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百年中国风云实录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我的回忆：百年中国风云实录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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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思远著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09-01

书籍编号：30153054

ISBN：978753172409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51332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无法忘却的记忆
青春在风云际会中
我出身贫寒，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二十三岁时，就到李宗仁幕下，担任秘书工作，并参与政治机密，我之所以有此机遇，固由于当时风云际会，也因为我从小饱经风霜的艰苦生活锻炼，屡遭挫折、久历坎坷、矢志不渝的精神，养成了履险如夷、坚忍不拔的性格。我能有今日，是经过了勤奋学习和长期艰苦奋斗的历程。
家境贫寒 半耕半读
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出生于广西宾阳县大桥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程式德是残疾人，不良于行，不能干农活，改业木工为乡人修理家具、干零活谋生；母亲曾氏是个文盲，生育子女五人。我是长子，另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姐一个妹。虽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但由于家中缺少劳动力，从七岁起，我便挑起家庭重担，半耕半读，农忙时掌犁耙，耕耘家里亩多水旱田，农闲时则到邻村深井巷念私塾，从《三字经》到《孟子》等，顺道还叫卖点小商品。后来到宾阳县城读高等小学。一九二一年因粤军入桂讨伐陆荣廷而辍学。一年后入黄村师范读了两年，便在本村马潭小学教了两年书。正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
一技之长 写得好字
我并无他长，只是写得一笔好字。从十岁起，便替两岸、太山两村乡亲写春联，包办村里一切红白喜事，因此颇受乡里所重视，称为可以培植之人才。
我有一个嗜好，便是喜爱看书，嗜书如命，我曾从深井村的表哥龙奇秀那里借来了《幼学琼林》、隋唐小说，孜孜不倦地阅读，爱不释手，如获至宝。为了适应乡亲所需，开始学习应用文，如讣告、祭文、喜联之类，怎样择词选句，平时总留心琢磨思考，默记一些成语，以期在下笔时写得更快更好。
考得司书 从军北伐
一九二六年九月，宾阳县城驻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补充第二团出了告示，要招考四名司书，我便去报名应试。揭榜时，被取为第一名，我被分派到第一营第四连工作。不久，即从广西出发，前往湘鄂，实际上，那时李宗仁所率的第七军主力，已经打到武昌城下了。我那时年仅十八岁，走出农村，初见世面。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我所属的这个连换了三个连长。我的职务从文书上士升司务长。这个差事很辛苦，在大江南北作战时，一面要为连队找宿营地，一面要为连队采购给养，此外，还要为上级写报告和抄录上级发下来的通报和命令，一身数职。在一九二七年“龙潭战役”中，我瘦得几乎变了形。
一年三升 叹为奇遇
一九二九年秋到一九三〇年，在这一年中，我变换了三次工作，每变换一次，都晋升一级，最后调到李宗仁那里工作，推其缘故，仅长于写八行书而已（在旧中国，给人写应酬信，号称“八行”）。
一九二九年夏，李宗仁从高峰跌到低谷，他从“蒋桂战争”中失败，逃到越南，蒋介石叫李明瑞（1896—1931，广西北流人，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师长。1929年任国民党政府广西绥靖司令。1930年参加领导龙州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第八军总指挥，河西部队总指挥，红七军军长。1931年4月率红七军进入中央根据地，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1931年10月，在江西于都被“左”倾冒险主义者错杀。）回广西收拾桂局，我所属的团队也随李明瑞回到南宁。有一天，我从报上看到李明瑞新任的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办事处，招考书记，我又报名考上了，于是跟李明瑞办事，但我并见不到李，只同我的军事处长钟毅打交道。是年十月末，李明瑞又反蒋，只两星期就失败了。后来李退到百色，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参加了百色起义，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于是我便失业了。幸而得了一位同事的介绍去桂平制弹厂当秘书，厂长赖瑞麟公私函件，悉以委之。时因李明瑞离开南宁，广西将领一致欢迎李宗仁从海外回桂复职，李自任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黄绍竑（1895—1966，广西容县人，字季宽。新桂系早期重要首领之一。曾任讨陆（荣廷）军总指挥、广西省政府主席兼任桂军军长、国民党政府内务部部长、浙江省和湖南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初期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7年任监察院副院长。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建国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一切从头做起。总部军械处初建，处长陈桂拿一份报告给李宗仁批阅，时适白崇禧在旁边，看了这份报告，不禁皱起眉头，摸着他的光头对陈桂说：怎么不设法调一个文理精通的人到你们军械处来处理文书工作？陈一气之下，就立刻把我从桂平制弹厂调到军械处当处员，不久当科长。因陈看到我替赖瑞麟写给他的信件，十分欣赏，从此，我进入了李宗仁的总司令部。这是我走向权力边缘的第一步。
入小组织 参与机密
一九三一年夏，在久经酝酿之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相约一致反蒋，掀起了蒋、冯、阎的中原大战，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仅见。
