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历史系等编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2-01

书籍编号：30159886

ISBN：978730812660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610000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版权信息

书名：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历史系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2-01

ISBN：9787308126601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序言

2013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来自海峡两岸的四十余名研究宋史的学者，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举办了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但经过两岸学者的共同努力，这此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宋代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同时也进一步增进了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开展学术研究的氛围和深厚的友谊。

第一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是由浙江大学历史系承办；第二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是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承办。这次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由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和浙江大学历史系共同承办，既有两校间的渊源，更有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

众所周知，张其昀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他曾经多年担任老浙江大学史地系的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他在职时聘请了张荫麟、陈乐素、方豪等著名宋史专家到浙江大学任教，从而奠定了尔后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宋史研究的基础，培养出了一大批以徐规、倪士毅等教授为代表的宋史学者以及他们的弟子。仅就在我们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的7位研究人员中，就有何忠礼、方建新、徐吉军、范立舟教授等6位毕业于浙江大学或杭州大学。

张其昀先生赴台后，又在台北创办了“中国文化大学”，有以宋晞、陈光裕先生等为代表的许多原浙江大学的教师跟随任教，同样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宋史专家，并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台湾地区宋史研究的蓬勃发展。由此可知，两岸宋史研究和学者之间，渊源很深，关系密切，可谓同根同源，而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是近年成长起来的南宋史研究的新兴力量，虽然在南宋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还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需要认可，更需要积累，为此，就有了由我们与浙江大学历史系共同承办的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两岸学者定期举办宋史研讨会，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海峡两岸的学术研究，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经历过不同的路径。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术理念、方法和语味都变得更加求真、求实，这种变化，使得加深两岸各类学术交流成为可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30多年来，海峡两岸史学界在广泛吸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都还精心守护着基于史实梳理与考辨，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犹如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校歌中所说的那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必有真知，方能力行”。即使有观点的出入、理念的歧义、看法的差异，都不能否认交流的益处和价值。

这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36篇，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了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典籍、人物等各个方面。其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论文内容扎实，不尚空谈；二是许多论文视角新颖，发前人所未发；三是各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大同小异，明显表现出学术流派同宗同源的特点。今天，在杭州市社会科学院与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有关作者的认真修改，现在将它们结集出版，为推动宋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略尽我们的一点微薄之力。是为序。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辛薇

2013年8月

过不在宋的宋朝积弱原因

王吉林

一　前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广大的国家。由于历史悠久，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朝代。朝代虽接续不断，而时间也长短不同，但后代读史者，往往会品评何以有的朝代绵延多年，有的朝代不数年而亡。有的朝代国势强大，称一代盛世。有的朝代相对弱小，甚至被称为衰世。若细作比较，就明显可见其差异。原因为何，本文试以唐宋做一比较。

除了历史久远以外，中国是以土地广大著称于世的。中国的领土，大致确定于秦、汉时代，虽历代迭有不同，大致南北界限在长城以南，南至越南为界。东至于海，西至今日之新疆。长城以外，叛服不常，多数时间，未能置郡县如中原。至于越南，时而郡县，时而藩属，其情形亦异于中原。新疆地区，古谓之西域，中国强盛，则控此通道，设州置县而移民于此之时间较少，以武力控制之时间较多。清末至今，始省县之，使其同于内地。

从整个中国历史上看，有统一，也有分裂。我们确认是分裂时代的有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金与南宋。分裂时代，未亡于外族，可见分裂政权，尚有相当国力。然而有的朝代，名虽为统一，实则未曾统一，仍是分裂。此一朝代，即赵匡胤篡后周所建立的北宋是也。

