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疑云：最扑朔迷离的46个中外考古疑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古墓疑云：最扑朔迷离的46个中外考古疑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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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盛琳著

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08-01

书籍编号：30190176

ISBN：978780179696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42245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文物考古

中国卷

南海一号出水记

南海又叫做南中国海，是中国最大的外海。南海地处热带，海中分布着许许多多的珊瑚礁和珊瑚岛，它们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湛蓝的海面上。这些岛礁总称为南海诸岛，它们被划分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和黄岩岛。然而，人们大多还不知道，美丽富饶的南海海底，还深藏着大量的文物宝藏。

2001年4月，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一个十分普通的小镇上，却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没有人会想到这些人的到来是为了那个隐藏了800多年的秘密。

我们从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就接触到了“丝绸之路”，它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其实，除了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这条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海上的“丝绸之路”在南宋的时候最为繁荣，其中最大的商贸港口就设在广州和泉州两处。可是，虽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却因为缺少关键性的实物证据，而显得有些单薄。

但是，在2001年后，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理论将不会再缺少实物证据了。因为水下考古人员已经对发现的一艘南宋沉船开始进行局部打捞工作。

时光转眼就到了2007年，正当人们已经逐渐遗忘了6年前的事情后，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的十里银滩上，却有一个巨大的建筑正在兴建之中，机器的轰鸣声，钢管碰撞的敲击声混杂在一起，透露出这里的繁忙。数月之后，这栋建筑将迎来它的主人——一艘在海底沉睡了800年的古船。

但此时，这艘古船还仍在20多米深的海水之下。由此向北30多海里，两艘万吨级的打捞船正忙碌不停地作业，一个特制的沉箱已经被下放到水底，用于将沉船整体打捞出水。沉船是一个掩埋在海底1米深的淤泥中，长30米，宽10多米，高3—4米，连带海底凝结物重达3000吨的庞然大物。这个大家伙就是花费了考古专家20年心血的“南宋一号”商船。而要说起发现“南宋一号”商船的经过，事情还得再回到20年前。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海洋探测公司3的名队员在荷兰海事博物馆的一份旧报上发现了一艘名为“YHRHYNSBURG”的东印度公司轮船载着6箱白银、385.5吨细锭，在中国阳江的南海海域发生海难，最后沉入海底，具体位置不详。之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向中国文物局提出打捞沉船的申请。中国方面决定和英国公司合作打捞，指定广州救捞局参与打捞工作。

在1987年的一天，声呐仪器测到水下有“东西”，为了节约成本，英国人把1吨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结果“一爪子”下去，就抓上来百余件精品文物，虽然所有的瓷器都成了碎片，但却令英国人兴奋不已，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沉船内的大批宝物，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后来经过水下人员的调查，大家才发现，这艘船并不是英国人要寻找的“YHRHYNSBURG”号沉船，而是一艘意料之外的沉船。

就这样，“南海一号”阴差阳错地出现在考古学家面前。从水下作业人员当场打捞出水的文物来看有瓷器、铜器、锡器、镀金器、铁器共247件，以中国生产的瓷器为主。而船的年代则被划定为南宋时期，中国的考古界认为这艘南宋沉船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所以该船就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为了防止类似当年莫高窟悲剧的重演，中国方面中断了与英国的合作。

1989年，因为技术原因，中日两国决定联合打捞“南海一号”。尽管英国研究专家曾于1987年标记了沉船位置，但由于受水下勘探技术的限制，这支名叫“中日联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的打捞队伍没有找到沉船的主体位置，只打捞上来少量瓷器样本。合作工作持续了3天后，日方因“打捞耗资巨大，获利难以确定”为由，不肯继续合作打捞。

当时，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一穷二白，根本无力独自进行打捞。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意识到，任何考古上的国际“合作”都有一个“投入”和“产出”的“算计”在内，而要真正保护文物，“南海一号”必须“中国捞”。但是，由于资金和技术的限制，探索“南海一号”的工作被搁置了10多年。

而从1987年夏天发现“南海一号”到2003年国家有关方面正式向外界详细披露相关考古信息，“南海一号”的一切都是秘密。为了保住海底古沉船的秘密，承担“南海一号”警戒保卫任务的广东武警阳江边防支队不得不撒了一个长达16年的“炸弹”谎言。

附近的渔民都清楚地记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渔船经过距东平渔港约20海里的一片海域时，公安边防的巡逻艇都会赶过来要他们撤离，武警总会礼貌地说：“这里海底有当年外国侵略者扔下的炸弹，捕鱼很危险，请马上离开。”

尽管是不得已的“炸弹”谎言，但还真管用。在16年里，官兵们不断重复着这个“经典”的理由，劝说不知情的渔民离开“南海一号”控制海域，防止拖网、抛锚对沉船造成损害。这个“炸弹”谎言直到2003年，“南海一号”的打捞计划逐渐公之于世才告终止。

