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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作者：赫蓝希著

出版社：群言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9-01

书籍编号：30118085

ISBN：978780256348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78264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大国的疤痕

赫蓝希 著

群言出版社

前言

01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幅员辽阔。不仅拥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还有47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疆域。由于和十几个国家相邻，有关疆界的问题不时出现。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疆域范围经历了数次变动。也就是说，相对于现在来说，古代中国的领土范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不过，到了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中国的疆域终于稳定下来，此后的几百年里，这片国土就基本没有过大的变动。

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至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自处一方的东方天朝上国紧闭的大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了将近百年的屈辱史。由于当时的中国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再加上清政府软弱无能，对来势凶猛的外敌入侵无能为力，中国的国土遂成为列强争抢的焦点。于是，刚刚稳定下来的疆界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动，变动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02

列强攫取中国领土的手段多种多样，主要方式就是军事占领和外交讹诈，两者经常混在一起用。一旦形成既成事实，就强迫中国政府进行事后承认，并强制其签订不平等条约，以为自身的强盗行径披上合法外衣。当时的中国每签一次边界条约，就会丧失一块国土。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历史，导致边界变迁频繁，更遗留了诸多历史悬案，有些直至今日都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如今，中国的陆地疆界大体稳定，但是海洋国土却频遭侵犯。

近期，中越关于南沙部分岛礁的划分、中菲有关黄岩岛的主权归属、中日关于东海油气资源开发及钓鱼岛的主权归属等问题日益成为左右双方关系的主导因素。针对东海、南海疆域的划分与开发问题，我国一直努力与相关邻国进行和平磋商，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以实现共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始终不会采取强硬措施以保护本国主权权益！

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边界问题依然存在的今天，作为后人，更应该详细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来龙去脉，坚定立场，捍卫祖国利益。

