于应变流徙，进入与时俱进、日日向新的精神境界，祖国的东南西北，服装业中的传统服装、时装、洋装、男装、女装业，都是他们开拓事业的游乐场。城市改变了他们，他们也改变着城市。两者之间互动的内容和层次，均随时间的推移而移步换形。

(三)人文背景

服装既是文明、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现象。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服装系主任刘元风教授说：“服装的竞争，最终是服装文化的竞争。”⁽¹⁹⁾张志春教授说：“21世纪，各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竞争会大大加剧，服饰更是这样。而一切竞争都会归结为文化的竞争。”⁽²⁰⁾红帮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力是现代服装业发展、创新的前提和结果。

中国文化史显示：明清之际，是一个空前的发展阶段。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长江中下游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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