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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你知道或不知道的德国史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刘连景著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5-01

书籍编号：30156568

ISBN：978754770804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72258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世界史

你知道或不知道的德国史

刘连景　著

同心出版社

前言

德国是一个盛产大师的国度：音乐家贝多芬、巴赫，文学家歌德、席勒、格林兄弟，思想家、经济学家马克思，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黑格尔、康德、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海德格尔……数之不尽，他们就像一颗颗明亮的恒星，闪耀在德意志的天空。

有什么样的文明，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对其意识形态和民族性格往往具有巨大的塑造作用。翻开德国史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变幻莫测的文化景象。即使是同一部德国史，对这个国家的形象的描绘，前面的篇章与后面的篇章迥然相异。它时而如温驯的绵羊任人宰割，时而如咆哮的雄狮显威于世界，真是反复无常，迷离混沌。悠久的德意志文明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尼采曾经写到：“德国人的灵魂深处埋藏着许多曲折环绕的通道，它们之间互相连接着，那儿有洞穴、躲藏处和地牢，它的杂乱无章使它更加迷人和神秘；德国人是熟悉这些混乱的通道的。”

无疑，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历史上由于欧洲各国对它的忌惮，致使德国常年处于严重分裂状态。但自从俾斯麦统一德国后，任何战争、意识形态的阻挠都不能再阻挡德国国家统一的步伐。二战后，德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但两德突破各种阻碍，于1990年终于完成统一。

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以现代大学和科技发明闻名于世，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现代大学就诞生在德国。国家必须为大学提供教学和科研的资金并且不能干涉大学的学术自由，这是德国人办大学的宗旨。普鲁士国王曾经说：“没有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教育办亡国了。”于是，德国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全民教育体制。近百年的智力积累，使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领导者。电器、化工时代的一系列重要的发明大都诞生在德国，超过同时期英法两国的总和。德国还为后发国家树立起了赶超先进国家的模式，那就是把国家视为经济发展的机器，由国家制定政策和法律来引导经济运行的方向。这就是今天常常提起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克服了英国创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对当今世界有深远影响。

俾斯麦是德意志的“领航员”，俾斯麦精神就是德意志精神。俾斯麦说，“在经济斗争中站在弱者一边是我效忠这一王朝的传统，”他深信，“社会问题只有国家才能解决”。他指出，“只有现存国家统治政权采取行动，即由它实现社会主义要求中合理的，并与国家及社会制度相一致的东西，才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混乱局面”。

德国人在世界史上留下的笔迹总是那么凝重而深刻。两次战败，两次成为废墟，但又两次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跃升为欧洲第一！这个民族有着严谨、冷静而内敛的民族性格，他们乐于遵守自己制定的各种规章和制度并引以为豪。事实上，精确而合理的种种安排总是能让德国社会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稳步前进。即使在遭受外部环境的巨变之下，德国人仍然能保持着一种本能的坦然。在德国，人们视遵纪守法为最高伦理原则，普遍存在着求稳怕乱、安于现状、自满自足的心理。这一心理的形成是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的，与德国经典哲学文化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及二战期间由德国海军元帅邓尼兹发明的“狼群战术”等，都在生活中不断得到应用。

德国的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即使我知道整个世界明天将要毁灭，我今天仍然要种下我的葡萄树。”这句话充分显示了德国人埋头苦干、不肯苟且的精神。

德国人看上去大多不苟言笑，人们可能会觉得他们不易相处，缺乏弹性，在他们眼里任何事物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就像他们的语言，德语是一门复杂而精准的语言，它的语法和词汇不可能出现模糊。德国人的工作和生活绝对是界线分明，德国人的性格特点是：严肃、保守、自省，在做生意时小心谨慎。德国企业管理者都很节俭，善于运用资源。

分分合合是德国历史演进的主线与主要特征，从古老的法兰克王国分离出来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统一体。整个国家由成百上千的侯国、邦国、自由骑士组成，德意志的王权衰微到不起作用的程度，德国的长期分裂以及各派政治势力和各思潮的对立斗争，使得德国迟迟没能像英国和法国一样建立起正常健全的民族国家。