中原大战爆发前夕，李宗仁同冯、阎约定，广西倾巢出兵湘鄂，与冯、阎会师武汉，六月八日白崇禧便占领了岳阳，张发奎（1895—1980，广东省始兴县人。1923年任粤军独立团长时，曾参加平定陈炯明叛乱。北伐战争时期，先后任师长、军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部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49年辞去国民党政府委任的职务，长期居住香港，1980年病逝。）也进抵平江，预计进军武汉，在指顾间，不料黄绍竑贻误戎机，所率后队未能依期赶上，而为粤军所乘，抢先攻下了衡阳。致广西部队被切为两截。后来李宗仁回师挽救战局，在洪桥为粤军战败，桂、张军损失惨重。战后追究责任，黄绍竑引咎辞职，黄并电蒋介石要求“和平息争”，随后赴南京接受蒋介石安排工作。
时人有云：“桂有李黄白。”黄绍竑一走，形势大变，李宗仁为维持广西残局，并图加强与张发奎合作（张是一九三〇年九月从宜昌反蒋，回广西同李宗仁合作的）特组织一个名为“护党救国革命青年军团”的政治秘密组织，它主要是反蒋，在《组织须知》中有这样一句话：“确认蒋介石为主要敌人，其他各党派为同盟者。”此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黄绍竑的骨干分子，一律不准吸收。我加入军团是李宗仁亲自监誓的。以后我担任多次会议记录，随即又把我调为总部秘书，专为这个秘密组织办事。
我担任这一工作，接近李宗仁、白崇禧的机会多了，因为团员入团，必须由李宗仁或白崇禧监誓，只有我一人在场，团员誓词由我保存，文件也只由我分发，全团名册、代名亦只由我来保管。那时候我工作小心谨慎，坚持保密原则。当时，只有参加者，才知道有这个团体存在。一九三〇年九月中，张学良东北军入关，使冯阎在中原不战而败。这时国民党的反蒋势力，只有李白局促南宁一隅，何其险也！幸赖有这个秘密组织才能渡过难关。
南京扣胡 两广合作
一九二八年九月蒋介石迎胡汉民返国，目的在倒桂，因为蒋看到广西佬的军人势力，从两广、两湖到京津，而其根本则为李济深在广东的根据地。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今广州）人，字展堂。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同年4月任广东都督。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孙中山北上后，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省长。1927年，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立法院院长。1935年任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后在广州病死。）智囊古应芬，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的拜把兄弟，拉胡就为了稳住陈济棠。果然，一九二九年三月，蒋诱李济深到南京加以监禁，陈济棠随即在南京表明中立立场。广西态势孤立，李宗仁、白崇禧在两湖、京津全部瓦解，蒋介石不血一刃而定武汉。拉胡倒桂，计现功成。
及一九三〇年，张学良入关，中原大战结束，胡汉民已经失掉利用的价值了，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借口约法事件，扣留胡汉民，这事激起粤籍政要汪精卫、孙科、唐绍仪（1860—1938，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辛亥革命时，作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参加南北议和。1912年8月被任命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同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财政部长，后为七总裁之一。后任汪精卫、孙科的广州政府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8年在上海被刺身死。）、许崇智（1886—1966，广东番禺人。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0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在福建举兵响应。二次革命时被推举为福建讨袁（世凯）军总司令。失败后赴日本。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长。1918年后，任第二支队司令、军长、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建国粤军总司令。1925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41年底日本侵略香港被俘，不久获释去澳门。建国后，居住香港，曾被蒋介石聘为国民党“总统府”资政。）以及反蒋人士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张发奎的不满，通通集中文州，酝酿开府岭南。
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标榜“以建设谋统一，以均权求共治”，即对立而不对抗。广东军队以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三个军，广西军队恢复武汉时的番号，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廖磊、夏威、李品仙、张发奎四个军。军队恢复党部，我被任命为第四集团军特别党部书记长。李宗仁要我干这个兼职，是利于随意指派军队代表，准备出席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原来宁粤分裂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全国唤起“团结御侮”的呼声，响彻云霄，蒋介石派蔡元培、陈铭枢来广州谈和，共赴国难，粤方提出，必须蒋释放胡汉民，粤方代表方能赴沪商谈和平，蒋迫于形势，只好照办。十一月初，上海和会举行，决定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选出中委，然后双方中委到南京举行一中全会，产生统一的中央政府。广州四全大会延至十二日举行，十五日闭幕，当日，粤方中委打出通电，必须蒋介石下野，粤方中委才肯去南京开会，蒋被迫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下野，广州四全大会前后，我代表广西和四集团军出席代表会与各方面接触，使我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我严于律己，谦虚谨慎，对人和蔼可亲。这也是李宗仁后来派我专任外事的主因。
