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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帮会:揭秘上海滩的黑色秘史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民国第一帮会:揭秘上海滩的黑色秘史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王海林著

出版社:北京紫云文心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1-09-01

书籍编号:30095011

ISBN:978754840697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49760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全书内容:

民国第一帮会


王海林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前言


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从远古时代流淌到现在,时而急涛怒浪,时而壮阔舒缓,鱼跃龙腾,龟戏蛇游,承载了多少英雄豪杰,又淹没了多少奸佞败类。而大河之水生生不息,千淘万漉,千回百转之间,任由鱼龙翻腾,或名留青史,或遗臭万年,统统沉淀为历史,任由后人评说……


帮会,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主导下出现的奇特的民间组织,其间产生了众多的所谓英雄大佬或者小人奸匪,以及众多尽人皆知的历史事件。当下,是是非非大多难以断言之,只有重新翻开历史,还原当时真相,才能究其真谛。


帮会因为是非政府性组织,而且大多数活动与社会策略相背离,所以与许多国外的神秘组织一样,具有很强的隐秘性。就算是在最为活跃的鼎盛时期,也只是在半公开状态下进行活动,而为了保守秘密和识别本帮成员,黑话、暗语、口条等帮会特有的交流方式由此产生,所以外人很难了解帮会内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层层内幕。我们现在所能了解到的帮会历史,一般都是帮会中极少数的成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一些传说或者文字记载,编写成传记或者“秘籍”,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可供参考的珍贵的历史资料。综合整理这些文稿,我们可以探究到各个帮会的起源、发展和灭亡的大概历史进程。中国历史伴随着农民一起不断发展进步,很多起义都是帮会力量促成的结果。这些帮会组织依托古代圣哲或者某种宗教导师作为自己的祖师爷,借此来显示自己的高深莫测的起源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多都是正统宗教出身,而非旁门左道。


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帮会之一就是青帮。青帮大概创始于清朝初年,历经沧桑变故屹立不倒,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为了显赫一时的帮派,在纷乱繁华的上海滩稳坐第一把交椅,达到了青帮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小到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大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还有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大党派,以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与青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可以说,青帮对中国近代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想要深入了解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状况,就不能不了解青帮的历史。但是由于帮会组织的秘密性和排他性,关于青帮的起源,不论是民间传说还是文字记录,说法都大相径庭,有些甚至有许多矛盾之处。虽然据说青帮内部有记录帮会历史的文字资料,但是由于时代纷乱,战火肆虐,也都已经找不到其所在了,所以对于青帮发展的渊源,我们也只能从史集的只言片语中了解个大概了。


本书在搜集和整理众多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纪实的手法向读者传递关于青帮的信息:历史起源、与洪门纠缠不清的关系、复杂的组织结构、严格的帮规、辈分划分、帮内师徒秘传的暗语等机密事项;另外向读者详细介绍青帮内几大举足轻重的大佬,以及他们对青帮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不仅如此,青帮作为中国近代黑社会势力的源头,对黑道经济的控制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与民国时期的豪强、富绅甚至政府相勾结,不断扩大经济来源和势力范围,掌控着上海甚至全中国的黑道经济命门,创建起了一个以青帮为中心的罪恶的“黑金帝国”。在时代变换的路口,又极力“洗白”,将所经营的黑道行业合法化,从而使青帮势力又进入了金融行业和正当的实体投资,使帮会“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从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青帮大佬的远见卓识和对经济风云变幻的敏锐性。


经济与政治是从来不分家的一对基本权力手段,青帮从进入上海滩操控黑道经济开始,就不断与政党勾结,为政治活动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操控政治局势,为自己创造有利的社会局面。书中所讲到的青帮与蒋介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青帮对中国近代革命的抵制和破坏,都是青帮出于帮会自身的利益而作出的政治选择,但是在无意间却影响着时代前进的方向。


