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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蒋介石在上海滩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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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强恩著
出版社: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03-01
书籍编号:30108077
ISBN: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920000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中国现代史演义
蒋介石在上海滩
潘强恩 编
远方出版社
朝秦暮楚两面派
7月的上海,天气很热,阳光很足,人们都想法子往荫凉的地方走,街上也显得安静多了。归国以后的朱德已经40岁了,但当他回到离开了4年的上海时,心中依然有几分激动。
4年了,朱德已经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迫切希望党组织尽快分配任务,尽快加入到中国革命斗争的热潮中去。他来到上海闸北区的一所房子前,按照预先约定的联络办法,去寻找党组织。
4年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26年初,广东、广西统一以后,广州革命政府和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广州革命政府出兵讨伐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反动军阀,结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当时,北洋军阀吴佩孚有20万人,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陕西一带;孙传芳有20万人,主要控制了东南五省;张作霖有35万人,主要控制了东北和华北地区。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为了扑灭南方的革命烈火,准备联合起来“南伐”。在这种形势下,广州国民政府确定了先打吴佩孚,后打孙传芳,再打张作霖,将北洋军阀各个击破的战略,调集国民革命军8个军约10万人,先发制人,出兵北伐。
7月份,北伐军顺利打下了长沙。为了尽快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北伐军非常需要北洋军在上海的兵力部署情况。党组织考虑到朱德的特殊身份,决定要朱德在上海搜集北洋军的各种情报。
朱德接受了组织上交给的这一任务以后,决定先去找过去滇军中的同事和讲武堂的同学。朱德在云南提任过宪兵司令、警察厅长,在护国军中也颇有威望,旧时的许多同事都在上海,有的经商,有的在军界,这些人见了朱德,都分外热情。朱德在同他们叙旧和闲谈中,了解到了许多有关北洋军阀的情报,这些情报对在前线作战的北伐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海一带,当时是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传芳是山东历城人,早年毕业于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1921年升北洋军第十八师师长。1923年率领北洋军进入福建,驱逐了在福建的皖系势力,自任福建督理。第二年又通过齐卢战争增强了实力,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办。1925年10月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只用5天时间就驱逐了驻守在沪宁的奉军,占领了福州,控制了东南五省,成为北洋后期的最大军阀之一。江、浙一带,也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迹的地方。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向湖南、湖北进军的同时,第一军也开始向福建、浙江进军,北伐军很需要了解孙传芳的有关情况。有一天,一位同事把朱德介绍给孙传芳的一名参谋时,朱德逢场作戏,同这位参谋一谈就是3个小时,富有军事经验的朱德在言谈之中,把孙传芳的实力和军事部署摸得清清楚楚。不久,当孙传芳指挥部队在南昌、九江与北伐军发生激战时,朱德作出的军事判断对北伐军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8月上旬,北伐军李济深军长率领的第四军、李宗仁军长率领的第七军和唐生智军长率领的第八军沿汩罗江与吴佩孚的北洋军对峙,当时任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杨森的态度如何,对北伐军继续北上具有重要影响。为了说服杨森不反对北伐军进军湖北,不支持盘踞在武汉三镇的吴佩孚的军队,党组织决定派朱德前往四川万县,做杨森的工作。
朱德同杨森在云南护国军中共过事。朱德出国前,杨森曾经希望朱德回国后再回四川,他的参谋部随时“虚位以待”。当时杨森带领10万军队驻守在以万县为中心的川东地区,一度与长江中游的吴佩孚有默契。出于上述考虑,组织上决定让朱德去劝说杨森。
朱德乘轮船西进时,曾经在汉口上岸。武汉三镇已经戒严,北洋兵不分昼夜在街上巡逻,任意搜查行人,一旦发现有人拒绝搜查或逃跑,就开枪射击。见这情形,朱德干脆打扮成阔商模样,在武汉见了几名负责军事和工人运动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互相交换了一些情况。朱德在街上来来往往,却没有一个北洋兵去查问。
8月11日,朱德到达万县。
杨森得知朱德回国以后果然来找他,以为朱德有意和他合作,非常高兴,把朱德当作嘉宾接待。
当朱德把国民党代表的主件递给杨森时,杨森满脸堆笑,连声说:“好说!好说!我杨森也渴望参加国民革命事业嘛!”