1830年，大文豪歌德曾经痛苦地说：“我们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块地方可以使我们坚定地指出：这就是德国！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答案是：这是奥地利；如果我们在柏林提出这样的问题，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

本书用短短20万字的篇幅，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德意志历史画卷，让广大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德意志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希望通过读这本书，能让读者对德意志文明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客观的认识，并从中学到德国人的独特的处世风度和严谨的工作精神。

第一章　莱茵河畔文明的勃兴

种族是在人类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融合而成的，而民族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多种族融合而成的。无论是种族还是民族，都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不是科学概念。日耳曼民族独特的传统和民族主义，是由原始时期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的。

第一节　德意志文明的源头

德国很久以来就被称为欧洲的心脏。这主要是由于德国处在欧洲中央的位置上。同时，还因为欧洲大多数民族与德意志这块土地都或多或少有点历史渊源关系。

有人认为，现今德国境内最初的居民是日耳曼人，这个观点显然不成立。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第一拨人迁入中欧和西欧大陆，他们是希腊人和拉丁人，后来他们占领了欧洲东南部的两个半岛；第二拨人是斯基泰人，现已绝迹；第三拨是凯尔特人，他们几乎成了中欧的土著，但是在第四拨日耳曼人的威逼下，他们进入高卢，征服了西班牙、不列颠和意大利北部，然后又被罗马人征服，并与当地的罗马人融合；迁入中欧的第四拨人，才是日耳曼人，也是迁徙规模最大的人种，遍布今日的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沿岸、丹麦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地区。他们以游牧为生，兼事农耕，常常逐水草而居，社会发展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日耳曼诸部落之间的语言具有亲缘关系，属于同一个语系即日耳曼语系。日耳曼人在体质上也具有共同特征，如身材高大、金发碧眼、肤色浅等。

公元前1500年左右，日耳曼人从日德兰半岛一带迁移到今天的德国北部，以后继续往南移动，直抵多瑙河和莱茵河上游地区。

大约于公元前800年，即铁器时代，欧洲中部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民族迁徙，日耳曼诸部落为了寻找更适于居住的土地，也纷纷南下，进入莱茵河地区。纪元前后，他们挺进到罗马帝国的边境。

当时，欧洲南部处于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在古代，东西走向的边境线是不稳定的，北方的游牧民族总是要南下，夺取南方自然条件较好、更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地区，南方的耕种民族自然不会把自己的地盘拱手相让，必然会奋起自卫，冲突在所难免。日耳曼人和罗马人的情形当然也不例外。此外，由于日耳曼人的原住地遭到被称为“上帝之鞭”的匈奴人的攻击，日耳曼人不得不向南迁徙，以寻求生机。

公元前1世纪，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发生了冲突。被罗马人视为蛮族的日耳曼部落共有20多个。他们已经从过去的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农业，土地由氏族大家庭公社共同耕作，逐渐发展到分配给小家庭耕种。日耳曼人崇尚武力，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有很大的权力，并培养亲信卫队，这些人后来成了中世纪贵族的最初来源。从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便展开了持续数世纪之久的战争。日耳曼人的各个部落向罗马帝国的各个行省展开进攻，战争中双方各有胜负，日耳曼人每打下一座城池、攻克一个地方，便大肆抢掠，而罗马人每打胜一仗，就把被俘获的日耳曼人当作奴隶出售或分配给罗马人役使。

公元1世纪末，为了防范日耳曼人的进攻，保卫受到威胁的阿尔萨斯以南的莱茵地区，罗马帝国曾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修筑了一条重要的防线，史称“莱姆斯防线”。罗马军队的统帅、后来的罗马皇帝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曾率军征伐给日耳曼人以重创。

日耳曼人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无法记载自己的历史，因此关于日耳曼人的文字记载很少。随着日耳曼人的南下，罗马人开始认识日耳曼人，使文明程度高得多的罗马人得以用文字记录下了有关日耳曼人的事件，主要见于恺撒在与日耳曼人的征战中写下的《高卢战记》，以及罗马史学家塔西陀所著的《日耳曼尼亚志》。