青帮从一开始由劳工组成的单纯组织,历经风云沧桑,不断变换组织形式和性质,成长为了实力雄厚、称霸一方的强力帮会,在上海滩操控着一出又一出悲喜交加的人间闹剧。本书将透过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读者讲解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青帮;为社会学界、史学界、司法界等专业研究人员进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第一章 青帮溯源——漕运发家的民国第一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而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也随着枪声进入了覆灭的倒计时,同时这一声枪响也宣告中国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民国时期。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继发生,而就在战火将华夏大地炙烤得一片通红之时,却有这样一群人过着相对安稳的日子,他们有武器却不参与战争,他们没有任何政府头衔却有着自己的管辖地和势力范围,他们就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青帮。提起青帮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他们头戴黑色礼帽,身穿黑色绸衣,腰间别着匣子枪,一脸的横肉,嘴上叼着烟卷,不是开赌场和收保护费,就是欺负街坊四邻抑或欺男霸女、鱼肉乡民。总之,拜现代日益发达的影像技术所赐,青帮已经成为了“旧时代的黑势力组织团伙”的代名词——不可否认,这是青帮身上一个永远也不会撕下来的标签。但是,说起青帮的起源,这一标签却不能再贴在青帮的身上,或者说在很久以前青帮并不是“黑势力组织团伙”,因为在很久以前青帮是一个以天下为重、为国为民的民间秘密组织……


1.以“反清”为旗帜的漕运水手


19世纪50年代末期,活跃在江苏北部地区的安清道友(安清会)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安清道友在当时流行的罗教的影响下,以大运河的漕运水手为主要成员成立了这个新的组织,即青帮的前身。安清道友在成立之初还汲取了哥老会教的规矩传统,因此可以说青帮也是安清道友和哥老会的混合产物。


青帮的祖师爷是罗教出身。罗教是清朝末期的一个佛家教派,也是著名的白莲教的一个分支。罗教教祖罗清强将个人参悟作为修习的重点,主张士人以外的普通民众通过参悟改变自己的人生。事实上,罗清强的这种主张就是一种狂热的宗教鼓动,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时候非常流行,因而全国有很多人在这两个时期加入了罗教。


在明朝覆亡之后,罗教势力开始成为“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早在17世纪初期,翁岩、钱坚和潘清就开始在大运河上组织漕运水手和一些兵丁来发展罗教势力。正因为如此,他们三人被青帮尊称为“三祖”。


18世纪初,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固,罗教的“反清复明”活动逐渐转入到了地下。当时,杭州(南方漕运的起点)成为了漕运水手们活动的集中地,而且就连罗教的祖庙以及“三祖”的陵墓也都在杭州,甚至“三祖”的庵堂逐渐成为了漕运水手们礼拜和集会的中心。当时,这些庵堂都是由退休的且非常有威望的水手去管理。实际上,罗教这时主要是为贫民提供临时住宿、医药、丧葬等,同时它也承担着传授一些行规的责任。


虽然罗教在转入地下活动之后暂时放弃了“反清复明”的行动,开始像后来传入中国的外国教会一样帮助贫苦民众,并为稳定江南社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罗教早期组织了“反清复明”活动,所以历代的清王朝统治者都非常关注它的存在。


1786年,清高宗乾隆皇帝开始为罗教在漕运水手中的影响力扩大而感到担心,于是他重申了对罗教的禁令,并动用士兵将杭州的罗教庵堂全部拆毁。有道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乾隆皇帝的这一做法不但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反而让罗教再次站在了大清王朝的对立面——罗教开始强化组织,其行动的保密性和社团组织也较之前有了更大的发展。


罗教庵堂被拆毁之后,漕运水手们便开始转移到船上,每一个船帮中都有一条船被定义为“老堂船”,船上竖着一面绣着罗祖像的旗帜。“老堂船”取代了之前的罗教庵堂,成为了新的罗教帮徒们的集结中心。当时的罗教在转移到船上之后便分成了很多的帮派,每条“老堂船”上的头目被称为“老官”。“老官”都是辈分很高的人,由他们决定帮派中的人数、门规和帮众们的生活。可以说,“老官”就是当时罗教的实际控制者。


由于漕运水手一直以罗教教义为组织思想,因此在帮派的划分上也是由罗教的“三祖”衍生而来的。在19世纪初期,罗教分成了两个大帮派,一个是翁岩和钱坚两个帮派组成的“老安派”,另外一个是潘清的帮派成立的“新安派”。在分裂成为两个帮派之后,它们之间的斗争就开始变得更为频繁激烈,而且船帮之间的斗争冲突也开始大幅度升级。


