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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拉贝日记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推荐“百种经典抗战图书”！

作者：(德)约翰·拉贝(Rabe,J.),《拉贝日记》翻译组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4-01

书籍编号：30183886

ISBN：978721415926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73680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拉贝日记

(德)约翰·拉贝(Rabe,J.)　著

《拉贝日记》翻译组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1.1942年约翰·拉贝将1937年～1938年在南京所记日记《敌机飞临南京》整理成书稿《轰炸南京》。本书依据后者原稿翻译出版。

2.书中插图及说明词均取自《敌机飞临南京》原件，包括美国圣公会约翰·马吉牧师现场摄录的影片《在南京的残暴罪行》中的画面(书中边缘虚化的图片)，以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拍摄的照片。

约翰·拉贝

本册说明

本册系根据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联合出版的《拉贝日记》修订而成。

正如日本知名学者横山宏章所评价的，《拉贝日记》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超级资料”。它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逐日编年史和百科全书。

抗战全面爆发时的德国，是中、日两国的共同朋友，一方面，它是日本的全球战略伙伴，另一方面，它与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密切合作。德国的此种角色，是拉贝被南京西方人士推举为安全区主席的重要背景。

当然，出任这样一个难度极大的职位，与拉贝本人在中国生活近30年、对中国人民充满感情有关。当各方面要求他离开南京时，他的回答很干脆：“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他舍不得那些满怀信任、指望得到他庇护的最贫穷、最无靠的南京人。

拉贝卓越的领导、组织能力，使他在日军残暴的肆虐下，能够维持安全区最基本的运转。安全区虽然充斥暴力与犯罪，但所有人都承认，如果没有拉贝，情况将会更糟。所以，尽管安全区中每天只能喝稀饭，还有日军带来的恐怖，但中国难民一直不愿意离开。而当拉贝准备回国时，3000名妇孺哭喊着挽留他们的“菩萨”。拉贝在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经历，使他超越了作为一个汉堡商人平淡无奇的生涯，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能抹煞的一页。

《拉贝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其核心价值在于它证明南京大屠杀是客观的存在。尽管也有少数日本右翼“检证”过日记的历史效力，但他们的努力反而反证出自己的狡赖与仓皇。其故焉在？拉贝是一个商人，但他在当时就清楚地意识到：南京大屠杀必将载入史册。所以，他以历史学家的严谨，进行了日军暴行的记录工作。他所记录的大量日军暴行，有详细的时间、地点、情节和证人、证据，这些要素，与这些年发现的各种中、外资料互相映证，并无可疑之处。通过《拉贝日记》，我们可以在头脑中清晰地勾勒出一幅人间地狱的惨境。

日军对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生命的剥夺，是拉贝十分关注的。拉贝说，安全区的25万难民，每一个人都可以证明日军难以形容的暴行，在他的记载中，大量平民毫无原因地被日军杀害，每一个日军士兵都成了中国人生命的主宰。成百上千的人被认为当过兵而在拉贝眼皮底下被处决。杀人情节难以用笔墨形容，比如为了“节约”煤油，日军将中国人烧得半焦后甩入池塘；为了不让外国人听到枪声，日军宁可用刺刀屠杀中国人，用机枪扫射成为“人道”的处决方式。透过《拉贝日记》，我们看到，日本军方和外交人士当时就得知南京发生的惨案，吉田茂在伦敦时，他虽为日军过去的“严明军纪”进行辩护，却也只能对关于日军虐杀行为的报道虚伪地表示“遗憾”，吉田茂“遗憾”而不能反驳，使人联想到著名的“广田电报”所提到的屠杀30万中国人的恐怖数字。日军还企图对屠杀进行掩盖，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均被告知不得说对日军不利的话，拉贝临去上海时，日本在南京的外交官也反复告诫、“引导”、威胁。但拉贝敏感地注意到上海日军控制下的《新申报》关于日军消灭六七万国民党军的报道，这和红字会的埋尸报告一起，使他意识到日军在安全区的暴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性暴行，是拉贝日记记录的重点。那些使人无法卒读的文字，把一个兽性集团的真面目暴露于世。通过日记，我们得知日军仅在拉贝工作的安全区及其附近，就进行了20000多起性暴力犯罪。上至70多岁的老妇，下至几岁的儿童，均是他们施虐的对象。而情节之恶劣，超出任何想象。安全区官员的眷属被强暴，日军同时强迫男人们站立在旁；警察的太太每天被强暴40余次，数十天后终因阴道大面积溃烂而被日军丢弃；产妇、孕妇，乃至鼓楼医院每天从事救助工作的护士也被强暴；强暴无时无地，大白天，在校园中，当着上万难民的面，不断发生。尤可恨者，前来南京“维护秩序”的日本大使馆的警官也以要人洗衣服为名，在难民中挑选年轻漂亮的女性。大量的女性被日军蹂躏后惨遭杀害，日军甚至用高尔夫球棒、酒瓶、竹竿等器物对女尸施虐。日军的性暴力还造成受害者感染严重的性病和意外怀孕，这使她们的身心痛苦愈加严重。抢劫和伴随而来的纵火，在《拉贝日记》中记述甚详。除交通部和郊区一些地方系国民党军为焦土抗战、扫清射界而主动焚烧外，市区绝大部分地区为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使然。日军还大量扣留安全区获得的粮食。日军对南京经济的彻底破坏，使经历了屠杀的南京市民承受了巨大的生活上的痛苦。南京大屠杀，使本为中国首善之区的现代化进程遭到彻底破坏。