朱德深知杨森是个善于投机取巧、朝秦暮楚的两面派,月前刚刚宣布就任吴佩孚委派的四川省省长一职,现在又说“渴望参加国民革命”。对于杨森的这一态度,朱德心里还打了一个问号。言谈之中,朱德不断地向杨森讲述北伐战争以来的革命形势,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朱将军,国民党能给我多少钱?部队要有钱发饷呀!”果然,杨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钱的问题。杨森同其他军阀一样,有奶就是娘,谁给钱就同谁站在一起。他以为朱德一定给他送钱来了。为了钱,杨森几乎不择手段,在川东一带,他不但收老百姓的税,而且对所有的过境货物都收“过境税”。英国和其他外国船只过长江时了要收“过境税”,这在外国人享有特权时是一个大胆的行动。
我并没有带钱来。朱德说得很干脆:“我能向你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即我们这方面一定胜利。你如果不参加过来,坚持要打我们,你就毫无前途。
杨森听了,没有表态,但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北伐军能不能像朱德所说的那样取得全胜,他还要骑墙观望。国民政府没有给他钱呀,一旦他宣布效忠武汉政府,吴佩孚就不再接济他,他杨森不干这种事。
出乎杨森意料之外的是,北伐军进展神速,朱德接连告诉他一个接一个惊人的消息。朱德还说:“北伐军的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吴佩孚是爬上火车逃回武汉的。对此,杨森很惊讶。汀泗桥是鄂南的门户,粤汉铁路上的一道天险,易实难攻,吴佩孚亲自率领主力二万余人在汀泗桥固守待援,想不到叶挺独立团浴血奋战,突破了吴佩孚部署的坚固阵地,顺利攻克了汀泗桥。
但是,杨森还是踌躇不决。
朱德对杨森说:“北伐军很快就要打下了武汉了。”
杨森只是一声冷笑,似乎看不到吴佩孚的末日。
正在这时候,四川万县发生了“万流轮”事件。朱德因势利导,促使杨森的部队转向革命阵营。
“万流轮”是英商太古公司的一艘商轮。1926年8月29日,“万流”号沿长江上驶至万县。杨森部官兵分乘两艘木船,准备搭乘“万流”号回万县。谁知当“万流”号接近木船时,突然加快航速,浪沉了杨森所属的两只木船。这两艘木船上装有杨森部官兵在云阳提取的盐款及粮税各款85000元,枪支56支,子弹5600发。船沉没后,不仅款银和枪支、子弹丢失,船上58名官兵全部溺水而死。杨森得知此事,极为愤怒,他询问朱德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朱德也义愤填膺,鼓励杨森坚决同英帝国主义进行正义的抗争。
当“万流”号驶抵万县时,杨森命令轮船检查长率领8名士兵前往检查,并询问在云阳肇祸的经过。谁知停泊在万县港口的“柯克捷夫”号军舰也派全副武装的海军官兵登上“万流”轮,强行解除了杨森所属官兵的武装,还开枪打伤两名士兵,并让“万流”轮离开万县上驶。
杨森更加愤怒,命令部队立即扣留英商太古公司的“万县”、“万通”两艘轮船,当“万流”轮停泊在陈家坝码头时,杨森也派部队将其扣留,并向太古公司提出了赔偿要求。
但是,谈判毫无结果。
针对这个事件,朱德对杨森和他的士兵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国的宣传教育,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川军58名官兵惨死的第4天,朱德还同陈毅一起在万县图书馆阅览室召开了有工人、农民、商人、士兵等各界代表五十多人参加的会议。陈毅那年曾在中共北平地委工作,后来受李大钊派遣,随他留法的同学、杨森的秘书长喻正衡从北京来到万县,在万县第一次见到朱德。两人一见如故,共同商议争取杨森。朱德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帝国主义列强派出军舰侵略中国,他们敌视中国人民,在我国内河肆意横行,草菅人命,撞沉我船只,这是对中国人民的直接迫害。这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独立和人民生存的大事。我们只有打倒封建军阀,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独立,人民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朱德还号召,大家要坚决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杀人罪行。
朱德和陈毅还派人到重庆、成都等地呼吁声援,形成了一股震撼巴蜀大地的反帝惊雷。
