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一部气势恢宏、雅俗共赏的大历史，一本剖析西方文明的大师之作。

作者：许倬云著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6-01

书籍编号：30187011

ISBN：978780740873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00745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许倬云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许倬云先生(1930—　)造访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留影。

自序

本书主要的部分是讨论大国崛起的问题，当然这个课题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列国的排名秩序正在调整。目前的霸主美国，对于中国的兴起以及所谓“金砖七国”在工业发展上的成就，感觉极度不安。世界秩序确实正在改变，西欧和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情势，大概不久之后，就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由于中国在这个重新排序的过程之中必定会举足轻重，所以本书讨论的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再三思考。除了天下秩序以外，各个地域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兴起，小则领导邻近列邦，大则领导域内各国。自从二战以后，地区性的强权已不多见，只有若干大国，比如说美国、苏联，曾经扮演全球性的强权。等而下之，英国、法国无非是第二排的角色。

强权霸主，自古有之。在希腊城邦时代，雅典曾经是希腊世界的领袖。雅典蹿升为希腊列邦的领袖，是因为在对抗波斯的大战中，雅典和斯巴达并肩作战，赢得胜利，保护了地中海的希腊世界不被波斯占领。这时候，雅典得到希腊列邦的拥护。但是，雅典组织了提洛同盟，俨然以主人自居，强行统治希腊世界。于是，各邦对雅典的感激之情一变而为厌恶。在中国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联合中原列国，北抗戎狄，南拒荆楚。齐桓霸业，及身而止，晋文公的霸业却延续好几代。在晋文公时代，华夏各邦心甘情愿地接受晋国的领导，而在晋国后期，却没有一个华夏城邦不对晋国敢怒而不敢言。晋国不再是一个令大家心悦诚服的领袖，而是以 武力压制的霸主。

这两个例子使我们理解，任何霸权往往能善其始，而鲜克有终。观察一个大国的崛起，不能不注意到其前后行为是否有落差。

在近代，美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华盛顿在建国之后不久，飘然下台，解甲归农。他离职的时候，向美国的公民提出劝告：美国不要卷入欧洲的国际竞争之中，美国应该尽量自求多福，努力做好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大实验，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制度；也要尽力开发新大陆的资源，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北美的大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美军都及时援助欧洲民主国家，使得欧洲不至于被独裁专制的一方霸占。这些时候，美国得到的是欧洲各国的衷心拥护。二战之后，美国在多处发动战争，又在欧洲长期驻军，虽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重建了遭战争破坏的经济，但是美国并没有得到称赞，反而处处都有“丑陋的美国人”的评价。

正如前面所说，有好的开始容易，然而有好的结束却很难。最近二三十年，美国深度地介入中东事务，而自己的国家却民穷财尽。在亚洲，美国为了维持霸权，常常以中国为假想敌，打算包围中国。在欧洲，美国与德国之间也是面和心不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真正解决。从这些例子看来，一个强权要想有一个好的结果，不被人骂作丑陋、骂作讨厌，还真的不容易。

近代历史上，只有英国霸权的始末，经历了微妙的过程。二战之后，英国国力大减，知道自己不能再维持持续了将近二百年的“日不落帝国”的地位，于是逐渐放手，让各处属地独立。米字旗降下后，英国倒是在不少地方留下了相当稳定的政府，包括法治和文官制度。因此，英国的霸权结束后，并没有被人厌弃，反而留下了较好的形象。到今天，过去英联邦的团体，虽不再用英联邦的名称，仍是凡事彼此合作，成为一个无形中的国际大集团。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理想的领袖国家，是王道和霸道的融合。王道是以仁政为本，近悦远来，也就是说，愿意不愿意接受这大国的领导，完全由各国自己决定，大国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赢得别人的支持—这是王道。道家也如此说，《老子》六十七章：“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历史上，真正能行王道的大国其实不多，春秋以后，霸道的局面比较常见。行霸道的国家依仗自己的武力获得领导权，不能长久赢得人心。

在未来，中国以众多的人口、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以及充足的资源等诸种因素结合，一定会在国际上担任相当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中国人不能沾沾自喜，今天中国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目前的体制还亟待完善。一百多年来，从屈辱的昨天到兴起的今天，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内战、外战，这无数次的斗争使国家和人民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为了工业发展，中国人也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来也还要继续在生活环境和资源问题上长期地付出。中国人能在世界上获得如此地位，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努力、长期坚持的结果。俯仰今昔，悲欣交集。

