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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大可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1-02-01

书籍编号：30122726

ISBN：978710007317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88071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经典史说

史记研究

张大可 著

商务印书馆

自　序

这本《史记研究》，共收文三十九篇，分为九组。

第一组论文四篇，总论司马迁其人其书，兼及司马谈作史研讨。第一篇《司马迁评传》，为领起全书的序论。第二组论文六篇，研讨《史记》疑案，为司马迁生卒年、太史公释名、《史记》断限、《史记》残缺与补窜诸问题，这些是老生常谈的课题，却另有新意。第三组论文六篇，剖析《史记》编纂学，探索司马迁的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方法。第四组论文六篇，研讨司马迁思想，开拓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第五组论文四篇，总结司马迁对中国史学、文学的贡献，及一家之言的宗旨与内容，《史记》是冶文史哲于一炉的伟大著作，既是史学，又是文学，还是思想伦理学著作，认识司马迁是集文史哲于一身的全能作家。第六组论文四篇，是对一组历史人物的专题评论，也是揭示司马迁以人为中心述史的释例，充满悲剧情怀。第七组论文三篇，揭示司马迁的文学观，如何认识《史记》的文学性，透视《史记》的散文艺术，兼及语言成就。第八组论文三篇，研讨司马迁的写人艺术，即怎样塑造典型化的历史人物。第九组论文三篇，综述两千多年来“史记学”的发展与流传。其中关于《史记》研究现状的论述，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史记》研究的方法与总成果，以继往开来。

全书三十九篇论文，约六十万言。第一篇论文《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辨》发表于1982年，书中最晚发的一篇《论项羽》发表于2009年，前后历经二十八年。论文是一篇篇积累，但分组表明全书是系统研讨司马迁其人其书的尝试，是有计划地展开的。其中过半数的论文是集中发表于1982至1984年，当时是配合《史记》教学而展开撰写的《史记》研究论文，共二十三篇，于1985年初结集出版，分为五组，题名《史记研究》，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推出，发行7500册，当年销售一空，是当时出版界一部畅销的论文集，获得学术界的好评，赢得甘肃省政府优秀图书奖。《史记研究》出版历经二十余年，至今仍有人关注，一些问题的研讨，仍处于《史记》研究前沿。1985年以来，又零星发表了论文十八篇，是承前规划的继续。重新结集，保留原集论文二十一篇，合计三十九篇，就是如今的规模，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奉献给《史记》爱好者，衷心希望得到史学界的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我正式接触《史记》是在1961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习之时。《史记》是基础必修课之一，入学不久就人手一部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史记》供自学翻阅。正式开课在1965年大学本科四年级之时，由北京大学著名的阴法鲁教授主讲，但只开课了一个多月，因师生下乡搞“四清”而中辍。当两期“四清”一年半的时间结束，返校不久“文革”开始，《史记》课的教学便没有恢复。所以我对《史记》的学习基本上是1962到1964年期间的自学，前后三年，尽管读起来似懂非懂，但手不释卷，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我对《史记》的痴迷，被同学们善意讽喻，加了一个“司马大可”的外号。我爱好《史记》有一个过程，事情发生在1962年夏天，暑假一个半月全都泡在《史记》中，完成了两件枯燥无味的工作，而恰恰是由此入门，使后来受益无穷。一件是清点《史记》字数，再一件是解剖《史记》十表结构。清点《史记》字数，目的是从《史记》本身找内证、本证，探讨《史记》原貌。《太史公自序》记载《史记》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精确到个位，那么今本《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有多少字呢？当时没有电脑，全凭手工一个一个地数下来，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有五十五万五千六百字，超出原本数万字，因杂有褚少孙补，以及后人增窜的文字。清点《史记》字数做了每篇每项的分类单项统计，这就是书中《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一文考证的基础。当时我还没有能力写论文，二十年后于1982年才写出论文，辨析《史记》十篇有目无书的疑案，以及增窜情况。有了数据调查，增强了自信心，不盲从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的结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剖析《史记》十表结构，是因为读不懂《史记》十表。前人解读《史记》十表，分析十表有四种类型，什么年经国纬、国经年纬，使人莫测高深，仍然搞不懂。我的方法是把《史记》十表，一篇一篇研究，拆开它的结构，打散内容重新组装，发现一个规律，单就一个表的内容来说，十分简单，就是要在一个平面的尺幅之中把众多的内容有条不紊地装进去，可以有多种形式，而最简明的形式就是司马迁展示给我们的十表内容。换句话说，司马迁创作了制表技术，使有限的篇幅容纳更多的内容。因此，单就一个表来说，只是一种技术，不是史识。什么年经国纬、国经年纬，只是分析出来的结论，司马迁制表时，大概没有这些概念，而经纬的掌握只是制表技术。制表内容的选择，包括内容的分栏分类与年代的使用，以及十表贯通相连表述的《史记》断限，这些才是史表的精华，反映史家的史识。单个年表好比是一个电子元件，制作并不复杂，《史记》十表组装成一个电器，集成元件的合力表现出多种功能。《史记》十表是司马迁精心所为，合起来展现天下大势，划分历史发展断限，年表序提示历史观与历史哲学思考。明白了史表的制作与功能，使我受益无穷。二十年后，当我正式撰写《史记》论文时，开始用传统方法，摘引资料，制作卡片，列出提纲，然后行文，一篇万字论文，至少用时一个月。用传统方法行文时，脑子始终是空荡荡的，既少慢差费，又不踏实。随后我采用史表方法，命题确定后，第一步制表，把各种需用的，以及相关的素材，提纲摘句，或只需标目，纳入一张有年代分格的表中，所要考虑的历史内容，生动形象，仿佛呈现立体状态，历历如在目前，然后行文，三两天即可完成。制表三四天，行文三四天，一周时间即可完成一篇论文的撰写。系列文章，可一篇接一篇一气呵成。在本书《史记研究》所收论文中，有十篇论文保留了部分的制表内容，省说了多少笔墨。例如《司马谈作史考论述评》，表中内容一目了然，若是改用文字叙述，各家观点论据，及其相互比较的长短，能有条不紊地说清吗？1962年，我用了一个暑假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潜心摸索《史记》入门，从枯燥乏味中找到发现问题与成功解决问题的乐趣，令人兴奋不已。摸清了《史记》结构，再读《史记》传记，与古人神游，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自然也就爱不释手了。