19世纪20年代,随着清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逐渐减弱,船帮的势力开始增长。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由于大运河的漕运完全结束,再加上太平军占领南京控制整个长江下游,致使漕运水手们开始面临着失业的困扰。在失业的巨大压力之下,船帮开始分崩瓦解。很多漕运水手在失业之后投奔了太平军等反对清王朝统治的农民军队,但是也有很多人成为了私盐贩子。由于当时盐在中国是禁止私营的,贩卖私盐的利润非常巨大,于是很多漕运水手在转变为私盐贩子之后又开始拉帮结伙——因为他们需要和那些控制私盐产销渠道的盐枭打交道,没有一定的势力是根本行不通的。


随着漕运船帮的解体,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安清道友。当时的安清道友主要是由“新安派”组成,其间也夹杂着一些私盐贩子。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安清道友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组织了。


早期的安清道友的主要活动就是贩卖私盐。当时的苏北两淮地区是清王朝划定的12个盐区中最大的一个,而当时这一地区也是太平军与清军战事频发的地区。所以,安清道友就借助太平军和清王朝斗争的间隙来发展自己的势力。


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太平军和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已经被完全镇压,但是安清道友的活动区域却已经扩大到了长江下游的口岸,太湖和扬州已经成为安清道友活动的主要地区。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安清道友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河南、山东和直隶等地。而安清道友的性质也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虽然他们之前就作出过很多不义之事(林则徐曾语:“船帮水手皆凶狠之徒,或师傅盘踞老堂,或头船勒索伙党,偶遇风水阻滞,即借端勒加身工,甚至殴丁拆船,大为帮累。”),但是由于当时受罗教思想的控制,只有少数一部分人这样做。可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安清道友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扶弱救困的民间组织了,河南、山东等地很多贫民的加入,使得安清道友逐渐成为了土匪的代名词。


在这一时期,安清道友又和苏北最大的秘密社团哥老会联系在了一起。安清道友和哥老会最早发生联系是在19世纪50年代,当时驻扎在两淮地区的很多清军官兵在镇压捻军和剿灭盐枭的时候都成了袍哥,而很多当时失业的漕运水手也都加入了哥老会。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人物当数徐宝山,他既是安清道友的大头目,也是哥老会的首领之一。


随着时间的发展,安清道友才和哥老会在几十年之后终于融为了同一个组织。在安清道友和哥老会彻底融合之后,潘盛泰联合安清道友的其他头目重新恢复了南漕河运,称之为“安清中兴”。潘盛泰等人将新建立的船帮分为“兴武四”、“江淮四”、“嘉白”、“嘉海卫”、“杭三”、“兴武六”六个船帮。后来的青帮就开始在这六个船帮的基础上创建并发展起来——青帮并不是他们自己的称呼,而是老百姓给他们加上去的,因为在江南“青皮”就是对一些不学无术、甚至欺男霸女的混混的称呼,而当时的安清道友中聚集的大多数都是这种混混,所以“青帮”就这样被叫响了。


20世纪的前10年间是青帮发展速度最快的十年——青帮成员迅速发展到了十多万人。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管理,大的帮派人数能够数以千计,而小的帮派却只有几十个人。所以,当时的青帮对统治者的威胁并不大,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欺压日益加深。


后来随着青帮中出现了一些“天才式人物”,一些地方的青帮开始逐渐成为了当地的“隐形政府”,他们可以私设监狱,有自己的“法律”(青帮规矩),而且他们也可以像政府一样征税——收保护费等。这些青帮中的“天才式人物”后来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比如杜月笙、黄金荣等。可以说,从最初的扶弱济贫、匡扶民族大义的社会组织到最后的黑帮组织,青帮的发展历程不但充满了坎坷,也充满了悲剧色彩——这就如同一个天性善良的孩子,在一个不够美满且争吵频频的家庭中逐渐成为了一个仇恨社会的杀人犯……


2.神秘的近代青帮组织结构


青帮的组织结构一直都非常神秘,了解青帮的组织结构是了解青帮的最佳途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青帮开始发行自己的组织章程。这些章程都是以通草的形式来表述的,青帮通草的内容一般都是把公认的传统和当地的风俗结合起来,它们之间虽然没有多少关联,但是却各自提出了一整套的内容条款。


近代的青帮是由“新安派”和哥老会组成的,因此近代青帮的字辈结构和帮会体系是根据“新安派”的传统帮规条目来制定的,而近代青帮的拜把仪式和香堂体系却是以哥老会的方式来制定的。


