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来谁著史：隋唐宋元时期的霸权博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三千年来谁著史：隋唐宋元时期的霸权博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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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冷成金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2-09-01

书籍编号：30118090

ISBN：978755020848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48570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三千年来谁著史：隋唐宋元时期的霸权博弈

冷成金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代前言 智慧的根源是文化

近年来，智慧谋略一类的书十分走俏，但遍观此类书籍，似乎总是脱不了一种嫌疑，那就是诲奸诲诈。

据说，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是善于“窝里斗”，如果今天再去有意无意地读这些权谋教科书，人人都想成为智多星、神算子，人人都想效法奸雄曹操、枭雄刘备，那结果可能会弄得天下大乱，个人也必定会身败名裂。实际上，智谋的根源是文化，智慧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如果智谋仅仅是一种方法、一种技术，那么，帝王之学人人可讲，只要照本宣科，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君临天下？而纵观历史，没有一个人是仅靠权谋的“技术”就可以成功的。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批评者总是这样说：上焉者王霸杂之，下焉者不堪闻问。意思是说，在传统社会，即使是好的政治也仅是王道与霸道相混杂，真正的王道政治从来没有实现过，至于坏的政治，那就连说都不用说了。其实，这样的评价已经够高了，儒家的“王道”政治本来就不可能完全实现，至于法家的“霸道”政治，那也是在现实中不可缺少的。

实际上，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核，对中国的智慧就会有深刻的把握。

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这种深刻就在于儒家智谋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它的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阐释当年儒家的智谋的话，那就是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要求人们被迫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一种观念所谋，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说明人家的智谋在其最深处是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的。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儒家把个人的修养看成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修、齐、治、平四项当中，修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修身为中心，逐渐向更大的社会范围衍射，从理论上讲，衍射的幅度－－也就是一个人所取得的现实功业的大小－－完全是由个人的修养水平所决定的。儒家为人描绘了一幅无比诱人的蓝图：没有等级的差别，没有门第的限制，没有权力的干扰，总之，只要肯加强自己的修养，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的确，儒家学说为人的发展在理论上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和美好的发展前景。这就是儒家智谋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大智谋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的内在原因。

道家的智慧是极为聪明的，黄老道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心智王天下。在黄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它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的愚蠢的鄙夷。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冥冥之中的道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不可改变和亵渎的，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那么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那就是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施之现实就容易招致祸害。

法家之法与当今意义上的法律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之法作为人君王牧天下的手段，法、术、势都是建立在非正义、非公正、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在法家那里，没有平等和正义可言，“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这些法律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法之为法，就在于它“公之于官府，著之于宪令”，而不在于是否符合道义，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权益。而今天的法律，是由平民通过斗争争取过来，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益，限制特权的存在和发展，并进而培养全民的奉公守法的精神。总之，法家之法与现代之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平等与不平等。

其实，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总是相互融合，甚至进而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所占的比重不一样而已。

历史上的任何智慧谋略，都是以上述思想为基础的，有了这样的文化底蕴，便是大谋、正谋，否则，只能沦入没有根底的阴谋诡计。鲁迅早就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成大事者，古今未有。”面对这二者之间的天渊之别，我们不可不深思而慎取！