真正研究《史记》是从1981年开始的。当时我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职任《中国历史文选》课程的讲授，该课程的延伸，自然是名著选讲，于是“史记选讲”提上议事日程。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规划选讲内容，设置系列研究专题，三年下来，论文积数二十三篇，还有一本《史记论赞辑释》，一本授课讲稿。《史记论赞辑释》与《史记研究》在1985年同年出版。授课讲稿，其中的文献资料内容1999年整理成《史记文献研究》一书出版，讲论内容化为若干论文发表，收入本书的《司马迁的写人艺术》、《司马迁悲壮抒怀，感动读者两千年》、《司马迁笔下的妇女形象》、《西汉盛世时期的三大冤案》等文仍得益于授课讲稿。课堂教学与专题研究，相辅相成、相互激发，从而产生高效率。我的《三国史研究》论文集，也是在兰州大学开设《三国志》讲座的两年时间产生的。今日回顾，我在《史记》研究领域奠定的基础，应该感谢兰州大学的课堂讲授。

1985年以后，论文写得少，主要精力转入专题论著。《史记》研究先后出版了《史记全本新注》、《司马迁评传》、《史记精言妙语》、《史记文献研究》、《司马迁与史记学》、《百家汇评本史记》等。主编《史记教程》、《史记研究集成》十四卷。目前正在主持《史记》会注、会校、会评的《史记疏证》工程，从2008年起规划五年完成，这是由多所高校协力合作的一项学术工程，目的是“集古今研究于一编，聚当今时贤于一堂”。此工程的完成，将是“《史记》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当今学术领域的一件盛事。我与中国史记研究会的同仁，正夜以继日地工作，力争按时完成。

人生有涯，学海无涯。一部《史记》，紧紧张张做了数十年，不是没有课题可做，相反的是课题越做越多，竟然是了无结期。人生苦短，我已年近古稀，力争近期完成《史记疏证》，在有生之年，不负时代所托，还有许许多多的课题，寄希望于后来者。

在我从事《史记》研究过程中，许多学报、刊物为拙作提供了学术交流的阵地，深表感谢。本次结集，凡已刊发的论文，选入本集的都保留了原刊的行文内容，一般不作修改，表示历史的责任。只是论文标题，为了目录的整齐简洁，有所调整，均在文末括注说明。个别篇目因部分内容重复而略有删节，也一一注明。许多师长和同仁给予了热情的帮助，特别是这次结集，商务印书馆提供了出版，责任编辑丁波审校全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本书增色不少。前辈程金造先生曾为1985年版《史记研究》题签，本书扉页保留程先生的题签，以示纪念。借此，对所有提供帮助的人，致以衷心的谢意。