蒋汪合作 两广割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我陪李宗仁去南京出席，选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在幕后做小动作，使孙科内阁不能得到江浙财阀的支持。不满一个月，即被迫辞职。蒋看到机不可失，即邀汪精卫到杭州举行烟霞洞会议，相约由汪主政，蒋主军，一同东山再起。在此形势下两广遂以胡汉民为靠山，凭借“西南执行”、“西南政务”委员会两个招牌，仍与南京对峙，蒋亦无如之何。
此时李宗仁为要稳定陈济棠（1890—1954，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31年，与桂系联合通电反蒋，任广州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司令。宁粤合流后，任围剿红军中央苏区的副司令、南路军总司令。1937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农村部长、两广及台湾宣慰使，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等职。1950年退败台湾。1954年病死。）的反蒋立场和做胡汉民的工作，长期住在广州百子路孖棚岗，两幢分立的李伯业之父的房子里，广西军政由白崇禧全权主持，只人事任命呈报李宗仁核定。李豁达大度，对白推心置腹，中间有人挑拨，完全不予理会。于此不难理解，当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兴时，李宗仁当初不过八个军的军长之一，两年之后，他便成为蒋、桂、冯、阎四个集团军首领之一，非信赖白崇禧，曷能有此！
广西地瘠民贫，不宜多养兵。李宗仁、白崇禧便把原来的四个军压缩成两个军，第八军团，采用了当年管仲做内政寄军令的做法，大办民团，实行大专院校学生军训政策，贯彻“寓兵于农”“寓兵于学”的方针，此固为对付蒋介石进侵的因应措施，亦为适应未来的抗日战争的紧迫需要。李宗仁、白崇禧提倡勤劳节俭，大家穿布衣布鞋，不吸烟，上下刻苦，蔚然成风。当时，我在“乐群社”接待了香港“五五旅行团”，他们都认为广西社会风气淳朴，值得学习。
办乐群社 影响重大
我因为接近李宗仁，特建议设立一个集招待贵宾和开展青年康乐活动于一体的场所，定名为“乐群社”，取“敬业乐群”、“独乐不如众乐”之意。第一个是南宁乐群社，设在陆氏花园，有贵宾楼、中西餐厅、网球场、游泳池等设施。广西青年的游泳活动，是乐群社提倡起来的。后来桂林乐群社办得更好，为进步文化界集会联欢、茶叙之处。一九三八年冬，周恩来先生也曾住过桂林乐群社。乐群社有一种服务周到、对外开放的工作作风。我是乐群社的首任总干事。抗战军兴，桂林成为有名的“文化城”，我便成为乐群社理事长。
留学欧洲 增长阅历
我童年半耕半读，未尝受过完整教育，李宗仁看到我一身数职，办事机敏，且能保密，有意送我到欧洲去学习，以备将来器使。我得此暗示，即在乐群社内请人教习法语。一九三四年，宁粤虽对峙，但局面平定，白崇禧早就请他的老师李任仁出来帮忙，过去李、白一些老干部如潘宜之、刘斐都回到广西来了，新来的有甘介侯介绍的邱昌渭以及朱佛定，皆一时之选。广西那个秘密政治组织，为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改名为“三民主义同志会”，以资安插上面那些人才。一九三四年冬，我终于起程赴欧洲学习，李宗仁在广西百子路孖棚岗寓所殷殷同我话别，要我在学习之余，留心蒋介石为什么走德意路线？希特勒、墨索里尼上台以后，对欧洲政局的影响，语重心长，使我以后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石泓整理）
我与周公二三事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四年多了，每当我回想起四年前十里长街千万群众伫立路旁目送总理灵车来去的情景，以及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总理的悲壮场面，总是心潮澎湃，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四年多来，总理光辉而伟大的形象、和蔼而可亲的面容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四年后的今日，回忆总理，更使我增添由衷的敬慕之情，切肤的悲痛之感，心情难以平静。
一
我初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当时武汉是抗战重心所在，周总理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代表。为了商讨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他经常是武昌蛇山下熊廷弼路国民党军委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座上客。我那时刚从欧洲回来，正在白崇禧身边任机要秘书。一天，白崇禧要我陪周总理去向广西学生军讲话，总理讲话时，那种气宇不凡的风度，令我深深钦佩；还有那与众不同的举止、言行，特别是那双炯炯有神、清澈敏锐的眼睛，使我当时就感到，总理的眼睛，具有一种特别神奇的、感人的力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月中，“徐州会战”爆发了。白崇禧衔命去第五战区，协助李宗仁司令长官指挥作战。行前，白崇禧以战略指导就商于周总理，周总理主张采取阵地战和运动战紧密配合的方针。后来李宗仁就此基本方针，以孙连仲的西北军吸引住敌矶谷师团于台儿庄，又以另一强大兵团在枣庄支线伏击从临沂前来支援矶谷的板垣师团。与此同时，周总理又令新四军张云逸所部在津浦线南段协同李品仙集团阻敌北上徐州，从而使台儿庄之战取得歼敌三万余人的伟大胜利。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周总理把这一战略巨著的内容介绍给白崇禧，后者深有领会，将本次精神归纳成两句话 ：“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也曾经批准以军事委员会命令下达全军，把这两句话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最高战略方针。
抗战胜利以后，毛主席曾去重庆商谈和平，经周总理介绍，毛主席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在上清寺桂园接见白崇禧。但白终于辜负了周总理的期望，没有回到革命阵营中来。
二