近代青帮的成员组织是以虚构的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这些青帮成员都认为自己是属于一个不断扩张的宗教体系之中的。在他们看来,青帮就是自己的“家”,入帮就是回到“家”中。这种体系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帮会组织的世系结构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青帮的字辈结构也是由很多的行会师徒关系的等级制度来构成的。“师父”或“老师”都是对青帮之中高一辈头目的称呼,他们在体系中的权威就是因为他们有着更高的辈分。从理论上来说,青帮中能够招收“徒弟(新成员)”的人只能是“师父”。同时,新成员在进入青帮之后帮会会给他们一个按照辈分的字来决定他们在青帮中的身份地位。在20世纪初期,青帮中的四个字辈从低到高依次是“学”(有时候也称之为“觉”)、“悟”、“通”、“大”。因此“大”字辈是四个辈分之中最高的。


青帮的24个字辈是由创始人之一的金碧峰取的。青帮的通草记录显示:前四辈“清、静、道、德”是由青帮的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金碧峰自己用了“清”字辈,而罗教的创始人罗清则属于“静”字辈,“陆祖”陆瀛则是“道”字辈,三个“后祖”翁岩、钱坚和潘清都是“德”字辈。


对于近代青帮中的最后四辈“大、通、悟、学”的起源也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些历史文献否认了它们是传统青帮中早期字辈结构中的一部分,认为最后四个字辈是在19世纪末期才制定出来的。而另有一些文献认为,早期的安清道友的字辈结构中只有20个字辈,其最后的“礼”字辈是在1911年才被开始授予的。


在近代青帮之中,辈分高的成员在青帮内很受尊重,但是这却不代表他们一定就有权力。比如说,20世纪上半叶叱咤上海滩的青帮大佬黄金荣在最初进入青帮的时候,他的辈分是很低下的。直到晚年的时候,黄金荣才成为青帮中辈分较高的成员,但是黄金荣较低的辈分却没有限制他在青帮中的发展。黄金荣正式加入青帮的时候被称为“空子”,也就是说他是没有正式辈分的。而另一个上海滩青帮大佬杜月笙也是辈分很低的“悟”字辈成员,在24辈成员中他排在第23辈,但是后来还是有很多的“通”字辈成员成为他的手下。


青帮中的实际行使权力和正式地位在权力争夺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很严重,这也是了解青帮结构的一个关键点。一方面,它反映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系在实际权力和正式字辈机构中经常出现背离的趋向;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青帮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状态。正是因为如此,青帮的组织结构才能够让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在青帮中获得极大的权力。


青帮中的正式组织结构有着很大的易变性,这就使得人际关系的处理成为获得实际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非常有利于个人地位在青帮中的提升,特别是结义兄弟制度。青帮中的结义兄弟制度和洪门完全不同,洪门的主要方式就是歃血为盟,而青帮的兄弟结义则以焚香和宣誓为主。


青帮以结义兄弟的方式让手下的成员组成关系网,它有利于青帮头目更好地控制帮众,稳固自己的领导。可以说,结义兄弟就如同青帮中的权力组织变动的晴雨表——当一个头目的权力和威望正在下降的时候,他可能会和比自己地位低但是却有一定权势的人结成兄弟,从而增加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在青帮中的地位。比如说1924年,黄金荣为了巩固自己在青帮中的权势地位,就和张啸林与杜月笙结成兄弟。通常来说,这种以结义兄弟为方式让处在上升趋势的新人和下降趋势的头目之间达成了一种互相承认的“潜在协议”,从而使得青帮保持了自己的稳定性,并让青帮的传承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地观察青帮的发展史,兄弟结义的这种方式让青帮和政客、富商之间也建立起了不错的合作关系。比如说,在1927年,陈群、杨虎和法租界的青帮头目结成拜把子兄弟;后来的杜月笙也和国民党要员戴笠结成了拜把子兄弟;而在上海的资本家中,虞洽卿和王晓籁成为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拜把子兄弟,双方从合作中都获益匪浅。


另外,青帮中的“门徒”和“学生”也是维系青帮组织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门徒”和“学生”之间的差别不属于同一个类型。