是为序。

张大可

2009年3月于北京

司马迁评传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昭帝之初（前86年左右），享年约六十岁⁽¹⁾。司马迁的一生恰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终始，正值西汉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制度确立以后的第一个盛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空前蓬勃的发展局面。司马迁降生在这个盛世，完成了空前的历史巨著，正是应运而生。

一、司马迁生活的时代

西汉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西汉初建时，社会经济凋敝，国穷民贫，“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民失作业而大饥馑”⁽²⁾，汉朝统治者为了赢得农民的拥护和重建地主经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倡“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巩固了统治地位。经过高、惠、文、景四代的经营，到司马迁成长的汉武帝初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司马迁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³⁾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发展。“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⁴⁾。全国兴起了几十个大都会。随着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学术文化也繁荣起来。汉武帝即位，锐意兴革。对外用兵，抗匈拓土；对内兴作，多所建树。他访求和超拔人才，“群士慕响，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⁵⁾，造成了西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极盛。西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涌现了出来，表现了这是一个非常灿烂的时期⁽⁶⁾。这一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就是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历史背景。

清代学者钱大昕指出，《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⁷⁾三者之中，“尊汉”实为《史记》撰述之大旨。所谓“尊汉”，就是宣扬汉家一统带来的天下大治。因为中央集权制度，在汉武帝手里才巩固下来，这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也是中国古代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需要在意识形态上为它大喊大叫。这一点司马迁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说：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⁸⁾。

可是在秦汉之际，“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⁹⁾。在剧烈的变动之中，司马迁看到了历史走向一统的方向。他为了探索这一历史的发展原因，追溯到了古代，写成了一部贯通的历史书。他引用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¹⁰⁾所谓“空言”，指的是理论说教，例如董仲舒讲的《春秋》大一统，就是思辨哲学；“见之于行事”，指的是总结历史经验，发展史学。在西汉初年，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是一个具有紧迫感的现实问题。贾谊的《过秦论》、贾山的《至言》等政论就具有作历史总结的内容。贯穿于《史记》全书的精神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本是儒家学派宣扬的王天下的理论。但是，司马迁通过生动的历史叙述来说明这条真理，完满地回答了为什么秦亡汉兴的复杂历史。司马迁肯定秦始皇的统一之功，评价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¹¹⁾，但是对秦朝的暴虐统治却作了无情的批判，所谓“抑秦”者指此。司马迁的这种观点，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这说明司马迁是自觉地认识到了时代的要求而总结历史的。

统一的西汉王朝，不仅提出了总结历史的要求，而且提供了修史条件。秦汉时代的书籍主要是用竹木简牍书写，阅读和传播都十分困难，大量书籍藏于皇室。秦始皇“燔灭文章，以愚黔首”⁽¹²⁾，国家所藏《诗》、《书》典籍及诸侯史记都被烧光了⁽¹³⁾，并禁止民间藏书读书。汉朝建立后，废除了挟书律，鼓励民间献书。班固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¹⁴⁾。于是，“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¹⁵⁾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为史官，充分利用了这一条件，成为最博学的人。《史记》虽为私修之史，但并不是一部隐秘之作，司马氏父子是以皇室史官身份修撰的，得到了官家之助。司马迁不仅“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而且动用了官府的人力，那些“写书之官”就是太史令属下的书史。学术界评价《史记》以后世个人撰述的观念过分强调司马迁的私撰，是不妥当的。

西汉文景之世，实行开明政治，贾谊、贾山等人曾发动过一场批判秦朝暴政的运动，思想界很活跃。这样的历史背景也为司马迁畅抒己志，“成一家之言”创造了条件。

上述种种，说明盛大的西汉王朝对于司马迁修撰《史记》提出了时代的要求，提供了修史的条件。但是，历史是在不断地演化着的。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既是一个光辉灿烂的统一盛世，同时也是一个阶级矛盾激烈发展着的时代。汉初休养生息，使皇室、封君、官吏及整个地主阶级享受了太平盛世的福音，“蓄积岁增，户口寝息”。但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却因遭受豪右的侵凌、地租及高利贷的剥削，加上对国家沉重的赋役负担而走向贫困，卖爵鬻子，日有所闻。文帝时的贾谊就发出了“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的慨叹⁽¹⁶⁾。汉初奉行无为政治，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¹⁷⁾。这种局势要求汉武帝必须对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发展。所以，汉武帝的多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汉武帝的作为，基本上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由于汉武帝无节制地使用民力，在他统治的后期造成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残破局面⁽¹⁸⁾。太初四年（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还，西域归附，汉武帝的事业达到了它光辉的顶点。此后，繁荣的西汉王朝就从顶峰开始跌落，一步步走向衰败。司马迁创作的鼎盛时期在太初、天汉之际，恰值西汉王朝由盛入衰。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受李陵祸之前已经碰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种时局的变化不能不给予司马迁的思想方法以及《史记》的内容打下深刻的烙印。所以《史记》的主题既是尊汉，为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服务，却又暴露了一些专制主义的黑暗，讥讽汉朝皇帝的一些隐私。《史记》所呈现出来的内容上的矛盾，正是与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