在罗马人的笔下，日耳曼人被称为“蛮族”或“野蛮人”，日耳曼人的进攻也被称为“蛮族入侵”。的确，与罗马人相比，日耳曼人还处于比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制度还建立在氏族公社的基础上。在发展的进程和频繁的战争中，氏族公社转化成了一种军事民主制，其核心是所有部落成员服从部落首领，以便进行征战或掠夺。战斗中最英勇善战的武士被选举为部落首领，具有保卫和管理部落的义务以及绝对的权威，凡有不听从号令者，首领可以将其处死，部落首领就成了诸侯。部落成员有服从首领的义务，必须忠于首领，即所谓“头领为胜利而战，仆从为头领而战”。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是渺小的，氏族高于一切，没有个人的功绩，一切归功于领袖。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这种奴隶制社会的特征在地中海沿岸各国都渐渐消亡了，唯独日耳曼人服从领袖的精神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服从”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得以保留下来，后来的普鲁士又把被强化的服从意识扩散到统一后的德国，使这种心态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一种民族性，对德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日耳曼”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公元1世纪，作为对莱茵河右岸部族的称谓。后来逐渐成为日耳曼语系各个民族和部族的总称，它包括属于北欧和中欧的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各个部族。这些部族在语言和文化上具有亲缘关系。日耳曼民族语言发展为后来的德语，其间经历了相当长期的历史过程。

“德语”一词源于古代高地德语的“diot”，意即“人民”，起初学者们用来指称生活在法兰克王国东部的古老部落所讲的方言。从10世纪起，人们进一步把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所在的地区称作“德意志”。

第二章　德意志的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发起的“改教运动”，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都是一个道德问题，而道德问题说白了也是一个宗教问题，宗教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人的心灵问题。宗教改革旨在把人的灵魂、人的思想从宗教的捆绑之下解放出来，恢复信仰的真义和启示真理的无上权威，这场运动对后世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影响之深，显然是当时的马丁路德所没有料想到的。

第一节　宗教改革

16世纪在西欧发生的宗教改革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宗教改革首先爆发于德国，随后在西欧各国相继展开。

宗教改革首先在德国爆发，也许是由于德国当时最早具备了改教的各方面条件。由于德国没有强大的王权，皇帝又曾败在教皇足下，所以它成了天主教势力扩张最厉害的国家。德国有1/3以上的土地归教会所占有，天主教的上层僧侣中，有1/5是拥有领地的帝国大诸侯，甚至还是选侯，七大选侯中就有三个是大主教。他们凭借政治和宗教上的特权，作威作福。在德国的教士们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他们的生活大多又比较糜烂、腐败。罗马教皇经常把德国当作宰割的对象，甚至无节制地榨取其财富。他弄一些圣徒的遗物到德国来出卖，还向德国人出卖教会的职务，如主教职务就可花1.5万～2万金币买得。这样，每年大约有30万古尔登从德国流入罗马。据说这个数字是德国皇帝每年税收额的20倍左右。所以，当时都称德国是“教皇的奶牛”。

最遭人诟病的做法是出卖“赎罪券”。原先，犯罪的人如向教会交一定的钱，他们的罪就可以赦免。如赦免杀人罪交7个杜卡特，赦免抢劫教堂罪交

9个杜卡特，赦免谋杀双亲和兄弟姐妹罪交4个杜卡特。后来有的教会觉得如此敛财的速度太慢了，便声称人人都有原罪，人人都应该赎罪，赎罪的最好办法是购买“赎罪券”。1517年，教皇利奥十世借口要修缮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在德国大量出售赎罪券，特令美因兹大主教负责在德国包销。为了得到皇帝的同意，教皇还答应将出卖赎罪券的收入分出一部分给他。同时，教皇还派特使特兹尔专程来德国推销。这种荒唐的行径，终于引发了民众的反抗，改教的呼声日益高涨。

宗教改革与其说是一个纯粹信仰改革的运动，还不如说是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首先在政治方面，就是在宗教改革的前夕，它的政治背景，那个时代民族主义兴起了；特别是13世纪的下半期，英国、法国特别明显。君王跟贵族之间达成了共识，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齐心抵抗任何外来的势力，任何外国势力的入侵他们都要抵挡，所以他们对罗马梵蒂冈干涉各国政权的行径越来越无法容忍。