——赫蓝希

清朝篇 天朝上国，被惊醒的迷梦

第一章 华夷之辨
历史上中国的版图到底有多大
今天任何版本的地理书中，介绍我国的疆域时都会有这么一句话：陆地国土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加上约47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我国国土总面积有1430多万平方公里。然而，古代地理课本的编写者们却无法使用这句当代地球人都知道的话，当时王朝更迭乃是家常便饭，今天是刘家的天下，明天这个国家可能已经改姓李了，何况周边“蛮夷”也时不时地来插一脚。在改姓的过程中，作为当时最基本但也是最重要资源的土地自然也有变化。更重要的是，“家天下”的制度使得皇帝掌握着国家、民族的祸福生死。如此一来，当出现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这样拥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其王朝的领土范围就会大些；如果不幸遇到秦二世、汉献帝、隋炀帝之流，面对的不仅是严重缩水的国土，还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那么，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到底有着怎样的变化历程呢？
自大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后，中原王朝的国土便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开始向四周扩展。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受当时人力物力条件所限，在夏商周三朝17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国土总面积一直维持在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紧随其后的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则是群雄逐鹿的时代，觊觎天下的共有七大家（齐、楚、燕、赵、韩、魏、秦），这“七雄”使出浑身解数，上演了无数场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战。到战国末年，“七雄”的统治区域又有突破，北至河套、山西和河北北部以及辽南，东北越过了鸭绿江，西至甘肃洮河，南方延伸至四川，这就为秦统一后的疆域作了铺垫。
经过无数次的PK大战，到了公元前221年，冠军产生，就是秦王嬴政。不过，他并不满足于旧有的六国土地，当上皇帝后继续南征北战。于是，秦王朝（前221—前206年）的土地：南到今福建、广东、广西以及越南东北一带；西南延伸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北部边界则扩展到了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地区。在北进的过程中，秦遭遇了强敌——匈奴。为了确保自己打下的江山不被凶悍的匈奴侵吞，秦始皇想到了一个自认为可以一劳永逸的方法，那就是修补加固旧长城，用这堵墙拦住匈奴，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就此诞生。
然而，这道横亘东西的防线虽然没有被孟姜女的泪水淹掉，却也未能挡住匈奴的千军万马。从公元前209年起，中原战火再起。素有流氓地痞之称的刘邦打败贵族子弟项羽，天下就此改姓刘。不过，与秦朝相比，刘邦掌握的土地已经缩水。北方匈奴势力强劲，其首领冒顿单于不仅收服了西域，还占领了河套，甚至推进到现在的陕西、山西的北部。公元前200年，汉军与匈奴在白登山交锋，刘邦差点丢掉性命，后来通过贿赂冒顿单于的老婆才得以解围。由此，刘邦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和匈奴打一架的实力，便采用和亲政策缓和两国关系。
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刘邦虽然称帝了，但南方地区的土霸与刘氏政权却是貌合神离，在看到虚弱的中央政权后，当地部族首领便蠢蠢欲动，自立为王，如福建的闽越国、浙江的东瓯国。仗着山高皇帝远，这些小国根本不受中央约束。
公元前141年对刘氏政权有重要意义，就在这一年，刘氏皇族中最具魄力的人物——汉武帝刘彻正式登基。他在位54年，前四十年致力于开疆拓土的事业，集结能兵强将，北击匈奴、南伐诸越。于是，西汉迎来顶峰，北至阴山以北、东北推至朝鲜半岛中北部、南达两广和越南中部、西南扩至今四川邛崃山和云南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带、西抵中亚的广袤区域都成了刘家天下。尽管后来汉朝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刘彻这样的皇帝，但祖宗基业还是保住了，汉朝边界仅有少许缩减。粗略估算下来，经过西汉武帝、宣帝以及东汉光武帝、明帝等几代人的努力，两汉强盛时期的国土总面积达1040万平方公里。可惜，刘氏也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汉献帝继位之时，东汉气数将尽，内蒙、云贵、新疆北部地区相继丧失，汉朝的国土仅剩890万平方公里左右。
东汉灭亡后，中国进入第二次大分裂时期，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这一阶段，中国疆域随着频繁的政权更迭（尤其是周边少数民族独立政权的建立）而不断变化。在东北地区，新崛起的高句丽王朝占领乐浪郡，迫使中原王朝退出朝鲜半岛；5世纪时，高句丽夺得辽东地区（公元前284年，这一地区就被当时的燕国征服）。
而北方已然成为少数民族的地盘。西南方面，蜀汉政权占领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地区；到南朝“侯景之乱”后，这一地区再次被分裂成无数小国。客观地说，也正是因为不时有“胡人”入主中原，中国的边界线才得以向四周扩展。
