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在北大讲明史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孟森：在北大讲明史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国学泰斗季羡林多次向学生推荐的书目，民国时期*有价值的国学大师讲稿。

作者：孟森,杨佩昌,朱云凤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04-01

书籍编号：30097288

ISBN：978780220722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78489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孟森：在北大讲明史

孟森 杨佩昌 朱云凤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导　言

孟森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是公认的中国近代明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他的著作代表近代明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是近代明清史研究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孟森（1869～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14岁时，他师从乡里的名师周载帆，“自幼负大才，拓驰不羁，有轻狂之名”，然而屡试不第。1898年，上海创办南洋公学，29岁的孟森受聘为教员，但“以顽固自负，对校中课程多所訾议，教务长见之不悦”，后转入该校附设的译书院，主持译务。

1901年，孟森进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并担任师范馆教员。这所南菁书院始建成于1883年，由当时江苏学政黄体芳倡议，并得到两江总督左宗棠支持，属于洋务运动的产物。此书院以“中体西用”为宗旨，新学、旧学课程兼而有之。当时清朝政府兴办洋务、改革自强运动方兴未艾，孟森受此影响，于制艺应举之外，不断涉猎有关时务的书籍，自谓“稍稍窥见学术、事功、文章、经济之蕲向”。

1905年春，孟森应广西边防督办郑孝胥之约，赴广西，郑氏“聘森为记室，待以上客”，成为其亲密幕僚。在广西期间，二人吟咏唱和，相处得很愉快。期间，他“见公私笺牍、奏函、批牍、批答高数尺者数十束悉太夷（郑孝胥字，笔者注）笔，无一字假他人手，私叹其精力之绝”，于是根据这些材料，参以阅历所得，撰成《广西边事旁记》一册。严复亲为题写书名，并作跋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该书中，孟森对广西边政多有识见，并对郑氏边防政绩褒扬尤高，认为他是“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孰料郑后来真做到类似的位置——总理，只不过是伪满洲国的总理罢了。同年冬天，郑孝胥辞职，孟森亦随同来到上海。

20世纪初，在清政府官办留学的积极感召下，举国士人怀着强国的憧憬、报国的壮志，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1906年，孟森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到达日本后，他很快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同时对政治、经济等学科知识也如饥似渴地汲取吸收，日渐精进。可以说，在日本留学三年，经过刻苦努力，他的法学修养已经很深厚，这为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和研究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好友郑孝胥有诗赠曰：“能忘新旧学不俗”，又云“新故巧吐纳，读书兼读律”，这样的评价是很恰当的。

轰轰烈烈的清末君主立宪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和平民主改革运动的一次有益尝试。孟森生逢其时，甘为时代之弄潮儿。归国后，他很快加入由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发起的预备立宪公会，并成为其中的骨干，他还接任《东方杂志》主编职，借以宣传君主立宪，用他的法学修养，发表文章议论君主立宪，颇有独到之处。这期间，孟森一方面不断著书立说，阐述君主立宪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一方面身先士卒，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当中。

1909年5月，孟森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同年秋，他被派往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各省考察宪政，希望能联合各省咨议局，共同发起请愿运动，上奏清廷，请求速开国会成立立宪政府。时不我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武昌起义后，孟森为程德全指挥的江浙联军进攻南京起草誓言，仍为立宪派的主张进行最后的游说，如云：“其日夜所希望，惟求改专制为立宪，使吾中华大国，得一位置于列强之间”；“欲求政体之廓清，端赖国体之变革”；“非仇故君，非敌百姓”；“无汉无满，一视同仁，为国为民，务求在我，将泯贵贱亲疏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属为一大共和……”全文约一千字，虽无遗老保皇之陈词滥调，亦无革命排满之豪言壮语，却像是孟森为我国末代皇帝吟唱的丧歌。

1912年秋，孟森因与民族实业家张謇（江苏南通人，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恩科状元）共同建议组织中美银行和改革盐政以减轻政府财政困难，受到袁世凯的青睐，被袁世凯邀请协商国事。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开始时，孟森参加了竞选。1913年，他在江苏第三区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当时，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大党派互相对峙，孟森亦跻身进步党干事之列。

