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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虹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1-01

书籍编号：30081950

ISBN：978730809272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05000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文物考古

版权信息

书名：华北细石叶工艺的文化适应研究：晋冀地区部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学分析

作者：陈虹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11-01

ISBN：9787308092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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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总序

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策划的《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与读者见面了，这实在是一件特别值得庆贺的事。

值此庆贺之机，不揣粗陋，说一点与当下人文学科的境遇与发展相关的感想，与本《文丛》的笔者和读者朋友们交流求教。

关于人文及人文学科内容的表述，中国和西方虽有不同，但其意蕴与精神，两者的看法则大体相同。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是《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辞》）意思是说，天生有男有女，男刚女柔，刚柔交错，这是天文，也即四时更替、天道自然；人类因此而有夫妇，有家庭，由家庭而国家，而天下，这是人文，也即社会人伦、人类文明。治国者既要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又须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因此，他强调“仁学”，要求人们“修德”、“讲学”、“徒义”、“改过”，学会“做人”、“爱人”，这是孔子对什么是人文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日常要求和经验总结。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早期古代希腊时期，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科学是真正综合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找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区分了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科学，但他并没有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明确区分开来，而是仍然将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一起作为理论科学，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一起作为实践科学，将诗和修辞学归入以生产某物为目的的创制科学。后来所说的人文科学的某些观念，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作为通识教育内容，目的是培养年轻人成为积极的公民。据说“人文学”（humanitas）概念最早由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论演讲》中提出来的，作为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内容，成为古典教育的基本纲领，并由圣奥古斯丁用在基督教教育课程中，围绕基督教教义学习语法、修辞、诗歌、历史、道德哲学。此后，人文学科便作为中世纪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中世纪后期，一些学者开始脱离神学传统，研究和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认为这种古典文化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是一种与非神学的世俗文化，并用humanitas（人文学）来称呼这种新学问。大约到16世纪，“人文学”一词有了更广泛的含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针对上帝至上的宗教观念，主张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于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直到19世纪时，西方学者才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这一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成了英美学院和欧洲大陆大学预科基础教育的基本内容。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文学科逐渐明确了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知识领域。按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学科设立国家资助基金的法案中的规定，“人文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1]欧盟一些主要研究资助机构对人文科学的范畴划分略有不同。欧洲科学基金会认为人文科学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艺术史、历史、科学哲学史、语言学、文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教育、传媒研究、音乐、哲学、心理学、宗教与神学；欧洲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则将艺术、历史、文学、语言学、哲学、宗教、人类学、当代史、传媒研究、心理学等归入人文科学范畴。这些差异反映了一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相互交叉的趋势，所谓的学科分类也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唯一的。

可见，从传统上看，人文学科是欧美大学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属于教育学的基本科目类别；人文科学则是人文学科这一独立知识领域的总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及其活动，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价值和精神。探求人的奥秘，便形成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存在与发展，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相生相伴，须臾不能分离。

随着近代西方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学科分化和社会变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从本来的整体综合逐渐出现分化与疏离，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现象为研究对象，是关于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通过观察、实验的方法，揭示各种物质形态的结构和本质，认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并直接服务于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其特点是可重复性、可复制性。人文科学则研究人与社会及其活动，主要探讨人类历史发展、人的意识、情感、精神活动，通常采用引证与诠释、直观与体验、演绎与推论、想象与联想，以及思想实验等以语言分析、逻辑抽象和精神官能为基础的方法，使用难以用实验科学方法加以验证的范畴概念，如现象、本质、价值、命运、自由意志等，揭示人自身的生存状态、活动形式及其价值与意义，突出认识和体验的独特性、偶然性和创造性，或者获得“具体的”个别和独特的认识内容与价值观念，或者形成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普遍经验和一般原则，其特点是不可重复性、不可复制性。

自古以来，人文科学就在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自身及其社会的发展。以哲学为例，中国古代哲学，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黄老之学，对人自身的德行养成和素质发展，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和秩序稳定，都起着科学技术所不能替代的深刻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西方哲学，无论是传统理论还是现代思想，都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理解和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步伐，从不同角度打开了深入探索、理解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奥秘的通道，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自然科学世界观的道路和方法，奠定了自然科学实验观察和科学分析的理论基础。即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规则主导的当今世界，人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运用着人文科学提供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以及思维与生活方式，享受着人文科学所带来的实际成果。今天谁都不会否认，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哲学讨论，就没有涉及理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的生活态度各个方面的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也就不会有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三十多年来，人文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起，一次次将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到时代和大众面前，持续地引领着人们的社会想象和公共论题，塑造了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公众话语模式和心理结构。