公元581年，杨坚率军结束分裂，建立隋朝（公元581—618年）。
但是，这个政权很短命，仅仅维持了38年。即使是全盛时期，杨氏天下也没能达到汉代水平，国土面积仅有约840万平方公里。它虽然掌握了河套和蒙古高原东南部，却未能收复西域西部、辽东和云贵高原大部。
此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强势王朝——唐朝（公元618—907年）诞生。时势造就的英雄——唐太宗李世民挑起了开拓李唐天下的重担。
上天似乎很眷顾大唐，太宗之后的几位皇帝（如高宗、武则天、玄宗）也十分能干。在这些人的努力下，曾雄踞北方的突厥族被灭，中国北部边界延伸到贝加尔湖，西北的中亚地区也改姓李了，波斯也一度成为唐帝国的一块领土；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被唐朝一一击破，并设置州县进行管理，在今天的平壤还建了安东都护府；679年，唐朝廷在南方设立安南都护府，管理今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地区。
相对于前朝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而言，唐代的民族政策算是十分宽容的，他们采取的是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也就是古人口中的“羁縻”“侯景之乱”发生于公元548—552年。南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东魏降将侯景勾结京城守将萧正德，举兵谋反，并于551年自立为帝，后被梁湘东王萧绎灭掉。
制度（就是先用军事手段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后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予抚慰），周边大小不等的羁縻府州竟达八百多个，唐朝还大胆任用当地部落首领进行治理。正因为这样，要是只计算州县的面积，那么唐代国土赶不上汉代；但是如果算上这些羁縻府州，汉代只有望尘莫及的份儿了。总之，安史之乱前的大唐帝国面积达到了1240万平方公里左右。遗憾的是，安史之乱给大唐帝国以致命一击，致使唐朝国土面积骤减到800万平方公里。
907年唐朝灭亡，在这之后直至13世纪后期，中国再度陷入分裂割据状态，主要的政权有辽、宋、夏、金。契丹人建立的大辽（公元947—1075年），其统治区域大致在今东北以及华北、西北北部地区。
中原的北宋（公元960—1127年）王朝的疆域基本沿袭了五代十国后期的范围，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流域与西夏、吐蕃接界，北至河北、山西中部一带，东临东海。崛起于河套地区的西夏政权在全盛时期，其疆域北达河套，东抵陕北横山，南至祁连山，与宋金接壤，西到古玉门关。金国（公元1123—1223年）建立后，一直侵扰中原，甚至灭掉了北宋。后来它与南宋沿淮河、秦岭一线对峙百年，占据东北和中原广大地区。而南宋统治者则偏安南方，其疆域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北方领土一直未能收回。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崛起。成吉思汗一手创建的蒙古军队骁勇善战，他的子孙不仅统一了中国，建立元朝（公元1271—1368年），还数次西征，甚至攻入欧洲，成就了一个“东方罗马”的传奇。这个以武力建立并维持的帝国，疆域北至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北极圈内，东临太平洋，西南接越南、印度、缅甸，西北至中亚、俄罗斯，此时的中国疆域之大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这个帝国由四大汗国分治，背后实际上一直潜藏着分裂因子。忽必烈远征南宋的时候，蒙古帝国就已分裂。即便这样，元朝的疆域依然辽阔，除历朝占有的中原地区外，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台湾部分岛屿及南海诸岛都是元朝领土的一部分。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公元1368—1644年）。其前期版图与元末相差无几：北界先是阴山、大青山和西拉木伦河一线，后来就以长城为界，与北元（元朝残余势力）对峙；东北部到了黑龙江入海口和库页岛，并在鸭绿江一线与朝鲜接壤；东南设有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南至越南北部；西北部最远到新疆哈密和青海柴达木盆地。不幸的是，明朝中后期屡屡出现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皇帝，像“潇洒帝”朱厚燳（据说是明朝最爱玩、最能闹腾的皇帝）、一门心思钻研长生不老之术的嘉靖帝、沉迷女色的隆庆帝、爱木工不爱江山的熹宗等，因而，实际上掌握在明朝皇帝手中的疆土并不多。
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满清政权（公元1636—1911年），经过百余年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时期，爱新觉罗家的地盘达到顶峰：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部，东北至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有台湾、澎湖群岛，南到南沙群岛，西南达西藏、云南至缅甸北部，西抵咸海、葱岭一带（今新疆及中亚巴尔喀什湖包括在内），总面积约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从地图上看，仿若一片巨大的海棠叶子，现今中国的疆域由此基本定型。
