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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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司徒雷登,杜智颖译

出版社：北京紫云文心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4-10-01

书籍编号：30167904

ISBN：978721413480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46268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原来他乡是故乡

司徒雷登回忆录

［美］司徒雷登 著
杜智颖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序言 关于司徒雷登的只言片语

首先，我非常荣幸可以撰文介绍司徒雷登博士。

记忆里，首次与司徒雷登先生见面是在南京，那是1946年的晚春。那时的他刚刚从美国度完假归华，同时，他也在调整那些年日军将他关押在监狱中给他带来的创伤。

那时，我们在一起谈论了当下的政治格局，我对司徒雷登先生的反应和观点十分震惊。在那之后，我提请国务院任命他为驻华大使——要知道，我并没有权力直接任命，我的身份仅仅是总统的一个外事代表。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是因为司徒雷登先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已经接近50年。而他的性格、人品、性情，也是我推荐他为大使的重要理由。也正是因为司徒雷登博士，我才可以用公正的目光看待和评估在过去50年中中国的党派政治问题。司徒雷登先生出任大使一职后，他的建议和协助更是让我受益匪浅。

除了司徒雷登博士，我还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对中国那复杂的特质、历史和政治理解得如此深入。他的所有观点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也与他那直率的性格有着直接关系。

他的个性和丰富的经历，更是让我领略到了他无穷的魅力。

乔治·凯特莱特·马歇尔

第一章 我的家庭

司徒雷登

我这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这个国家的一切早已经融入于我的灵魂之中——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在那里拥有无数的朋友。我完全是一个中国式的美国男孩，当我长大后，又以一个传教士、中国文化研习者的双重身份回到那里。传道者、神学教授、大学校务长，这是我回到中国后的诸多角色。1946年，我被“派遣”到位于南京的美国使馆担任驻华大使一职——这是我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角色。

你知道，我亲历了中国近代繁复的政权更迭——从没落的清王朝开始，到孙中山先生凭借理想主义创建的早期中华民国，再到孙先生被迫退位后那个无力应付军阀混战和政治腐败的民国，从统一了国家、促进了现代化进程的国民党政府，到凶残而短暂的日本政权，再到抗战后苦不堪言的国共内战，以及最后的胜利——全面领导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回首遥看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我清晰地读懂了这个美洲人眼中的神秘大陆的隐痛——它竭力迫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纪，并坚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能够超越他国，屹立于世界的物质与道德之巅。

时至今天，离开中国已经四年。在这四年里，我时刻都能感受到冥冥之中主引导着我的灵魂，令我读懂了，不管心中有多么的不甘，可面对外力的束缚时，我们依旧需要做出选择。感谢上帝，让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美文化交流和政治外交中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令我看到了不同的风景，我感谢上帝恩赐的一切。固然，此时两国不再亲密，可我依旧坚信，在许久以后的未来，中美两国必定会再度携手，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1．总统的表亲

我的父母是英勇无畏的欧洲拓荒者的后代。我的祖先阿契博德·斯图亚特是出生在乌尔斯特⁽¹⁾兰登得里的苏格兰人，如果没有他，我们的家族是不会出现在北美大陆上的，他是家族中登上美洲大陆的第一人。据闻，他带有贵族血统，他是奥奇垂男爵的后裔，曾经被封为“斯图亚特堡伯爵”。他来到美洲大陆，是因为卷入了一场反抗宗教迫害的造反运动，不得已才背井离乡逃到了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和他同来的还有他的两个兄弟，大卫和约翰。在他们来到美洲的七年后，其他的家人才来到这里与他们团聚。而后，他在弗吉尼亚州的韦恩斯博罗附近建立了自己的农场。他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又分别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其家族后裔的足迹遍布了美国东部和南部的各个角落。阿契博德的后人之一亚历山大·斯图亚特曾经担任菲尔莫尔⁽²⁾内阁的国内事务秘书长和弗吉尼亚州的教区长等职务。而阿契博德的另一个后人，曾经是联邦骑兵将军，他就是J.E.B.斯图亚特将军。他是个风光无限的人物，据说他在一次战争中受伤，在他被人抬下战场前，他愤怒地冲着准备撤退的士兵大喊：“回去！回到战场上去！执行军人的使命，像我一样！”