第一编 帝王气象
“什么是帝王气象？一两句话恐怕说不清楚，但认真归纳起来，也不外乎这样几条：一是要有远大的志向和坚韧的毅力，不要为一时一地的得失所迷惑，二是要有卓越的见识，即超出别人的政治远见，三是要有识人之明和用人之术，四是要有容人之量和纳贤之德。”
“正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如果真正做到‘亲贤臣，远小人’，那也就真正具备了所谓的帝王气象！”
“孔子讲‘君子不器’，如果从上述的角度来理解，君子不是像器皿一样起具体作用的人，而是不善于做具体的事情但善于管理人的人。这也许是古人对于领导者最经典的理解和定义。一味地宽、信、仁、慈，对那些战争年代过来的将领是无法约束的，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没有法度，那些居功自傲的功臣就会贪得无厌、肆无忌惮，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好在李世民毕竟是明君，没有像刘邦那样杀尽功臣。”
帝王气象
【引言】
什么是帝王气象？一两句话恐怕说不清楚，但认真归纳起来，也不外乎这样几条：一是要有远大的志向和坚韧的毅力，不要为一时一地的得失所迷惑，二是要有卓越的见识，即超出别人的政治远见，三是要有识人之明和用人之术，四是要有容人之量和纳贤之德。
如果我们把这四个方面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问题的话，前三个方面属于人的思想、能力、水平的问题，而后一个方面却是属于人的胸怀、修养的问题。也就是说，前三个方面是硬的问题，达不到就是达不到，第四个方面则是软的问题，人人皆可做到，但真正做到的人却又少之又少。其实，纵观历史，能够做到前三个方面的并不少，但能够做到最后一个方面的人却不多，如果能够在前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做到第四个方面，恐怕也就具备了帝王气象了。
第四个方面之所以难于做到，其根本原因在于难以战胜人性的弱点，难以战胜自己。如果一个人克服了人性的弱点，战胜了自己，祛除了私欲、贪欲，克服了个人的好恶和偏见，那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
【事典】
在容纳人才方面，唐太宗李世民更有容纳百川的胸怀，他不仅不为渊驱鱼，而且还主动任用当初那些坚决反对过他的人，对于自己的亲戚本家，他也无所偏袒。也许，在他的众多优点之中，这一点是使他成为明君的主要原因之一。
唐太宗历来被认为是“真命天子”，何也？大概是因为他有高远的志向，有任人唯贤而又海纳百川的胸怀，更有明察是非的见识、多谋善断的性格和知错善改的气度。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九月二十四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唐朝初年，经过战乱，各派的人士尚不知道李世民对待自己的态度，大多数人都处在徘徊观望之中，有的甚至怀有异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过去的问题就非常重要了。
隋朝末年，王世充之子王太镇守河阳，聘请邓世隆为宾客，邓世隆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又非常讲究恩义，所以十分受器重。唐太宗率军攻打洛阳时，派人送书信给王太，劝王太及早弃暗投明。王太命邓世隆代写复信，拒绝投降。邓世隆不仅写了复信，还在信中盛赞王世充圣明而有天子的威仪，对高祖、太宗多有贬斥乃至辱骂之辞。太宗平定洛阳以后，邓世隆深知自己为王太写给太宗的复信大有言过其实之处，闯下了杀身灭门之祸，于是改变姓名，自称隐玄先生，逃到白鹿山隐居。
贞观初年，太宗知其文名，知道他是个很贤能的人，就派出专使去征召他，拜他为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等人一起任修史学士。邓世隆虽应召任职，但过去触犯太宗的旧罪，使他终日提心吊胆，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不知何时大祸临头。唐太宗听说了他的情况，就专门派宰相房玄龄前来安抚他。房玄龄向邓世隆传达太宗的话道：“你替王太给天子写复信，出言不逊，确实应该从重处罚，但那时只是各为其主，跖犬尚且吠尧，这是人之常情，哪里是你的过错呢？皇帝岂能对你有什么恶意。天子正在用人之际，怎能追责平民百姓过去犯下的罪过呢？你应该安心供职，用不着心怀恐惧，皇帝不会把你的旧罪放在心上。皇帝还让我转达你，他没有关心到您，使您终日忧虑，他感到十分不安，这是他的过错。”
邓世隆听了房玄龄传达的太宗的话，万分感激，急忙叩头谢恩。邓世隆的同僚、亲友、家属听说了太宗的话，也都深为太宗的宽宏大度所感动，尤其是那些当初反对过他的人，听说了这件事后就更加安心地为唐朝服务。于是，多年征战造成的混乱局面所遗留下来的矛盾很快就解决了，人心很快就收拢了起来。
【评议】
对于人才的重要性，诸葛亮在出师伐魏时给后主刘禅写的《出师表》说得极其恳切透彻，他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及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正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如果真正做到“亲贤臣，远小人”，那也就真正具备了所谓的帝王气象！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得谋臣者得天下
【引言】