清朝其实也曾对外开放过
提起清朝，在很多人脑海里蹦出的字眼中肯定少不了“闭关锁国”四个字，似乎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已然成了清朝统治者的标签。实际上，最早厉行大规模“海禁”政策的是明朝。朱元璋建国后仅过了四年就颁布谕令，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洪武七年，他又下令撤掉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泉州、明州、广州的市舶司（掌管海外朝贡和贸易事务的官员）一职。后来更是登峰造极，任何购买、使用外国货的行为均被视为违法行为，不允许与外国商民进行商业交易，一经发现，必处以重刑。
到了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因明成祖极为鼓励海外贸易，海禁政策才有所松动。然而，好景不长，1511年之后，葡萄牙人占领满剌加，并向中国沿海挺进。对此，正德帝的反应是认为只要关上大门，小偷强盗之流肯定就进不来了。于是乎，中国对外的窗口——广州港被封，任何船只都不允许出海或停靠。为了彻底根除祸患，明朝廷驱逐了驻留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海盗商人，中葡贸易断绝，连带中国与南洋诸国的贸易也一并中断。嘉靖二年（1527年）发生日本人“争贡”事件，忙于炼丹的嘉靖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为了不让这些讨厌的日本人再来打扰他的成仙大事，嘉靖帝就把所有外贸港口都关了。直到明朝灭亡，对日本的海禁也没有解除。
清朝建立之初，影响其统治的最大威胁就是台湾的郑成功政权（公元1661—1683年）。为了防止其与大陆居民里应外合，清廷不惜将山东至广州一线的沿海居民强行迁到内地，不给忠于前朝的郑成功等人入主大陆的任何机会。“禁海令”相当苛刻，如发现有商民私自出海贸易，一经查实就处以死刑，货物充公，被告的财产赏给告密之人；当地的各级官员全部被革职查办，理由就是监管不力。
清政府收服台湾后，“海禁令”实施的理由已经站不住脚，受害最深的沿海官民早就开始骂这项法令了。民心不稳的话，康熙的皇位自然也坐不安稳。于是，在1684年（收复台湾后的第二年），江浙闽粤的海禁解除，四个地区各有一个海关与外国进行通商交流。不过，这种对外贸易并不像现在提倡的自由贸易，清政府对商船的吨位和出海贸易的商人、水手做了诸多限制。尽管如此，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仍然络绎不绝。随着来华外商人数的增加，清朝海关的接待能力有些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于是，清政府在1686年授权广州海关，挑选出十三家有实力的商行经纪人，由他们负责与外国商人进行生意洽谈，并且掌握着征缴关税的大权。他们创办的商行也因此被称为“洋行”或“洋货行”，中国近代史上相当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正式成型。这一具有官方性质的商业组织，是当时清朝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当时几乎所有进出口货物都要通过他们进行买卖，商品的价格也是十三行说了算。他们拥有的另一项大权就是关税的征收，还负责代办清政府同外商的交涉事宜，如传送外交公文、转递外商的禀帖等。在外贸行业中，“十三行”发出的指示绝对是圣旨。
“十三行”真正的巅峰时代是在1757年，这年乾隆皇帝下了道命令，要求关闭其他三处海关，只留广州一处。如此一来，“十三行”就更横了，因为它成了大清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和贸易中心。根据档案上的记载，1790年，抵达广州的洋船有83艘，“十三行”征到的税银有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每年来华的洋船达200多艘，相应的关税收入也突破了180万两白银。在这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十三行”每年上交的税银竟占到了清政府全部税收的40%。
当时，大量的茶叶、丝绸、陶瓷等中国的畅销商品就从广州运往世界各地，而亚洲其他国家、欧洲和美洲的商人要想和中国进行贸易，必然要和“十三行”洽谈，广州因此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口岸”。当时的诗人屈大均有诗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英国商人威廉·希克也曾写道：“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海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
商业如此发达的城市自然少不了富豪。当时，隶属“十三行”的大商号，其资产可达上千万两白银，当时如果有世界五百强企业排名的话，这些大商号肯定名列榜首。在“十三行”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85年中，逐渐形成了“四大家族”：潘家、伍家、卢家、叶家。这其中最赚钱的家族有两个：潘家和伍家，代表人物分别是潘振承和伍秉鉴。
自“一口通商”实施之日起到鸦片战争前，广州总商（“十三行”行商的领袖）的位置由潘家垄断了39年，而伍家稳坐了28年。
潘家和伍家都是从福建移居广州的。潘氏的创立者潘振承在广州开设同文行，主营茶叶和丝绸生意，仅丝绸一项就垄断了半个中国的生意。除德国外，它和西欧的大部分国家都保持着贸易往来，在当时世界贸易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1760年，拥有雄厚资本的潘振承又联合八家洋行，申请设立外洋行（公行），成为专营中西贸易的垄断贸易机构。1815年同文行改名为同孚行，不过此时的同孚行在商界的地位已大不如前。