约翰·斯图亚特居住在弗吉尼亚州奥古斯塔郡的沃克湾，后来又搬迁到司当顿定居。他的孙子罗伯特·斯图亚特是一位牧师，隶属于基督教长老会。他曾经躲在一辆隐蔽的四轮马车中，勇敢地从弗吉尼亚河谷潜入肯塔基的蛮荒之地（后来成为弗吉尼亚的一部分），参与了在肯塔基的莱克星顿创建特兰西瓦尼亚学院的工作。后来，他担任这所学院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授，并曾一度担任校长一职。

罗伯特·斯图亚特后来娶了汉娜·托德为妻。汉娜是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之妻玛丽·托德的姑妈。于是，罗伯特的儿子大卫，也就成了林肯总统的表亲，而大卫就是我的祖父。罗伯特的另一个儿子约翰·T.斯图亚特毕业于中央学院，毕业后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春田郡居住。后来，他成为了林肯的法律合伙人。有意思的是，斯图亚特家族与林肯家族的诸多关系，是我第一次从中国回到美国时才听说的，那年我11岁。这对于当时居住在阿拉巴马州莫拜尔的我们来说，十分惊人。我们由中国回来已经够引人注意了，而与林肯家族的关系，足以给在南部的我们招来杀身之祸。⁽³⁾

斯图亚特女子学院的创始人及第一任校长是大卫·托德·斯图亚特，他是女子教育的先驱者。这所学院位于肯塔基州的谢尔碧维尔。大卫·托德·斯图亚特的儿子约翰·林敦·斯图亚特，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于1840年12月2日出生在谢尔碧维尔，他曾在宾州的华盛顿与杰弗逊学院、肯塔基州的中央学院读书，并于1861年毕业于此。毕业后，他留在那里做了一名教师。四年后，父亲结束了教课生涯，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深造。1868年，父亲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多年后，当父亲回忆起那段时光时，依旧感慨万分，是倪维斯⁽⁴⁾影响了父亲的人生观，父亲到中国传教的信念也始于倪维斯博士对于中国激动人心的言论。毕业的那年，父亲成为新南方基督教长老会海外传教委员会首批赴华传教士中的一员，他跟随两位同事一起去了中国。从纽约上船，途经巴拿马海峡、旧金山，两个月后，他们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上海。

父亲的传教事业一共从事了46年，在这46年里，他始终都留在最初开始的地方——位于上海西南120英里的杭州。

2．父亲和母亲

1868年，父亲来到杭州传教，那时的他孑然一身。前任传教士因斯里牧师告诉父亲，如果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学好中文，必须“到中国人中间去生活”。我的父亲听从因斯里的建议，为了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他在一个鸦片烟馆的楼上租了一套房子。此外，父亲还雇用了一个没受过专业训练的厨师来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中国生活五年后，父亲的健康出现了问题，他被送回美国休养。不久后，他恢复了健康。短暂的休养生活让父亲深刻意识到：如果想以后不再被健康问题所困扰，他就必须结婚。而后，玛丽·路易莎·霍腾就成了我的母亲。我的外祖父古斯塔夫·霍腾是位法官，同时也是莫拜尔郡教育体系的创始人之一。他曾经担任过该市的市长。南北战争结束后，南部积贫积弱，人称“玛丽小姐”的玛丽·霍腾创建了一所私人女子学校，并以自己的名字为其命名。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了亚拉巴马知名的教育机构。很多南方的求学者慕名而来，引起了北方教育观察者的侧目。此后，人们都称赞玛丽·霍腾是“非凡的女性”。人们建议她去德国深造，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远赴中国，跟随她未来的丈夫去那个神奇的东方国度。远赴中国前夕，玛丽·白戈碧小姐接手了玛丽·霍腾的学校，在那之前她是玛丽·霍腾的助手。随着她的接手，学校也正式更名为“白戈碧女子学校”，这个名字一直用到25年后学校不复存在的时候。

玛丽·霍腾，我的母亲，她在结识我父亲之前，曾经有过一位做联邦海军军官的未婚夫。遗憾的是，在莫拜尔湾的一次军事行动中，这位军官不幸牺牲。母亲去海外传教，是否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今天已经不得而知。当母亲决定去海外传教时，她的大多数朋友都反对这个决定。朋友们认为母亲的决定过于轻率，但是母亲并没有听从朋友们的建议，她没有动摇去中国传教的决心。当母亲下了决定后，就立即与海外传教会的秘书长约翰·雷登·威尔逊商议去国外传教的事情。威尔逊建议我的母亲去参加一次传教会的例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也就是在这次例会上，母亲邂逅了我的父亲——刚刚从中国归来的年轻传教士。这位正在考虑“婚姻大事”的年轻传教士，在遇到母亲后，很快坠入了爱河，他们相爱了。直到今天，我常常猜想父母为我取名为“约翰·雷登”是不是在向“媒人”约翰·雷登·威尔逊牧师表达感激之情？在年轻传教士们看来，威尔逊博士极富魅力和感染力。内战之前，他在非洲从事了多年的传教工作。回到国内后，他担任海外传教会秘书长一职。最初，他在基督教长老会供职。内战开始后，他留在了南方。

