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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文海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8-01

书籍编号：30133106

ISBN：978730016096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04494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

李文海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自序

收入本书的文章，除一两篇例外，都是在2005年到2011年间，也就是我73岁到79岁的时候写成的。

从内容来说，文章大体分成三类：一类可以算是学术论文性质的，主要是对辛亥革命至今一百年来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和反思；第二类是对几部书的评论，和为几部书写的序言；第三类一部分是对学术前辈的缅怀，另一部分是对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

书名采用了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魂牵梦绕的美好理想。几个世纪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呕心沥血，顽强拼搏，甚至无畏、无悔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所以呈现出这样的面貌，是因为我们的民族经历了一次从辉煌到沉沦的痛苦转折，曾经从一个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的文明古国，沦落为一个被人鄙视蔑视，任人蹂躏宰割的几乎亡国灭种的民族和国家。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既不应该忘记，也不应该用轻薄的态度加以对待。最近看到有人发表这样的议论，说什么老是不忘记别人“总是欺侮我们”，成天装得“苦大仇深”，“总是在哭，总是在闹”，不过是一种“怨妇心态”；而肯定或者歌颂对强暴的反抗，则是一种“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又打不过人家，“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这不是泼妇是什么？从这里引出的结论是：不能“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看到这些，我突然想起清代人陈宏谋在《从政遗规》中说过：“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失，则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难。”我们的先人，面对着列强的侵凌，拍案而起，以身许国，这实在是性命攸关的严肃选择，现在以嘲弄的态度讲几句风凉话是很容易的，在当时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决不是人人都能够轻易做到的。今天我们讲不要忘记被人侵略、被人欺负的历史事实，既不是为了发泄怨气，也不是为了博取同情，更不是为了鼓吹复仇，算历史的旧账，不过是为了尊重历史，让我们不忘曾经经历的民族苦难，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已。中国近代史确实不仅仅是“反抗的历史”，它还有许多其他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如果列强的侵略和人民的反抗斗争都不应该讲，都无需讲，都不能讲，讲了就是“怨妇心态”和“泼妇心态”，那这样的近代史又将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呢？

进入古稀之年后，朋友见面问得较多的一句话是：“你近来忙点啥呢？”我的回答多半是两个字：“打杂。”这个“打杂”的含义，大致同最近流行的一个网络热词“打酱油”差不多，就是说自己没有什么重任在肩，主要是给别人帮帮忙，做点琐事，类似于打打油盐酱醋之类。有些事情让我去凑凑热闹，敲敲边鼓，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我便欣然从命，起一点摇旗呐喊、站脚助威的作用。有的事情让我去出出主意，发发议论，只要邀请者出于诚意，我也奉命唯谨，去讲几句可供参考或者未必很合时宜的话。就这样，倒也忙忙叨叨，居然“不知老之已至”。这样的“杂事”并不少，但大多是上不了账的，过了一段时间，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也说不清究竟干了些什么。勉强能够记上账的，大概就是收在这书里的几篇或长或短的文字了。还有几篇杂文，则另外编了一本小册子。

编完这部书，恰好是农历除夕，这时离我80岁生日刚刚过去八天。用出一本书来作为自己某个寿辰的纪念，这个办法很多人都乐于采用。例如学术大家梁启超先生，就曾告诉他的朋友林志钧说：“吾年得至六十，当删定生平所为文，使稍稍当意，即以自寿。”(《追忆梁启超》增订本，5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不幸梁先生56岁就病逝了，所以这个愿望终于未能实现。不过我在80岁的时候编这本书，却丝毫没有“自寿”的意思，完全是一种巧合。我向来不大关心过生日、过年之类的事情。所谓“天增岁月人增寿”，其实不过是哄人高兴的一句善意的废话。老天爷增不增岁月，对我们普通人实在关系不大；而自己虚度一年光阴，“增寿”一岁，实在说不上有多少值得祝贺的理由。对于上了点年纪的人来说，每增加一岁也就意味着向老年迈进一步。我的不大喜欢过生日，原因就在这里。不过这一回的巧合，我倒是挺高兴的，因为通过编这本文集，乘机对80岁以前这几年的学术生涯作一次盘点，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对于自己的旧作，各人的态度各不相同。鲁迅在《集外集》的序言中说：“听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但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郑板桥在《词钞自序》中则说：“燮年三十至四十，气盛而学勤，阅前作辄欲焚去；至四十五六，便觉得前作好；至五十外，读一过便大得意。可知其心力日浅，学殖日退，忘己丑而信前是，其无成断断矣！”(《千家训》)郑板桥认为能够看出自己“前作”之不足，表明学业有进步，等到只觉得“前作”很好，就说明自己已经“心力日浅，学殖日退”，再不能有新的成就了。在编这本集子的时候，我也想了一想自己对“前作”是个什么态度和心情呢？读一读过去的文章，当然没有“大得意”的感觉，但也确实没有什么后悔之意。过去文章里曾经讲到的一些认识，到现在似乎依然有人在继续思考和争论，比如前面提到的所谓“怨妇心态”、“泼妇心态”的问题，其实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里就所有涉及，当然讲的是另外一番道理。历史是业已逝去的社会生活的记录，是过去了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都无法加以改变。但持有不同历史观的人，对历史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解读。对于学术来说，有不同观点是完全正常的。至于哪一种看法更加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更加客观公正，更加合乎情理，读者心里自然有一杆秤，会作出自己的评判。