如何持满保盈，不能说只是维持强大的武装力量或经济力量就能解决。历史上，任何制度下所施行的良法美意，都难逃演变和衰退的过程。精益求精，力求上进，即是《易经》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道理。任何民族都不能自满，中国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将来也不会走到美满。世界上任何制度，如美国的制度—那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大实验，也不能避免衰败的一天。中国必须要时时警惕，不断寻找自己的制度弊病加以匡正，不断追求更好的政策和观念，建立更好的制度。

目前，中国需要的，正如华盛顿离任时对美国公民所劝告的一样：对内、对外均有所趋避。对内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对人权要有一定的保障，人权之中，生存权固然最重要，人的尊严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为了吃饱饭而不要尊严，这种人权就不是真正的人权。中国必须在人的生存权之外，顾及人权的其他方面，顾及公正和公平的法律，公正和公平的分配。对外，要避免招惹无谓的是非，远离霸权主义。中国也应当采取近悦远来的“王道”态度—不用强力去压制别人，而是以自己的力量帮助弱者，扶持弱者，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回顾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是失败了，但是中国介入这场战争是为了帮助当时的朝鲜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其中的意义即是要帮助弱小的国家，共同争取自尊自主的地位。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如此艰苦，但还是花了很大的力量支持朝鲜的独立军，也支持越南的独立运动。抗战末期，虽然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候，但蒋介石还是尽力帮助甘地向英国争取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万隆会议以后，中国在第三世界俨然执其牛耳。目前，中国在非洲各国派遣的建设部队，是有目共睹的。最近多少年来，中国台湾也一直在帮助非洲、中南美的国家发展农业，发展工业。这些历史，正是大国风度的体现。我希望，将来在这些方面，中国人能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易经》“乾卦”说，“见龙在田”和“在渊”的时候，都是“潜龙勿用”。等到龙能够跃出深渊，开始施展的时候，我们应当尽量避免“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斗争与冲突。“飞龙在天”，是龙得到了施展。这一阶段，最需谨慎—过分自满，便是“亢龙有悔”，正是相当于晋国被畏惧，雅典被唾弃，美国被称为“丑陋的美国人”的时候。历史上，很少有大国能避免 “有悔”的一天。“乾卦”有一个单独的、不属于任何爻象的句子，“群龙无首，吉”—许多自由飞翔的龙，却没有一个领袖，竟是大吉大利之兆! 这就是因为群龙可以和平相处，不需要一个带头的大国。一个小国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如果一个国家有资源可以争取大国霸权，或拥有大国的地位，却秉持容忍与互助的心态，不以领袖自居，只以群龙之一自处，与列国和平相协，那么，这才是真正崛起的大国。

岁尾年头，一切都一元复始。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一个世纪的前二十年，做到国内自由平等，对外与所有国家和平相处，这时中国的地位和发言权，一定会得到尊重。庶几，中国在各处不会被称为“丑陋的中国人”。新年新岁，祝福中国人，也祝福中国，顺利走向这条看上去艰难，其实很容易的大道。

许倬云

2011年12月26日序于匹兹堡

第一章　基督教神权的建立与民族国家的兴起

在这个系列，我想讨论的是现代文明的兴和亡。所谓现代文明，也就是主宰人类生活将近三百年的主流文明，它起源于西欧，逐渐普及全球。而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一文明已呈衰象。以下几章，我将从现代文明的出现，逐步讨论到其发展的过程和特性，以及最近发生的一些问题。至于未来将是什么样的文明来代替现代文明，这就要看人类现在在做什么，这是必须由我们大家共同担起的责任。未来是成是败？是再度兴起一个更好的人类生活方式，还是又沉沦到混乱？今日我们无法预知。唯一可知者，如果我们听其自然，未来发展的方向，变坏的可能性大于变好的可能性。