现代领导体制基本上是实行领导一人负责制。应该说，这个体制并没有错，问题是在这种领导体制中仿佛领导都是超人，一定比被领导者各方面的水平都高，这就不对了。尤其是到达了一定的职位之后，被捧到了某个位置上，领导者如果没有极其清醒的头脑和超常的毅力，是很难把握住自己的，其结果自然是被捧杀。无论何时，以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发挥属下的集体智慧，应该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其实，发挥属下的集体智慧古今都有，这种智慧集体在古代称为谋士，在现代称为智囊团。现代社会的许多成与败的实例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集体智慧的作用。洪迈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很好的论述。
【事典】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这样说：自从夏启破坏了“禅让制”，自立为王以后，帝王宝座就成了天下人争夺的目标。然而，商、周、秦、汉、隋、唐到宋朝，没有哪个雄才大略的帝王创业不是靠一大批贤明睿智的佐命大臣帮助才成功的。商时的伊尹、周武王灭商纣时的周公，竭诚辅佐，名留《诗》、《书》，迹遗后世。汉朝的萧何、唐代的房玄龄、宋时的赵普等，也都是声名显赫的佐命元臣。
刘邦起兵于秦末乱世，开始不过据有沛县一隅之地。自从得到了萧何的辅佐，才如虎添翼，进军潼关。刘邦攻克咸阳时，大多数将领沉浸于胜利之中，只顾享乐，忘乎所以。他手下的众将都争先恐后跑进仓库分抢财宝。只有萧何一人将秦国丞相御史大夫所保管的法律、政令、典籍等全部收缴，并妥善保管。后来刘邦之所以能够对地形地物、人口多少、何处强、何处弱、老百姓反对的是什么等有细致的了解，就是靠萧何将秦国的图书典籍全部弄到手的缘故。
在后来的楚汉相争中，刘邦的军事力量不及项羽，被项羽分封为汉王。刘邦的部将周勃、灌婴、樊哙等人准备与项羽硬拼，只有萧何劝阻刘邦说：“现在敌众我寡，如果交战，每战必败，不如暂回汉中，安抚民众，招揽人才，先治巴蜀，以为立足之地，然后再平定关中，以图成就统一霸业。”刘邦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接受了这个关系到刘姓帝王大业的建议，遂拜萧何为丞相。在萧何的鼎力推荐下，刘邦拜足智多谋、勇敢善战的韩信为大将，派一支奇兵向关中、燕、赵等地进军，垓下一战中，韩信与刘邦合兵一处，彻底击败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萧何根据汉初局面，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萧何临终前又荐引曹参为丞相，以继承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汉代能够维持三百年长久基业，功劳应该首推萧何。
唐太宗李世民早年随父亲高祖李渊创业时，就非常器重谋臣的作用，尤其对他的重要谋臣房玄龄更是言听计从。房玄龄也深蒙知遇之恩，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为李世民笼络了许多有用的人才，把将领团结在李世民周围。后来，李世民登基为皇帝，房玄龄被命为宰相，他为唐朝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首先奠定了唐初在州下设县的行政格局，在经济上积极推行租庸调制度，军事上实行内重外轻的府兵制，加大了中央集权制的力度，在用人上把进谏的责任交给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等人，而把军权交给了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的将领李靖等人。可以说，正是以房玄龄为首的一大批佐命元臣开创了唐代三百年的基业。唐玄宗以后，节度使制度代替了府兵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中央设立了神策军，从而形成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改变了以前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名臣辅佐，也不能挽救唐朝没落的命运。
宋太祖赵匡胤创业之时，赵普为之出谋划策，对大宋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首先帮助宋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全国战略，这在当时是十分英明的策略。在实现统一的同时，又汲取了唐末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发生叛乱的教训，为宋太祖设计了“杯酒释兵权”的巧妙做法，削夺了大将的兵权，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财政，把精兵猛将都集中在中央禁军，在各州设通判，分散知州的权利，又设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等，分管各郡的财政、司法。还严明法律，严惩贪官，重视生产，合理用人，力图与民休息，发展经济。这些政策措施，到现在还大部分被沿袭下来，起到了利国利民的重大作用。
即使在今天看来，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对唐朝、宋朝的稳定和繁荣的评论也是十分有道理的。
【评议】
什么是领导者？要想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难的，但我们可以从某些特定的角度来界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质。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领导者本身并不一定要有特别超群的具体能力，关键是要具有统率群雄、发挥集体力量的人格和能力，也就是说，领导者就是那些善于团结众人、调动众人，使众人的力量集中到自己所希望的方向的人。孔子讲“君子不器”，如果从上述的角度来理解，君子不是像器皿一样起具体作用的人，而是不善于做具体的事情但善于管理人的人。这也许是古人对于领导者最经典的理解和定义。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引言】