15世纪末，英国、法国的君权集中，他们成为强有力的君主国，在那个时候，英国跟法国的教会都已经是国家的教会，虽然教皇仍然可以得到各国教会的捐税，但是对于神职人员的授任权，或者是教会的司法权，都已经渐渐地归属到皇帝的手中。在政治上，梵蒂冈的权力不断缩小。

在经济方面，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印刷术的发明也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条件。中产阶级的出现形成了一股政治的势力，有一些平信徒的律师，渐渐地取代了教会的领导地位，他们成为皇家的顾问。这些律师们，根据罗马法的理论，企图发展王权的地位，教皇在各地都拥有庞大的教产，各地的教会都必须要向梵蒂冈纳税，而且每一个由梵蒂冈派到各国的神职人员，他们的薪水都要抽出一定的百分比来，向梵蒂冈纳税。因此，各国都把它看作是国库的损失，所以他们在经济上对罗马梵蒂冈很不满。

当时欧洲的教育开始普及，各地都设有大学，平民读书写字的能力加强。宗教改革的时候，各地的大学都成为改教的中心，如威登堡、海德堡。再加上印刷术的发明，在1450年左右，古藤堡发明了火版印刷术，这就有力地推进了改教思想的传播。

在宗教方面，一方面在宗教上是教权低落，当时的天主教国家，法国跟意大利，在争夺教会的领导权，梵蒂冈曾经有几次被迁到了法国的雅威农，它位于法国的东南边。同时有两个教皇在位，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法国人，各国就随着自己的政治走向，各尊一位教皇。

后来巴黎大学的教授们提议召开一个大会，来解决两个教皇的问题，所以在1409年，他们召开了比萨会议，两个教皇都没有出席，也不承认那个会议的权力，正是这次的大会，把两个教皇都撤职了。他们原来想要再选出一个新教皇，可是没有想到，红衣主教突然推举米兰的主教为教皇，随即就宣布闭会，所以比萨会议就宣告流产了。随后的情况更加恶劣，各国仍然是各自承认自己心目中的教皇，等于说当时欧洲同时有三个教皇。

一直到1415年，终于召开了一个康士坦斯会议，才正式地取消了三个教皇的职位，消除了教会的分裂，把教皇的权力受制于一个立法的团体，那就是大公会议。但是这仍然不能够挽救梵蒂冈的腐败，当时神职人员卖官鬻爵的风气很盛，很多神职人员私生活不检点，所以教权相当的低落。在教会方面，改革也纷纷告失败。在宗教改革一百多年前，在英国，在波西米亚，都有改革运动的出现，可惜后来都失败了，但是却为后来的宗教改革埋下伏笔。

在文化方面，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这是在14、15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尚古、崇古的运动。崇古就是重新研究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热潮。希腊罗马文化有很浓厚的入世精神，他们重视今世的生活，欣赏人类的文化，艺术的美学，我们可以看到米开朗基罗，他把希腊罗马那种裸体的雕像，搬进了教会的艺术领域。比如大卫的雕像，强调人体肌肉的阳刚之美，艺术家对圣经人物的描绘，不再是那么面无表情，而大卫的雕像，跟希腊的阿波罗神像、雕像，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与宗教改革有直接关系的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一种根植于崇古精神的思想文化运动宗教改革时代，各大学都设有人文学科，包括了文法、辩论、诗学，文学，历史还有伦理以及哲学等学科，当时的人们因为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逐渐地厌倦，转而开始对神学家，比如奥古斯丁等人的思想产生了兴趣。

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共通的一个特点是，两者都反对中世纪的教育方式。当时的教育方式是“三步辩证法”，这是一种呆板、公式化的逻辑推理，那其实是在训练年轻人的思考，基本上算是一种有用的方法，但它的害处是鼓励年轻人诡辩，就是做学问没有任何真正的目的，纯粹是为辩论而辩论。宗教改革的领袖，或者是人文主义的学者，他们都认为，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人跟人之间的传达，主要的目的不是在传达冰冷的知识，而是有更实际的目的，那就是要去说服人。一个演说家，或者是传道人，不仅是要传递信息，也应该要把生命、情感，注入演讲中，为的是要影响人、说服人，所以这是人文主义对宗教改革的第二个影响。