二、家学渊源和师承

司马迁追叙先世，祖源久远，为传说的颛顼时代掌管天地的重黎氏之后。重黎氏历经夏、商，世世代代职掌天地。到了周代，重黎氏后代有个封于程的伯爵休甫，做了司马这个官，从此程伯休甫这一支姓司马氏。司马氏在周宣王时重掌史职，世守其业，到东周惠王、襄王时，王室内乱，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在各个地方，战国时出了不少的名人。司马迁祖上这一支，公元前621年因晋室内乱而奔秦，迁居少梁。少梁，即今陕西韩城，古梁国，附属于晋，在公元前641年为秦穆公所灭。秦惠王十一年（前327年）改名夏阳，隋以后更名韩城。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龙门，山名，横跨在黄河两岸，东段在山西河津县北，西段在陕西韩城县北约五十里。黄河穿越龙门，“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¹⁹⁾传说每年暮春，总有成千条鲤鱼游聚龙门山下，跳跃龙门，跳上去的就成龙升天。这种传说给人们的想象增添了驰骋的翅膀，使龙门成了神圣之地，其名悠久，载于《尚书·禹贡》。所以司马迁引龙门以重桑梓，自称生于龙门。司马迁的实际生地在韩城县南二十里的芝川镇。司马迁自述他的六世祖司马靳葬华池，四世祖司马昌、曾祖司马无泽、祖司马喜皆葬高门。华池离高门三里，均在芝川镇西北。相邻有司马坡，今存有司马迁祠墓。至于“耕牧河山之阳”，更不能按字面理解，认为司马迁从小过着耕牧的生活。司马迁祖上颇有产业，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时为五大夫。五大夫为第九级爵，汉初七级以上为高爵，有食邑。司马喜无功勋显绩，在文帝时得五大夫爵是用四千石粟买来的。汉文帝纳晁错策，颁布卖爵令。富人入粟实边，最高爵可买至五大夫，复一人。四千石粟相当于四十户五口之家的自耕农家庭的收入。所以“耕牧河山之阳”，指的是司马迁在乡间度过了他的美好童年。这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意识地把司马迁留在乡下龙门接受山川的陶冶，培养他具有开阔的胸怀和热爱山川人民的感情，为他的二十壮游打下生活的基础。

司马谈是汉武帝时代的太史令，仕于建元元封之间。虽然太史令厕于下大夫之列，秩比六百石，仅与一个博士官的俸禄相等，但司马谈十分珍惜这一职掌，把它视为自上古以来的世传祖业。司马谈重视这一职掌，为的是完成他的修史理想，所以遗命司马迁必为太史。司马谈用“世典周史”这一光荣家谱来教育司马迁，启发他肩负历史的使命，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家。司马迁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史籍了。司马谈出仕在京师，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少年时期未在父亲身边而能“十岁诵古文”，由此可见司马氏之家规家教的谨严。当青年司马迁来到父亲身边成为他的修史助手的时候，老人的思想品格和学问所给予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元朔二年（前127年），司马迁十九岁。这一年汉武帝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司马迁一家也徙移到茂陵，属籍显武里。司马迁来到了父亲的身边。