可是我们看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却受到明显的不同程度的误解、冷遇甚至排斥，人们越来越喜欢用直接可见的“有用”与“无用”作为衡量大学学科与专业之生存标准。对这种状况，我们无需怨天尤人。作为基础研究领域，人文学科具有自身的内在特征，诸如：它在根本目标上与直接的经济发展要求存在着正常的疏离，其研究一般需经历较长的过程，研究的结果也难以精确预见和预测，因而被挤到急切发展经济的当下社会的边缘，不在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的视野焦点之中，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它所面对的是人自身，人作为有思想的主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认识和改变着自身，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因而，最初的人文学者及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全部消失，许多问题仍然会被后人们反复讨论，却不能获得确定无疑的结论；它研究的虽然都是人自身，但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观念和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出不同的认识，不同时代对同一问题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对自己研究的同一问题前后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而这许多认识和观点，并不一定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不能用实验的方法予以验证，一般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可和最终的答案；这本来正是人文科学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之一，可是却与人们通常那种追求解决实在问题、获取具体认知与效益的愿望，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会让人生出厌倦无聊的情绪。科学技术的价值表现是直接的，作用发挥是显性而当下可见的，人文科学与之不同，它的价值表现是间接的，作用发挥是隐性而缓慢延后的，人们往往容易看到科学技术直接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改善，却忘记或忽视了推动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的深层次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改革和调整的力量。从人文学科具有的诸如此类特征，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理解人文学科当下遭际的一些理由。

理解这种遭际的现实，并不就是默认它的合理性，更不是让我们消极地抱怨与等待，而是要面对现实，通过自身的努力去逐渐改变这种现实。我以为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者自身，包括青年学者在内，要以一种人文精神去对待所从事的职业与事业，把握人文学科的特征，相信人文学科对社会和人生的意义，恰当看待学科的冷与热，尽可能摆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坚守人类自身不可离异的精神家园，以积极的态度延续与发展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青年学者文丛》的编辑出版，便是这种坚守和发展的一种承诺与措施，将为人文学科青年学者们提供发表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的可以信赖的阵地。本《文丛》将精心选编本校人文学科青年学者的研究著作，也包括其他学科青年学者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人文学部将对有志于该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们给予研究和出版的经费支持。十多年前，曾担任过香港首届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先生以宏远的眼光，在原杭州大学设立大陆高校第一个文史哲研究基金，扶持和培养了大批人文学科青年才俊，其中许多人已成为相应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我们有理由对本《文丛》满怀同样的期待，愿与人文学科的青年朋友们共同耕耘这个阵地，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与《文丛》相伴着成长。

庞学铨

2010年8月于西子湖畔

注释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人文学科”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序

本书尝试利用国际上最新的理论方法，对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叶工艺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许多新概念在国内尚未被业内同行所充分了解，所以虽然只是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初步探索，但因为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方向，从而在我国旧石器考古学领域具有不同一般的积极意义。

细石叶（包括剥制细石叶的石核及共生制品）从20世纪初就受到国内外考古学家的关注。20世纪20年代，参加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探险队的美国考古学家内尔斯•纳尔逊在戈壁沙漠发现了细石叶遗存。1927—1935年由中国考古学家徐旭生和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西北考察团在戈壁沙漠中发现了327处遗址，大部分含有细石叶遗存。1937年，纳尔逊根据戈壁沙漠和北美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校园遗址出土的相同类型的楔形细石核，提出了亚洲和北美存在史前文化联系的论断。由于这些细石叶遗存多为地表分布，缺乏地层证据，因此年代学上难有定论。但因细石叶遗存一般与陶片共出，所以长期以来这种“细石器文化”被认为是长城以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而缺乏陶片的细石叶遗存被认为稍早，一般被定在中石器时代，比如河南的灵井、陕西的沙苑、内蒙松山的海拉尔、青海的拉乙亥和江苏的马陵山等遗址。