北宋所称之统一，是灭与五代并存的十国，而未恢复盛唐疆域。至于唐末、五代时期，外族在中原土地上所建立之国家，如辽与西夏，以及河西、陇右之地，终两宋之世而未收复，多少炎黄子孙，化为夷狄，为外族尽力，已忘其为汉唐遗黎。北宋处此困境，徒呼奈何！何以至此？赵宋建国以前，五代领土，已不完整，北宋所承继者，是唐末、五代残破下的一部分中国，而非整个汉唐盛世之疆域。北宋之积弱不振，人的因素以外，此一形势问题，应是一重大原因。人的因素，亦即立国政策，虽有关系，但与国土缩小相比，可能只是部分原因。

如宋太祖赵匡胤不采重文轻武之国策，重用禁军将领，使其操废立之权，则宋代难能长久，积弱不振的宋代，亦未必能久存。

重文轻武，以和平换取生存，未必不是宋代国策的优势。评论历史，当究史实，非全凭言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宋太祖虽出身禁军将领，但宋太祖、太宗时代受制于辽，亦无力讨伐西夏。何况辽、夏二国联合对付赵宋。宋所能者，唯求与辽、夏交好，至于收复盛唐疆土，则从无此梦想！

若从历史事实而论，宋接于五代十国之后，仍是分裂时代。在此分裂时代，宋与辽、夏战争少而和平多，此其在历史上的特点，而后人不视此一时代为分裂时代者，也因其上承五代，下接元明，而认其为统一王朝。

后人不视辽、西夏，与北宋为分裂时代者，可能以辽为契丹人所建之国，而西夏为党项人所建之国。殊不知辽与西夏之国土，本为唐地，而契丹与党项人，在辽与西夏国内，皆为少数民族，所统治之人民，多为汉人，而契丹与羌仅为少数统治者而已。建国于中国土地上之辽与西夏，其所统治之臣民，多为中国人，仅统治者为少数契丹人与党项人而已。此非分裂中国之国土与人民，而又为何？此种事实乃唐代安史乱后逐渐形成，而非赵宋之所能改变者也。此一事实，实为造成宋代积弱不可改变之原因。若宋建国之后，崇尚武力，能灭辽与西夏而收复唐之土地，情形或不至此。恢复盛唐之国势，首先要有盛唐之疆域，此宋之不敢梦想。宋太祖代周，先出禁军将领于外，再削节度使兵权。释兵权之后，崇奖文人，造成积弱而无法自保。

宋代因先天不足，国土少于盛唐远甚。由于国土缩小，人口自然因而减少，土地小而人口少，其弱乃自然之势，扭转此一形势，自非易事，何况尚有强敌环伺。故宋代之弱，非出诸宋代之人不材，盖由于资源有限，欲强而不能。更何况政策上之重文轻武，只求巩固赵宋帝室，外求和平，此自然造成积弱不振之国势。为赵宋谋，此外似无良策。

二　盛唐的国势

在唐朝二百九十年（618-907）的历史中，可以安史之乱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起，唐之国势蒸蒸日上。到唐玄宗时代，达到顶点，即所谓开元、天宝之治（是从公元713年到755年）。这四十多年，是唐朝鼎盛的时代，就是所谓的开元天宝盛世。土地、人口、国势都是盛唐的标志，其前后时代都无法与此一时期相比。

代表国力的户口，在玄宗时代究有多少？新旧《唐书•地理志》卷一均有开元二十八年（740）的统计数字，新旧《唐书》统计数字相同。《旧志》云：

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计账，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有三。羁縻州郡，不在此数。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一十三亩。^[1]

然十余年后，户、口俱有增加。可见太平盛世年乐人丰。《通鉴》于玄宗天宝十三载（754）记云：

是岁，户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县千五百三十八，乡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2]

《通鉴》正文叙郡、县、乡之数，又叙户、口之数。正文下胡三省注曰：“有唐户口之盛，极于此。”

天宝十四载（755）即有安史之乱，唐之国势一落千丈。

在中国史上，州郡并合无常，大小不一，但县之大小，从秦汉至明清，似无变化。至民国时代，因东北及新疆、青海置省，省下设县。全国之县，约在两千左右。唐玄宗时代，有县一千五百多，颇合历史实情。