《拉贝日记》是对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它的出版，既是对南京30万遇难同胞的纪念，又给至今还否认历史的日本右派势力一记沉重的耳光。

此次修订，在保留原译文字的基础上，统一了西方人士人名，订正了一些中国人名和地名，修正了少量不当的翻译，删除了几处不必要的注释，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张生

2005年11月

第一版　序　胡绳

60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犯严重罪行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虽然日本当时当权者和以后当权者中的许多人竭力否认有这样的惨案，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但事实就是事实，不断有身经这个惨案的人(包括当时的日本军人)提供了揭露惨案真相的材料。最近，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这是当年在南京的一名德国友人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在标志中国开始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60周年的时候，这部被长期尘封而又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首次出版面世，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拉贝(John H.D.Rabe)于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到中国，不久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经商。拉贝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他的子女和外孙女均出生在中国。他们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他还在他的日记和其他文字中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国以后，连续举行报告会，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到德国警察盖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之后，他仍然暗暗地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历史记录留给后人。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这些文字对中日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政治是非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拉贝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日本的盟国，他本人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的负责人(代理)。这就使他的记述具有别人难以代替的特殊作用。当然，由于拉贝当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南京安全区内，又只是他个人和他周围人的所见所闻，这部日记不可能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作出完整的系统的论断和估计。这是不可以苛求的。尽管如此，《拉贝日记》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这些法西斯国家挑起来的。战争中种种罕见的野蛮残暴行为，都是这些国家的法西斯势力所制造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是其中显著的事例。这种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包括许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即使是德意日这些国家，也有数量众多的人是对法西斯不满和反对的。这样就形成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凭借这个强大的统一战线的力量最终取得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胜利。拉贝作为一个德国商人，甚至是一名纳粹党员，也还是以他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参与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斗争，对中国人民给予了极其可贵的援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国际友人。拉贝这部日记的出版和他的这些斗争事迹的传播，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文明必将战胜野蛮的历史真理。读者将从这部历史资料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前言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本日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

书中所有报告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以及与美国当局的往来信函都是由我从英文译成德文的。

约翰·拉贝

1942年10月1日

正文

亲爱的读者，我想在此明确肯定地说，成为活菩萨即使对一个西藏人来说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对一个“汉堡人”来说就更是绝对不可能了。尽管如此，当我把我的日记说成是“一个活菩萨的日记”时，为了不致被认为是自大狂，或者像汉堡人说的“高兴得要发疯”，我必须委婉地指出，加给我的这个称谓，如同接受勋章一般，无法予以拒绝。我不想被人们视为理智不正常。这一称呼是怎么来的，请您倾听下面的叙述。