1874年，父亲带着他的新娘第二次回到中国。这一次，他又回到了过去传教的地方——杭州。

3．父亲的失败和母亲的成功

杭州，一个古老而隽秀的城市。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文人墨客的天堂。城郊的西湖、环绕西湖的“佛山”，以及钱塘江的潮汐。马可·波罗曾称杭州为“至美之城”，并耐心地描述这个城市里奇妙的运河、小桥、小街。这里曾经是南宋的首都，被“胡虏”侵犯的北宋皇室仓皇逃到了这个城市。中国有一句著名的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苏州和杭州在中国人心里不可逾越的地位。

父亲母亲在杭州住了下来，那时候的杭州还残留着太平天国起义的阴影，但是乡村的美景依旧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商业渐渐复苏，这里的街上也逐渐恢复了丝绸、扇子、茶叶这类特产的买卖。

最初进驻杭州时，基督教长老会得到一块位于城墙内城隍山上的地皮，这块地就位于寺庙和官府周围。站在这块地上俯瞰，可以看到浙江省布政使的宅院，每每布政使的公子生病时，中国的医生和风水师都会将生病的根源归咎到住在高处的“发散着邪气”的外国人身上。当地政府寻找了一大堆理由，希望传教士可以另寻他处，迁移到城市另一端的开阔地去。这个建议最终还是被传教士采纳了。新的教区很快确定了，那里被太平天国起义严重破坏过，是杭州城的贫民窟。父亲和其他传教士在那里建起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传教士们就这样在那里安顿了下来。传教士居住的集中区域，被当地人称为“耶稣弄”。

除了向穷苦百姓传教以外，父母还热衷于创建学校。父亲创建了男子学校，但很快就被布道会关闭了，教会认定传教士除了传教外，不应该去搞世俗教育，传教是传教士的唯一责任。父亲在为数不多的学生里选择了一批天资好的男孩，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去接受教育。多年以后，父亲当年选择的那些学生都成了最出色的教会工作者。相比于父亲，母亲的事业更为成功。中国的第二所女子学校就是母亲参与创建的，不论是从规模还是影响力上，这所学校都在不断进步。母亲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她担任这个职务很多年。后来，这所学校并入了“杭州基督协和女子学校”。

4．我的童年：社戏与美食

我，约翰·雷登（出生于1876年6月24日）、大卫·托德、华伦·霍腾和罗伯特·克柯兰，我们四兄弟出生于杭州。

我们斯图亚特四兄弟曾经是教会中唯一的外国小孩，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许多年后，当我们深情缅怀我们的父母时，我们感谢他们对孩子充满和善与智慧的教育方式，正是他们的教育和关怀，给我们四兄弟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还记得父母带我们徒步远足，我们走过杭州的著名景点，那里风景如画。在郊外我们可以野餐、摘野草莓。春天时，我们欣赏漫山的野杜鹃。到了夏天，我们便到古庙中避暑，那里潮湿而古旧（最初那里只是露营地，后来传教士们将那里当成避暑场所），这些经历对于我们的童年，相当于一次次精彩的探险。还有一年的夏天，我们去了山东烟台。那段经历着实令人难忘，海边的悬崖顶是我们短暂的居住地，我们甚至还坐着骡轿去登州探望狄考文博士——他是一位学者和传教士。