有学者分析德国的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还是有很大差异，人文主义者偏爱的是人间的美学、真理、良善的和谐性；但是宗教改革，面对的是人的罪恶、丑陋，人生的苦难、怀疑、挣扎的冲突，以及信心所带来的胜利。宗教主要是关乎罪与恩典，死亡与生命的事，这就不是强调乐观、进取、自由的人文主义所能够涵盖的了。

第三章　普鲁士王国的崛起

三十年战争给中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在这样一个悲惨的时代，德意志东部的普鲁士邦却意外地崛起，这使得欧洲宫廷和德意志皇帝对它刮目相看。普鲁士的崛起，包含和预示着德意志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趋势，它最终通过武力的方式结束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

第一节　神圣罗马帝国的砂石罐头

普鲁士是德意志东部的一个蛮荒地区，包括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由于这个地方贫瘠、落后，所以被人戏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砂石罐头”。勃兰登堡处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是东西方的交界地。12世纪之后成为德意志帝国的边区殖民地。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鲁士，离勃兰登堡甚远，因其居民主要为普鲁士人而得名，当时普鲁士还并未完全独立，而是同波兰保持着宗主关系。应该说，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在几个世纪内是并行和独立发展的，直到1618年，这两家才形成了一个国家。中间的连接点，是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

霍亨索伦家族(1417～1918年)是德意志的高级贵族和王家世系。1417年，德意志国王正式把勃兰登堡和选侯爵位一起赐给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一世，从此开始了霍亨索伦家族在勃兰登堡的统治。他们把勃兰登堡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利用婚姻关系、继承协定等手段悉心经营和扩张其统治范围。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两地的霍亨索伦人都相继改奉新教，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双方的亲和感。1618年，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正式形成。虽然这个邦国在地理上不是连成一片的，也并非由单一民族所构成，却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初步形成了后来普鲁士王国的规模。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认为：“这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确实前进了一大步。”

16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即选侯位(1640～1688年)。这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年轻君主，被后世成为“大选侯”，他是把普鲁士真正塑造成强权国家的奠基人。由于母亲的出身带有西部德意志普法尔茨——奥兰治家族的血统，因而同西欧的喀尔文主义相接近。

在登位之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领土，而且在本国贵族、分离主义势力和国外强权面前，显得地位虚弱，但他决心打破这种局面。三十年战争留给这位“大选侯”两大教益：即必须拥有一支独立的、听命于自己的具有战斗力的常备军；还要利用帝国全面衰落、无中央皇权可言之机，建立勃兰登堡——普鲁士邦国专政体制，在本邦内部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同时，在帝国范围内扩展势力和影响。为此，他建立了邦国君主专制政体，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官僚系统，并使普鲁士成为自立自主的富强国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委派官吏，管理城市的行政事务，还增设税务专员，负责城市的税收工作。他还在农村设立了行政公署，在广大平原地区履行税收职能，这些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另外，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也促进了普鲁士的经济发展。世界商路向大西洋和北海的转移，并没有对勃兰登堡构成太大的威胁。不仅如此，勃兰登堡还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向西欧各国输出谷物，使因三十年战争而受到严重削弱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

为了克服容克(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和贵族等级的反抗，给邦国带来效率与秩序，1653年，“大选侯”同容克之间达成了勃兰登堡邦《议会协定》。协定承认容克对农民有专门的特权，作为交换条件，容克贵族必须同意建立一支以选侯为最高统帅的常备军，并允许为维持和装备常备军而增加税收。这项协定是选侯同容克之间的一种妥协。邦议会协定使容克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在普鲁士得以巩固，加之规定只有容克出身的人才有权担任常备军军官，因此使容克在军事方面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容克阶级成了大选侯统治的阶级基础，也成为霍亨索伦家族在德意志的主要支柱和使德意志普鲁士化的主要力量。官僚集团和军官集团一起，成为普鲁士君主国的两大支柱。显然，普鲁士的专政体制，并非建立在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之间力量的均衡上，而是建立在君主同容克贵族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