英帝国主义并不甘心。9月5日,英方将原来停泊在宜昌的“嘉禾”号军舰调到万县,在“威警”号和“柯克捷夫”号的掩护下,突然向被川军扣留的“万县”、“万全”两艘轮船冲击,抢走两艘轮船上的全部船员,毙伤了几十名川军士兵。当他们的暴行遭到川军抵抗时,英国军舰竟然对长江两岸的南津街、陈家惧、万县县城和杨森省长的公署用排炮轰击,炮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时间,万县城内一片火海,千余家民房被击毁、焚毁,人民死伤数以千计,财产损失十分惨重,制造了一起罕见的“万县惨案”。
那天下午,朱德正在寓所阅读一部《太平天国》,突然听到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即刻冒着生命危险赶到杨森的指军部。朱德对杨森说:“英帝国主义竟敢如此狂妄地屠杀中国人民,你应该立即派兵封锁长江,截击英国军舰,狠狠地教训教训这些杀人凶手。”
在朱德的敦促下,杨森命兵炮令部队和江岸部队互相配合,坚决还击,将一艘英国军舰击伤,杨森的宪兵司令于渊还率领手枪排同英军进行搏斗。
英国侵略者一手制造“万县惨案”的消息传开后,全中国人民无比愤慨,重庆、汉口、上海等地的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发表了一份措词强烈的声明,抗议英军的暴行,共产党也发表《宣言》,历数和抗议英国军队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恰恰在这个时候,在北伐军的猛烈进攻一丢失武汉、逍到河南郑州的吴佩孚为了博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公开倒行逆施,责令杨森立即释放被扣的英国轮船。
朱德知道后,在杨森面前严厉遣责吴佩孚的倒行逆施,反复劝说杨森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性,向北伐军靠拢。
杨森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吴佩孚已经遭到惨败,就明确向朱德表示,愿意“效忠”广东国民政府,拥护北伐。
朱德见杨森在铁的事实面前已经做出抉择,就到武汉向党中央和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报告杨森的意图。邓演达听后很高兴,高度评价了朱德的工作成就。
由于杨森拥护北伐,使长江上游的形势趋于稳定,北伐军能够集中兵力歼灭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
杨森是个见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人,当朱德再次返回万县时,险遭杀身之祸。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广东国民政府得知杨森愿意效忠国民革命、拥护北伐战争以后,即委派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总司令,委派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党代表兼该军政治部主任。这样,朱德就可以用合法的身份在杨森的部队里开展政治工作了。朱德临走前,邓演达要他挑选了三四十名政工人员随行,以便在杨森的军队里建立起政治委员制度。
杨森接到朱德带回来的委任状和关防时,还显得高兴,可是当他看到国民政府派出了几十名政工人员,又听说这些人要按照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教导他的军官和士兵时,就惶恐不安起来,竟然派出了暗探和特务去监视朱德和政工人员。
在国民革命军中设立政治部,这是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意见而建立的一种制度。孙中山的本意是防止军阀的兴起。孙中山在斗争实践中看到,以往有的将领把军队看作私人财产,从而演变为军阀,设立政治部是为此采取的一项改革措施,孙中山还希望这些政工人员给广大官兵讲解革命的纲领、政策、目标,要求政工人员动员工人和农民支援北伐战争。当时,许多政工人员是共产党员和左翼国民党员。对此,野心勃勃的蒋介石和杨森等人犹如芒刺在背,不择手段地阻挠政工人员开展工作。
朱德不顾杨森采取派人监视、暗探等种种法西斯手段,巧妙地利用合法身分,在川军中宣传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帮助官兵理解和掌握打倒帝国主义,扫除军阀,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的革命道理。杨森对此很反感,有一天,终于同朱德面对面地发生了争执。
“朱将军,国民政府让你带多少钱来改编我的部队?”杨森皮笑肉不笑地问。
朱德也淡然一笑,说:“没有钱呀!你也知道,国民政府正在进行北伐战争,面临严重的经费困难。”
“可是,我的官兵总得发饷吧?”