外国流行这样一句话说：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其实，中国人也是十分注重机会的，然而，我们似乎容易忘记这样一个道理，机会不是固定的，不是僵硬的，更不是守株待兔就能等来的，而是人创造出来的。
【事典】
唐朝的建立就很典型。隋炀帝无道，天下大乱已成定势，李渊、李世民父子做好了准备，终于成就了事业。
隋炀帝即位不久就猜忌唐高祖李渊，李渊得知，十分恐惧。当时唐公李渊是太原留守，隋炀帝从辽东征战归来，召见唐公。李渊在到达炀帝的驻跸的地方后，恰巧得病未愈，所以没能按时朝拜隋炀帝。唐公李渊的外甥女王氏被选入后宫，隋炀帝在召见她时问道：“您的舅舅当时为什么来得那么晚？”李渊的外甥女如实回答，炀帝说：“那病会让他死吗？”唐高祖知道这件事后，认为皇帝不想让自己活了，非常害怕。
李渊任太原留守时，因讨伐突厥不利，担心被隋炀帝责骂惩罚。当时唐太宗李世民也随军出征，他知道隋朝将要灭亡，早就暗中谋划平定天下的义举。他晋见李渊说：“大人为什么这样忧虑呢？当今皇上荒淫无道，黎民百姓怨声载道，穷苦不堪，出城之后，强盗比比皆是，您若仍旧恪守小节，那我们的灾难马上就要来了。若是我们发兵起义，正好顺从民众的意愿。再说，晋阳也是适宜用兵之地，食物、兵员都很充足，大人据有此地，可谓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我们正好借此时机避祸趋福，成就大业。既然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不去收取，反而忧虑，又有什么好处呢？”高祖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但还是又惊又怕，厉声拒绝了李世民的建议。
第二天，李世民又劝说李渊说：“这是万全之策，可以挽救灭族之祸啊。当今朝廷，纲纪混乱，民间盗贼遍布，大人受王命讨捕贼人，但贼人是讨捕得尽的吗？如果捕不尽，那自身就会获罪了。再说，世人又纷传李氏的姓应验图谶，因此李金才德高位尊，虽然无罪，还是被主上一个早晨就满门抄斩。就算大人能讨尽贼人，功劳再高也不得奖赏，还想凭这来求得名声，又怎能得到呢？”
唐高祖的脸色缓和了一些，就说：“昨晚我整整一夜都在深思你的话，你说的话不无道理。今天便是家破人亡也由你了，变家为国也听你了。”
李渊便筹划计谋，命令李世民与晋阳县令刘文静，以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招募士兵。十多天内，便有万人应征。李渊等人斩杀了反对他们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李渊采纳晋阳宫副监裴寂的计策，效仿伊尹放逐太甲、霍光放逐昌邑王的先例，尊奉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安抚隋王室；而后到各郡县传布檄文，以表明其师出有义。秋天七月的时候，调派三万精兵，向西攻取关中地区。唐高祖李渊手擎白旗在太原的郊外誓师起义，统领大军队踏上征途，最终灭了隋王室，由此缔造了的大唐。
晋阳县令刘文静曾经暗中观察过唐太宗的风度气质，对裴寂说：“李世民真的绝非常人啊，有高祖刘邦的气量，魏武帝曹操的威武神态，年纪虽轻，却是上天放入凡间的英才。”后来，刘文静因为是李密的亲戚，被打入监牢。唐太宗暗中怀有不寻常的志向，去监狱探望。刘文静欣喜异常，也看出太宗有特别的意图，便感慨地说说：“天下大乱，尚需汉高祖、光武帝般的英才方能安定。”太宗明白他的意思，就说：“您怎么知道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呢？怕是担心一般人看不出来吧。”
文静高兴地起身说：“我早就知道公子是潜伏水底的蛟龙啊。如今的时势，正是您纵横驰骋的大好时机，您平时就能顺乎民心征兆，现在仍旧有平定天下之才，人们定能找到依附的希望，我刘文静也找到了所应攀附的人。”唐太宗高兴地说：“您有什么谋划吗？”刘文静说：“如今李密长久围困东都洛邑，皇上却在南方淮南一带巡游；大的贼人跨州连郡，小的占据山泽中，其人数数以万计。若有真命天子感召驾驭这些人，天人感应，那只需举旗一呼，就足以平定四海。如今并州一带的百姓，为躲避盗贼都搬入了晋阳城内。我刘文静作了几年县令，认识一些豪杰之士，只要召集他们，马上就可得到几万人马，再加上您父亲所统领的几万军队，一言出口，谁敢不从！我们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便可成就帝王之业。”唐太宗笑着说：“您的话正合我意。”由此他就部署宾客，暗中策划起义。李渊则派刘文静伪造隋炀帝的诏书，以他的名义命令太原、雁门、马邑（今山西省朔县）等几个郡年纪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全部当兵，规定年底在涿郡集结。此时人心惶惶，叛乱造反之众越来越多。后来，又派刘文静和裴寂伪造符录，利用官库内的钱财物品，用作留守军费。再招募聚集军兵而起事，改旗易帜以示正义之举。
另外又派刘文静前去说服突厥结盟，突厥的始毕可汗说：“唐公起义，想做什么呢？”刘文静说：“隋文帝杨坚废掉嫡长子，把帝位传给了后主杨广，招致天下这般大乱。唐公是皇室的亲族，不忍静坐眼看国家衰亡，要废掉不当为王的人。所以希望与可汗您的兵马一同进入京都，事成之后，百姓和土地归属唐公，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全归突厥。”始毕可汗非常高兴，随即调遣兵马跟随刘文静前来，李渊等人军事上威势更加浩大。