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文章汇集成册时，除稍有删节外，基本上未作修改。李光伟同志为核对资料，花了不少心血，在这里谨表谢忱。

2012年1月24日初稿，3月31日修改。

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¹⁾

谢谢大家来听这个讲座。我讲的题目是：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实际上是回顾一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着重分析一下学术界对于这段历史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争论和分歧，以及怎样看待这些所谓“热点”问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它的重要性反映在胡锦涛同志十七大报告里面的这样两句话。一句话是：“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还有一句话是：“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胡锦涛同志这里讲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信念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一个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一个就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可见，这既是两个历史使命之一，又是必须始终坚持的三个信念之一。

但是我想，如果不把历史搞清楚，如果对这一段历史不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很难对历史使命有深刻认识，也不可能树立自觉的坚定信念，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讲历史。我主要讲四个问题。

一、众说纷纭的历史迷雾

第一，民族的沉沦。

我们这个民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著名的汉唐文明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到清代所谓的“康乾盛世”，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总之综合国力在全世界还是名列前茅的。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是“落日的辉煌”，夕阳无限好，只是已经接近黄昏了。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一方面中国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僵化的、没落的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扼杀了人们的创造精神，阻碍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封建政权没有力量去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另外一方面，英国、美国、法国等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先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挣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实行并且完成了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落在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鸦片战争之后，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加重、加深了中国的落后，使得中国一天天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民族的沉沦从此开始。

对于这样一个从先进转化成落后的过程，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里有这么一段描述。他说：“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的条款，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生着猛烈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甚至就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还都比那伙蛮横的侵略者们富有和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这些事实驳斥了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停滞和颓废的帝国，而更加生机勃勃和更富进取精神的欧洲人可以随时欺侮它。”(179、18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这本书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预言到本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的，所以它决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决不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不必因人废言，不管《大失败》作者写作出发点怎样，这一段描述还是很符合历史实际的。

随着中国的衰落，世界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看法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一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段时期，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繁荣富强、物产丰富、政治清明，拥有最古老、最优秀的文化，最优雅的艺术，最先进的技术的美好国家。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一度被视为‘样板’的中华帝国产生了轻蔑和敌视的态度，以侮辱和谩骂取代了以前的尊敬和颂扬。贫穷而野蛮，落后而停滞，闭塞而傲慢，道德败坏，极度虚弱。再加上腐败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构成了新的、但显然是否定性的西方人的中国观。”(454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从鸦片战争开始，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日益沉沦的同时，中国人民就开展了顽强的、执著的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苦斗争。一直到党的十五大，我们庄严地宣布，“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基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民族沉沦到民族复兴，中国人民经历了从19世纪到21世纪整整200年的时间。在这200年的时间里，我们民族的经历大概可以概括成3句话12个字：一是多灾多难；二是不屈不挠；三是自立自强。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是客观地、真实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认识我们的民族到底曾经经历了怎样的难以想象的灾难，经历了怎样艰苦卓绝的顽强斗争。

我认为研究这段历史主要是要抓住两个问题，一个是辛酸史，即我们民族经历了怎样的灾难；一个是斗争史，即我们民族经历了什么样的艰苦斗争，才取得了今天的辉煌。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这个领域里存在着许多的混乱。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不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这种意见分歧不仅反映在学术界，也反映到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各种日常生活里面。我想思想活跃是好事情，但是其中夹杂着许多错误的观点。这种错误的观点形成了一股思潮，这股思潮又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对青少年影响巨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所以我今天要对这一段历史里面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重要了。

