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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潘家园书声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王曾瑜著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01-01

书籍编号:30152930

ISBN:978753172542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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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声!书声!》文丛序


王春瑜


我想很多人都看过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在银幕上再现,一个个悲惨的镜头,让我们的心头滴血。《南京!南京!》的二个惊叹号,分明象征着警世钟,紧迫地告诫国人,毋忘国耻!振兴中华!我替北方文艺出版社主编的这套读书随笔文丛,起名《书声!书声!》,决非跟在陆川身后“东施笑颦”,而是受其启发,在“书声”后加上惊叹号,旨在警示国人,大力提倡读书,是到了确有紧迫感的时候了!


谁能说得清当下有多少农村儿童失学?多少农村小学关门?以我的切身经历来说吧。1942年,我虚岁六岁,在江苏建阳县(今建湖县)蒋王小学上学。这是新四军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创办的新式小学。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小学,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并有英才出现。但我三年前返乡,这所学校已关门大吉,宽敞的校舍,成了祭祖的场所。如果列祖列宗地下有知,当为子孙的失学而“长太息以掩涕兮”,无可奈何。我家曾请过几位小保姆,都很聪明,却因家贫而早早退学。第一个小保姆只读到初小四年级,我问她知道周恩来、朱德吗?她说没听说过。我妻叹息着说:“这简直是新一代愚民。”另一位小保姆,读完高小,算术、语文、美术的成绩都很好,但未学过地理,一次问我:“伯伯,上海是不是在内蒙古呀?”我忍不住捧腹大笑,夸她真有想象力。其实,这样的女孩,国中又何止成千上万!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大量的学校不断关门,大量的儿童不断失学,如果对这种状况听之任之,发展下去,我们的民族总有一天必遭报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是可以断言的!


文坛耆宿吴江先生已年逾九十,去年书一联语赠我:“人生到老尽归佛,唯有神仙不读书。”何其有味也!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有提倡读书的传统。在农业社会,“渔、樵、耕、读”,是家家户户遵奉的信条。即使在工业文明昌盛的当代,这一传统并未断绝,石在,火种就在,读书的种子始终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天寒地冻、狂风暴雨,都不能摧垮它。


非典肆虐的那年,我在京中谈非典色变、形势严峻的日子里,去西单图书大厦,看到仍有几百位读者在买书、看书;在三联韬奋中心,也看到有几十位读者在买书、看书,而且其中还有几位小朋友。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作为一个学者、作家,还有什么情景,比看到在如此严酷的日子里,读书人仍痴心不改,更让我感动呢!我认为,当今世风浇漓,浅薄浮躁,日甚一日,读书的形势相当严峻。但是,悲观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当然,我们要不断为提倡读书鼓与呼,编这套读书文丛,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加入本文丛的作者,有学者、编审、评论家、作家,虽然岗位不同,但都是毕业于名牌大学、手不释卷的饱学之士,而且都是思想者。显然,他们的作品,是值得读者认真一读的。


2010年8月24日下午于老牛堂

忆黎澍先生


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然是一个信仰问题,自愿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异化”为身份问题,这当然是荒谬的。例如在文革前,辈分较低的,如黎澍先生等人,官方宣传就不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似乎资历还不够格。然而这个名词如今又被滥用,不少挂羊头,卖狗肉者,指鹿为马者,也被冠以此种看来似乎是崇高的称号。


黎澍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曾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读过的。如今看来,黎澍先生当然也是有过失的,例如他曾批判尚钺先生为史界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帽子。但黎澍先生的史观真正发生改变,则是在文革之后,并且也尽力更正过去的错误。他那部《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就记录了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新深入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强调必然性,恩格斯说,“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记得在我们学生时代,不知给我们这些学子进行了多少必然性的教育。然而当中华民族经历了大饥荒和文革两次奇灾惨祸之后,痛定思痛,这两次大事件是何缘由,有何必然性?这当然是每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正视而回答的问题,而不应回避的问题。黎澍先生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的第一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经过两次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以后,毕竟是有一批共产党人,开始识破庐山真面目。如周扬先生过去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很多人挨整,由他出面的。如今方知,当年从局外人看来,他似乎是“左”的,但在中宣部内部,他却是“右”的,但许多“左”的动作,还须由他出面。文革结束后,周扬先生确是觉悟的一人,据说每次见到过去挨整的人,总是主动向人赔罪和道歉。他提出所谓“异化”的理论问题,据有的记载披露,是有感于本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却成了高踞人民之上的官老爷,结果遭到严厉批判。我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我是周扬,倒不必提什么同化或异化,就是提巴黎公社原则,提批判等级授职制,提马克思主义强调直接选举制,看看那些“理论家”如何批老祖宗。