“门徒”是通过正式拜师仪式进入青帮且必须服从师父的命令,因此“门徒”和师门之间保持着直接的、永久的关系,他们在青帮之中都有着一定的辈分。要想在青帮中拜师,必须要参加一个拜师仪式。“门徒”在向师父递交了拜师帖之后,经得师父的同意之后,“门徒”要在“师父”和六位先生以及罗祖和翁、钱、潘三位祖师爷面前焚香磕头。磕头结束后,每一个拜师的“门徒”都要再满满地喝上一大口水,称为“净口”,意思是青帮成员都是纯净的,是人生的“再生”。随后,师父就要向“门徒”问一些问题来考验他们是否愿意接受门规,最后将违背门规的后果告诉他们。而此时“门徒”拜师的仪式还没有结束,直到吃完最后的晚宴才算真正完成仪式。在19世纪末,凡是每一个拜师的“门徒”都要向师父支付10元或12元作为拜师费,并换取一个青帮成员证书。


与“门徒”不同的是,“学生”只是把某一个头目认做是“先生”,“学生”没有字辈,所以,在青帮中“师徒”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维护秩序和传承的方式,此外,不是青帮的人也能够以投帖的方式和青帮头目建立师徒关系,但是这些人通常都不会入帮。20世纪30年代,一些青帮头目就以帮外人建立自己的私人组织,比如说杜月笙的恒社和张仁奎的仁社等。


青帮也是由独立的分支或帮派组成的。比如说最早之前的漕运船帮。青帮中最有影响力的帮派是19世纪末形成的六大帮派——“江淮四”、“兴武四”、“兴武六”、“嘉白”、“嘉海卫”和“杭三”。这六个帮派并不完全是按照地域划分的,他们的帮派是以大头目的字辈和吸收的门徒的数量和影响力来定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浙江青帮中最有势力的当数“嘉白”;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青帮中最有势力的就是在法租界的“兴武四”和在公共租界的“兴武六”。


青帮在最早的时候帮规还是非常严的,凡是帮众作出危害社会的事情都会处以严厉的肉刑,情节特别严重的还会被处死。青帮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十大帮规,在十大帮规的基础上,为了维持青帮的组织以及精神,青帮还制定了“十戒”,这些具体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加以介绍。


虽然青帮的这些戒律要求非常严格,而且都是有益于社会的,但是从青帮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些戒律都是青帮用来吸引帮众和巩固势力的一种手段。除了这些戒律帮规之外,青帮还用一些附加的规范和禁令来维护青帮的发展与传承。比如说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吴虞公在撰写《青洪帮史演义》的时候,就将近代青帮直接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谱进行了排列。


从青帮的神秘组织结构中我们会发现:神秘的青帮实际上只是一个相对隐秘的民间私密组织,其本身结构并没有超出旧中国时期民间社会团体的性质。后来再加上又有了一定的黑社会性质,青帮也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民间的黑社会团体——青帮的覆灭和这一黑社会团体性质的出现是分不开的。


3.翁、钱、潘三位祖师


翁岩、钱坚和潘清在青帮中被尊称为“三祖”,但是历史学家往往将他们称为“后三祖”,将金碧峰、罗清、陆瀛称为“前三祖”。在青帮的发展与形成过程中,“后三祖”的贡献明显要大于“前三祖”——可以说,翁岩、钱坚和潘清三人的出现让原来的漕运船帮开始转向社会帮派,并为后来青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雍正年间,刚刚建立的大清王朝因为屡屡征战,再加上皇室的内斗,在这一时期国库已经非常空虚,南北两地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而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但凡国库空虚和贫富差距被拉大的时候,就会出现动乱。作为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皇帝,雍正自然是深明此理,所以,雍正开始大力整顿吏治,革除弊政。而在雍正所作的努力之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政策就是兴办水路粮运,而翁岩、钱坚和潘清三人就是在雍正的这一政策下开始着手改变原来的漕运水手帮的。


雍正四年,翁岩、钱坚和潘清揭下了皇榜,成立了运粮水道。水道运粮的航道主要是从浙江的杭州到北京的通州,其间总共有七十二个码头,共设立了一百二十八个帮。其中的“码头”就是指专门在运粮水道上做南北杂货生意的小码头,而“帮”就是指运粮水道上的帮派。