宋之疆域不逮汉、唐远甚，而户口之数逊于汉、唐，自是实情。宋太祖得国之初，统一十国之前，其疆域户口，据《宋史•地理志》云：

唐室既衰，五季迭兴，五十余年，更易八姓。寓县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3]

宋代得国之初，其县数约为盛唐时三分之一强，户数约为盛唐时户数的十分之一强。或有人问，以唐全盛之时，与宋得国之初户数相比，相差如此悬殊，其原因何在？此无他，当时宋尚未统一，所谓十国，各自独立，县数户口，实不计在宋祖得国之初县户之内。户口相差悬殊，可以理解，若用二朝全盛之时，做一比较，或可得其真相。今以北宋盛时户口，与唐盛时户口相较，即可明其真相。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宋史•地理志》云：

当是时，天下有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视西汉盛时盖有加焉。隋、唐疆理虽广，而户口皆有所不及。^[4]

《宋史•地理志》所言，是不明历史真相的说法，以不精确的统计，用数字游戏，自我满足，实际宋代将户等分而为九，上五等户，赋役繁重，至有因而破家者。故宋代之人，往往析一户而为数户，如此则可从上五等户，降为下八、九等户，造成宋代在户口统计上，户多而口少，不符一家五口之粗略估计。如以大观四年（1110）之统计，则每户仅有两人有余，不逮三人，为不合历史事实之统计，而夸言户数超越汉唐，而口数少于汉唐，徒有户数而口数甚少，而以户数相夸，岂不可笑。

以唐开元全盛之时，户口充实，犹不敢夸户口超越汉之盛时，而言唐之建国以来，治日少而乱日多，然宋自代周以后，其乱日实比唐多，而户口数逊于盛唐，亦为实情。《宋志》之言户口超越汉唐，其谁能信此谰言！

唐代初年，战乱尚多，百姓在战乱之后，生活不够富实。及至玄宗开元（713-741）年间，开国已有百年之久，国强民富，天下太平，户口增加，自是常理，《通鉴》于开元二十八年（740）记云：

是岁，天下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5]

正文下胡三省注曰：“以开元之承平，而户口犹不及汉之盛时，唐兴以来，治日少而乱日多也。”以唐开元盛时之户口尚不及汉之盛时，《宋史•地理志》凭何而言宋之户口，“视西汉盛时盖有加焉”？宋代大观四年（1110）所统计之口数，逊于唐玄宗之开元二十八年（740）及天宝十三载（754），而户数又远逊于开元、天宝之统计，故《宋史》户口统计，大有问题。《通鉴》县、户、口之统计，全采两唐《志》，海内太平，反映开元、天宝之盛世。

唐代国势，表现在四至方面，东为海，无可发展。北为大漠，多为游牧民族，唐太宗在贞观四年（630）败东突厥后，被尊为天可汗。既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天可汗者，天下之共主也。声威遍及塞外，册立四夷君长，皆以天可汗之名行之。安南之地，今越南是也，皆置州县而同内地。

唐之向西发展，不止国势西向，东西交通得未曾有之畅通，文化传播，经济互通，尤赖此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得以无阻，自然赖唐之国力。

北入大漠，南极南洋，交通风险较大，而贸易之利似不如丝绸之路，使欧亚二洲可以连接，而贸易之人以奇珍异货获得厚利。故唐之西向发展，除了发扬国威之外，控制东西交通命脉，以掌控经济利益，实为国大计。故与吐蕃、大食之长期争战，其目的为控有丝绸之路，以获得更大之经济利益。

玄宗晚年，以安禄山经营东北，对付奚、契丹等外族，而以哥舒翰掌控西北，威制吐蕃、大食，故西北武力，胜于东北。虽玄宗对安禄山有所偏爱，然西北兵威之盛，为前所未有。故《通鉴》天宝十二载（753）言哥舒翰之军功，为前所未有，不止击败吐蕃，而且收复失地，使吐蕃无法以青海为根据地，骚扰陇右、河西。关于哥舒翰之军功，《通鉴》叙云：