我国细石叶遗存的研究长期来主要限于两个领域的探索，首先是文化传统，也即从技术和类型特点来追溯这类遗存的渊源。比如裴文中在1954年提出，细石叶传统可能起源于贝加尔湖地区。到了20世纪70年代，华北地区一系列旧石器工业的新发现，让贾兰坡从两大传统来探讨细石器的起源。其中之一是三棱大尖状器和砍砸器传统，或称大石器传统，自西侯度、匼河、蓝田、丁村延续到鹅毛口，最后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器。还有就是端刮器和雕刻器传统，或称小石器传统，自周口店第一地点、许家窑、小南海、峙峪、下川、薛关和虎头梁最后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而细石叶技术已经在下川、薛关和虎头梁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现。于是，贾兰坡断言，细石叶技术应该源自华北的小石器传统。虽然这种直线进化的论断随着学科的发展不再被看作是定论，但是这代表了20世纪中叶我国学者在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指导下的理论阐释和综述性尝试。

另一个领域的探索就是细石叶的工艺技术，特别是细石核类型与打制工艺的探索。受日本和北美学者对细石核的类型和技术研究的影响，盖培根据对虎头梁楔形石核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细石核制作的工艺类型，并将其作为判断文化关系和时代早晚的依据。盖培对这些工艺类型的命名大多可以在日本的细石核研究中找到对应者。盖培还在我国打制石器和细石核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动态类型学的分析概念，把石叶剥片过程中导致石核的形变过程看作是值得关注的方面。因为许多形态差异很大的细石核类型很可能是同一类石核在不同剥片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所以必须在类型的命名上留意这种动态的形制转变。后来，下川遗址出土了比虎头梁种类更为多样的细石核类型，令王建等人对这些石核的加工和生产技术予以了更多的关注，比如台面的修整和石核废弃的原因等。后来，王建和王益人还发表了专论，探讨下川细石核的形制和技术问题。他们也从动态过程来分析石核的预制、成型加工、石叶剥片、石核台面调整到石核的最终废弃，以了解细石核的加工和剥制细石叶过程中的形变。这种分析已经接近法国学者提出的“操作链”和美国学者提出的“剥片程序”概念，无疑是我国细石叶工业研究的重要进展。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对细石叶遗存的研究论文大多仍针对工艺技术和细石核类型。最近还有人把石叶的定义作为重要的内容来讨论。而陈胜前的研究是一个例外，他从理论和生态视角来探讨细石叶的起源，得益于他在宾福德指导下的全新思考。

本书采用了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的思维来探讨细石叶技术的适应意义，这是国际上流行的过程考古学的核心概念。在细石叶技术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主要是探究这种技术的生态背景和功能优势，它有助于解释为何这种技术会在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初有如此广泛的采用和传播，从东亚一直扩散到北美，并被青藏高原上的狩猎群体所广泛采用。系统论和文化生态学往往是一起采用的，这就是说，人类文化是一种与环境互动的动态系统，其中涉及生态环境的条件、可获的资源类型、人类的群体结构、主要的生计形态和工具技术的装备。这些方面可以被看作是构成史前人类生存的几项关键的亚系统，它们彼此相联和制约，维持了人类的成功适应，而细石叶技术很可能是史前人类在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在北方地区成功繁衍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正如本书所论证的，细石叶技术代表了旧石器时代石器打制技术发展的最高峰，表现为人类能够高效利用优质石料，从有限的石料上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切割刃缘。细石核便于携带，非常适合流动性大的狩猎群体，使他们能免受流动过程中因优质石料匮乏而带来的风险和麻烦。细石叶一般用于镶嵌，为各种复合工具提供镶嵌的刃缘，它易于替换，非常经济、方便，且用途广泛，能够满足不同功能器物的需求。正是这种高效的工艺技术和产品，使得它被广泛地采用和传播。

受欧美学者对精致技术发展论述的启发，本书也从时间和狩猎风险压力来解释细石叶技术的适应优势。在高寒地带，植被稀少使得史前人类主要依赖动物维生。为了应对资源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时间和风险压力很大的环境里，人们必须提高工具和武器的效率来避免狩猎失败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时间和风险压力是促进武器和技术装备精致化的重要原因，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细石叶技术为何不见于华南地区。由于南方地区气候环境温湿，食物种类多，植物性食物也很丰富，所以生存压力较高纬度地区要小，某种食物的短缺可以由其他食物来弥补。而植物性食物又不会移动，采集利用上也没有时间压力，用简单的权宜性工具也能奏效，于是，人们没有必须提高工具和武器效率的压力和要求，所以在整个更新世阶段，华南地区的石器工业都是以简单打制的砾石和石片工具为特点。本书也引入了“能动性”概念来克服环境决定论的缺陷，认为这种技术的采纳、传承和广布也和群体的共同认知有关。

