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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此年轻:报人读史札记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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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此年轻:报人读史札记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历史如此年轻:报人读史札记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田东江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0-03-01

书籍编号:30122683

ISBN:978710006928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全书内容:


江艺平


田东江的“报人读史札记”第二集书稿结集出版了。这部名为《历史如此年轻》的书稿,距第一集《意外或偶然》,倏忽又过了四年。而距作者动笔写第一篇读史札记,迄今已是第十一年。


位于广州大道中289号的报社大院,历来是藏龙卧虎之地。集结于“南方”旗下的各路人马中,新闻主力军无疑是那些擅长作调查性报道、敢于拼抢突发新闻的记者们,以及他们身后的编辑。至于评论,从前只在报纸上扮演敲敲边鼓的角色,这些年却异军突起,响鼓重锤,在公众中有了很不俗的反响。而田东江在报社从事的工作,就是评论。


这是一个媒体人都在说职业化的年代。有些人说说而已,有些人坐言起行。至少在南方报业,职业化的记者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重大新闻的事发现场;他们的目光,总是倾注公众渴望知情的所在;他们的笔触,尽可能去逼近事实还原真相……这些职业化的新闻人,在恪尽职守中,为报社、也为自己成就了新闻的事业。


我见过不少做报纸的人,做着做着,就把职业做成了事业。田东江也是这样的人。惟一不同的是,他的路径显然有别于其他的媒体人,他选择了“报人读史”一途,选择了行走在现实与历史之间。他的选择,给新闻增加了解读和解码的方式,为现实找到了历史的观照。


媒体是社会的嘹望哨。以史为镜,以古鉴今,同样不失为嘹望哨之一种。


作为报人的田东江,在观察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凭借饱读史籍的底气,怀抱热血书生的正气,谈天说地,议古论今,让堂而皇之的货色在历史的显微镜下现出原形,至于那些魑魅魍魉的嘴脸,往往被他几锄头下去,就连根挖出了祖坟。而现实世界轰动一时的一些俗人、俗语、俗相,到了作者笔下,勾连出“古已有之”的趣谈,浮世绘一般的效果,每每令人解颐。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发生在太阳底下的事情,却常常和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历史如此年轻》收录的文章,写于2005年至2007年。其中涉及的许多新闻事件,近一两年屡屡重现,或愈演愈烈,或更趋隐秘,比如高考移民,比如官场恫吓式问责,等等。品读之下,五味杂陈,“历史如此年轻”,端如书名所示。我想,这也是从事新闻行当的田东江,为什么这么多年守着历史这眼古井,一直不离不弃的缘故吧。


同为传媒人,我从“报人读史”中读到了传媒人的职责。是为序。

作者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第一章 笑


2004年12月21日,广东省扶贫经济开发总公司原总经理薛长春以贪污、挪用公款和国有公司负责人失职三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宣判后,薛长春大笑了三声。第一笑,发生在法官问他对判决有什么意见时;第二笑,发生在他向法官问一个问题时;第三笑,发生在法官问他是否上诉时。笑,是薛长春的权利,但在这样的场合,大笑显得颇为诡异。


查《辞源》“笑”之条目,一日欢笑,二日讥笑。前者《易经》里就有了,“旅人先笑后号眺”;后者则始见于《诗经》,“终风且暴,顾我则笑”。后来,笑又衍生出许多新的义项,但最常用的还是离不开这二者。先说讥笑。白居易《长恨歌》中有“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即为宋人邵博指责为“书生之见可笑耳”。他说,哪有可能兴庆宫中“夜不烧蜡油,明皇自挑(灯芯)尽者乎?”鸦片战争后宁波成通商口岸,时武官骑马顶戴上街,“人多笑之”,因为打仗的时候,他们“遇夷人则弃顶而逃命”,现在看见百姓了,“则戴顶以扬威”。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载,他在杭州抓赌,“街上观者笑之”,因为杭州赌风虽盛,但是人们“年来未闻”有抓的,赌博的人心里有底,“彼(官员)得我规费,何惧哉!”所以在段光清上任之前,赌博现象已成了。官不往拿,亦不能拿的局面,忽然有人管了,人们以为装装样子而已,岂有不笑之理?