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击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6]

黄河九曲，即汉大小榆谷之地，睿宗景云元年（710），吐蕃赂鄯州都督杨矩，请割黄河九曲之地，以为金城公主汤沐邑，矩奏与之。从此唐失黄河之险，吐蕃以此而纵横陇右，唐与吐蕃在青海之苦战，皆因此起。时经四十余年，哥舒翰收服黄河九曲之地，唐朝之喜，可想而知。哥舒翰之军功，恐无人可以相比，其威风可想而知。唐控河曲之地后，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乃可断言之事。故《通鉴》天宝十二载（753）又记云：

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长安城西面北来第一门曰安远门，本隋之开远门也。西尽唐境万二千里，并西域诸国言之）。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7]

唐之国势，向西扩展，前所未有。由长安西向万二千里，尽唐控制。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读史至此，掩卷思之，陇右乃今青海之地，何以成为天下富庶之地？此可能由于唐与吐蕃长期战争，青海地区因军事所需，形成战时繁荣，物资、人力均集于此所造成。但不二三年间，安禄山反叛，造成唐之国势大变，所首先丧失者，厥为西部地区。

注释

[1]刘昫：《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93页。

[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第6929页。

[3]脱脱：《宋史》卷八九五《地理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93页。

[4]《宋史》卷八九五《地理一》，第2093页。

[5]《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第6843页。

[6]《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第6918页。

[7]《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第6919页。

三　安史乱后唐之国势骤衰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国家亦如此。唐在开元、天宝年间，国势鼎盛，西向发展，前所未有，哥舒翰兼领河西、陇右，兵威之盛，不知作者但流传千古之《哥舒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然哥舒非铁汉，安史乱前以病废归长安。西疆无守土之臣，安史乱起，迅失西陲，未必与此无关！

安禄山反于天宝十四载（755），先陷河北，后占河南。唐于此时，尽调河西、陇右军队，东下平乱，河、陇空虚，吐蕃、南诏趁机蚕食唐之西疆。唐以强寇在东，无暇东西兼顾，尽失西疆！

盛唐对外战争，以与吐蕃在陇右之战争，最有决定影响。然安禄山反于天宝十四载（755），而吐蕃之赞普墀德祖赞亦死于是年。墀德祖赞之子墀松德赞继为赞普，唐与吐蕃因而相互遣使，吊祭死者。然而，是年安禄山反叛，河、陇之兵被调东守潼关，西陲空虚，吐蕃不顾内有国殇，反而趁机东侵。《新唐书》略书其事，言唐遣至吐蕃之吊祭使者始还，值安禄山反叛，吐蕃趁机寇略西疆。《新唐书》略而言曰：

还而安禄山乱，哥舒翰悉河、陇兵东守潼关，而诸将各以所镇兵讨难，始号行营，边候空虚，故吐蕃得乘隙暴掠。^[1]

《新唐书》所言过于简略，至于吐蕃如何乘机侵夺唐之疆土，《旧唐书》所记，较为翔实。《旧唐书》云：

陇右鄯州为节度，河西凉州为节度，安西、北庭亦置节度，关内则于灵州置朔方节度使，又有受降城、单于都护府为之藩卫。及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曩时军营边州无备预矣。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杀伤，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2]

此段所述，唐于西北地区，设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节度使，其在关内，又设朔方节度使。

《旧唐书》所述，有几个关键问题，潼关失守，始征河陇、朔方之兵入靖国难。潼关失守，时在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时肃宗尚未即位，玄宗依然君临天下。乾元为肃宗第二个年号，其元年为公元758年。此年之后，吐蕃始侵唐境，凤翔以西，邠州之北，尽成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关中地区，陷于戎狄之区，国防尽失，京师不保，然此皆由安史之乱而来。