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政府正式宣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遂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发表声明，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促使台湾回归祖国；中国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总理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鼓励大家在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那时起，海外的进步朋友就一再劝我回祖国看看，同年四月二十八日，我终于响应祖国号召，到达首都北京。
这次北京之行，周总理是知道的。据黄绍竑告诉我，当天他正在参加总理主持召开的一个会议，散会时，总理对他说：“程思远今天到了北京。”
五月八日，在政协礼堂举行了一个酒会，招待来自五大洲的海外归侨。我正在同张治中委员讲话时，突然发现周总理正健步走进大厅，会场气氛顿时显得活跃起来。当张先生正准备给我向总理介绍时，总理却笑容满面地向我伸出手来：“欢迎你回来！”他说，“我们一九三八年在武汉见过面。”事隔十八年，他还记得我，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吃惊的超人的记忆力啊！
周总理希望我到东北去看看，他说：“这几年来，祖国的建设有了迅速的发展，东北地区已成为门类比较齐全、物质技术基础较强的工业基地，你到那里去看了，将来回到海外后就有较多的材料可向朋友们说说。”他又招呼了一些老朋友陪我游京郊，并对我说：“我们过几天还要谈谈。”
五月十二日中午，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我。宴会后，总理在客厅里同我长谈了三小时，他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国际关系的发展谈到国共合作问题。总理集内政外交于一身，事无大小，靡不躬亲，日理万机，鲜有暇晷，竟花了这么长时间来接见我，这表明了他对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爱国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非常重视。
周总理说，我们国家当前对内、对外政策，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基本方针，那就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共同奋斗。根据这一基本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同国民党当局商谈祖国统一的问题。
周总理说，展望世界形势，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国共合作，结果凶终隙末，但是追源究始，责任不在我们，这是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的。
周总理说，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与台湾人民团结一致，台湾回归祖国就是整个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因此，我们将不会派人在台湾内部进行分裂活动。此外，我们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和台湾人民来大陆参观访问。台湾当局如果要了解祖国情况，尽可以派人回来看看，我们将答应他们的要求，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
周总理说，欢迎国民党军政人员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生活。政府当在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安排。说到这里，总理还详细列举了翁文灏、卫立煌、王普涵先生等回到祖国后得到亲切照顾和关怀的事例以为证明。
周总理说，李宗仁先生在去年八月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两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国人和平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具体表现，值得我们赞赏。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到祖国看看。
总理这一席话，语重心长，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最殷切、最诚恳的态度。我回到海外以后，就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传达了周总理这一次谈话的精神，并把北京之行的经过汇报给了李宗仁先生。
一九五六年十月，周总理派一个负责同志到海外来看我，问我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同时向我传达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使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总理对我的关心。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中，周总理要我回到北京，听候接见。那时正值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开会，首都冠盖云集。十五日深夜，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我。在听取我的汇报后，周总理要我去欧洲同李宗仁先生谈谈，转达“四可”的基本精神。我注意到：总理在整天紧张工作之后，还是那么神采奕奕，毫无倦容。关于他要我转达的意见，要我一再复诵，不求其详。
周总理所指示的“四可”，就是李宗仁先生可以回到祖国定居；可以回来后再去美国；可以回来后再去欧洲；如果在外边住不惯，还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这四大自由，对凡是回国观光、访问、探亲、访友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一律适用。临别之际，总理一直把我送到汽车旁，殷殷嘱咐。他说 ：“我很忙，明天不能给你送行了。”关怀之切，令人感动。
三