明朝宦官刘瑾垮台之后,李宪恐怕自己受牵连,“亦劾谨六事”。狱中的刘瑾知道了,笑日:“李宪亦劾我乎?”在刘瑾看来,别人弹他还有道理,李宪却没有资格。概因为李宪为吏科给事中时,不仅“谄事谨”,而且很能狐假虎威,“每率众请事于谨,盛气独前,自号六科都给事中”。他还常常袖子里揣块白金向人炫耀:“此刘公所遗(赠送)也。”一个当年巴结自己惟恐不及的人,忽然变成了对自己义愤填膺的人,刘瑾能不觉得好笑吗?诸如此类的笑,就是讥笑。


再说欢笑。欢笑是指人显露愉悦的表情,发出欣喜的声音。“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里面,村童问讯贺知章的笑,杨贵妃看到欲望行将满足的笑,就都属于欢笑。读《聊斋志异》,除了鬼怪狐仙,给我印象至深的就是婴宁的笑。待出场时,“户外嗤嗤笑不已”;及见王子服,“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再“忍笑而立”。王子服行桃园,“闻树头苏苏有声,仰视,则婴宁在上,见生来,狂笑欲堕”。接着,“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将及地,失手而堕,笑乃止”。王子服赶快上前搀扶,“女笑又作,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通过这些笑,天真的婴宁跃然纸上,当是蒲松龄笔下最招人喜爱的形象了。也许正是这个缘故,2001年4月我国发行《聊斋志异》(第一组)特种邮票一套四枚,其中的第三枚即为《婴宁》。


听到死刑判决,薛长春有三笑,我们都熟知的一个故事,则是秋香对唐伯虎的“三笑”。王士稹《古夫于亭杂录》载,这件事的男主人公并不是唐伯虎,而是江阴吉道人。吉道人“尝游虎丘,时有兄之丧,上袭麻衣,而内著紫绫裨(裤子)”,正好婢女秋香随主人亦游虎丘,“见吉衣紫,顾而一笑”;秋香本来是觉得好笑,但“吉以为悦己也,诡装变姓名,投身为仆”。初读此则,以为是王先生的考证。后渎梁章钜《浪迹续谈》,乃知出自明朝姚旅的《露书》,梁氏转引得更为详细,且云道人名华之任,侍宦家二子读书等等。《露书》出版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距唐伯虎辞世(1523年)几近百年,可见,三笑故事在那时尚未附会唐大才子。《露书》是中国最早记录引种烟草的著作,说:“吕宋国出一草日淡巴菰,一名日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有人携漳州种之。”不过,那里面也讲了不少笑话,这一则,吉道人是个神神怪怪的人物,故事恐怕也当不得真。


有一些笑的确是莫名其妙的。宋人张师正《倦游杂录》载,傅舍人“忽得肠痒之疾”,严重的时候,“往往对众失笑,吃吃不止”。这种笑就是一种病,全无来由。薛长春的大笑,似为讥笑,但是细读报道,也还有一点“爽朗”。《巢林笔谈》里有个诗人钟淳崖,生活潦倒,“尝茗芋(大醉)夜行,为县尉所杖”,每打他一下,他就喊一声“爽快”。人们很奇怪,他说:“此与呼痛宁殊乎?”这跟喊痛有什么两样吗?薛长春的大笑,与钟淳崖的挨打而叫痛快相去不远,大抵要归类于他“不肯服输”(薛妻语)的一面。但在这里,薛长春应当明白,这可不是肯不肯服输的问题,而是其被指控的事实是否确凿的问题。