这句话,杨森在朱德面前不止说一次了。今天,朱德直截了当地说:“对,官兵需要粮饷。可你在川东收的捐税和田赋,完全能够维持部队的粮饷。
杨森又找出种种理由来搪塞和刁难朱德,明知国民政府没有给钱,却开口就向朱德要钱。他哪里知道,朱德当时拿的军饷,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费。
当时,国民政府曾经命令杨森调部队去攻打吴佩孚的北洋军。当时,吴佩孚的主力已经被北伐军打垮了,川军出动,只是加速北洋军的崩溃,但杨森百般敷衍,勉强调一师兵力到宜昌附近,又按兵不动,却向朱德诉苦说:“吴佩孚是我的老朋友,他曾经帮助我在四川站稳了脚跟,谁也不忍心打老朋友呀!”
朱德深知杨森的行为反复无常,就抓紧时机在川军官兵中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官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有一位参谋还悄悄告诉朱德,在朱德回武汉时,杨森曾经同吴佩孚的代表秘密接触。这个情况引起了朱德的高度警惕。
一天夜里,朱德刚刚上床休息,忽然听到有人轻声敲门。
谁?朱德一骨碌坐起来。
“朱将军,是我呀!”
朱德一听,知道是杨森的参谋,正想点灯,却被来人制止了。
黑暗中,那人说:“朱将军,杨森又把赌注押到吴佩孚身上了,他将和吴佩孚一起率领部队向武汉反扑。为了表示他脱离国民政府的决心,他还要对你和全部政工人员下毒手呢!朱将军,你千万要小心呀!说完,那人转身走了。
朱德回忆起杨森这些天的举动,认为来人通报的消息是确实的,他自己也觉察到了杨森的一些不正常举动,于是马上通知政工人员,连夜撤出第二十军,离开万县,翻山越岭,直奔武汉。
10天以后,朱德在武汉给杨森拍去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只有17个字,却使杨森心惊肉跳:
“兹警告,如敢与我为敌,必将全部消灭你们。”
泸顺起义震四川
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上,并试图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决定让朱德再回四川,同刘伯承等一起领导泸州、顺庆起义。
当时,四川被杨森和刘湘的部队控制。杨森和刘湘的野心都很大,每时每刻都想吃掉对方,独霸四川。在北洋军阀的势力急遽衰败,杨、刘两人之间的摩擦日益表面化的情况下,中共重庆地委决定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军事斗争,策应北伐。
1926年8月3日,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四川省内各部队的番号、枪支数量,驻了地域,派系渊源、政治态度和战斗力情况。8月上旬,刘伯承和吴玉章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也提出了争取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者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借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的设想。重庆地委还根据四川的实际情况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川中如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重庆地委还提出了在泸州、顺庆一带举行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
中共中央对重庆地委的建议十分重视,看到了“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在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决定派人加强四川的军事运动,组织部队配合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同杨门音公、刘伯承一起,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
11月中旬,朱德来到重庆浮图关,同杨门音公在刘伯承家里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组成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由朱德、杨门音公、刘伯承三人组成,负责领导四川的军事运动,地委书记杨门音公兼任军委书记。
杨门音公,名尚述,是四川潼南人。他虽然出身封建地主家庭,但少年时期就对旧社会和旧教育不满、远赴南京考入江苏军官教导团。1917年又东渡日本,在学习军事的同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回国后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朱德对杨门音公早有所了解,现在一起组织泸顺起义,朱德感到很高兴。
朱德和刘伯承是老相识了。早在1916年,朱德和刘伯承都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万县时,朱德又见到了刘伯承。由于多年不见,刘伯承走进朱德的办公室时,把共产党员的证件往桌上一放,又在朱德肩上拍了一巴掌,大声说:“玉阶,还记得我吗?几年前我们在川南见过面。那时候,我还代表成都军阀和护国军商量怎样对付云南、贵州呢!”朱德得知刘伯承是受党中央派遣,从上海回到四川来策划军事起义时,兴奋极了,连声说:“好呀,好呀,这一次我们可以大干一场了!那些天,刘伯承经常到“宝隆洋行”朱德的办公处碰头,秘密分析四川的军事形势。当朱德讲到杨森性奸狡时,刘伯承多次提醒朱德,要朱德千万小心。现在,两人都要为共同的任务去奋斗了。
朱德、刘伯承和杨门音公在一起召开的第一次军委会,主要研究了泸州起义和顺庆起义问题。刘伯承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四川军事运动的指示,提出了利用川军的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战略构想和具体策略。朱德同刘伯承和杨门音公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先争取驻守顺庆和合川的3个旅起义,在四川中部站稳脚跟;再发动驻泸州的两个旅起义,互相策应。然后把这两部分起义军扩编为6个师,组建四川国民党的左派军队。