当时由于教育水平非常落后,运粮水道上的帮派都是由很多不识字的水手组成的。而当时翁岩、钱坚和潘清为了控制船帮,便开始以宗教的力量在船帮中发展自己的势力。由于翁岩、钱坚和潘清都信奉罗教,因此他们手下的帮众都是罗教教徒,而且归附于“三祖”手下的船员们都以罗教的戒律要求自己,几乎很少出现危害社会的不良教徒。


然而,在翁岩、钱坚和潘清三人以宗教的力量将船帮整合成为自己的势力之后,翁岩和钱坚却因病去世。他们的去世也让原本扶弱救困的船帮发生了质变——原来那个扶危济贫的船帮开始成为了一个“大家族”,他们变得自私,不再为民众着想,只是为帮会的利益着想。在翁岩和钱坚死后,潘清与手下的弟子们共同定下家规法则,在劝诫教徒们修德论道的同时也让一大批市井无赖加入了进来。


潘清强调师父带徒弟的制度,帮中的教徒的地位都是由字辈来决定的,而且潘清还要求帮中的新教徒都必须姓潘,被赋予一个潘姓名字,成为潘家的子弟。很明显,在潘清的一手改变之后,“后三祖”所创办的船帮已经不是一个帮会,而是成为了一个大家族。在这个大家族之中,“一师皆为师,一徒皆为徒,受四方长辈恩下”,这就让船帮成为了一个区别于其他社会帮派的组织。这为后来青帮的出现创建好了组织结构,奠定了框架基础。


乾隆三十一年,潘清在运粮的时候于凤林闸下去世。潘清去世之后,由其手下的开山弟子王降和关山弟子萧玉德扶柩回杭州武林门外,所以后世弟子对于“开山门”和“关山门”都非常敬重。


在潘清去世之后,帮中推举宿庆祥为帮主,并且在此后的数代都延续着潘清的做法。直到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潘清的做法才在船帮中消失。但是,潘清对于后世的影响却并没有停止,“后三祖”中的“潘门”弟子联合哥老会等民间帮派成立了一个新的帮派——青帮。


4.上海青帮的由来


青帮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青帮一般都是专指“上海青帮”。那么,青帮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上海出现的呢?


1843年正值上海开埠之时,当时社会风气已经开始从陈旧走向现代的上海自然成为了很多民间组织秘密结社的理想之地。而青帮最早在上海的结社是从闽粤水手开始的——青帮中的闽粤水手和当时特别活跃的洪门(三合会)开始联系,并且秘密结社。


1853年,洪门的重要分支小刀会在上海反抗清廷统治并夺取了上海的政权。就在小刀会夺取上海政权的过程当中,青帮也是出了一份力的——闽粤水手帮助小刀会筹集过武器,甚至还有人参加了小刀会。小刀会对上海的控制一直持续到1855年2月,在小刀会覆灭之后,清廷开始下大力气清查洪门组织。而洪门中的很多人就寄居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清政府注意的闽粤水手的聚居地。


后来,随着清朝的统治势力越来越弱,洪门重新开始在上海活跃,而一直跟洪门藕断丝连的青帮也开始逐渐出现在上海滩。接着,在青帮中具有很重要历史地位的徐宝山的带动下,江淮地区的青帮一部分也开始进入上海活动。到19世纪末的时候,青帮已经成为了活跃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民间组织。


青帮在上海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上海作为中国近代的经济中心更有利于青帮的发展环境;第二个原因,19世纪末的上海作为漕运重要转运点的出现,让大量的外地农民在成为水手之后又进一步成为上海市民,使得青帮在上海的势力增大;第三个原因,上海是当时中国唯一存在着独立法制系统的地方,在租界内有着殖民性质的警察系统,而这些系统都喜欢和黑帮结交来获取利益以实现自己的统治。


正如前文所写的,在19世纪末从江南地区所兴起的南方漕运是通过海运而不是河运,原先用的沙船也改成了现代的蒸汽船。结果就是,这一变更让上海成为了南方海运的起点,在成为江南的海运起点之后,许多与河运有关的人又开始拥向了海运,再加上许多外地农民也加入到了海运这一行列之中,这就让原本以水手为主的安清道友的实力大增。


1873年之后,漕粮对于清政府来说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货物,而安清道友于这一时期在上海的活动也变得更频繁。在1876年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就已经开始出现关于安清道友的报道。1876年6月在《申报》上出现了这样一篇报道:“安清道友为之患久已,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族无以为生,即散出各州县,名曰站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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