读史者往往以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叛为唐朝盛衰之转折点，实则天宝末年，唐之衰象已现，只是尚未出现大问题而已。

天宝十载（751）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败于泸南。南诏王阁罗凤遣使请谢罪，仲通不许，南诏遂投吐蕃，唐遂失云南地。

同年，高仙芝将蕃、汉三万余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怛罗斯城与大食相遇，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此一战后，西域已非唐有。因唐战败，工技西传，对东西两方影响甚大。

由此二大战后，唐尽失云南与西域地，吐蕃势盛，乃必然之理。安禄山之敢于反叛，未必与此无关。

唐在南疆与西域兵败如此，唐之朝廷似不之知，宰相杨国忠力排安禄山，促成其反。玄宗晏然以为无事，以为托付得人，国家万安。《通鉴》天宝十三载（754）六月记曰：

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大和城，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3]

安史乱前一年，唐败于云南，死亡已近二十万人，竟无人敢言，但能保无人得知？安禄山不以此时反，更待何时？《通鉴》下述玄宗之昏瞆，似无人可以相比。真如燕巢幕上，自以为安，不知危如累卵。《通鉴》记其曰：

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4]

李林甫、杨国忠为可托付朝事之宰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朝政败坏，皆出此二人。

唐初置十节度使，不兼统、不遥领，兵权不集中于一人。但至玄宗晚年哥舒翰、安禄山皆兼领数道，“一旦祸发”，岂是小事！高力士之言，说中时病，玄宗无言以对，无法可想。次年，安禄山即反叛，其应验何其速也！

朝政不理，边境丧师，唐之虚弱完全暴露，安禄山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注释

[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87页。

[2]《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第5236页。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第6926-6927页。

[4]《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第6927页。

四　唐代国土之丧失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叛，唐调河、陇、安西、朔方军队平乱。尤以河、陇军队东调，河西、陇右空虚，吐蕃趁此机会，迅速攻占唐在陇右新设军城，且占领陇右之地。此仅一年之间，形势变化，如此之大。《通鉴》于肃宗至德元载（756）记曰：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1]

此等军、城，皆在陇右，今青海之地，皆天宝十三载（754）哥舒翰所置。然不二年，哥舒翰病废长安，就在此年，吐蕃夺回唐在陇右新设军、城，此后唐即未收复此一区域。

唐之丧失西疆，而其丧失时间，始于肃宗之时，是后即未复原。《旧唐书•地理志》云：

上元年后，河西、陇右州郡，悉陷吐蕃，大中、咸通之间，陇右遗黎，始以地图，又析置节度。^[2]

上元为肃宗年号，为760至761年，已在安禄山反叛五六年之后，此时河西、陇右悉陷吐蕃，唐之国势，限于长安以东，西向国势，从根而断。吐蕃占领此一地区，人民迅即吐蕃化。今敦煌吐蕃文书数据，可为佐证。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达磨死，吐蕃分裂，无力统治河、陇，张义潮举河陇之地归顺唐朝，唐以为归义军节度使，唐衰又后独立，不归于唐。

《旧唐书•地理志》对安史乱后，所失国土，均有记载。且地方不受制于中央，即属于外邦，唐之中央无管辖之权。《旧志》又云：

永泰之后，河朔、陇西，沦于寇盗。元和掌计之臣，尝为版簿，二方不进户口，莫可详知。^[3]

永泰乃代宗第二年年号，为公元765年。代宗第一个年号是广德。广德元年（763）冬十月，吐蕃入长安，立广武王承宏为帝，代宗逃至陕州，经十五日，郭子仪收复长安，代宗方还京。

吐蕃可占长安，河、陇不守，自属事实。元和郡县簿之无法计河、陇户口，自属平常。

由此观之，安史乱后，不数年间，唐尽失西北。唐所盛夸之西北，永久沦没，青海、西北地区厩牧，亦不得为中国用。宋之衰在唐之后，国土、马牧不有，遂无法成为强国。其所以弱，盖有远因！