【评议】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如果您没有准备，机会对于您就不是机会，机会就会擦肩而过。因此，与其哀叹命运不眷顾您，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做好准备，创造机会，并主动地抓住机会。
如何评价帝王将相？
【引言】
俱往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但他们的功过是非却没有因时间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而消失，相反，正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才越来越清楚，因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引得后人议论纷纷，他们也正是在这种议论中被定位的。唐代的赵蕤著的《长短经》对一些帝王将相作了评论，其中不乏独具慧眼之处，让我们摘引数则。
【事典】
魏文帝曹丕问吴国的使者赵咨说：“吴王是怎样的一位君主？”赵咨回答说：“是一位聪睿、明达、仁爱、智慧、志向高远、富有谋略的君主。”曹丕问他有何具体表现，赵咨回答说：“鲁肃出身贫寒，他能起用，这表明了他的聪睿；吕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拔，这表明了他的明达；抓获了于禁而不加害，这表明了他的仁爱；兵不血刃就攻占了荆州，这表明了他的智慧；占据三州，虎视天下，这表明了他的志向高远；委曲求全，敬奉陛下，这表明了他的谋略。”
孙策中箭后，箭伤发作严重，他把弟弟孙权叫来说：“统率江东的人马，与敌人对阵决战，与天下争雄，你不如我；选拔任用人才，使他们各尽其才，以保全江东，我不如你。”
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人之杰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也。”意思是孙权忍辱负重，任用人才，崇尚计谋，像越王勾践一样奇特，是人中的豪杰，所以他才能雄踞江南，成就三国鼎立的基业。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他们二人谁更高明？
虞世南说：“司马懿是读书人出身，参与辅佐建立魏国，能够救助社会的危难，治理好朝政，文才武略，确实有可以称道的地方。然而他喜欢玩弄阴谋，做事不讲仁义，性情猜疑、残忍，诡计多端。例如他故意说胡话装病，蒙骗李胜，使曹爽放松了警惕，最后消灭了曹爽；他把何晏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连诛三族。像这些伤天害理、昧尽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不会做的。用这种虚情假意对待一切事物，假如双方势均力敌，在中原会战，以司马懿的奸谋来对付孔明的指挥若定，恐怕司马懿就不是对手了。”
吴国的张微在《默记》中谈论到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的优劣时说：“汉朝灭亡，天下分崩离析，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在这种形势下相遇，各自投靠了明主。孔明从蜀汉开始发展，只有一个州的地盘，与大国相比，约有它的九分之一，指挥着数万步兵，从祁山长驱而出，慷慨激昂，大有饮马黄河、洛水的雄心壮志。司马懿拥有天下十倍于孔明的地方，统率来自各地的大军，占据坚固的城池，拥有精锐的军队，却没有擒获敌人的意图，而只求自保。假如形势像这样发展下去而孔明不过早病死，要不了多久，胜负的形势就可以决定了。比起司马懿来，孔明不是更高明吗？”
后汉衰落混乱，归咎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那么，他们谁的品德更坏呢？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为非作歹，盛怒之下，联合宦官密谋将其诛灭，这一举动表现出了他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这便是史称的‘党锢之祸’。由此而知，朝政的动乱起源于汉桓帝。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这正是新的君王兴起的良机。’汉灵帝即位时，百姓疲惫不堪，正好便于施行仁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国家能重新得到振兴。可是汉灵帝重蹈覆辙，又以‘党锢之祸’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桓帝时更严重，终于导致国家灭亡。像他这种人没有死于非命，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虞世南说：“王莽是一个生性残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达的时候，沽名钓誉；达到目的之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规劝，自高自大，至死不知道悔悟，天下人饱受冤屈迫害，最终被汉光武帝刘秀所推翻。”
虞世南说：“曹操深通谋略，无人能比，所以他能开创基业。他虽然是朝廷的丞相，实际上却具有雄才大略。然而他为人谲秘诡诈，反复无常，心中多猜忌，以至于杀害伏皇后，毒死谋士荀彧，杀了孔融、崔琰。娄生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处死；桓劭已经自首，跪下求饶，最后还是被杀。抛弃仁德，只用刑戮，曹操实在是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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