2005年1月7日

第二章 文人无行


1月10日《南方都市报》推出《2004年文化年鉴》,以演义的形式把去年的若干文化事件“都付笑谈中”,很有趣味。其中的数则。让我想到了“文人无行”,虽然有的属于学人,如第五回“名落孙山甘生忤逆,父子联袂学术双簧”。据说这个词的发明权,属于三国时期的曹丕,可见文人无行也是有渊源可寻的,不妨由近及远。


《柳弧》载,乾隆皇帝五十大寿时,大臣们循例要通过文字表示祝贺,纪晓岚出手不凡:“四万里江山,伊古以来,几见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从今而后,还有九千九百五十年。”其时,“各大臣撰联皆不惬上意”,惟有纪晓岚的,令乾隆“大称赏”。今天拍的电视剧《康熙王朝》里,主题歌歌词有一句“真想再活五百年”,是代康熙道出了心声,但此语一出,让现代公民接受不了。为什么?倘把这虚数实计——纪晓岚正是如此,就会发现问题的可怕一面:康熙驾崩那年是1722年,再活五百年就是2222年。那么,这意味着从现在起还有几辈子的人都要笼罩在康熙爷的专制统治下,脑袋上还要留着“猪尾巴”。再看纪晓岚的算法就更可怕,从秦始皇到现在,也才不过2200多年。那么,为了皇帝老儿的一时欢愉,纪晓岚称得上是殚精竭虑了。


皇帝这个例子有点特殊,还是看看别的。钱泳《履园丛话》载,和坤当权时,“欲令天下督抚皆欲奔走其门以为快,而(毕秋帆)先生淡然置之”。但到和王申四十岁生日时,“自宰相而下皆有币帛贺之”,毕秋帆也坐不住了,赋诗十首,“并检书画铜瓷数物为公相寿”。钱泳问他:“公将此诗人《冰山录》中耶?”毕秋帆“默然,乃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毕秋帆即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著者。钱泳所说的《冰山录》当是《天水冰山录》,明朝权相严嵩被革职,他的被查抄没收的全部财产,登在《天水冰山录》中,换言之,那是一份赃物的详细清单。钱泳的意思很明白,他预见了和坤的倒台,乃给毕氏一个忠告;毕氏接受了,遂保持了气节。可惜,这只是钱氏的一家之言,历史不是由个人说的,尽管是当事人。清人陈康祺早就指出:“秋帆制府爱古怜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王中,慑于权势,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毕秋帆死后被抄家,正缘于卷入和珅贪污案。《清史稿·毕沅传》在结尾轻描淡写地说:“(嘉庆)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币项,夺世职,籍其家。”教匪,即白莲教;失察贻误,即和坤指使身为湖广总督的毕沅不以实入告,使朝廷以为白莲教的这次起事不过是“疥癣小疾”,不足挂齿。在陈康祺看来,作为“毕氏客”的钱泳,对这件事不要提就算了,“惟欲以拒绝权门,归功于一言之谏沮,其然,岂其然乎?”欲盖弥彰,倒是弄巧成拙了。


往前追溯。明朝有位大画家徐渭徐文长,当代专业人士称之为“大写意画派的开山大师”,说他“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脊梁的精神”。前一句且不去说,后面这顶高帽子恐怕他承受不起。不说别的,他那篇“谀词满纸”的《代寿严(嵩)公生日启》,即被后人认为“廉耻丧尽”。徐文长都写了些什么呢?《蕉轩随录》基本完整地转录了该文,不妨挑出若干:说严嵩“生缘吉梦,盛传孔、释之微;出遇明时,绰有皋、夔之望”;当其生日到来,“四海居瞻,万邦为宪。恭惟华诞,爰属首春。八袤初跻,同尚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长,多潞公结社之时”;甚至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知我比于生我,益征古语之非虚;感恩图以报恩,其奈吴天之罔极”;最后祝愿严嵩,“寿考百年,讵止武公之睿圣;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师”。而今天许多介绍他的文字,却都说他反对权奸严嵩,莫非这一篇是他人故意栽赃的不成?