黎澍先生当然是看穿庐山真面目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对于所谓“四人帮”的本质,最初华国锋提出的官方口径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黎澍先生却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的《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雄文首先发表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后又编入《再思集》。此文指出,江青之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篡党夺权,建立‘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预告篡党夺权成功还要杀人,并且要不断杀人,反复杀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酷嗜杀人的狰狞面目”。“他们颂扬暴政,攻击仁政,原来是一码事。他们颂扬的暴政,就是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残酷统治,不许人民有任何民主权利,也不许人民生活有任何改善,强迫人民充当供养他们穷奢极侈生活的驯服工具”。他在另一篇《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中说,“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忽视这个条件,反动阶级的复辟将随时在各个领域中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在整个过程中不再出现复辟倒退的曲折”,“除了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我们急需制订法律,对国家机关的权力和监督、各级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制度、干部制度、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企事业的民主管理、社会秩序的维护等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自外于法律,都必须遵守法律的约束”。“如果在这里还有富贵贫贱在法律上的不平等,人民并不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就是国家在事实上发生了和平演变”,“成了封建国家、法西斯国家”。“我们一定要处处警惕数千年封建传统形成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加以排除,对于封建专制的任何变相复辟的表现,即使是局部的,也必须公开揭发和批判”。


黎澍先生以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深入思考,以雄大的气魄,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提出了必须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挖掘出了十年浩劫等奇灾惨祸的病根。没有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没有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是提不出这个科学结论的。那些蝇营狗苟的所谓理论家,那些曲学阿世的所谓学者,既不可能有此责任感,更不可能有此科学勇气。当时,此文的发表真是石破而天惊,对陷入苦苦思索的我,确是起着茅塞顿开、振聋发聩、拨云见日的作用。


黎澍先生曾在《新华日报》工作过,他有时说,自己是搞新闻出身。他主要研究近代史,就国学和中国古史的根基而论,当然比不上范文澜等先生。但是,提出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是黎澍先生对中国史学,也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这是范文澜等先生未能做到的。至于活到文革结束后的郭沫若先生,其后半生的学术道路,也根本无法与黎澍先生相比。我想,中国史学界、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忘记黎澍先生的贡献的。黎澍先生打开了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是一位勇敢的开门手。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当然是史学的一种重要功能,而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如果要投票选举中国大陆史学六十年的第一人,我想,我一定会投黎澍先生一票。他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拓了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头等重要的研究领域,或者说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我认真考虑过,六十年间,确有一批学识渊博,在断代史和专史上有卓越成就的史学大家。请注意,我避免使用“大师”一词。关于“大师”,我在《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兹不重复。至少在当时,大师兄漆侠先生就表示同意我关于“大师”之说。但平心而论,也确实并无另一位史学大家,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然而黎澍先生开创的新路,说小了对中华史学,说大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都至关重要。


有人企图将他打开的大门重新关上,但黎澍先生身后二十余年的史实证明,这扇大门是关不上的。例如周良霄、刘泽华、王春瑜,还有不久前逝世的韦庆远等先生,仍步着黎澍先生的后尘,从事此项令某些人厌恶的工作。人有时就是想不开,他们辛辛苦苦工作,又是图个什么?但总不是为了自己鼻子尖的蝇头小利,想捞一把吧。


我在黎澍先生的启发和影响下,于《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一文,但因当时的环境,删削了此文最后一节,后在《凝意斋集》发表时,改标题为《中国古代文化专制主义批判》,最后一节有如下一段话:“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在这个包袱摔掉以前,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闭着眼睛不承认,并不能使这个客观存在取消。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或加速,而不能使之终止,不搞思想解放,不搞反专制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把我们的民族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如今特别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等级授职制,就是不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两项上层建筑,必定在刬革之列,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说,思想解放运动是不可能终止的,黎澍先生打开的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必然是愈开愈大。中华民族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先进民族,批判中华专制主义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是绕不开的。