安史乱后唐失西疆领土，亦即吐蕃侵占唐之国土，而唐无法收复之，造成晚唐之弱，笔者另有专文《安史乱后唐与吐蕃关系的研讨》^[4]，此处不再论述。论安史乱后西北，有《安史乱后的北庭》一文^[5]，两者合读，当知安史乱后唐代失土之多，造成国势衰弱。终唐之世，未能收复西北国土，宋之积弱，此为主因。

石晋之割卢龙一道与雁门关以北之地与契丹，已为五代之事，宋更无法收复十六州之地，此亦积弱之一重大原因。

（作者单位：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

注释

[1]《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第7011页。

[2]《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第1392页。

[3]《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第1393页。

[4]《史学汇刊》2003年第18期，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第114页。

[5]《安史乱后的北庭》，台北“蒙藏委员会”编印《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一一九。

南宋及金朝的“中国”观

王明荪

一　前言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三月底，金兵掳徽、钦二帝等北返，北宋遂告结束，但赵宋并未亡国。金兵北返前即册立张邦昌为皇帝，建立作为金朝藩臣的楚国，驻在首都汴京，企图替代宋朝的政权。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此时在山东济州地区，受到部分将臣的保护与拥立，于五月份在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即帝位为宋高宗，延续并再建宋朝的政权，即为南宋。楚国政权月余即告结束，但三年后，金朝又立了刘豫的齐政权。
南宋王朝在建立初期一则极力抵抗南下的金兵以及金所扶立的齐国，一则又屡次遣使与金朝求和。其间虽然有金朝的废除齐国政权以及“划地归宋”和议的达成，但旋即因金朝政局的变化而毁弃和议，金兵再度南下攻宋[1]。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二月，宋金议和正式达成，双方以淮水至大散关为国界，加上宋对金称臣及贡岁币等。宋、金两国成为中国的南、北朝（国），若加上西夏又如三国鼎立的形势，像是此前的宋、辽、夏三国。不过，北宋时辽国所据的汉地仅有燕云十六州地区，而南宋时的金朝则尽有华北中原地区，也就是传统政治观念里“逐鹿中原”的地区已为金朝所有。如此，则过去以中原朝廷为正统的代表将在于金朝，而偏安淮南的宋朝岂非正朔所在？南、北双方对彼此政权国家的观念与中国统一时期当有所不同，亦即在中国分裂时期里，存在诸多的彼此关系，国家政权的观念是为其中之一。同时在各国政权之间，“中国”词称也是值得注意的观念。
大体上在中国分裂的时期里，各政权所建立之国（朝）都会以本国为正统之国，或者有其合法、合理的根据，或者有其一套说辞。总之，其政权国家的建立与发展等，都有其可说之理。若放在“中国”的观念上来看，则分裂的各国、各政权则未必一致，不像在统一的时期里，一个朝代就是正统所在，即是代表“中国”；朝代不过是当时中国的名称（号）而已。“中国”观念并非止于词语的运用与思考，它往往与正统、国家、华夏等观念有所关联，可用以考察对政权国家的看法及态度。
在近古的分裂时期里，笔者曾对三国、五代、北宋时的“中国”观有所探讨，关于金朝，早年也略有言及其正统自居与夷夏观等[2]，故而接续对南宋时期及相关于金朝的“中国”观应有所交代。由五代分裂，到两宋的南、北分裂，透过“中国”观念的探讨，俾可了解近古时期以来当时各国对国家与政权的看法。由于“中国”词称在文献中难以尽举，似亦不需尽举，故就大体可作讨论者举而列论之。研究近古时期的中国观念，有赵永春的辽、金人中国观研究，与论题关涉者，有陶晋生、陈学霖、宋德金、刘浦江、刘扬忠等论正统国家时，有可参考之处。[3]
注释
[1]参见拙作《金初的功臣集团及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