再往前追溯。南宋陆游与权相韩侂胄的亲密,也令人颇觉遗憾。放翁先生居然“依附”,令韩氏欢喜不已,“至出所爱四夫人擘阮琴起舞”;欢迎会上,陆游则以词助兴,“飞上锦茵红绉”云云。《四朝闻见录》里有陆为韩写的两篇文字,《阅古泉记》尚可,讲自己“幸旦暮得复归故山”,跟韩氏“一酌古泉”,因为年纪最大,喝得最多,有“独尽一瓢”的荣幸;《南园记》就很不像样了,说韩“勤劳王家,勋在社稷,复如忠献(其曾祖韩琦)之盛,而又谦恭抑畏”;甚至肉麻地预言“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可叹的是,陆游揣度韩侂胄所以请他作文,却在于他的文字“庶几其无谀词、无侈言而足以道(韩)公之志”!倘若后世不知韩某为何等货色、不知其何种下场,单看陆游此篇,真要被他蒙蔽了。


当年,《蕉轩随录》收录徐文长的文章,为的是“足为文人无行者戒”。但这在当时及今后会不会是一厢情愿,看官自有结论。

2005年1月14日

第三章 柳如是


去年开拍的电视剧《白门柳》有没有拍竣并播出,我没大留意,但那部戏的主人公是传奇女子柳如是不会错。早两年还有一部《魂断秦淮》,演绎的也是柳如是。柳的知名,在当时凭借其美貌和才华;在后世,凭借的则是陈寅恪先生煌煌80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实际上,这部著作如同它的原名《钱柳因缘诗证释稿》一样,十分难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严耕望先生认为:“除了研究先生本人及钱谦益、柳如是者之外,要读、必须读的人也不会多,因为论题大小,又非关键人物。”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陈寅恪先生的介入,“才学智侠”俱全的柳如是,终究可能离不开“秦淮八艳”之首的历史定位。


陈寅恪先生为什冬费时十年、穷晚年几乎全部精力去研究柳如是,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1961年,吴宓先生远道来访,陈寅恪先生赋诗一首,内有“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之句,后人乃不免从字面上作出结论。小说家言不必说了,特别推重“史学二陈”(陈垣、陈寅恪)的严耕望先生也是如此。然吴宓先生说:“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状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蔡鸿生先生认为,这是对《柳如是别传》的撰作意旨最真切、最平实的评价。从陈寅恪先生1935年研究武则天开始,到秦妇、崔莺莺、杨贵妃、韦丛、琵琶女、陈端生,再到柳如是,蔡先生按照编年顺序,开列了陈寅恪先生史学中的“红妆”系列,因此得出结论:晚年陈寅恪先生“著书惟剩颂红妆”,并非孤鸿落照,意味着从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前沿作出无可奈何的退却,亦决不可与白娱式的“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等量齐观,而是来自他的文化使命感,他把柳如是当做理想化的人格标本,追寻那种他惟恐失落的民族精神(蔡鸿生《仰望陈寅恪》)。清代袁枚的一个结论掷地有声:“伪名儒,不如真名妓。”就人品而言,钱谦益正属于那种“伪名儒”,而柳如是正属于那种“真名妓”。