1913年7月，孟森被众议院选举为宪法起草委员，参与中华民国政府第一部正式宪法的起草工作。然而，他主张政府形式宜采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刚好与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的观点不谋而合。后来，袁世凯盛怒之下，解散国民党，并追缴该党国会议员之证书、徽章，被剥夺议员资格者达400多人。参众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从此陷于停顿状态，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就自行解散。于是，孟森返回家乡，转而提倡实业，但根据法定任期，他的国会议员资格一直保留到1916年。其间为了维护国家法统政体，应北洋政府之邀，孟森也曾几次北上赴会，参政议政。这一时期，他又曾参与《商人通例》的起草工作。

1917年6月，爆发了著名的“府院之争”，总统黎元洪愤而解散国会众、参两院，从此法统南北两分。这一时期，军阀混战，北洋政治舞台上真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政局变换波诡云谲。目睹了新旧军阀间的尔虞我诈，你争我夺，孟森无意仕途，逐渐淡出政坛，但却没有与社会隔绝，他一直关注着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1925至1927年，孟森主编《兴业杂志》，除了报道国内外工商情况，发表相关技术调查报告，还时常刊登一些时政论文，带有浓厚的“实业救国”色彩。

1929年，孟森就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讲清史课程。1931年应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满洲开国史。孟森以花甲之年掌北大明清史学讲坛，虽学养高深，却不擅长讲课。有的学生回忆道：“他永远穿着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每次上课必是拇指插在讲义中间，走上讲台。他讲课从来不向讲台下看，照本宣读。下课时，讲义合上，拇指依然插于讲义中间，转身走去，依然不向讲台下看”。然而他以耆年宿学，又系政界元老，深为北大师生爱戴，其本人亦为此深感激动，好学不倦，老而弥笃，潜心研究，佳作频出。孟森在北大前后不满七年，著述竟达数百万字。1937年冬，孟森病逝于北京。

还在政坛上活跃期间，为了配合其所从事的议会活动，孟森曾撰写了一些政治论著，还注重对清代“公案”即历史疑案的研究，为此，他十分重视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相继发表了不少篇有关清史专题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他的论文涉及前朝典章，事无巨细，有见必述，考证具见功力，论断令人折服，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很多人的重视。自此，孟森的论著被认为是有关清史问题的权威之作。1930年，孟森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清史一课时，他出版了《清朝前纪》。1931年，到北大讲授满洲开国史时，印发《明元清系通纪》讲义，到1937年夏，先后又印《明史讲义》与《清史讲义》。孟森致力于明清断代史研究，成绩斐然，多有精湛之处。

《明史讲义》是孟森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孟森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授课程为明清史，分作两年轮授，今年明史，翌年清史。讲义也分作明史、清史两部。《讲义》20多万字，篇目条分缕析，非常清楚，于明代大事靡不记载。原讲稿前曾有总论部分，为求尽可能通俗，本书没有收录。

本书有两大特点，一、引用原始材料，介绍基本史实，叙事详明，取舍得当。作者以《明史》考证明朝史事，并引证明人文集、私修史及野史笔记等，内容充实，并具有极明显的学术深度，对后辈学者影响极大。二、评点精辟，高屋建瓴，自成体系。本书在写法上对于一件制度或史事的叙述都加有按语，征引颇详，给人信手拈来之感，大家风度，跃然纸上。而且这种多引原文、少做评价的写法，给读者或学生留足了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只是就明朝的正史“用新体裁做的改编”，不过孟森对明朝正史的改编，在对历史源流脉络，因果变化以及影响历史的关键点把握准确性上，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见识和对历史的概括，都不仅超越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位学者，而且对今天明清史的研究还起着任何一位学者都无可比拟的作用。

本篇导言参考了大量文献，引用了许多专家的文字，在这里表示衷心的谢意。

第一章　开　国

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匹夫起事，无凭藉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世或言明太祖曾奉韩林儿龙凤年号，为其后来所讳言，此不考史实而度以小人之心者也。明祖有国，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渐废弛则国祚渐衰，至万历之末而纪纲尽坏，国事亦遂不可为。有志之人屡议修复旧制，而君相已万万无此能力，然犹延数十年而后亡。能稍复其旧制者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遂又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而国祚亦与明相等。明主中国二百七十七年，清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故于明一代，当措意其制作，措意明之制作，即当究心于明祖之开国。