我有几个玩伴，他们都是中国人，而且都是父母精心帮我选择的。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可以讲中文，我非常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不过，大多数时候，我的玩伴还是自己的兄弟，我们四兄弟总是待在一起的。当时，我们的游乐场所也仅限于教会的大院。这个院子里有许多树木，那是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栽培的。当我长大后再次回到中国时，又来到儿时教会的大院，那时我才发现童年的游乐场所其实很小，并且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玩儿了。韶光飞逝，童年宽敞、神秘的教会大院已成为了记忆。小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吃中国的食物、点心和水果，尤其喜欢去参加中国的宴会和婚礼。只是，到现在还有一份遗憾，那就是我始终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中文书。我的兄弟华伦在这一点上与我完全不同，美国的休假期结束后他回到中国，并开始在一所中国的学校里读书。在中国学校学习的经历让成年后的他受益匪浅——他可以用熟练的中文写作和讲话。虽然我曾经数次离开中国，可童年在中国的生活始终印象深刻——春节时的各种宴会、社戏、元宵节的美食、西湖画舫上的花灯水榭，这些记忆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永不消散。

11岁那年，我离开了中国，在那之前母亲是我唯一的老师。母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成功，我们第一次回到美国的故乡莫拜尔后，便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在学习上我们没有感到任何困难，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母亲。在杭州时，除了平时需要学习，到了周日我们还要去教会学校，参加平常的家庭祈祷。有时候，我也会跟着父亲和其他人去传道，地点就在大街上和庙会上。一些中国人对于父亲教会的服装和外国人的长相十分好奇，他们会向我们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这些我都还记得。有时候，我会反问，父亲的虔诚是不是值得？后来，我回到美国后，甚至对传教事业产生了厌恶感。如果我想和父亲一样献身于传教事业，就必须要消除这种不良情绪。

1887年，父亲和母亲在中国工作了13年后，带着我们四兄弟乘船回到了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休假。那时候，我们兄弟分别是11岁、9岁、7岁和4岁。

5．父母的陈列品——四兄弟

说起回到美国的那段经历，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对于年幼的我们来说，那简直就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在船上时，女招待称我们是她所见过的所有孩子里“最无知”的，在其他孩子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我们看来竟然一无所知。我的父母曾说，中国的生活要比美国恶劣，当我们看到旧金山码头衣衫褴褛的报童时，我们感到十分惊讶：美国的生活条件不是很优越吗？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外国孩子”？火车和火车头在我们眼里是新鲜玩意，要知道在中国只有一条铁路，是从上海到吴淞的，可惜的是，那条铁路后来也被当地人拆除了，因为当地人认为铁路会打扰到坟墓里亡灵的安息。

阿拉巴马的那段经历，与我的情感产生了冲突。我的父母大肆宣传我们四兄弟，以此提起人们对去中国传教的兴趣。父母到处显示他们从中国带来的“古玩”——其实那些只是极为普通的中国人吃穿住行和祭祀祖先用的东西，他们希望借此吸引大家的目光。而我们兄弟四人则被要求穿上中国服装，用中国人的餐具——筷子吃饭，并且还要用中文唱赞美诗，特别是那首“神爱世人，我心永伫”。父母亲将我们四个人当成了橱窗里的展示品来展览。他们这种做法给我们留下了糟糕的名声，当以后我们两个年长的孩子被留在莫拜尔时，更加体会到这种感觉。我们的讲话方式简直和过去一本正经的成年人一样。最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同龄美国人的语言、习惯、行为标准等等。我们成了表兄眼中的古怪亲戚，他们甚至都羞于提起我们，或者是以认识我们为资本到处炫耀，从而为自己找乐子。这里其实是一座典型的南部小城，母亲在这里留下了一个不顾一切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去的“恶名”，我们兄弟也因此成了同学们奚落的对象。总有一些人以不友好的方式对待我们，这其中甚至包括母亲过去的朋友和学生。人们常常会问我们一些问题：中国和美国你们更喜欢哪个？中国人真的会吃老鼠吗？你们会说中国话是不是？这些问题让我们非常痛苦。甚至有些没教养的人还会啧啧地说：“瞧瞧，这些孩子简直和中国人一样。”

1888年，我的父母把稍微年长的我和大卫留在了莫拜尔，然后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中国去了，从此，我和大卫就跟着姨妈和姨父一起生活。姨妈家有一对儿女，他们和我们年龄相仿。姨妈姨父像是养父母一样，以和善的态度对待我们，将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疼爱。我的姨父出身于苏格兰基督教长老会家族，这个家族以严格著称，所以姨父对我们的行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规范。他们认定传教士的孩子必须受到严格的管教。他们不能亲自去中国传教，却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建立起了一座传教所。每个星期天我们都需要穿过整个城市，抵达传教所进行祷告，“向异端之土传递神圣父母”致敬。在基督教的传统里，周日出行不可以乘车只能步行，于是，每个周日的清晨我们都需要步行抵达主日学校和传教所，周日的晚上我们还要参加社区组织的义工劳动以及有关宗教的其他仪式。整个周日的下午，我们需要背诵圣经诗句和赞美诗。让我们感到不公的是，这期间不许有跳舞、唱歌一类的娱乐活动。可是，我们的表兄弟却可以尽情地享受娱乐，谁叫他们不是传教士的孩子呢。我们还有两位姨妈，一位是社交名媛，一位居住在乡下。另外两位姨妈和抚养我们的姨妈完全不同，那两位姨妈对孩子们的态度十分怜爱。