那次离京后，我又飞抵欧洲，向李宗仁先生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李先生对党中央、周总理对他如此深切的关注表示由衷的感谢。一九六五年，我陪同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终于从欧洲乘飞机回到祖国的怀抱。七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我们飞抵上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李先生，把我们接到锦江饭店，周总理住在对面的文化俱乐部。当时，罗青长副秘书长告诉我，周总理为李宗仁先生的安全担心，昨夜整整守了一夜，直到早晨七点，总理接到电报，知道李先生乘坐的飞机飞入国境，才放心上床睡觉。我听了非常感动。
次日，周总理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了李宗仁先生，周总理关切地向李先生问了一些有关在美国的情况，并重申了我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来去自由的原则。
七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许，李宗仁先生乘坐的专机由上海飞抵北京首都机场，这时总理已先我们二十分钟到达北京，正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机场等候，在首都机场，李宗仁先生受到了热烈欢迎，周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与李宗仁先生夫妇在机场合了影。在候机室前厅，周总理看到了溥仪及其夫人李淑贤，总理问李宗仁道：“你见过溥仪夫妇了吗？”溥仪夫妇走上前来，总理又说：“溥仪新生了，你看，他五十多了，不像吧？”溥仪接着对周总理和李宗仁说 ：“我五十九岁了，但在今天我感到越活越年轻。”
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李宗仁先生和夫人。参加宴会的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三军首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曾经参加过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南京代表团成员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和其他方面负责人。周总理在宴会上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对李宗仁先生和夫人毅然归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相信李宗仁先生会同我们在一起，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加强团结，为实现祖国的统一，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成功而共同努力。
据我所知，当李宗仁由欧洲动身返国的时候，周总理曾邀请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开会，说明了争取李宗仁先生回国的经过及其意义。座谈中曾有人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周总理不以为忤，和颜悦色地加以解释，结果大家心悦诚服，再无异议。
四
在李宗仁先生回到祖国的第二年，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时又是总理亲自为李宗仁先生的安全采取了一切可能的保护措施，他亲自派人将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接到医院保护起来。我们后来才知道，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是总理顶着逆流，保护了大批党内的老干部，也保护了李宗仁先生。
一九六八年秋，李宗仁先生患了肠癌，周总理在昼夜辛劳的繁忙时刻，亲自审阅治疗方案，成立了医疗小组，进行割治手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手术进行得很好。同样，在李夫人郭德洁女士逝世后，总理也曾经去向郭德洁女士遗体告别，并向李先生表示了深切的慰问。
回溯李宗仁先生归来的经过，其中无不渗透着周总理的心血，周总理所关心的不是李宗仁个人，而是体现了总理对祖国统一大业，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李宗仁先生的归来也不仅仅是我们党对他个人的争取，更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为发展和扩大革命爱国统一战线做出的一个榜样。从周总理对李宗仁先生的关怀，我们看到了总理在处理问题上的严肃认真，坚持原则的立场和态度，也感到了总理无微不至、体贴入微的关怀。在“四人帮”最猖獗的日子里，眼看总理呕心沥血、费尽精力创建的党的统一战线所取得的成果被“四人帮”任意破坏、蹂躏，我们是多么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啊！
今天回忆总理，总理的谆谆教诲又仿佛在我的耳边萦回，那亲切感人的话语我将永志不忘。总理逝世后，遗言把他的骨灰盒停留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两天，这说明了总理不仅一生为祖国统一而忘我工作，而且为革命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献出全部力量。
我在香港从事第三势力活动的前前后后
香港，这个世界著名的大城市，将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到祖国怀抱。我以耄耋之年，欣逢盛世，尤感振奋，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象征。回顾一九四九年前后，我曾在香港搞过“第三势力”，饱受教训。以后，执行了党给予的使命，从香港五上北京，两去欧洲，终于促成了李宗仁从海外归来这一轰动世界的事件。抚今追昔，颇多感慨：以为一个人犯错误是可能的，问题在能不能及早改正错误，争取走上正确的道路。
“第三势力”的由来
李宗仁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在首都机场发表的《回国声明》中曾说：“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这里专说李宗仁为什么参加所谓“第三势力”运动。此事与一九四八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有不可分的关系。
陈立夫（1898—2001，浙江省吴兴（现湖州市）人，名祖燕。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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