第一节　太祖起事之前提

《明史》断代起于洪武元年，而叙明事者不能以洪武纪元为限，当以太祖起事之始为始。《史》《本纪》如此。陈鹤《明纪》，自注起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夏燮《明通鉴》起至正十二年，皆与《本纪》相应合。夫言明一代之史，除一支一节之纪述不可胜数外，自以正史为骨干。而变其体，则有《纪事本末》、有编年之《纪》及《通鉴》。《纪事本末》成于《明史》之前，其取材不限于《明史》。后来《明史》既成，清代又以勅修名义成《通鉴辑览》之《明鉴》及《纲目三编》。《明纪》及《明通鉴》乃敢准以下笔。《清》代之治《明史）者终不免有应顾之时忌，此俟随时提清。今欲知史之本义，莫重于为法为戒。人知明之有国，为明驱除者群雄，不知群雄亦当时之人民耳。何以致人民起而称雄，颠覆旧政府，而使应时而起者得取而代之？此非群雄之所能自为，乃统治人民之元帝室迫使其民不得不称雄，不得不群雄中造就一最雄者而与天下更始也。叙群雄者，以至正八年起事之方国珍为始。其实民得称雄，已为较有知识、较有作用之健者，其人已不肯冒昧首祸犯令于清平之世，一皂隶缚之而遂就法，盖已知纲纪尽弛，行之可以得志而后动也。故推元末之乱本，不能不溯元室致乱之故。

元之武力，自古所无，大地之上，由亚而欧，皆其兵力所到，至今为泰西所震惊。乃入中国不过数十年，遂为极散漫、极脆弱之废物。其故维何？所谓“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凡历朝享国稍久者，必有一朝之制度。制度渐坏，国祚渐衰。有经久难坏之制度，即有历久始衰之国祚。有周之制度，即有周之八百年；有汉之制度，即有汉之四百年；唐宋皆然。惟元无制度，其享国即在武力之上。其能箝制人民数十年而后动者，即其武力之横绝历代也。元之无制度，若但为其书不传，则亦正有《元典章》等传本，岂知元即有因袭前代之文物，元之当国者正绝不行用。此当从《元史》中于奏疏文求其反证，乃可得之。

顺帝至正三年，监察御史乌古孙良桢以国俗父死则妻其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父母死无忧制，遂上言：“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云：‘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人、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汉人、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奏入不报。又至正十五年正月辛未，大鄂尔多儒学教授郑咺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不报。元至至正，已为末一年号，不过数年，濒于亡矣，而犹以夷俗自居，曰“列圣未遑之典”，可知开国以来无不如是。其曰“议法之吏”，则固未尝不言立法，惟法特为汉人、南人设耳。

元之国境广大，民族众多，蒙古谓之国人，中国本部谓之汉人，自余谓之各国人，亦云色目人。色目之中，西藏亦一色目，而又以信佛之故，纵西僧为暴于国中。录《元通鉴》一则为例：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正月己丑，西番僧在上都者，强市民薪，民诉于留守李璧。璧方询其由，僧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捽诸地，箠扑交下，拽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几，其徒龚柯等与诸王妃争道，拉妃堕车殴之，语侵上，事闻，亦释不问。时宣政院方奉诏，言：“殴西僧者断其手，詈之者截其舌。”皇太子帝母弟仁宗。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乃寝其令。

此时尚为元之全盛时代，混一中国未及三十年，其了无制度如此。至元之兵力，西人至今震慑，然考之《史》，元亦并无经久之兵制，一往用其饥穷为暴、胁众觅食之故技，侵掠万里，既得温饱，即伎俩无复存焉，非若历代军制既定，威令久而后渝者比。再录《元通鉴》一则见例：

成宗元贞二年丙申十月，赣州民刘六十聚众至万余，建立名号。朝廷遣将讨之，观望退缩，守令又因以扰良民，盗势益炽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选请自往，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霆镇、元明善二人持文书以去，众莫测其所为。至赣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语曰：“不知有官法如此。”进至兴国，距贼营不百里，命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乱之人，悉寘于法，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于是民争出自效，不数日，六十就擒，余众悉散。军中获贼所为文书，具有旁近郡县富人姓名，霆镇、明善请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报于朝，博果密召其使，谓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军功为问，但言镇抚无状，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书，但请黜赃吏数人而已，不言破贼事。时称其不伐。