“蛮族”入侵时期的罗马帝国

首先，我必须要谈到近代以前西欧的情形。近代欧洲的前身，是欧洲的中古时期。欧洲的古典时代，极盛之时是罗马帝国⁽¹⁾时期，和中国的秦汉王朝遥遥相对，它们在地球的两边各自发展出了极为光辉的人类文明。476年，已经分裂为东西两罗马⁽²⁾之一的西罗马帝国解体，“蛮族”⁽³⁾雇佣兵的将军们分别割据。这种局面也和汉代衰亡以后的长期混乱有相似之处，不过其过程更为缓慢，很难有明确的断代。

大略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欧洲也有大批的“蛮族”入侵，一拨一拨地进入，分别据有罗马帝国的各处。同时，基督教作为一个地下宗教，在“蛮族”之中广为传播，将这些本来散漫的族群，都容纳到基督教的信仰之内。进入西欧的中古时期，基督教会的权威取代了罗马帝国的世俗政权。所谓“公教⁽⁴⁾秩序”，不是属于任何一个族群的普世体系，它是一个信仰，也是一种政权。许多散布在各处的“蛮族”族群，被驯化为公教秩序内的各种单元。无论那些“蛮族”的首领自称什么封号，都必须得到教会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和中国皇帝与儒家思想结合的皇权并不一样，因为儒家的士大夫并没有凌驾皇权的权威，虽然皇权本身也必须靠儒家授予“奉天承运”的合法“天命”。

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将泛希腊文化⁽⁵⁾推广到大部分欧洲地区和部分亚洲地区。在推广过程中，泛希腊文化也演变成“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这一文明系统的“中原”，是地中海外围。中国古典文明发展的时候，是从黄淮地区，面向南方开展，北方和西方却是草原上各种“北族”⁽⁶⁾的基地。从南北朝到唐末五代，西北族群也是一拨一拨地进入中原。安史之乱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外族的军队实质上散布在中原各处，也彼此争战不休。五代的君主，除了后梁以外，都是外族军事集团的一部分，甚至宋代的皇室赵家也是胡汉军事集团中的一部分。反而是汉化较晚的南方保存了比较纯粹的汉人文化。

相对于中国的情形，西欧走的是另外一种模式。罗马的“中原”—地中海外围，并不是泛希腊文明的中央，而罗马军团征服的地区(大部分偏于东方)也就是旧日亚历山大大帝⁽⁷⁾君临之处。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是已经东方化的东罗马在波斯帝国基础上建立的许多地方政权。630年，伊斯兰教兴起，将这一个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彻底地转变成伊斯兰文明，而且从此以后，直到今天，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个信仰独一真神的宗教，还彼此仇视，斗争不断。

基督神权主导下的中欧和西欧

倒是中欧和西欧，并不是罗马帝国主要的发展方向，但在“蛮族”大批入侵的时候，中欧和西欧是“蛮族”分布最多的地方。那些分别占领各地的部落，还是保存了长途战斗和迁徙所形成的好战传统。同时，他们在基督教的驯化之下，敬拜上帝，对基督教会的公教秩序十分服从，在虔诚的信仰以外，他们并没有机会学习旧日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文明。因此，在西欧与中欧，许多所谓异端信仰，也就是当地居民的宗教，和“蛮族”的固有信仰都被编织入基督教会的礼仪之内。例如，冬至的庆祝，转变成耶稣的诞辰；春分的庆祝，转变为耶稣的复活节。于是，这样的文明其本身的发展受到限制，毕竟公教秩序包含的内容并不十分丰富，乃是一种神权主导的信仰系统，社会伦理和个人品行也都是在礼仪与教规之下，就这样普及于社会，而未必经过思辨的过程。