的确,如果单单研究钱柳的“因缘”——所谓婚姻的缘分,是没有多大价值的,陈寅恪先生将书名改成《柳如是别传》,正考虑到钱虽是江左文坛盟主,但无论才识人品都不如柳(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柳南随笔》载,钱谦益娶了柳如是后,“特筑一精舍居之”,名舍日“我闻室”,概因柳字如是,而《金刚经》里有“如是我闻”的句子。有一天,两人对坐,钱目注柳,柳问,你爱我什么?钱答:“爱汝之黑者发,而白者面耳。”接着反问,那么你又爱我什么呢?柳答:“即爱公之白者发,而黑者面也。”此语即出,“侍婢皆为匿笑”。这虽然是柳如是的戏谑之词,但一个25岁的如花似玉的姑娘,面对一个60岁的、按当时标准绝对已经步人暮年的老头子——用李后主的话说,到了“风情渐老见春羞”的年纪,而且其元配尚在世,讲出这样的话未必不是抒发感慨。侍婢们偷偷地笑,是有道理的,反映了大众传统的也是素朴的婚姻价值取向。后主全诗为:“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销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态拂人头。”人到了“见春羞”的年纪,“感旧”是本能的,“销魂”则宜审慎,老了还想着“到处销魂”的李后主,先前丢掉江山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大唐新语》里有一个故事。神童贾嘉隐七岁时被召见,“时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于朝堂立语”,李戏之日:“吾所倚者何树?”嘉隐说松树。李日:“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隐日:“以公配木则为松树。”长孙无忌也问:“吾所倚者何树?”嘉隐这回说是槐树。元忌日:“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应声道:“何须矫对,但取其以鬼配木耳。”贾嘉隐固然展示了其神童才智的一面,但也同时表明,贾嘉隐小小年纪就已谙熟了传统文化在评价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所谓评价的双重标准,就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比如好人和坏人、普通人和名人,能够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安禄山起兵之时,唐玄宗71岁,杨贵妃36岁,这两个人的荒诞之事,因为白居易《长恨歌》等的渲染,成了轰轰烈烈的爱情。但陈寅恪先生告诉我们当不得真,他说,“唐人竟以太真遗事为一通常练习时文之题目”,比的就是谁能妙笔生花,所以在《长恨歌》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正因为“此故事既不限现实之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元白诗笺证稿》)。


清人王弘撰批评汤显祖的《牡丹亭》:“吾不知《还魂记》(《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所讲之情为何情也。”你可以不认同王弘撰的观点,但对人们交口称赞的作品,以当时社会主流的(圣门)标准衡量之,不失为一种冷静的态度。

2005年1月21日

第四章 改名的理由


1月19日,韩国汉城市市长李明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把汉城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汉城”一词不再使用。为什么呢?李明博说,绝大多数国家都将Seoul按照与英文标记相似的发音来称呼,汉语中的华盛顿、伦敦、莫斯科也都是根据这些地名的固有发音来标记的,只有汉城的中文名称一直沿用古代的叫法。汉城市经过一年多的意见征求,确定用新的中文名称“首尔”取代“汉城”。理由听起来很充足。不过按徐友渔先生的分析,韩国人此举有着深层的民族心理原因,因为汉城是我们的祖宗给取的名,他们听着不舒服,这是想彻底抹去自己历史上曾经是他国附庸的心理。


名字是一种符号。一个沿用多年的名字改了,总是有缘由的。明朝时,洪武皇帝常“命吏部铨次各处所举儒士及聪明正直之人,皆授以官”。有个叫吴沉的被推上去了,本来是件好事,偏偏经办的人糊里糊涂地把吴沉的名字给改成了“吴信仲”,沉字溶仲,也跟信仲不搭边。授翰林院待制后,吴沉对修撰王厘说:“名误不更,是欺罔也。”要在金殿上说明实情。王厘说恐怕皇上会发怒吧,吴沉不听,“牒请改正”。朱元璋高兴地说吴沉:“诚悫人也。”悫,谨慎、诚实意。这个评价有点莫名其妙,跟诚实与否怎么扯得上?要我看,吴沉先前不忙着改,到有了位子再“算账”,恰恰体现了其狡猾的一面。当然,吴沉也有可书的一笔。《明史》上说,嘉靖九年“更定祀典”对孔子改称“至圣先师”,就是吴沉的作用,他曾经“著辩”,认为“孔子封王为非礼”,后来的人们乃相沿其说。