当成宗时，去统一中国仅十余年，元贞二年，距世祖之死仅二年，而蒙古在中国之兵力已如此。有事每倚汉人，惟宰相尚为世祖时顾命旧臣，能容汉人，汉人因亦乐为之用，间有盗乱，旋即平之。至顺帝时之群雄，其起因大有可言矣。《明史》叙群雄以方国珍为始，起于至正八年，顺帝即位之第十四年。其前至元三年，顺帝亦用至元纪年，与世祖同年号，亦其无法度之证。顺帝即位之第五年，广州朱光卿反，汝宁棒胡反，以后各地蜂起，久者亘数年不定。而元之所以处分此事，则蒙古既不足用，又仇汉人使不为用，夫然后群雄乃起，而群雄中遂有明太祖其人，固知能成大事者，非轻逞其一朝之忿者也。其时中国之不能不反元者，据述之如下：

至元三年广州变起之后，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有马者拘入官。是为因乱事而益歧视人民。是月，诏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是为歧视人民而绝多数人登进之路。五月戊申，诏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等皆系汉人，汉人有宫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诛捕之法以闻。是为以种族之嫌忌，令已仕者皆不安于职。八月癸未，弛高丽执持军器之禁。是为无自卫权者独有汉人。又其前二月己丑，汝宁献所获棒胡弥勒佛小旗、伪宣敕，并紫金印、量天尺，时大臣有忌汉宫者，取所献班地上，问曰：“此欲何为邪？”意汉宫讳言反，将以罪中之，侍御史许有壬曰：“此曹建年号，称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敌官军，反状甚明，尚何言？”其语遂塞。是又以逆臆之心料汉宫或为汉人轻减反者罪名，则可将汉宫皆坐以逆党，而一律铲除之以为快。是岁，巴延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是为宰相起意屠戮汉人，先就人数最多之姓为始。以姓分应杀不应杀，设想已极不道，帝虽不从，此风声已不可令天下闻矣。后于至正十一年，巴延已败，托克托代为相。六月，《通鉴》又书云：“丞相托克托议军事，每回避汉人、南人，方入奏事，目顾同列，韩伯高、韩大雅随后来，遽令门者勿纳。入言曰：‘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于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变而从红军者矣。”红军者，是年刘福通起，用红巾为号，谓之红军。未几，芝麻李、徐寿辉相继起，皆用红巾，红军遂遍各行省。明年，郭子兴起于濠，濠为太祖所居，遂亦相从而走险矣。《明史》所立群雄之传，以方国珍为起事之最先，其以前之旋起旋灭者不计，即其以后如芝麻李之不久为元所灭者亦不计，以太祖所托始之故，郭子兴不但有传，且序于群雄之首。所为传者共八人，其后三人：扩廓帖木儿、陈友定，虽起自义兵而能自发展，与群雄略同。然既尽忠于元，在明代修《元史》时当入之，如扩廓主义父察罕帖木儿，已入《元史》矣，扩廓事亦附见。但从顺帝出亡后，尚有屡图兴复之兵，《元史》竟截去不载。友定之殉元，尚在顺帝未遁之时，何以亦不与察罕为同类？至把匝剌瓦尔密，尤为元之宗室，据其封国，不肯降明而死，何为与群雄同列？《元史》无宗室传，故不辑为有系属之传，然有《诸王表》，亦未于云南王忽哥赤之后列至把匝剌瓦尔密，遂以最后殉国之宗王，亦不入《元史》。至《明史》乃纪之为群雄之列。清修《明史》因之，于《明史》中列元臣传。清又于《明史》中遗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等，今乃入《清史稿》。此与明修《元史》有意漏落扩廓等若相应和。此一异也。

附群雄系统表说

第一　史实之系统表

方国珍　至正八年起黄岩。二十七年，入朝于吴，是年明祖称吴元年。居京师，受官以善终，无名号。

刘福通　至正十一年起颍州。十五年，觅得韩林儿于武安山中，奉为主，称帝，建国号宋，纪元龙凤。其党四出，掠地甚远，他股归附，奉宋年号者亦多。二十二年，为张士诚将吕珍所破，杀福通。明祖救宋，击退珍，以林儿归滁州，尚奉其号。明年，太祖乃以林儿之命，由吴国公进封吴王。二十六年，林儿死。明年，太祖乃称吴元年。又明年，遂称明，改元洪武。太祖无所藉于林儿，惟以人心思故宋，林儿既称宋，故用其号。刘福通起事，以红巾为号，故称红军。同时起而应之者，若芝麻李、徐寿辉、郭子兴皆称红军。余各股称红军者尚多，史所不其详，从略。