为了配合泸顺起义,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于11月25日在重庆市中山学校召开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先在重庆造革命声势。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和刘伯承、杨门音公等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在员和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12月1日,泸州起义提前爆发。两天以后,顺庆起义由于时机泄露,也不得不提前举行。泸、顺两地上一万两千多名军人从旧军队中杀出来,把枪口对向腐朽的北洋政府。12月9日,刘伯承根据事先计划,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
在四川反动军阀的疯狂反扑面前,朱德同刘伯承一起领导泸顺起义军坚持战斗167天,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也为共产党直接掌握武装力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27年初,朱德遵照党的指示,来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干部。
南昌位于赣江下游东岸,是一个具有二千一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汉初时已为南方昌盛之地,固而得名南昌。当时,滇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由军长朱培德率领,警卫江西全省,并在南昌开办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朱培德还提任江西省省政府主席。他听说护国军少将混成旅旅长来到南昌,就想利用朱德的军事才能来培训军官,利用朱德在滇军中的老关系的招收官兵,扩充自己的实力,因此,很痛快地委派朱德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参议兼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
朱德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数年,又留学欧洲,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都很丰富。他了解了南昌市的基本情况以后,选定南昌市永和门内花园角的讲武堂为校址,建立了教育团的机关和分队,党代表魏瑾钧、副团长兼参谋长刘介眉也相继到职。
朱德在青年军官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传开后,原滇军各部的许多进步青年欣喜万分,奔走相告,纷纷要求来教育团学习。江西各地的进步青年也日夜兼程,赶来报考。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教育团就招收了一千三百多名学员。为了早日开学,朱德日夜为整修校舍和置办教学设备而奔忙。
第一期招收的学员许多都是班长、排长和连长,计划经过8个月的训练,将他们分配到南昌警备部队服役。这样,朱德就很自然地提任了南昌市警备司令。另外,朱培德考虑到为了统一管理所有的治安机构,还以政府名义派朱德兼任南昌公安局长。朱德还奉命创办一个负责训练四百多名警察的警官教导团。由于朱德身廉数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还吸收朱德为省党部委员。
教育团在举行开学典礼以前就正式开课了。那些天,朱德从早到晚都忙于处理开课的各种事务。节假日,朱德还亲自给大家讲演,有时利用晚饭后的时间为学员讲政治课,想方设法利用教育团为党培养更多的武装干部。
朱德深知教育团团长的责任重大。全团三个营中,第一第二营七百多人,大多数是滇军的连、排军官、军佐,他们穿上军装以后转战数省,多年流亡在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许多人趋向革命,个别人还是共产党员,他们以为自己的出路在于老老实实地苦学苦干;也有少数人对革命不满意,时时流露出落后思想。第三营400多人多数是从各地选送来的有革命志向的青年,也有江西军阀李烈钧保送的富家子弟和官属子弟,这些有点文化的青年都是想到教育团来学本事,为自己升官发财铺路,朱德认为,这些学生虽然阶级成分和个人经历复杂,大多数人经过教育后能够趋向革命,极少数受社会恶习影响较深的人也是可以改造的,不应该对他们失去信心。
教育团副团长刘介眉是个军阀习气很重的旧军人,不重视对学员的政治教育。在制定教育计划时,朱德明确指出:教育团的各种课程不能因袭旧规,必须重视学员的政治进步和思想改造。只有这样,他们学到的军事知识才能为革命服务。朱德决定增加政治教育的内容,把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作为政治教育的主题,邀请进步人士和工、农、教育界等社会知名人士到教育团演讲。他还抽出时间给学员讲党课,传授党的基本知识,在学员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培养党的积极分子。
军官教育团的许多教官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国民党的左翼分子,他们常常要在军官教育团、警官教导团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三个地方讲课。朱德提倡教官和学员之间一律平等,教官要坚持耐心说服教育,严禁打骂、体罚和变相体罚学员,学员有问题可以直接向教官直至团长当面提出,师生之间要树立互尊互爱的新风尚。起初,有的教官对这些规定难以理解,但看到朱德处处与学员同甘共苦,经常以普通学员的身份出现在食堂和宿舍,野外演练时,朱德同大家一样往返五六十里,从不骑马,把自己的马让给有病和体弱的教官或学员骑,深深为朱德的模范行为所感动,纷纷按照朱德提出的要求去做。
有一天几名学员正为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争吵得面红耳赤,看见朱德,都围了过去。有人问:“团长,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主义吗?”