第二，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转变。

在介绍我们国家学术界的状况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俄罗斯的情况，这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一点借鉴，也加深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2007年6月，俄罗斯召开了一次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专门研讨教科书和学校的历史教育问题，普京参加了会议并且发表了讲话。普京严肃地批评了由于过去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造成了社会的思想混乱得像“一锅粥”，教师的头脑里面也是“一锅粥”。他特别批评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他说，过去史学家过于强调苏联历史的污点，造成书刊和教材中有大量的糟粕和泡沫，现在必须剔除这些糟粕，去伪存真。虽然苏联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也曾经有过辉煌显著的成就，苏联历史绝不单单是“肃反”和劳改营。完全否定苏联的历史，说苏联历史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普京还说：“俄罗斯必须抵制国外教师爷的干涉”，“不容许他人以教师爷的身份指挥我们。俄罗斯应加强公民爱国主义教育”。为了扭转历史教育和思想领域的混乱局面，俄罗斯将从改革历史教学和重编历史教科书入手，从青少年抓起，带动全社会珍惜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形成俄罗斯的民族思想。

我觉得俄罗斯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国内的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里面有没有历史虚无主义，有没有媚外思想？有一些问题是不是本来已经很清楚了，现在也弄成“一锅粥”了？

普京为什么对历史问题(包括中学、大学的历史教学)如此敏感，如此重视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接受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对于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原因，学术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很多分歧。但是有一点大家基本都承认，就是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切入点首先是从对历史的扭曲开始的。

龚自珍曾说过，“欲灭其国者，必先去其史”。要想颠覆这个国家，首先要重新改造它的历史。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时候，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都是首先篡改历史。一直到今天，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仍然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陈水扁搞“台独”，也首先篡改历史，所谓“去中国化”。大家都知道最近台湾发生的事情，连中正堂的匾也要取掉，蒋氏父子的墓也要迁。周恩来同志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现在围绕着历史问题上的斗争，唯物史观跟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尖锐的现实问题。

普京说俄罗斯有按照国外教师爷指挥的情况，中国有没有？我想，中国不但有，而且这个毛病还是很重。在介绍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之前，我再讲一点欧美汉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是怎样看待的，再来看看我们中国的学术界在思想上、学术上的分歧和矛盾。

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教授写过一篇名为《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的文章。他说，当今美国的汉学界，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欧洲的汉学界，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经历了一个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变化的情形。他说，20世纪60、70年代，革命一直是美国汉学界，也是欧洲汉学界历史解释的范式。“不仅近代中国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来书写的，那些并不是直接研究革命问题的著作也是以革命成就为标准，据此来解释、评判其他历史问题的。”尽管当时意见并不一致，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对革命的正面评价：“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的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以参与政治，使无权言政的人们得以发言。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

但是德里克教授说，这种看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改变了。“先前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的革命史，现在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写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德里克教授列举了一系列在美国“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有的宣称，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握权力；革命使潜存于中国文化里边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中国革命不仅没有使中国现代化，反而强化了它前现代的状态。

总而言之，他们这些人“或者否定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或者在仍然肯定其中心地位的前提下，把它理解为至少是一场失败和一种中国的发展的障碍”。大家看看这些话，再回顾一下中国学术界这几年对于革命的批评，就会明白原来源头在这里。实际上，上面所说的“范式”变化的情形，几乎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亦步亦趋地得到充分的反映。

第三，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史学领域的表现。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了所谓“告别革命”论。他们说，“如果要对20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该进行的“根本性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我们的民族患了一种“革命崇拜症”，而“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如果“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所以，“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这种思想在高等学校的学生里面影响巨大。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渗透在对近现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如有的文章说，“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革命很坏，殖民主义很好，“如果没有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流氓价值观”；农民战争杀人如麻、流血成河，“造成对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没有一点积极作用；太平天国是“邪教”，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害国”，辛亥革命更不用说，完完全全是“搞糟了”。