《基督复活》 法国画家伊拉斯摩·凯兰绘。西欧及中欧的原住民及“蛮族”的很多信仰都被融入基督教会的礼仪之内，如复活节就是由庆祝春分的风俗演变而来的。

长期居留在欧洲的“蛮族”，我们一向称之为日耳曼民族⁽⁸⁾，他们进入欧洲以前，原来大多是住在里海、黑海和东北欧的各种印欧民族。在3世纪至4世纪，欧亚大陆的各处都有大批人群的移动。我们今日无法完全解释，是什么缘故使这些迁徙的族群离开本乡移往他处。气候条件似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寒冷的北方，牲口大量冻死，草原萎缩，北方的人口不得不向温暖的地区移动。东方的中国，因此承受了一批又一批北族的侵入，而欧洲也接纳了一批又一批所谓的“蛮族”。西欧与中欧的原住居民，其实大部分也是从外面移入的人口。例如，今天的法国地区在罗马时期被称为“高卢”⁽⁹⁾，他们和今天爱尔兰的居民是同一来源，可能是在相当于中国汉初的时候逐步移入欧洲，这些人和中国历史上西域的“塞种人”⁽¹⁰⁾，大概是同一族类。这些新来的日耳曼族群，将同样是印欧民族的原居民推到边缘。前后两批新来的居民，共同构造了基督教文明覆盖的底层。公教秩序给了他们一定的行为规范，却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明的发展。

十字军东征与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除了意识形态层面，可能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伊斯兰文明所聚居的地点，切断了东亚和欧洲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上的利润全被伊斯兰国家垄断—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还是经过红海的海路，东方货物进入欧洲，这些国家的王公都赚取了最大的利润，而这些东方物品到了欧洲，价格就十分高昂。长期的经济冲突，终于爆发为以宗教立场为借口的累次十字军东征达二百年之久 (1096—1291)。这也使得西欧与中欧的领主和他们的军队，在地中海以东接触了伊斯兰文明，以及东方的图书馆与学校保留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于是，欧洲的居民忽然发现在宗教教条之外，还有那么多值得追寻的知识和那么多不同的想法。这一刺激在欧洲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 (14世纪中期至16世纪末)。

对于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使得中欧与西欧的居民领会到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些文化因素。比如说，从严谨的逻辑推演出的理性；又比如说，从人性自然涌现的情义。这些新视角将欧洲知识分子带到一个新天地，使他们对公教秩序的教条提出疑异。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创作，延续了希腊时代对理性的追寻，也复活了对人性的欣赏和悲悯情怀。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如达·芬奇，在这两个方向都有令人钦佩的成就。许多歌颂基督教神性的绘画和雕刻，实际上都在表达自然的人体和自然的风景。有知识的人士，不再满足于公教秩序的教条和礼仪，他们甚至会怀疑这一公教秩序的基本假定是否合理。当他们怀疑到人神之间的关系是否真如公教秩序所说的那样单纯时，公教秩序的基础也就松动了，公教秩序对各种世俗力量的约束力，也不得不面临挑战。

教权之外世俗政权的兴起

第一个发生问题的领域，就是日耳曼地方政权的领主。他们本来各自为政，并没有统一，只是个别的臣服于罗马的教廷；他们的封号和政权都必须得到教会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同时，他们对于罗马教廷也必须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奉养这么一个庞大的神权体系。变化终于发生了。在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出现了三代能干的军事领袖。在 732年，查理·马特⁽¹¹⁾领导法兰克联军，击败了经过地中海南岸迂回而上的伊斯兰军队。这次胜利以后，西欧、中欧不再有伊斯兰的威胁。巧合的是，在这之后不到二十年的公元750年，中国远戍中亚的驻军将领高仙芝在怛罗斯⁽¹²⁾和伊斯兰军对抗，最终大败而归，中国从此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权，而伊斯兰教权从此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宰力量。

马特的孙子继承父祖的事业，建立了笼罩整个西欧的法兰克王国。公元800年，罗马教皇把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查理曼大帝⁽¹³⁾。这是公教秩序以外，第一次有一个世俗政权可以与教权并存。今天的一些欧盟国家，还在发行以查理曼大帝头像为装饰的纪念币。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号，从此在欧洲历史上延续下去。法兰克王国的霸权，在公元962年转手到中欧的一些日耳曼王公手中，后来是以“选侯”制度，从若干比较有力的部族领主之中，选举一个所谓的神圣罗马皇帝。这个帝号，我常常开玩笑说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皇帝”—只是与神权彼此依附的霸权而已。然而，有这么一个帝号存在，也象征着公教秩序不得不承认世俗政权的存在。

查理曼大帝　法兰克王国国王，公元800年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德国人称之为卡尔大帝。