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本书主要采用了华北几个重要细石器工业的材料，如柴寺、下川、薛关、虎头梁和柿子滩。除了笔者参加过柿子滩的发掘外，其他地点都是利用二手资料或先前发掘标本的观察所得。笔者在观察和分析这些地点的细石核形制和技术特征后，发现细石核的预制和规范性有日趋成熟和规整的趋势，其中以虎头梁细石核的标准化程度最高，这也是细石叶生产专门化程度的体现，说明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专职工匠的存在。因为欧洲马格德林石器高度标准化的石叶生产，被认为是存在专职工匠的证据。笔者还观察到，一些细石核用较差的石料制作，可能是由于优质原料稀缺，迫使他们将熟练的高水平技术应用于劣质材料。这种将剥片技巧熟练应用于劣质石料上，也是专门化较高水平的反映。笔者还用微痕分析观察细石叶的使用，发现不同地点出土的具有使用痕迹的细石叶比例各有不同。柴寺细石叶的使用率较高，下川细石叶的使用率适中，而柿子滩的细石叶均无使用痕迹。如果不存在观察标本的局限和偏颇，这也许能说明早期细石叶直接使用的比例较高，而后来细石叶用于镶嵌的比例较高，因此在遗址里留下的可能都是无用的废弃产品。

最后，笔者结合生态环境、石工业特点、群体规模、遗址分布和认知水平，探索了更新世末细石叶工业人群的流动性、石料采办和资源开拓，并利用系统论建模来重建细石叶工业的文化适应系统。这种多变量分析的系统论方法，适合解析人类生存系统与其亚系统或生存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为解释华北地区细石叶工艺的多样性与区域性，以及细石叶在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的东亚和北美广泛分布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和合理的解释。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考古学研究仍然采取的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国际考古学界流行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即采用类型学和地层学来建立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及追溯文化的起源和传承，并试图从考古学文化来分辨族群。这种范例基本上重描述而非重阐释，即使是解释也大多基于经验直觉和常识性判断。在旧石器考古中虽然利用功能类型的判断和分析来推测这些工具的用途，并延伸解释人类行为，然而缺乏实证的检验，这些结论往往争议较大，而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过程考古学提出了研究文化过程的口号，即要了解文化变迁的动力因素，对文化变迁的过程作出理论的解释。过程考古学强调文化生态学，重视人地关系，并开创了许多新方法来解读器物中的人类行为。由于美国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紧密关系，使得过程考古学对人类文化的适应性特别重视。另外，大量的民族学观察也能够被用来作规律性的总结，为静态物质现象背后的人类行为解读提供有用的借鉴。

本书是利用过程考古学的范例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华北细石叶工业的一次尝试性分析和解释，除了借鉴了许多过程考古学的概念之外，还利用了一些新的类型分析和微痕观察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作为初步尝试还是有些不足之处。首先是材料的不完备，由于观察和分析的是二手资料，像柴寺、下川、虎头梁和薛关都是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遗址，所以这些标本都缺乏详细的相关背景（context）。同时器物组合的统计比较也无法得出可信的结论，因为有些数理分析和对比可能并非文化差异，而是观察标本藏品的差异，因此无法作为史前人类使用这些工具数量差异的证据。其次，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考古学尚未在中国展开，旧石器考古只是搜集一些动物骨骼，做些物种的鉴定。动植物和其他环境资料的不足，也无法详细深入当时各遗址的生态环境细节，重建细石叶在这些地点使用时的局部古环境，因此影响到对细石叶技术在人地关系互动中所起的作用。再有，细石叶的微痕研究仍然薄弱。虽然本论文在细石叶功能的微痕分析是国内首创的，但是要了解细石叶的确切用途可能还需要做相当数量的微痕统计分析，而非仅凭少数标本进行观察就能作出判断。正如本书所观察到的，在柿子滩遗址里采集的细石叶都没有使用痕迹。有可能使用的细石叶已经制成复合工具而被带走，没有留在加工地点。因此，今后如要进行全面的人类行为适应研究，器物、废片及生态物如孢粉、植硅石和动植物标本都需要全面采集，并注意寻找遗址中人类的居住面，留意文化遗存和生态物在居住面上的分布。虽然这十分不易，但是一旦发现这种现象就非常有价值。根据这些遗存分布可以了解该地点人类活动的性质、石制品生产的特点、制作工具的过程、当时人类活动的环境和利用的资源，甚至约略估计遗址利用的人群规模和时间长短。