芝麻李　至正十一年起徐州。本名李二，以曾出芝麻一仓救饥民，为众所推。所号召为河工夫，元末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系以此咎贾鲁之治河。其实鲁治河为后世法，为百年利，元之政不足善河工之后耳。十二年，为元丞相脱脱所破，余党并入濠州，亦与濠同附宋而终，无名号。

徐寿辉　至正十一年起蕲州，称帝，国号天完，纪元治平。掠地亦广。二十年，为其将陈友谅所弑。

陈友谅　至正二十年弑寿辉称帝，改国号汉，纪元大义。二十三年，与明祖战，败死。其子理嗣，改元德寿。明年，降吴，授爵归德侯，并封友谅父承恩侯。

明玉珍　亦寿辉将，据蜀。闻友谅弒寿辉，二十二年称陇蜀王，明年称帝，国号夏，纪元天统。二十六年，玉珍死，子升嗣，改元开熙。洪武四年降。授爵归义侯。

郭子兴　至正十二年起濠州。明祖家于濠，子兴既起，明祖谋避兵不果，遂从子兴起。未几，子兴为芝麻李余党来奔者彭大、赵君用所制，不安于濠，依明祖于滁州。十五年卒，无名号。子天叙，犹与明祖同领所部，未几战死。洪武三年，追封子兴滁阳王。

张士诚　至正十三年起于泰州，称诚王，国号大周，纪元天祐。十七年降元，去号。二十三年再称吴王。世以其居平江，称东吴。而明祖先称吴国公，居建康，谓之西吴。二十七年徐达等破平江，士诚自缢死。

第二　史传之系统说

《郭子兴》《韩林儿》两《传》为一卷。子兴以太祖初起依倚，且娶其养女，即后称高皇后者，用旧恩冠群雄首。林儿听命于刘福通，且起事由福通，数年后乃入军中，拥空名号。史不为福通立传。林儿以称宋后，用宋号，为明祖所暂戴，亦用旧义次子兴。

《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四《传》为一卷。友谅、玉珍皆由天完将，分继天完所据土地，立国僭号。友谅先以篡弒，取江汉于天完。玉珍闻之，不服属友谅，亦自据蜀立国。天完徐寿辉首事，立国建号，史不为之传。至正十七年，明祖取太平，与天完邻，遂与友谅相战伐。史止叙友谅、玉珍为传。张士诚起较后，方国珍起最先，皆类传于一卷中。

《扩廓帖木儿》《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三《传》为一卷。此与群雄性质不同。扩廓父事察罕帖木儿，父子以起兵为元平乱，受元官职。察罕已入《元史》，扩廓在元未亡以前，事亦附见，独留从亡以后事不叙，遂于《明史》中列《群雄传》。友定亦由起兵平乱全有福建，忠于元。其起兵之年不详，《史》但言至正中应汀州府判蔡公安募讨贼，陈友谅屡遣将侵闽，友定战却之，尽复失地。以二十六年为福建平章。二十八年，明祖已称洪武元年，明兵平福建，友定死之，事在春正月。是年八月，徐达始入大都，元帝北遁。友定始终为元臣。把匝剌瓦尔密为元世祖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之裔。《元史》不立诸王传，自忽哥赤以下即无传。惟《诸王表》见云南王忽哥赤之名，略系其后嗣，而并不列把匝剌瓦尔密。于是元宗藩之最后尽忠者，竟不见于《元史》，而入明之《群雄传》。