这一个变化，最后引发民族国家的兴起—这是近代文明得以展开的一项重要因素。17世纪时，中欧的若干民族向教廷挑战，要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经过三十年(1618—1648)的斗争，拥护教廷和反对教廷的力量终于不得不在1648年于威斯特伐利亚签订了一连串的和约⁽¹⁴⁾，认可那些反对公教会教廷的地方政权建立自己有主权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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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马帝国 指前27年至476年这一历史阶段的古罗马国家。古罗马原是古意大利一城邦，后发展扩张为地中海地区的大帝国。古罗马时代在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获得许多成就，对后世，特别是西方文化有很大影响。

(2)东西两罗马 395年，罗马帝国一裂为二，分成东罗马帝国(都君士坦丁堡，又名拜占庭)和西罗马帝国(都罗马，后迁都拉文纳)。

(3)蛮族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其邻族(日耳曼人、凯尔特人)以及其他亚非民族的污蔑性称呼。

(4)公教 亦译“天主教”、“罗马公教”。基督教的一派，与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教派”。该教除崇拜天主(即上帝)和耶稣基督外，还尊玛利亚为天主圣子之母。

(5)泛希腊文化 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促成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于是原有的古典希腊文化产生了变化。以古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为基础，发展出一种新形态的文化，即是“泛希腊文化”。

(6)北族 北方民族，主要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

(7)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年) 马其顿国王(前336—前323年)。在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死后帝国迅即瓦解，随之形成一批“希腊化”国家。

(8)日耳曼民族 北欧的古代民族。自称德意志人，凯尔特人及罗马人则称之为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同凯尔特人及当时其他原居民结合，成为近代德意志、奥地利、卢森堡、荷兰、英吉利、瑞典、丹麦、挪威等族的祖先。

(9)高卢 古地名。主要是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阿尔卑斯山以北广大地区，包括今法国等地的一部分。5世纪末并入法兰克王国。

(10)塞种人 亦称“斯基泰人”，属于伊朗种人。他们是在今俄属突厥斯坦草原上“最早的伊朗国家”内保持着游牧生活的北伊朗人。

(11)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约688—741年) 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714—741年)，王国的实际统治者。732年，在图尔战役中阻挡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倭马亚王朝所派遣的侵袭法兰克王国的军队。此战制止了穆斯林势力对欧洲的入侵。获“马特”(意为“锤子”)称号。

(12)怛罗斯 古城名，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江布尔城，唐时为西域交通中心之一。天宝十载(751年)唐将高仙芝与黑衣大食战于此。

(13)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年) 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800年)，查理曼帝国皇帝(800—814年)。公元800年，由教皇利奥三世为之加冕称帝，号称“罗马人的皇帝”。

(14)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648年10月在威斯特伐利亚签订，结束了三十年战争。合约规定，德意志境内新教(路德宗、加尔文宗)和旧教(天主教)地位平等，各邦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内政、外交自主权等。和约加深了德意志的分裂割据局面。

第二章　中古以后的欧洲宗教改革

上一章说的是民族国家的起源，这一章我们谈宗教改革。欧洲中古史是教会统治的历史，基督教逐渐驯化了从各处进入的“蛮族”，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公教秩序”。这是一个超越国界，理论上笼罩全人类的大格局。自称为耶稣大弟子的彼得建立了罗马的教会，而且经过好几次宗教会议，将一些和罗马公教会教义不符的教派都称为异端并且排除在外—从此，罗马教会的教义定于一尊。

定于一尊的神权政治

教宗—我们俗称为教皇，自以为是彼得的传人，又有代表彼得说话，也就是代表耶稣发言的权力；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而且奉神的命令到世间传播唯一信仰真神的宗教。于是，三个弯一转，教宗的意见就等于上帝的意见了。这是一个神权政治和世俗政权同存，而又凌驾在世俗政权之上的体系。那些世俗政权，是由“蛮族”部落体制演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帝国之内有大大小小的封君，这些君主基本上都是没有很多知识的武人，他们的属下也并不是专业的文官，不外是一些武将和家中的奴仆转化成的官员。大多数的封君，还必须要依赖教士兼任文官，很多地方的大主教就相当于当地封君的丞相。