我从来都不是特别的悲观主义者。我竭力回避那些具有“预卜吉凶目光”的人，以免有朝一日被骂成是“不祥的乌鸦”^[1]。虽然我健全的理智不会总是百分之百地冤枉这些悲观估计者，但我在最后一刻总会用一句“得啦，约翰尼^[2]，别害怕”来宽慰自己，躲进乐观主义者的阵营里去。不这样，我怎能在这个远东地区坚持30年! 这里军阀和各省当权者之间的战争与革命，就像一条转动的传送带正在迅速地交替着，它对商业也产生了影响。上海和天津之间的交通动脉——津浦铁路，由于战事不断，已完全瘫痪了两年之久，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战事不止一次地切断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北平的外界联系达几周或数月之久，但我并没有因此产生某种“特别的”担心。我们对自己说，这些战争只是中国人的事，我们欧洲人是不会因此受到真正威胁的，但我们必须忍受这些，就像人们忍受夏季的炎热、尘暴和“赤色分子”那样。

因此，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所谓的“中日摩擦”时，在南京的我们曾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决的。后来天津也遭厄运，去北方的铁路因此而中断，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变得十分炎热。因此在七八月间，人们都到青岛海滨、烟台^[3]或是位于天津和沈阳之间的美丽的北戴河去度假。我的妻子已于1937年6月去了北戴河。因为从陆路(津浦铁路)不再能驶到天津，我便乘坐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艘内燃机轮船去秦皇岛。施密特先生的两个女儿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她们的旅行目的地和我相同，但要是没有男人的保护就不许她们从上海去北戴河。后来她们以唱歌和幽默等最愉快的方式缩短了我的行程和时间。轮船相当肮脏，但我的舱房宽敞而凉快。要是我早知道舱房里的那张外交官办公桌是两用的，掀开桌面就是一个盥洗台的话，那我就会更好地享受这次旅行，而不用经常到洗澡间去了。人们在真正认识这艘破旧的小内燃机船之前，决不应该咒骂它。带着家眷的挪威船长对他的旅客感到很兴奋(我们是他船上仅有的旅客)，抵达秦皇岛后，他邀请我们到煤矿管理局的俱乐部去喝咖啡。这天晚上的小聚后来发展成了一场音乐茶会，过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秦皇岛有声望的人也陆续都来了。在这个茶会上，我遇到了我以前熟悉的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个经理，我开玩笑地向他打听与他共事的日本经理的情况。“嘘!”他做了一个手势，“您千万别招鬼，他就站在后面!”秦皇岛那时已被日本人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向天津，每列火车都架有高射火炮，这使我感到有些紧张，情况看来要比我估计的严重得多!

在北戴河(距离秦皇岛约一小时路程)，人们对日军早已占领此地似乎没什么感觉，但空气有些紧张，它促使我立刻在秦皇岛请人给我预订返回上海的飞机票。回答却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正当我在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是上海受到了日本人的进攻。因此眼下已不能指望经上海港返回了。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而此后又逐渐传来消息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南京受到了猛烈轰炸，这时我醒悟到了形势的严重性。现在就只有从天津经海上去烟台或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1937年8月28日，我在夜幕下告别了我的妻子。约15个小时后我到达天津，晚了一会儿。一些好朋友在那里给我搞到了英国海轮的船票，这艘轮船连烟囱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正好还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了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证实了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我们德国人顺利通行。在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的中国人的小船。从白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那里，那艘应该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拥上了许多中国难民，我在拥挤中一度丢失了行李，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送我到旅社去的人力车。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经过了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又是一家、两家、三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小酒馆。之后，人力车到达普拉察旅社，车夫想在那里停下来。我这个人虽然并不太刻板，但是作为一个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着单薄的姑娘们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我不得不用了一句我熟悉的中国最难听的骂人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用。于是，那个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旅社，它看上去要像样得多。到达那里时我已成了一只“落汤鸡”。我们在烟台的代理是安茨公司，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签发的纸币)。我与他接通了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好家伙，”他回答说，“您几乎连一半还没有看到哩!”