说到在莫拜尔最快乐的记忆，当属每年夏天我们都可以去莫拜尔湾对岸的另一个姨妈家小住一段时间。这位姨父是一位中尉，他参加过南北战争。那里的夏季十分炎热，我们可以去钓鱼、游泳、捉螃蟹、划船。直至今天，我依旧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个伙伴：他是个黑人，他爸爸是个厨师。我和我的兄弟经常笑话他不会划船。记得有一次，当我们把船划到河中央时，他认真地对我们说：“让我把船划回去吧！”表弟和我立即跳入水中，打算在这里游泳。没想到，他却较起真来，他以为我和表弟不相信他，在捉弄他，这深深地伤害到了他的自尊心。他立即拿起船桨划开，划船回到了岸上。我和表弟没有了船害怕极了。我们希望他停下，于是向他大喊，可是他并没有理会我们。我们只好无奈地向岸边游去。很快，我和表弟便精疲力尽了，虽然我们当时距离河边只有1英里左右远，但是这段距离对于我们来说十分漫长。我甚至开始出现绝望的幻觉，我看到自己和表弟的尸体在河上漂浮，而后家人为我们举行了葬礼，我的尸体被埋进了家庭墓穴，报纸上登出了我们的讣告，可大洋彼岸的父母要在一个月以后才能看到，我看见父母流下了凄凉的泪水……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幻想，后来我和表弟游回了岸上，不然今天你也不会坐下来看我写下的故事了。我的生活里还有一位黑人，她就是“佐治亚姑姑”。她是我们的保姆，我们十分喜欢她。可她对我们也非常严格，她会在我们不听话时打我们的屁股。尽管经历了南北战争，尽管佐治亚姑姑对我们十分严格，但是对于当时的美国南部来说，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分界是很清晰的，并且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后来，我渐渐地能够理解传教士的理想，并且还能够体谅姨父和姨妈要在阿拉巴马把我们抚养成人的辛苦。姨父和姨妈都很长寿，在他们晚年时我们竭力去孝顺他们，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对于他们严格的教育，子女们没有一句怨言。他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关系就像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一样，尽管我们只是表亲。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在莫拜尔的那段经历让我对传教士这个职业十分抵触，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存在这种情绪。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我认为这些教育让我深受其害。多亏海滨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才让我顺利度过了记忆里那段不愉快的日子。如果不是海边的快乐生活，恐怕我会成为一个反对一切宗教的人。

6．成为正常美国男孩的开始——学校

我16岁那年，也就是1892年，那年的9月我被送进了位于弗吉尼亚州夏洛特乡的潘陶普斯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当时南部最富声誉的私立学校之一，如果你想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就必然要进入这所中学读书。学校周围风景秀丽，这里曾经是托马斯·杰斐逊⁽⁵⁾的私人领地。杰斐逊在世时，将这里命名为“大观”，原因是这里可以一览蒙缇切罗至拉皮丹河的全部美景。

在莫拜尔的那段日子，我对学校深恶痛绝、无法忍受，这和其他男孩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的班级里有45个人，通常我的成绩在第五名上下，直到毕业也没能夺得头筹。一般来说，私立学校的学生大多都来自富裕的家庭，或者是被公立学校开除过。至于功课，和大家一样，我也觉得索然无味。课余时间，我很少复习功课，可我也很少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这一切也许是因为从小到大我没能像一个正常男孩那样成长中伴随着玩乐，也可能是因为我有些迟钝和倦怠。总之，课余的大部分时光我都用在了读“名家之作”上——沃尔特·司各特⁽⁶⁾、爱德华·巴尔沃-利顿⁽⁷⁾、查尔斯·狄更斯⁽⁸⁾等等。