唐朝有位蒋义,本名蒋武,他的改名是试图显得自己很伟大。唐宪宗召见他时,他说:“陛下已诛群寇,偃武修文,臣名于义未允,请改名义。”这种改名,恐怕是出于蒋氏的灵机一动。但很得宪宗的欢心,“忻然从之”——恐怕也没有必要反对。《旧唐书》云:“时帝方用兵两河,义亦因此讽喻耳。”就是说,人家有兵谏、笔谏、尸谏等等,蒋义则是改名谏。有没有效果,史书未说,但我们不难认为: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有话不明说,玩这种春秋“改名”法,宪宗明白是怎么回事没有,还是个疑问。


隋朝长孙览的改名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皇帝的意旨。他原名长孙善,“有口辩,声气雄壮,凡所宣传,百僚属目”。北周武帝宇文邕在藩的时候就很赏识他,继位之后更对他说:“朕以万机委卿先览。”因此赐长孙善为长孙览。隋代北周之后,长孙览一样很吃得开,至于文帝杨坚向他许诺:“朕当与共享终吉,罪非谋逆,一无所问。”那意思是说,只要长孙氏不造反,不管犯了什么事,隋法都将对他网开一面。在两个朝代里都是皇帝的红人,长孙览的品格是值得质疑的。我想,杨坚要是有兴趣,把他改成长孙别的什么,他同样会欣然接受。


最喜欢改名的人,恐怕要推短命新朝的建立者——王莽。他这个人不仅喜欢改官名,而且喜欢改地名。秦汉奠定的官僚帝国体制框架,被他依照《周礼》全然颠覆,官制官称当然也弄得“焕然一新”,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四辅、三公、四将、四少秩、四羲和,名目“古怪”而繁多。他改地名又到了什么程度?郡县之名以符瑞改者数百,且尽量使用“嘉名”。“岁复变更,一郡至易五名,而复还其故”,改了半天,还是回到原来。他这种改,不是像今天的县改市、市改区,改改后缀;他是干脆不叫这个了。但改得太频繁,把百姓弄得很糊涂,根本记不住,于是“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就出现了类似这样可笑的文字:“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王莽喜欢改名,当然也是有理由的,那是缘于他的复古癖,按他的观点,恢复了《周礼》的那套,“制定则天下自平”。而用钱穆先生的话说,“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国史大纲》)。


据说,康熙皇帝的一个笔误,把杭州灵隐寺硬给改成了云林寺。虽然那块御书的牌匾至今还挂在正殿之上,但云林寺充其量只是添的“又名”,人们仍然叫它灵隐。前两年,柬埔寨首相“洪森”的中文名字曾改为“云升”,后来,他们的首相办公厅又正式发布公告,要求统一用回过去的。当初改名图的是吉利,但吉利之余,麻烦却大,国内国外莫不以为柬埔寨换了新首相。最麻烦的是,在政府部门颁布一些具法律效力的文件中,时而把首相称为“洪森”,时而又把他称为“云升”,他们担心,容易引起一些法律上的麻烦。“汉城”改成“首尔”之后,不知道会不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2006年1月28日

第五章 下跪


1月19日,经山东省检察机关调查,济宁市原副市长兼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信收受、索要的贿赂多达400余万元,挪用公款300余万元。据悉,“李信案”是山东省检察院查办的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其实,若论李信的官阶和犯案的金额,都够不上令人关注的程度,人们所以关注,全在于照片上他对举报人的下跪姿态。


赵翼《陔余丛考》日:“盖以膝隐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他讲这话,是为了把“跪”跟“坐”作一个类比。宋元之前,华夏古俗的“坐姿”跟跪差不多,今天的日本人仍然保留着这种坐法:双膝屈而接地、臀股贴于双足跟上。再用赵翼的话说:“以尻(屁股)着踱(脚掌),而体便安者,坐也。”在他看来,跪与坐(古)的本质区别在于“不安”与“安”。《明史·黄孔昭传》:尹曼欲推故人为巡抚,黄孔昭不应,那人便入都来亲自拜见,“至屈膝”。不料此举非但没有得到黄孔昭的半点好感,反使其“益鄙之”,乃对尹日:“彼所少者,大臣体耳。”把求官者的下跪视为尊严缺失。《榆巢杂识》载,嘉庆八年(1803年)九月二十四日特谕:“部院司员于本管堂官遇有公事,只应侍立回堂,毋许屈膝,以肃体制而杜谄谀。”干脆把无端下跪与谄谀画上了等号。