烟台的位置很好，安茨公司的老板布瑟先生和施密特先生都是讨人喜欢的人。我很快以贵宾身份被领进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暗钮，如果有个外国人(一位贵宾)在“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一个回合，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一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的文字是“We always stick foreigners”(外国人被我们捉弄了)。布瑟是一个烟台通，德国俱乐部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其内容是：

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第二条：至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

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

因为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想给自己带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我和布瑟出去寻找，我们找遍了当地的所有药店。在我们搞到了满满两大管胰岛素后，布瑟说：“好吧，我们现在到我的仓库里去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因为我是代销胰岛素的，原先仓库里有很多货。”他没有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宰我一刀。次日，当所有的药店老板为了充实他们空空如也的货柜来向他订货时，他才着实赚了一笔。

布瑟和施密特轮流请我吃饭。我在他们两人家里和在烟台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十分愉快。在施密特家里，有一群孩子蹦来跳去地嬉闹玩耍，我好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是哪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斯”^[4]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使我疑惑不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施密特先生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所有知情人对我的“笨脑瓜”大大打趣了一番。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夫人)从南京经青岛到来时，我就更为高兴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妙的：南京在8月中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都在纷纷逃离。此外，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到胶济铁路去是不可取的，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车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搞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轮船票果真搞到了。

告别烟台时，我的心情很难受。那里有那么多快活的人，我几乎忘记了战争。我登上的那艘轮船也是到处挤满了中国难民。我已作好住统舱的准备。但与布瑟很要好的船长不同意这么做，他给了我一个设备舒适和漂亮的舱房。

我在青岛碰见的第一个德国人是“阿里大叔”——阿尔布雷希特·冯·拉梅灿男爵。他是南京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正准备回国，顺便陪施特雷齐乌斯将军的儿子约亨和将军夫人到青岛，因为后者在南京遭到空袭时发了心脏病，到青岛来疗养。我从这两个人的口中获悉了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的详情。施特雷齐乌斯夫人激动地描述说，当炸弹落在她的左右时，她多么为她那个正在街上玩耍的男孩的生命担心。这男孩倒是安然无恙，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后来我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还拜访了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后者已在青岛购买了一所房子，过起了乡绅般的生活。我同他漫步走去，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撤出的地方。我自己可以确信，那时它还很完好，据说后来它被中国人破坏得十分厉害。

我坐火车从青岛到济南十分顺利。胶济铁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淹没了，有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在济南，我再次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德国旅馆。这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名——那里的人唱道：

香肠香肠好香肠，

济南府有好香肠；

牛肉牛肉小牛肉，

济南府有好牛肉。

德意志人有二十，

一个没留多可惜；

领事先生多忙碌，

好肠好肉没口福。

接着，我经津浦铁路顺利地到达了浦口，再从那里渡过扬子江到南京。有个好奇的中国官员愚蠢地询问我是谁，我回答：德华大兵(就是说，德国军事顾问)。这个暗示是“阿里大叔”告诉我的。“德华大兵”在那里很吃香。

1937年9月7日

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才又回到了南京。

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函件。从这些信函中我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克鲁姆马赫尔、平克内勒和霍特)，其任务是就安全问题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建立的德国学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师的工作合同，以及与我的校舍的合同。这些信函中还包括：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在紧急状态时实行交通管制和戒严的规则(译文)；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德国大使馆给所有并非由于职业或其他紧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国公民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劝告他们离开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人都早已溯扬子江而上，逃到汉口去了。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在公共场所和街道上，人们都在紧张地构筑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静，直到——

9月19日、20日

在这两天里，我在4次空袭中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了——

我的战时日记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约在空袭20分钟～30分钟前就响起清脆的警报声，发出某种较短信号时，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步行者全部躲进前面已经提到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尽管有些防空洞相当简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也是相当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英国和法国公民受到伤害的话，理所当然地要由日本负责；与此相反，美国大使则带着他的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下关原来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会传染!)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今天上午9时做好了出发去上海的准备。许多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据说同样记住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我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很想回到华北去，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也在打仗呀。于是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 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 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后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在我对作为我客户的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一再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我总是这么回答说：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可是中国人对此会怎样评价呢?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 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 至少救救一些人吧? 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时，我们的中国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们把这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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