可这按部就班的一切，都在进入潘陶普斯学校后被打断了，进入这所学校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校将我改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男孩。我们班上的50多名同学来自南方的不同州，就像我来自阿拉巴马一样。中国特征的印记在我身上渐渐消失，没有人像是在莫拜尔一样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了。虽然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的同学们也知道了我的那段经历，可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像在莫拜尔时那样的困扰——大家对此并没有长期的兴趣。在性格方面的改变，我要感谢这里隽秀的风景、宜人的气候，令人舒服的、人数很少的社交圈子……当然，最需要感谢的还是我的老师们，他们以真挚的爱去对待自己的教学事业和他们的学生。我见过的最和善的人，当属我的校长桑普森先生。他的太太有三位兄弟都在中国传教，而我的良好成长也离不开他太太的影响。桑普森校长夫妇格外喜欢我。在后来的日子里，当我的两个弟弟进入这所学校读书时，桑普森校长夫妻爱屋及乌地也非常喜欢他们。那年夏天的暑假，我们就是在学校里度过的，那里简直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家。

我学习非常努力，并且生活得很开心，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这里宜人的气候，以及两位毕业于汉普顿-悉尼学院的老师的精心栽培。其中一位是乔治·丹尼老师，这位老师后来成为了华李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的校长。乔治·丹尼老师的教育，让我对拉丁文和希腊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位老师是詹姆斯·L.贝尔先生，他教授的科目是英语文学。那一年，我获得了全年级最佳平均成绩，并因此获得了金质奖章。

虽然潘陶普斯也是一所纪律森严的教会中学，可这里和我在莫拜尔生活的那五年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堂。这里的生活健康而愉快，我的师长们魅力迷人，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不会有人不断盘问我中国传教士的家庭出身。同学们和我相处得十分融洽，学校虽然严格执行宗教的戒律，但是通常都会以高明的做法处理。这让我对宗教的态度渐渐轻松下来，尽管算不上积极，但是也不像过去那样抵触了。认真地说，那一年我真的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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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乌尔斯特是爱尔兰北部的古代王国，在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大部分被并入英国。如今被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分割统治。

(2) 米利亚得·菲尔莫尔（1800～1874），美国第13任总统。

(3) 当时的亚拉巴马属于蓄奴州，而林肯主张奴隶解放，司徒雷登家族身居南方却又与林肯家族关系密切，所以说会有危险。

(4) 倪维斯（1829～1893），著名来华传教士。

(5)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

(6) 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苏格兰诗人、小说家。

(7) 爱德华·巴尔沃-利顿（1803～187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8)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小说家。

第二章 恰同学少年

1．进退两难

1893年的秋天，在我最喜欢的老师——乔治·丹尼的介绍下，我经由潘陶普斯学院转学到汉普顿-悉尼学院二年级插班读书。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加入了“西格马-奇”兄弟会，这个组织是由丹尼先生创办的。同时，我还加入了文学社团。我想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丹尼老师的崇拜。

汉普顿-悉尼学院是在1776年，也就是《独立宣言》签订的那一年成立的。学校的名字来源于两位英国杰出的爱国志士：约翰·汉普顿⁽¹⁾和阿尔杰农·悉尼⁽²⁾。派崔克·亨利⁽³⁾和詹姆斯·麦迪逊⁽⁴⁾是这所学院的创始人。这所学校走出过1位美国总统，30位议员，8位州长以及20位大学校长。到今天，这所学校大概有400人就读，不过早年它每年的招生人数不超过150人。在1931年的“大学校友名人录”上，该学院以7.45％的占有率高居榜首，位居第二名的阿默赫斯特学院的占有率为7.4％，位居第三的哈佛大学的占有率为6.6％。全社会范围内对这个评选结果进行了热议，《诺克斯维尔纪事》做出了这样的评论：“汉普顿-悉尼学院有如此崇高的声誉是实至名归的，从历史和文化氛围来看，它以饱满的热情为南部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学生活中最惬意的一部分，要数与同学们的和睦相处，特别是与社团伙伴们的相处。我很喜欢学校的学习氛围和优良的传统。只是，在我读书的时候，入学的人数逐年减少，这所学校日渐低潮。学校的校址所在地，曾经是弗吉尼亚的一片烟草种植园，可如今这里却变得日渐荒凉，因为曾经居住在这里的富裕家庭纷纷搬走，都去了北部或者西部。在我入学的那一年，我仰慕已久的一位英语文学教授离职了，我无法忍受接替他执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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