这样的神权政治，除了基督教理论以外不会容许其他的思想出现。独断的思想正如独断的信仰，长久演化以后，不会再有自我更新的弹性，而且会依仗政治权力压迫和排除不同的信仰—天主教会对异端的惩罚十分严厉，有任何与公教教义不同的主张，轻者排斥，重者当做罪犯，异议分子不是被压迫得忏悔改过，就是面临死刑。天主教会以为这个有上帝作后盾的铁桶江山会世世代代传下去，而执政者当然更是利用信仰的神圣性掌握权力，滥用权力，胡作非为，揽权私用，其行为不堪入目，也不堪在此叙述。

十字军东征和由此引发的文艺复兴，使欧洲的文化界忽然重新发现希腊—罗马的古典世界，其中有自由，有人性，有理性。于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都开始了表面上是为教会服务，实际上却是宣扬古典传统的工作。教堂里面的绘画和广场上的雕刻，主题是宗教，表现的却是真实的人生。一些以朝圣或形容神迹为主题的故事隐含了许多为了信仰而不惜挑战权威的故事。

基督教是由犹太教衍生而来，两家的经典共有今日基督教《圣经》中的《旧约》，其中有很多篇是大小先知的训谕。这一些先知大部分是边缘人物，有的是牧羊人，有的是在山洞隐居的隐士，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虽然没有隐居但并不具有社会地位的人物。先知们往往以自己得到的神谕，严厉地批判犹太教里掌权的思想，比如法利赛人⁽¹⁾(律法师)的律法，或者有关礼仪的行为规范。有些先知甚至挑战犹太人选民的说法，指出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不是犹太人独有的真神。先知的训谕扩大了犹太教义的范围，也将部落神的耶和华转变成世人共同尊奉的上帝。神谕的神圣性，远远超出以犹太人为选民的范围。

耶稣基督本人，如果没有后来基督教的扩张，也许只能成为许多先知中的一个。他是没有社会地位的穷人，可是勇敢地指责宗教当权派的荒谬行为，指责他们假充仁慈；他也在庙堂里面鞭打亵渎庙堂的小贩和在庙堂中赌博的人们。当时犹太国已经被罗马征服，但犹太人的律法和礼仪在当地还占有权威地位，他对犹太教当权派的指责被这些人认作是对罗马政权的反抗，要求罗马的总督逮捕耶稣，罪名是他自以为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耶稣基督自己说，我的国在天上，不在人间，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各自分开。耶稣基督的作为，毋宁说是以直接从上帝得到的启示挑战宗教和政治的权威。这种作风，当然是和天主公教会自以为是政教合一的权威的风气，截然不同。

《圣经·旧约》　《旧约》是基督教与犹太教共同尊奉的经典。图为《圣经·旧约》阿勒陂手抄本，这是现存最古老的希伯来文手抄本复刻版。

胡斯至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公教会掌权数百年，在15世纪时，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士终于发出了反抗的声音。第一波反抗，是今天捷克的胡斯⁽²⁾，他是一个神学院出身的学者，眼看着公教会以出卖“赎罪券”聚敛财富，他提出了质问：审判世人的权力，是在上帝，这一权力并没有委托给教会，当然更没有委托给教皇和主教；末日还没有来临之前，也不过是人的教士，怎么有权力预知上帝的判决，而发出免罪的“赎罪券”？而且，上帝的奖惩是按照行为的好坏，怎么可以拿金钱来代替行为，预先购买上帝的赦免？他的论点—上帝造人，上帝是每个人的神，神和人直接相通，并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无论他是教皇还是主教)作为中介—直接地触怒了教会。当地的主教逮捕了胡斯，要他认罪，否则就处以火刑。胡斯在点燃的火堆上还说：“我没有犯错，我的意见都是《圣经》上的教诲。”今天捷克的布拉格广场上，还有胡斯被焚烧的纪念雕塑。胡斯死了，他提出来的意见却传到了各方。

一百年后，马丁·路德(3)，一个日耳曼教会的教士，也提出同样的主张，写了九十五条疑问，张贴在教会的大门口，质问天主公教会的专擅和对教义的扭曲。马丁·路德的行为，获得中欧若干日耳曼封君的支持，从那时起，各地不约而同地掀起了宗教改革。在西欧，以瑞士为基地，先后有茨温利(4)和加尔文(5)，最后成为势力庞大的加尔文教派。今天的许多新教教派，其实大多数和加尔文教派有相当的关系。他们主张神和人之间直接交流，经过教会，却不一定经过任何教士个人。人可以从《圣经》中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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