1783年，原本在同文行做账房先生的伍国莹（伍秉鉴之父）决定自行创业，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植下，开办了怡和行。1801年，伍秉鉴接受家族企业，开始了四十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此时的“总商”还是同文行。在外人看来，“十三行”垄断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其中丰厚的油水自然都不用说的；实际上，受国际贸易形势影响，官方指定的代理洋行数目并非一直都是十三家，最多时可能有二十六家，最少会骤减为四家。大家知道，利润越高意味着风险越高，同行之间的竞争更是十分残酷。由此可见，即使跻身于“十三行”之列，日子也不太好过。但是，集智慧和谋略于一身的伍秉鉴在很短时间内就让怡和行取代同文行成为商界老大，伍家的资产创下历史新高。一位曾在广州十三行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写道：“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1834年，伍秉鉴把自己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大概估算了一下，竟有2600万银元，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这个数目。而同一时期美国首富的资产只有700万元，无怪乎他会被当时的西方人评为“天下第一富翁”；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千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伍秉鉴与洛克菲勒、比尔·盖茨、成吉思汗、和珅、宋子文等人一起跻身前五十强。
鸦片战争后，“广州十三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开始走下坡路。
1842年，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里面明确规定废除十三行商制，增开五个通商口岸，外商有选择与哪个华商贸易的自由权。自此，“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的时代犹如黄河之水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支付列强索要的巨额赔款一事，也硬加在“十三行”商人的头上，致使许多富商破产。
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2月15日夜，西方列强的大炮对准了广州城。“十三行”的商馆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各个行商都各奔东西，再寻商机。此时的“十三行”犹如一部到了谢幕时刻的话剧表演，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后，中国的外贸中心转至上海和香港。
部分“十三行”商人带着大笔财富来到上海，准备再创辉煌。
英国来华使团为何被拒之门外
早在17世纪，英国经“光荣革命”1建立了资产阶级制度。18世纪，又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英国开始逐鹿世界，其殖民军队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日不落帝国成形。而在同一时期，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东方古国——中国，正处在“康乾盛世”时期。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中土居大地之中”，乃“天朝上国”，什么都不缺，根本1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推翻詹姆斯二世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因这场革命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因此被称为“光荣革命”。
不需要和外国进行什么商业贸易。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闭关锁国的实施就不足为奇了。
当极力与外国保持距离的清政府遇到奉行全球自由贸易的英帝国时，其结果一言难尽。
1792年9月26日，访华全权特使马嘎尔尼，奉英王乔治三世之命，率领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和技师等在内的近百人使团（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个舰队有七百多人）准备前往中国商谈建交事宜。如此庞大的外交团队不仅在英国史上尚属首次，在当时的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事。
使团乘三艘舰船，由朴次茅斯港出发，在英国民众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地向着东方古国——中国前进。这三艘船是：装有64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小型护卫舰“豺狼”号以及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号。
值得一提的是，随行的还有乔治·斯当东（使团副使）13岁的儿子——托马斯·斯当东。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可能是为了打发时间，小斯当东拜师于搭顺风船回国的四名中国传教士李神甫、周神甫、安神甫与王神甫（刚在意大利教廷接受完学习），学习中文。这段经历使得小斯当东在随后的外交接触中发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后来，很多照会文件都出自他之手。