另外一方面，对于在历史上起过消极作用的，甚至起过反动作用(当然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功过都有，不能简单化)的人物高唱赞歌，大肆吹捧。如说鸦片战争时的琦善是“头脑清醒的外交家”；李鸿章是“最伟大的悲剧英雄”；袁世凯是“缔造民国的共和元勋”，是一位前无古人的教育家；慈禧太后是一位文明、高雅的，喜欢法国文化、有政治头脑的“优秀的政治家”，是“真诚地主张进步与革新”的。甚至美化汉奸、歌颂汉奸在一些人那里也成了一种时尚。有人公开发表文章说，汪伪政权并不代表日本人的利益，而是代表沦陷区人民的利益。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情绪化的语言，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最近有一部电影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引起很大争论的《色·戒》。对于《色·戒》这部电影的评价，网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许多网友特别是青年观众，愤怒地批评这部影片是地地道道的“汉奸文艺”。我觉得张爱玲写这部作品不奇怪，李安拍这部作品也不奇怪。问题就是这部电影放映了以后，在中国内地，有一段时间内一片叫好声，这很值得我们深思。中国传媒大学有位叫刘建平的大学生，他针对《色·戒》说了这么一段话：“如果先辈们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历史被诬蔑而非价值化，如果我们赖以为人处世、立国的民族精神被蚕食，如果我们沉迷于插科打诨的小品式娱乐或者是在肉体横陈的艺术中醉生梦死，这样的全球化对中国来说，就不是文明和进步，而是新的蔑视和奴役。”像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些问题。

那么，在共和国史领域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最近召开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我给大家念两段年会上一些同志的发言。一位同志说：“不能不警惕，一些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历史，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质疑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还有一位同志说：“由于国史学科的特殊性质，各种反对党的领导、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和思潮，也往往披上国史研究的学术外衣，用貌似客观而实则混淆时空、偷换概念、歪曲事实、以偏赅全等方法，来为他们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制造舆论。人们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几乎没有一个重大事件不被他们攻击和篡改。”

如果把我刚才介绍的这些观点串起来，就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另外一个体系。现在有些人十分热衷的就是要颠覆过去的体系，建造另外一个体系。问题是这个体系到底符合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按照这些观点，中国近现代史就会呈现出另外一副面貌，就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者，甚至汉奸卖国贼都成了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和发展的动力。而革命者、改革者、爱国者，拿起武器斗争的农民们统统成了阻碍现代化、破坏社会生产的捣乱分子。广大人民群众是盲目跟随，被任意愚弄的群盲。

那么，历史的真实面目到底如何呢？

二、民族复兴之路的历史考察

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无数的志士仁人、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果把这200年的时间分成两段，那么可以说是前面100年，后面100年。鸦片战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前100年，主要历史内容可以概括成六个字：沉沦、探索、奋斗。

沉沦，就是一步一步地从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灾难越来越深重，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探索，就是我们的先辈探索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我们的民族复兴。奋斗，就是围绕这个探索来实践，来进行斗争，争取中华民族的复兴。

这100年的基调是悲凉的。当时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主要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准备必要的条件。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这个后100年，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00年的时间，主要的历史内容也可以概括成为六个字，就是探索、奋斗、辉煌。首先是探索，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以后的路怎么走，社会主义怎么建设？探索里面有成就、有失败、有挫折，最后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按照十六大的提法，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才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100年，基本上都是为这个做准备。关于民族复兴的内容，十五大报告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它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个任务，前100年主要完成前一个任务，就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100年主要是完成后一个任务，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

民族复兴主要就是做这两件事，主要经过这两个阶段。有利于这两件事的就是对的，就是进步的，就是值得肯定的；不利于这两件事的就是错的，就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就是应该批评的。这个标准很清楚。那么，怎样正确弄清楚这段历史？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清楚。

第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到底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是以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为标志的。那么，如何看待殖民主义的侵略呢？近年来，在应该怎样看待殖民主义侵略的问题上，存在着很明显的分歧。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就是殖民主义的侵略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没有西方文明中国就不能进步。有的人发表文章批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错误、很大的问题。他们说近代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口诛笔伐的一种感情宣泄上，大大淡化了研究的理性色彩，只是批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研究。

有的人主张要重新评价近代西方殖民征服，认为过去说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这种观点，使得“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不公正了。他说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中国封建的“超稳定系统”，不但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扩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进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现实良机”。如果没有殖民主义推动，东方民族永远不能向现代化前进。所以有一篇文章总结性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所谓近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按照这些观点，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殖民化在世界范围里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事实果真如此么？

殖民主义是什么？殖民主义是有明确的科学概念的，它的内容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军事征服、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占领、奴役、剥削弱小国家、民族和落后地区，将其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侵略政策和制度体系。

殖民主义势力统治或者控制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后，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承认不可避免地会向这些地区传播某些资本主义的文明。比如说把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科学技术引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毫无疑问，这一点在客观上对这些地区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过去我们对于这一点没有给予必要的承认、给予必要的分析，应该纠正。正如马克思所说，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回避，也不应该回避。

我们在揭露和批判殖民主义罪恶的时候，应该实事求是地肯定它同时带来的某些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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