另一个问:“团长,无政府主义值得赞扬吗?”
朱德一听,知道这几名学员的思想非常混乱,就同大家一起坐下来,耐心地说:“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是同共产主义完全对立的,无政府主义也是乱臣贼子的主义,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人人自由”都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信仰的唯一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主义。
几名学员听到朱德又给大家讲解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显得兴奋起来,异口同声地问:“团长,革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
朱德笑了,语重心长地说:“中国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呀!我们要看到,反革命的力量还会长期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的。即使革命取得成功了,我们也不能解除思想武装,还要提高警惕,时刻准备战斗。中国现在的反动势力还很强大,我们要有长期革命的思想准备,要有为革命奋斗终身的坚强意志呀!”
那一个时期,蒋介石也在南昌。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来,野心更大,每时每刻都梦想扩充反革命力量,他得知朱培德的第三军在南昌开办军官教育团时,就想利用开学典礼的机会到教育团来训话,进行反动宣传。朱德知道蒋介石不怀好意,自从去年3月份制造中山舰事件以来,公开排斥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反共阴谋日益暴露。为了抵制蒋介石的反动宣传,朱德多次以“筹备工作未完”为借口,迟迟不举行开学典礼。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迫于蒋介石的权势,一再催促朱德尽快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决定针锋相对,抓住机会揭露蒋介石的丑恶嘴脸。
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蒋介石大放厥词,他利用北伐军取得的初步胜利,大肆吹嘘自己在北伐战争中的“功劳”,他厚颜无耻地说:“我实行的三民主义是‘最革命的主义’,你们要‘绝对服从’我的指挥。
面对蒋介石的一派胡言,朱德针锋相对地说:“北伐军出师以来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这是全体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特别是北伐军先锋团——叶挺独立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坚决打下了吴佩孚用重兵防守的汀泗桥、贺胜桥,并乘胜进攻武昌,占领了开汉三镇。该团将士在北伐战争中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北伐战争胜利了,我们大家还要提高警惕,要防止扒手把广大人民已经得到的革命果实强夺过去。”
朱德还对学员们说,蒋介石标榜的‘三民主义’根本不是什么‘最革命的主义’。我们要实行国民革命,必须动员工农群众去打倒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听到朱德的这番话,蒋介石无可奈何,红着脸离开了会场。
但是,蒋介石凭借自己掌握的反动武装,很快开始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3月6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惨遭杀害。
3月11日,拥护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被迫解散,南昌市的总工会、农民协会、学联、妇女协会等机关先后被“反布尔什维克”的AB团分子捣毁。
3月17日,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被国民党特务分子职占……
一时间,南昌上空黑云滚滚,天昏地暗。
在这种形势下,朱德认为,反动派已经动手杀害革命同志,我们就要准备还击。他对军官教育团的一些骨干说:“AB团的捣乱表明,敌人已经杀进南昌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3月18日,南昌市各界革命团体和数万名群众召开“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身为南昌市公安局长的朱德坚决支持并参与了这次追悼大会,鼓励高举烈士血衣的群众上街游行,向反动势力示威,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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