给普鲁士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裨益的另一项重大举措是接收了大批移民。1685年大选侯在《波茨坦敕令》中，准许涌入普鲁士的2万余名被法国驱逐的胡格诺派新教徒居留避难。这批新教徒大部分是有资本、有实力、有技术的人，他们把极有价值的生产经验和资本，从经济上远为发达的法国带到勃兰登堡，在此开办各种工场和企业，促进了普鲁士经济的极大发展，结果使普鲁士的国家收入在30年内增加了7倍。

“大选侯”在位期间，尽管军队已初具规模，并开始显示威力，但他在更多的时候则是以实力为后盾，运用外交手段为本邦谋取利益的最大化。1688年，当他离开人世时，普鲁士已经从波兰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还为继任者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由若干零乱的领地聚合在一起、却井然有序的国家和一种因多次军事胜利的光荣赋予臣民的初步的民族生存意识”。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越来越多地带上了典型的专制主义色彩，逐渐变成了一个军人和官僚的国家，其军事力量和版图已不亚于欧洲其他王国。

第四章　德意志的民族统一

欧洲人称俾斯麦为“白色革命家”，这位出身保守阵营的容克，使用了战争暴力手段，摧毁了阻碍德国统一的内外势力和德意志联邦的全部旧有关系，完成300多年来的德意志民族统一大业，并把德国带入现代化发达国家之列。

第一节　铁血宰相上台

“我将成为普鲁士最大的流氓或最杰出的人物。”这是“铁血”宰相俾斯麦最广为人知的名言之一。

奥托·爱德华·莱奥波德·冯·俾斯麦出生于1815年4月1日，是勃兰登堡下层贵族的后裔。两岁时随家迁往波美拉尼亚的克尼帕霍夫庄园。就其财富和社会地位来说，俾斯麦的家族不是第一流的，但容克的那种专横暴戾作风在他身上却很明显，据说大学期间他曾与人进行过13次决斗。俾斯麦的母亲来自有名望的资产阶级家庭，给俾斯麦诸多的影响，他又在学习中进一步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影响。

在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24岁的他经营起他的第一份贫瘠地产——波莫瑞的克尼帕霍夫庄园。父亲去世后，他迁往柏林附近父亲的舍恩豪森庄园，并投身到业已在波莫瑞开始的地方政治之中。

1849年，他把自己的庄园租赁出去，前往普鲁士的首都柏林从事政治活动。作为极端保守派、1848～1849年民主革命的批判者，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两年之后普鲁士议会派遣他作为公使参加了在法兰克福召开的邦联议会。在那里，他代表普鲁士同奥地利在德国的霸权地位进行了长达9年的不懈斗争。

从19世纪50年代起，俾斯麦的政治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个极端保守派转变成一个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家。1859年3月，俾斯麦被免去长达9年的驻联邦议会公使之职，调任驻俄公使，1861年转任驻法公使。在这些任内，他已充分了解到德意志兰的东西强邻都反对德意志统一。他也感到很失望，因为他未能进入权力中心。他把去彼得堡叫做“光荣流放”。尽管如此，俾斯麦仍然不断地向摄政王、1861年即位的威廉一世上书献策，提供“拯救之道”。军事改革引起的宪法纠纷，为俾斯麦提供了良机。1861年7月2日他写信给好友、陆军大臣罗恩，提出王权只有通过掌握统一运动才能获得拯救。这年夏天，普王正式召见他，向他咨询救国之道。10月，俾斯麦把自己的意见最后加工成所谓的《莱恩菲尔德备忘录》，对整个形势和事务作了纲领性的说明。他说：“需要把德意志人民发展起来的力量比较严格地、统一地结合起来。在整个时代潮流中复苏的民族感情，同时连同确保反对外部进攻的要求，迫使我们走向比较紧密地统一德意志兰的目标。”1862年6月，俾斯麦在访英时，毫不隐瞒地向英国发对党领袖说：“必须解散德意志联邦，使中小邦屈服，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使德意志兰获得民族统一。”

此时的威廉一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深知采取军事政变和武力镇压一定会激发自下的革命，于是，在这年9月中，国王同意外交大臣发电报给在法国的俾斯麦，要求他“立即回来”。

9月18日，柏林普鲁士陆军部长罗恩再次发报：“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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