但是,由于黎澍先生提出了这么一个事关中华民族进步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也必然令某些人厌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而最终的解决方式是以“退休”的名义革职。耐人寻味的是,对周扬先生的“异化”论公开进行“温和的”口诛笔伐,当然也不容周扬先生答辩;而对黎澍先生的反专制论,却是不动声色地组织处理,从不作公开批判。可谓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当然,真理愈辩愈明,应是人们的常识。


文革前,我也听过黎澍先生若干报告,但印象不深。只是听说,他一到近代史所,就批评近代史所全所人员只是为刘大年一人服务的情况不对,应当人才辈出。真正对他有个别接触,还是在文革后期,记得我们还在明港军营,当时周远廉先生和我一起奉命,向黎澍先生调查尹达先生。此次黎澍先生给了我很深的好感和印象,他为人爽直,说话干脆,相形之下,接触更多的尹达先生,有时说话吞吞吐吐。特别在江青等人倒台后,黎澍先生也算是复职并升迁,但他对人,特别对后辈丝毫没有架子,真诚而坦率。我对熊德基先生说,像黎澍那样,我作为后辈,即使同他吵架也没有关系,他决不会记仇,或者认为我对他不尊敬。熊德基先生说,对了,他就是这么个人。


他“退休”之后,我仍是常去他家。当时没有电话,从无事前告知的可能,但他大致上闲在家里,往往总能见到他。我当时还在走学究式的道路,所以从不问他“退休”的内情。如今回想起来,我们的多次会面,都对当时愈来愈严重的腐败发牢骚,但又苦于无奈。他辞世的消息,我很晚得知,连他的追悼会也未能参加,这是一大遗憾。但时隔二十余年,我确实忘不了黎澍先生,并且愈来愈强烈地怀念他。


黎澍先生和胡绳、刘大年先生在文革前,给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的印象,都是党的近代史专家,在文革中,也都蒙受不应有的冲击和批斗。但正是从文革后期始,却各自走完了迥异的人生旅程。我手头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的《学术大师治学录》,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介绍胡绳和刘大年,甚至也还介绍周扬先生,却没有黎澍先生的一席之地。


书中称胡绳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史学家”,说刘大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关于刘大年自文革后期开始的表演,我在《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已作介绍,不必赘言。这些是上年纪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员众所周知的事,因为我与刘大年没有任何私交,不可能有他人所不知的秘闻。在此也不可能对胡绳先生一生的是非功过和学问有完整的评论,只须指出众所周知者,其实,对中华民族而言,做开国功臣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式的史学家,确实是少一个,好一个。中华民族真正需要的,正是如黎澍、漆侠、胡如雷先生那样对马克思主义有真诚信仰的史学家。


记得在文革结束后,我对一位师姐说,黎澍和刘大年过去在我们眼里似乎没有差别,现在才看出来,两人高下差别颇大,那位师姐表示同意我的说法。然而刘大年最终授人大常委委员等职,胡绳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与黎澍先生相比,当然是荣枯有别。若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荣枯有别的偶然性中,自然是有着必然性。此种必然性在现实生活中也必然起着作用,学者中效法刘大年者不少,而愿意当黎澍先生后继者寥寥可数,但毕竟还是有人。还有不少人,似乎是走着既不同于黎澍先生,也不同于刘大年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也自我感觉良好。人生本来是个万花筒,各人有各人的选择,不可相强。


日月如梭,转瞬之间,黎澍先生离开我们已二十余年了。谨以此文,作为对这位尊敬的长者的菲薄纪念。

忧国忧民启深思——读《中国反贪史》有感


贪污腐败作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引起上自广大社会主人,下至各级公仆的高度关注。一些身居中央工作岗位的公仆也屡次指出,贪污腐败为广大人民所深恶痛绝。在此情势下,《中国反贪史》的写作和出版,是反映了时代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当家作主的广大社会主人的迫切需要。当然,也许也有不喜欢或讨厌的,他们只能是贪官污吏。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大的争论命题,其中涵盖了相当广泛和复杂的内容,在此不必论述。应当指出,义利之争其实仍然延续到今天。面对着社会的变迁,知识分子们对世道的透视其实没有多大差别,而各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道路,却是五光十色。曲学阿世之士,也许他们口头上并非不能冠冕堂皇地说一通,也能对腐败发一点有限度、有节制的牢骚,但在骨子里,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无非是抓住机遇,浑水摸鱼,参与一些分享实惠的腐败,以捞取多多益善的实惠,为最高理想。在新的一轮义利之争中,他们是站在利的一边。但是,中华自古以来,也从来不乏见义勇为、慷慨许国之士。如陆游传下了“位卑未敢忘忧国”,“杜门忧国复忧民”的不朽诗句,顾炎武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呐喊。这些名言长久地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激励着后人。在没有一分钱的课题费、出版基金等资助下,《中国反贪史》的作者王春瑜(主编)、王贵民、孟祥才、范学辉、宋艳萍、刘精诚、房晓军、李敬洵、张全明、邱树森、南炳文、张献忠、张前进、卢经和邱涛先生,全凭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在不长的时间完成这部开创性的作品,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邓星盈和编审汪瀰先生又是不计成本,将此书作为精品,精心编辑和组织出版,也同样表现了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在某些聪明人看来,他们当然是傻瓜无疑。然而在新的一轮义利之争中,他们是站在义的一边。