正是因为利用以前的二手资料无法全面获取了解人类行为和适应的必要信息和证据，因此本书所作的阐释还是带有一定的假设性，而非像过程考古学的实证研究那样，能为科学解释和研究结论提供有质量保证的证据。所以，要解读考古材料，一定在发掘之前就要有问题指导。只有在问题指导下，我们才知道一个遗址的发掘应该从哪里开始、需要寻找哪些证据、留意哪些现象、收集何种材料。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研究希望能为以后的综合研究和考古发掘提供一个案例或范式，努力将旧石器考古学从类型学和工艺技术的研究转向人类行为和适应方式的解读，从而达到透物见人的境界。

陈淳

2011年3月23日

第一章　引言

晚更新世以来，史前技术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石器的细小化。旧石器时代晚期流行于东亚、东北亚和西北美洲的细石叶工艺，被认为是人类文化历史上最重大的技术革命之一——“细石器革命”［1］，又称“旧石器晚期革命”（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2］。与此同时，欧洲与西亚流行的几何形细石器工艺，与细石叶工艺一同见证了人类进化史上的技术革新。
过去50年来，细石叶的研究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探究这一技术的起源和传统，追溯东亚和北美之间的文化关系［3-11］，复制细石叶的生产过程［12-14］，复原细石叶工艺从生产、维护、使用、搬运到废弃的生命史。关于细石叶工艺在史前人类文化适应中的具体表现及其意义的研究，目前还属鲜见，分析模式和范例还不成熟。本研究将以系统论为基础，从生态学视角出发，探究细石叶工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文化适应方式及意义。
一、缘起与意义
随着考古学研究范例的转变［15］，当今的考古研究已经由描述文化历史的重建转向了人类文化对环境适应的功能性阐释［16-17］，许多研究关注于对“文化适应”这一概念的探讨［18-22］。细石叶工艺的出现与发展，与人类适应晚更新世的气候、环境、资源等多方面变化密不可分。一般认为，晚更新世的适应特点包括细石叶工艺、资源多样化、远距离迁徙等。对这一阶段人类技术、适应方式和文化演变的探索，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战略性课题之一。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历程，是一部体现“适应”的历史。人类学家提出，人类的“适应”是动态过程，表现在生理结构与文化行为两方面。人类体质通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实现了生物进化学意义上的被动形态适应［23］。文化，被认为是人类的一种“超肌体”（extra-somatic）适应方式［24］。人类应对环境和社会变化的基本方式，就是文化适应［25］，根本特点是主动行为适应与被动形态适应的统一，主要体现在工具制作、生活方式、经济行为、环境改造、象征符号、意识形态、文化传播、组织结构等诸多方面。
晚更新世人类的文化适应性大体表现在三个层面：石器技术、维生方式和居址形态［26］。考古学出土的石器，是探究史前人类适应性的形态及其演化的最佳物质材料。20世纪中叶之前，石器研究大多集中于个体描述，例如石制品的形态与功能。新考古学兴起以后，分析侧重点逐步移向狩猎采集人群的适应行为与社会结构［25］。
华北地区是我国细石器遗址发现最多、研究最为深入的地区，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与互动性。多数相关的基础性研究，集中于石制品的形制和技术特点，偶尔考虑石料的可获性、质地等，几乎未涉及功能或者适应。尽管这些探讨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然而学科的深层次发展要求我们超越文化历史学的分析，通过综合的石器研究，去探索史前人类生存和适应方面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理论视野层面，摆脱文化累进或将器物仅看做是时代标志的观点，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史前人类行为，从人类适应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技术和工具的发展变化；在具体分析层面，运用考古材料来分析人类的适应和变迁，从环境变迁来分析文化演变，进而将考古材料和理论推测结合起来重建史前人类文化适应的细节及其动力、运作，这正是笔者撰写本书的初衷和研究理念。
二、细石叶工艺的定义与内涵
在旧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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