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前110年），生年不详。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杨何、黄子这三个人都是西汉时代活跃于朝廷的大学问家。天官是天文学，由于古人观测天上的日月星辰，赋以君臣、尊卑、百官之称，所以称天文学为天官。唐都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史记·历书》说：“至今上即位，招致天下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晚年他还和司马迁、落下闳一起参与了太初历的改制工作，也是司马迁的师长。《易》讲阴阳吉凶，杨何是汉初著名的《易》学专家，字叔元，菑川（今山东寿光县）人，在《史记》、《汉书》两书的《儒林传》中均有传。司马谈学天官和《易》，这是史官必备的知识和职掌。这些知识又传给了司马迁。所以司马迁对历法、天文、阴阳等专门知识也十分精通。道论是文景时代的官方哲学。黄子就是景帝时的博士黄生，他曾在汉景帝面前与儒生《诗》博士辕固生展开了一场汤伐桀、武王伐纣的辩论。黄生认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意在禁绝一切臣民暴动，维护汉家政权。辕固生鼓吹汤武革命，是为刘邦取得天下而辩护。所以文景时期的儒道之争并非正统思想与异端思想之争，而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的思想派别之争。汉武帝初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思想相对立，也是这样的。《论六家要旨》十分推尊道论，表现了成长于文景时代的司马谈所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很深，但并不能据此证明司马谈是一个道家的信徒。效《春秋》而作《史记》就是司马谈的理想。他还指导司马迁广博地学习百家之学，特别是把儒学放在首位。司马迁在京师拜了两个儒学大师为老师。一个是今文学大师董仲舒，司马迁向他学习《公羊春秋》，接受大一统思想；再一个是古文学大师孔安国，司马迁长期向他学习《古文尚书》，《史记》中多所征引。司马迁在这样的家学和师承熏陶下，成长为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这是别人所不能具备的主观条件。

三、二十壮游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正当盛壮之年，怀抱着凌云壮志，进行了一次全国漫游的学术旅行。《太平御览》引卫宏《汉旧仪》说：“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²⁰⁾《西京杂记》文略同⁽²¹⁾。这个故事是卫宏记载的传闻遗事，从年龄上说与《太史公自序》云“二十而南游”不符，是不可信的。但这个传闻与《自序》所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目的相合，说明司马迁的二十壮游是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做调查，了解和搜求古代与近现代的历史传说故事及各种史料。此行是在司马谈的决定和指导下进行的。也是父亲对儿子的一场考验。司马迁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学术旅行，求得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在《史记》许多篇章的论赞中一再论及旅游的收获。这标志着司马迁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青年史学家，是父亲的一个好帮手了。

司马迁壮游范围的重点在南方，故自述为“二十而南游江、淮”。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的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的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开封），回到长安⁽²²⁾。

二十壮游是司马迁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全国各地去做实地考察，接触伟大祖国壮丽的河山和勤劳的人民。司马迁“浮于沅、湘”，追寻屈原的足迹，思考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想着屈原的为人，禁不住悲伤流涕。司马迁在长沙还凭吊了贾谊的遗迹，感到他的遭遇和屈原有些相似，后来写了《屈原贾生列传》，创造了把不同时代人物合传的形式，这是历史比较法的雏形。《史记》中的类传则是历史比较法的集中表现。这种方法使《史记》别开生面，大约就是司马迁在壮游过程中受到民间传说的启发而孕育成的。司马迁“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搜集了关于五帝三代的古史传说，为他后来写《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作了准备。最值得称赞的是，司马迁在淮北对近现代史做了深入细致的寻访调查，比如陈涉少为佣耕有鸿鹄之志的慨叹、樊哙屠狗、曹参为狱掾、萧何为主吏、张良亡下邳、陈平为社宰、周勃织薄曲、韩信贫居葬母高敞地、刘邦好酒及色等等，都是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具有这样的实践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司马迁的游历考察，兼有历史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对于历史事件，大至秦始皇的破魏战争，小至战国时的一个城门名字，他都要力求掌握第一手的资料。除历史事件外，有关人物遗事、生动的民间歌谣俚语，无不广泛地做了记载。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更是了如胸中。顾炎武评论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²³⁾这是司马迁在史事方面所得游历之助。苏辙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²⁴⁾这是司马迁在文章辞采风格方面所得游历之助。总之，司马迁二十壮游，不仅使他获得了广博的社会知识，搜求了遗文古事；而且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胸怀，增长了他的识见和才干。这是《史记》成功的条件之一，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四、从入仕郎中到太史令

司马迁从元朔三年壮游到元鼎六年以郎中身份奉使巴蜀，其间有十六年。这期间，司马迁的重大活动，一是壮游，二是从孔安国问故，三是入仕为郎中。司马迁的二十壮游用了多少时间，文献没有记载，以情理推论，至少要花费一两年时间。孔安国为博士在元朔二年，元狩五年为谏大夫，元狩六年出为临淮郡太守，那么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应当是在他壮游归来至元狩六年之前这一段时间，是没有疑问的。这期间，司马迁时年二十三四至二十七八。

司马迁出仕为郎中，据施丁的考证在元狩五年（前118年）(25)，司马迁二十八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依王国维的考订，《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前93年）。从元狩五年到太始四年为二十五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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