英国政府会如此劳神劳力地安排这次出访，自然不只是让马嘎尔尼到中国一游。从英国到中国，可不像现在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当时的交通工具是轮船，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到。考虑到当时的航海技术、医疗状况等因素，马嘎尔尼等人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中国的。好不容易去一趟，自然是希望尽可能捞到更多的利益。马嘎尔尼等人主要的使命有七大项，即：在中国开辟新港口以便英国贸易；尽可能在茶叶与丝绸产区附近获得一块租借地或小岛，可让英国商人长住，且司法权归英国；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在中国尤其是北京开辟新市场；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其他地区；要求向北京派常驻使节；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了解中国，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评估。
在海上漂了九个月之后，使团于1793年6月21日抵达中国澳门口外老万山，并在早已得知消息的乾隆皇帝安排下，由澳门沿海岸一路向北到达天津，再由天津经通州到北京。让英国人十分不爽的是，使团刚一上岸，还没来得及说明情况，就被前来迎接的中国官员插上了彩旗，上面大书五个汉字：“英吉利贡使”，就连要赠送的礼品清单上的“礼物”二字也一律被改成“贡物”，因为在天朝，送给皇帝的礼品向来都被称做“贡”。巧的是，使团抵达之日刚好是乾隆皇帝八十三岁寿辰，中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英国使团是前来朝贺的藩属国之一。
马嘎尔尼自然不愿意受到如此待遇，他一再向中国官员声明自己是作为英国首任驻华大使而来的，并不是所谓的临时贡使，然而秉持华夷秩序的清朝官员直接无视马嘎尔尼的抗议，要求英国使团在觐见皇帝时要采用和其他藩属国一样的礼仪，即行三跪九叩大礼：双膝跪地，上身趴下，将额头触地三次，然后站起来，以便第二次下跪，连续重复三次才算礼成。而马嘎尔尼则坚持说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对中国皇帝，他只能像英国臣民给英王行礼那样行单膝跪地礼。
他再三声明，自己决不会对他国君主施以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
对此，乾隆皇帝很不高兴，他认为马嘎尔尼等人妄自尊大，一点礼貌都不懂，属于给脸不要脸的类型，根本不值得加以礼遇。于是，原定的觐见被取消，英使团的行动也受到种种限制。这样僵持下去的话，对英国使团来说没有任何好处。经过多次协商，双方终于达成共识：英使可以在八月初六的欢迎宴上行英式屈膝礼，但是在八月十三日澹泊敬诚殿举行的乾隆帝万寿盛典上，则必须行中国的三跪九叩大礼。
其后，乾隆帝为了显示天朝的宽容大度，下旨说：“伊等航海远来，因初到天朝未谙体制，不得不稍加裁抑。今既诚心效顺，一尊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以遂其远道瞻觐之诚”。他还吩咐时任军机大臣的和珅等陪同马嘎尔尼等人游览圆明园，目的是让英国“外夷”感受感受天朝皇家园林的气魄与华贵。
在乾隆皇帝的“万寿”庆典会上，马嘎尔尼首先向乾隆行了三跪九叩首礼，随后斯当东父子上前致礼，乾隆觉得小斯当东非常可爱，便召这位小朋友上前，将自己身上的黄色荷包送给了他。之前乾隆已经听说小斯当东会汉语，很想亲耳听听，于是小斯当东便用中文说出了对皇帝所送礼物的谢意，这让乾隆很是高兴。
此次英国使团在所送礼品上着实下了一番工夫，英王送给乾隆皇帝的礼品共十九种，五百九十多件，包括天文地理仪器、枪炮、车船模型、玻璃火镜等。其中，英王特意挑选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在礼单中还专门提到“榴弹炮、迫击炮”和手提武器（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以为定能引起中国军官们的极大兴趣。结果证明英国人太不了解清朝官员了，清政府官员以文人为主，对这些洋枪洋炮根本不感兴趣。在他们眼中，这都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而已。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英国人发现，当年赠送的大炮与炮弹都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制造”之物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运回了家乡。
本来使团还想把英国最新的机器发明介绍给中国，结果也是无人理睬。而清廷则本着一贯的“厚往薄来”原则，分别赏赐给英王及使团丝绸缎绒、瓷器玉器等多达三千多件的中国特色物品。
因清政府明确规定，外国使者在京逗留的时间绝不能超过四十天，所以庆典活动结束后不久，马嘎尔尼便向清廷递交了一份名为“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的信件。
信中详细说明了英国政府派团访华的七项使命，对此，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逐条驳斥，尤其是想在中国租地一项，乾隆更是断然加以否决，因为这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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