王春瑜先生在此书的后记中,引用了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诗句,用以形容自己是以“一介草民”的身份,却与同道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笔者读到此段时,不由自主地反复咀嚼起来,既颇感耐人寻味,却又很不是滋味。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想建立的新社会,应与古代的专制社会有本质差别,依照巴黎公社的神圣原则,我们才是社会主人。如果说古代的孟子早已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先进思想,时至今日,任何社会主人就更应当居于任何社会公仆之上,行使他们直接选举、监督、弹劾和罢免任何社会公仆的权利,惩处任何贪官污吏的权利,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笔者想来想去,最好还是以社会主人一员的资格,向一群从事《中国反贪史》工作的社会主人,表示自己的敬意,方为得体,方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纲常。


万事开头难,从史学的专业角度看,要在原先没有什么研究积累的前提下,从事开创性的研究和写作,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一部贯通先秦至清的反贪通史,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反贪史》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初步梳理中华数千年贪污腐败和反贪工作的轮廓和脉络,论述了历史上的不少经验和教训,总结了某些贪污腐败和反贪工作的规律,无疑是一部成功之作,而各个断代的论述又各有特色。例如先秦部分在十分单薄的史料中,钩沉索隐,居然自成体系,已是十分不易,而在史料的分析和运用上,特别反映了王贵民先生治学的严谨。宋代部分的体例和目录编排,即反映了张全明先生的卓越史识。笔者与张先生是宋史界同行,但扪心自问,如果要叫笔者勉强设计一个宋代反贪史的体例和目录,其水平肯定是在张先生之下。


王春瑜先生在此书的序言和后记,以及各个断代论述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和议论,都足以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世上可以有精美绝伦的小诗和短文,却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长篇著作。特别是《中国反贪史》作为一部开创之作,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处。笔者愿意提出几点,作为献芹之意,未必妥当,仅供作者们参考。


关于直言敢谏的问题,《反贪史》中有所论述,但似乎仍嫌单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将直言作为维系社会公正,维护社会公德的重要支柱,对腐败丑恶现象的重要震慑力量。欢迎和容纳直言是治世的标尺,贞观之治所以作为古代治世的楷模,正在于唐太宗对直言的鲜明态度,正如杜甫所歌颂的,“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反之,直言贾祸,文字狱如麻,又是衰世的表征。愿“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直言兴邦,谀词祸国,永远警钟长鸣。


关于风闻言事的问题,《反贪史》缺乏论述。据宋人笔记《容斋四笔》卷11《御史风闻》、《寓简》卷5等,允许风闻言事的制度大致起源于南朝,这是古人反腐的一项宝贵的经验。很多埋藏颇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而处以诬告等罪,就等于杜绝了纠劾之路。必须实行风闻言事,即允许公开揭发,而所论的人和事即使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也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此外,古代的某些防腐人事制度,如亲属等人的回避制度,保举、任用下级不当的处分制度,下级出问题而失于觉察的处分制度等,在今天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反贪史》的某些章节或缺乏论述,或论述不够充分。针对今天的反腐现实需要,此类制度完全有必要制订为适用于各级公仆的专法。


总的说来,《反贪史》主要是从总结历代反贪失败的教训角度,给今人以启迪。从坏的方面说,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专制和腐败,这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遗传基因。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一部分最高的、最重要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腐败得以滋生和蔓延的基本条件。在此条件下开展的反腐斗争,只能是打死几只苍蝇,而老虎屁股摸不得。清官固然可敬,但清官决不能根治腐败,一切有识之士为阐明这个简单的道理,不知费了多少笔墨。中华民族的反贪如果长期停留在清官戏的水平,岂不是说明我们民族没有长进。