第二节　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以前

三代以下，名为禅让，实乃篡夺，得国惟以革命为正大。革命之起，急于称帝称王者，篡夺之心理也，惟以吊民伐罪为号召，则必不以己身之名号驾乎为国为民之上。亦有虽不知革命意义，而自量其不足争名号，惟挟其狡健乘乱以儌一时之利者，若群雄中之方国珍，不称名号，而反侧甚久，虽无大志，究不失自知之明，其卒以善终，即其智足自卫。至元之遗忠，由《明史》强列于群雄者，自当别论，其余则无不急于窃号以自娱。太祖依郭子兴以起，子兴起于濠州，与孙德崖辈四人局处一城；未久即为芝麻李余党彭大、赵君用所凌占。彭、赵据濠以称王，子兴反恃太祖得滁而走依之，然即欲称王于滁，为太祖劝阻而勉辍，遂无聊而死。至太祖既下集庆，元集庆路，太祖改应天，即今南京。又得沿江诸郡，始设元帅府及行中书省，自总省与府之事以统军民之政，不过仍元代官署之名为治理之作用而已。元惟仇视汉人，于南人尤甚。太祖起自南方，所至礼其贤隽，得徽州后，邓愈荐徽儒李升，召问治道，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语，太祖善之。就此三语，即可见非当时群雄所能了解。高筑墙，则非流转飘忽之刦盜；广积粮，则非妨农旷土随地因粮之饥军，必如此而后可以救离乱；再以缓称王为不窃名号之表示。太祖善之，此实可信其非浮慕。有事实可证也。至正十六年三月，始下集庆，前一年，先由和州取太平，其间分徇近邑，兵事正剧，乃十七年五月，纪书：“上元、宁国、句容献瑞麦。”其急倡农务可知。十八年二月，太祖以军兴民失农业，乙亥，以康茂才为营田使。此皆并世所无之事，不惟倡乱之群雄所未暇，即元之行省又何尝念及此也。至称号一事，终以仍用元代官名无从表异于为元之义军，故于十六年七月称吴国公，而先于十五年奉韩林儿之通檄用宋年号，此非心服刘福通及林儿，为种族之见，人心思宋，奉宋则名义较安耳。嗣后，至林儿为张士诚军所覆灭，福通见杀，太祖以林儿归，时已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败死、张士诚穷蹙之后，乃用林儿名义，进号吴王，犹用林儿龙凤年号。至二十七年，乃以吴纪年，仍无年号，则在林儿已死之后也。林儿本由太祖救安丰时拔回，置之滁州。二十六年，遣廖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林儿死。《永忠本传》言：“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此可知永忠自希太祖旨，而太祖竟无意于此，特林儿本毫无可拥之騃竖，生死不足计，不以此正永忠之罪耳。太祖自始非受林儿丝毫庇荫，非借林儿丝毫权势，天下大定，若林儿不死，太祖必有以处之。如汉如夏，力屈来降，犹封以侯爵；郭子兴则追封王爵；若封林儿亦必比于滁阳，及身而止，岂虑其尚有余焰复然邪？廖永忠之瓜步沉舟，实为多事，然太祖若正其罪，反拟以名分归林儿，亦可不必，但心鄙之而已。后来儒生以太祖初用龙凤年号为失策，如《明通鉴》所论，其实亦重视空文，所见与廖永忠相类。总之，不足深论也。

至其戡乱之成功，应外来之机会者半，恃自有之胜算者亦半。当微弱之时，不无以身试验之事；逮规模稍定，即纯以法度裁之，无儌幸求济之事，此为数百年基业所由奠，非奸雄规一时之利者所能及也。太祖当困极为僧之日，居濠之皇觉寺，红军已遍起于徐、颍、蕲、黄。郭子兴以濠应之。太祖思避兵，卜于神，谋所向，去留皆不吉；卜从乱，乃大吉。此非真听命于神也，元之可取，明者知之，但匹夫能否取而代之，此非人谋所能料，从乱军以救死，毫无凭借，将依倡乱之人为凭借，其人又非素有倚信之人，欲往从之，只可以济否托诸命运，故以卜决疑。读史者不当信其卜之有神，但窥其当疑而疑，便非奸人走险举动。夫子兴则平常一倡乱者耳，收容太祖非有真知，猜疑太祖亦无定识，幸自始即得其以养女马公女相配，所配又即最有意识之高皇后，得向子兴妻时时调护，而太祖乃由子兴所任军职之名义外出收军，豪杰归向，一朝开国诸元勋大半结纳于此时。人材之所由聚，大抵由元忌南人，南人尤多在草泽，特无可与共事之人而未出耳。共有效死之计，得可信重之人而效命，宜其相踵而至耳。在子兴军中有亲冒矢石之危，且曾为孙德崖军所执而欲加害，有张姓者力止之，乃与子兴所执之德崖交换释还，此皆微弱时之不无赖有天幸也。

既得应天，领有江南数郡之地，斯时应付三方，其于中原，则纯恃机会。元之兵虽窳败，若得肯奉职之将，究以朝命征调，国威震慑，绝非倡乱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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