《贤博编》载,海瑞“由举人初署教谕,谒太守,止长揖”,不跪。有天与两个训导同见太守,那两个都跪下了,“公独中立”,以致太守笑日:“左右低而中高,似一笔架。”人们还因此把海瑞叫做“海笔架”。后来海瑞当了淳安知县,人戏之日:“海笔架折却中峰矣。”海瑞说:“为人师表,当侍风节,今有官守,上下之分定也。”就是说,官场上有该跪的规矩,海瑞也不能不遵守。


该跪而不跪,历史上发生过一件很大的纷争。1792年,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出了包括外交官、学者、画家、乐师、士兵,算上水手则有近700人的庞大使团,浩浩荡荡地开往中国。这本来是当时两个“先进”国家增加接触、相互交流经验的有利时机,想不到的是,因为团长马戛尔尼勋爵的不跪,坏了好事,导致使团灰溜溜地离开中国。按我们的道理,马戛尔尼别说面对皇上,就是面对圣旨、面对皇上的赐宴,都要下跪表示谢恩,但他一路偏不,这个自以为通晓欧洲外交事务的人,1793年9月24日在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时,行的是他那套英国式礼仪:单腿下跪(但吻手礼被取消,因为时人认为那是对皇帝人身的亵渎)。在这场礼仪之争中,马戛尔尼还以为他“赢了”,然而在国人看来,单腿下跪虽然是一个粗俗的人采用的粗野方式,但毋庸置疑,它是表示了臣服的。在我们的官方文件中,他也什么都没有赢。1816年,嘉庆皇帝在一份诏书中声称,他“亲眼见到马戛尔尼在他至高无上的父亲面前扣了头”(参见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当时的大臣管世铭亦有“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的诗句遗世,让后人以为真有那么回事。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初笔》中就说,英国国使“白陈不习跪拜,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他还奇怪,同治皇帝接见德国等使臣时,人家也不跪,为什么“通商大臣曲意从之”,而没人引前朝故事相诘责?那个子虚乌有的下跪故事,实在贻害不浅。


据报道,李信下跪的照片刚出来时,为了慎重起见,记者在亲眼见到底片的情况下,还是找了专业人士鉴定,排除了“换头”或者人工合成的可能性。这个警惕是必要的,别说在电脑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晚清的时候,已有人运用此法。《世载堂杂忆》载,岑春煊督两粤,倚仗西太后撑腰,“暴戾横肆,任意妄为”,于是有商人出港币百万,悬赏“能出奇策赶走岑春煊者”。“接榜”的陈少白,用的就是合成照片这招。他知道,西太后最恨康有为、梁启超,因为保皇会横滨《清议报》载康有为文,痛骂西太后是武则天、是杨贵妃,最不可容忍的,是那句“那拉氏者,先帝之遗妾耳”。陈少白就从她的最痛处下手,他把岑春煊、梁启超、麦孟华(康门十大弟子之一)三人的单独照片,“制成一联座合照之相片,岑中坐,梁居左,麦居右”,然后“赂津、京、沪大小各报新闻访员,登载其事”,弄得连不知底细的保皇党人也以为岑是自己一方的了。后来,是岑的莫逆李莲英“以毒攻毒”,制作了一张太后扮观音居中、自己扮韦陀立左的戏装合影,现身说法,才算给岑春煊解了围。


李信为什么下跪?照片的拍摄者说:“我了解李信太多的劣迹,所以他只能用写保证书、让我拍照来显示诚意,希望我停止检举他。”那么,李信正处于“危而不安”的状态,他恐怕想不到的是,自己不仅是“中国第一位下跪乞求的副市长”,且为新官场现形记提供了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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