我们国家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依我个人学习的体会,在马列主义的丰富学说中,对今日中国的现实针对性最强的、指导意义最大的,莫过于巴黎公社原则。巴黎公社原则只有简单的两条:一是任何公仆只能维持中等工人的生活水平,即工人工资原则;二是任何公仆必须由直接选举产生,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可以随时被直选者罢免,而反对等级授职制,“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看似简单的两条,对腐败问题是可以收到犁庭扫穴之效的。用先进的思想指导反腐,除了巴黎公社原则外,我真想不出还有更高明、更先进的指导思想。老祖宗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够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们受用的。王春瑜先生强烈呼吁反腐走出轮回,笔者以为,我们也只能在巴黎公社原则的指导下,方得以走出轮回。

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的一些借鉴


史学界已有许多论著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的台谏政治,本文只拟从借鉴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中国古代政治,特别从秦汉以来,总的说来,是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的。但决不是说,皇帝的权力就总是不受任何制约。无论是古人政治经验的积累,还是儒家思想,都相当强调今人所谓的监察权,其中心设计,一是对皇帝谏诤,二是对百官纠劾。“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尽管历代官制不同,但谏官和台(御史台)官都以不同的名称和体制,一直保持下来,作为帝制下特殊的监察制度和机构。到元明清三朝,又撤消了谏官制度。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权臣的附庸,就决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尽管如此,古代的台谏政治还是留下若干正面的历史借鉴,值得今人进行政治改革时参考。依笔者个人的体会,是否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倡导不计生死祸福的直言。从制度上说,国家专门出俸禄养一批官员,不管实际行政事务,而饱食终日,只是对时政以至皇帝、百官的私生活百般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不能不是一种相当巧妙的政治设计。人们常把小骂大帮忙作为贬词。其实,今人不可能要求古代的台谏官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凡是合格的台谏官,他们为维护皇朝的长治久安,并不看君主和大臣的脸色行事,能够痛陈时弊,其谏诤和弹劾就是专戳君主和大臣的痛处,虽然亦当纳入小骂大帮忙的范畴,却是值得今人尊敬和效法的。


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荀子·臣道篇》说:“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同诤)。”他是将诤作为更高一级的谏,即犯死直谏。《韩非子·说难》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而有杀身之祸。唐太宗也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者,敢竭诚者,乃是极难。”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文死谏,武死战”,确是可以作为文武官员的最高道德标准。宋人苏轼说:“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陈公辅说:“平时既无忠言直道,缓急讵肯伏节死义。”蔡戡说:“无事之时,则有犯颜敢谏之士;多难之世,则为伏节死义之臣。”杨大全说:“平居皆贪禄怀奸之士,则临难必无仗节死义之人”。“臣之志於忧君者,不畏义死,不荣幸生,不以言而获罪为耻,而以言不听从为耻”。宋人此类议论不少,有深刻的哲理。


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历代也确是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台谏官,他们一不怕罚,二不怕死,而以忠于职守的直言,彪炳于史册。宋仁宗宠爱尚美人,“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郭皇后“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于是皇帝大怒,宣布废后。现在看来,废皇后其实无关于国计民生,但在儒臣们看来,却是涉及君德的大事。右司谏范仲淹带头,全体台谏官都“极陈其不可”,结果遭受黜责。皇帝黜责了范仲淹,却又成就了他的清誉。朱熹认为,宋朝直到范仲淹时,才“大厉名节”,“厉廉耻”,“本朝唯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其他如包拯坚决制止皇帝搞裙带风等,都在青史上传诵一时。


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然而明朝对臣僚却异常苛酷,很多诤臣都死于廷杖。如嘉靖帝“震怒”于杨爵上谏奏,“下诏狱搒掠,血肉狼藉,关以五木,死一夕复苏”。“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以救爵,先後箠死狱中”。浦鋐临终前只是说:“此吾职也!”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而被皇帝下狱,受尽各种酷刑折磨,临终前赋诗说:“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海瑞也因上谏奏,“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搒讯”,险此送命。正如明朝一首小曲所说:“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罗天网,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


毋庸讳言,目今讲究实惠之风确是充塞着整个社会,在那些讲究实惠的人们看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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