2001年，中国水下考古队获得香港水下考古协会120万港元的赞助，香港赞助方还找到了1987年发现“南海一号”的英国船员，从他手中买下当年的定位海图交给“南海一号”考古组的负责人张威。

2002年，装备一新的中国水下考古队再次驶向阳江海域。船上的卫星定位仪误差不超过1米。尽管有1987年的坐标数据，但搜寻“南海一号”的工作依然进行得十分缓慢。要准确探认沉船就必须潜入海底，靠手触摸。

负责人张威说：水下一片漆黑，能见度4厘米左右。在多次无功而返之后，水下考古队员在水下摸到了一张破旧的渔网，就是这张渔网为发现“南海一号”打开了大门。因为，潜水员猜到，渔网很可能就是缠上了沉船上的物体才永沉海底的。果然，顺着渔网，潜水员发现了破碎的瓷器，令人眼花缭乱的瓷器告诉他们，“南海一号”找到了。

由于沉船全部被泥沙覆盖，抽泥沙就成为下一个繁重的任务。抽泥机每天都会带出大量的泥沙，也不断地带出瓷器碎片和其他文物。经鉴定，瓷器主要来自景德镇和泉州。抽沙工作从2002年持续到2004年，其间不断有惊喜出现。2004年夏天的一天，抽沙机抽出了大量的铜钱，铸造年代是唐宋两个年代。

另外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是在一块2平方米大小的甲板下，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文物，竟然有上千件，这给人们无限猜想：整艘船上还有多少文物？而且，探测表明，“南海一号”没有遭到破坏。它的船体基本完好，840多年的历史信息被尘封得严严实实。

从2002年起，一共有6000多件文物被清理出来，其中绝大多数是瓷器。瓷器主要来自景德镇、浙江龙泉以及福建等地。在所有的福建瓷器中，有一半是来自泉州德化窑的，据此，似乎可以推断这艘船是从泉州出发的。在抽沙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国家文物局的有关人员在反复论证“南海一号”打捞的事情。

2007年5月，负责“南海一号”打捞工作的广东省打捞局正式宣布，将采用一种堪称世界首创的整体打捞方案打捞“南海一号”。另外，为给打捞上来的“南海一号”保持相同的水下环境，他们还专门为其修建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水晶宫。

2007年12月28日下午3点45分，“南海一号”南宋古沉船成功地入住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当日下午2点30分，现场开始作业，10分钟之后，南海一号的“第一只脚”迈入水晶宫门口。3点45分左右，南海一号到达宫内指定位置，正式宣告着20年中国考古人对南海一号打捞工程的结束。但是，对于中国水下考古这项事业来说，才是刚刚开始。

流落何处的“北京人”

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这就是“北京人”头盖骨。这一发现把最早的人类化石历史从距今不到10万年推至距今50万年。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最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5个较为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连同牙齿147颗、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锁骨等，以及全部关于山顶洞人的资料，在转移到美国的运送途中神秘地失踪了，留下了一桩举世震惊的历史悬案。

“北京人”是中国猿人北京种的俗称，也称“直立北京人亚种”。它生存于第四纪初期，距今约有数十万年。按照形态上说，它是介于现代人与猿过渡的一种原始人类，与现代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那么“北京人”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龙骨山是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北京人”曾在这里的山洞里住了几十万年。近代以来，当地的采石工经常会在洞穴和裂隙的砂土中发现化石。老百姓将这些化石称为“龙骨”，并将它们卖给中药铺。

1918年，被中国政府聘为“矿政顾问”的瑞典籍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京西南郊50公里处的周口店勘察煤矿时，意外地发现了这里的“龙骨”。消息传出，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自1927年起，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委员会合作，由当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代管，在龙骨山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

1929年12月2日下午，就在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在龙骨山进行“北京人”挖掘工作的考古人员在昏暗的烛光下发现了一具头盖骨化石，主持发掘的考古专家裴文中小心翼翼地将这个保存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取出。当“北京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被裴文中认出来以后，他欣喜若狂，用他仅有的一床棉被和被单包裹着这珍贵的头盖骨，冒着严寒，护送到北京城。当时拍照者抑制不住激动，目光集中于化石，以致照片中只留下了裴文中的半张脸。但是，这些堪称国宝的珍贵化石，却在1941年底，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神秘地失踪了。

发掘出的“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北平协和医院，存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内，裴文中即使在研究的时候，也常常用石膏模型代替，不肯轻易取出真标本，也不轻易示人。其间，还曾两次送到花旗银行的保险库，以防万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侵占了北平，但当时协和医院是隶属于美国的机构，化石还安然无恙。到了1941年，随着战争的持续，美日关系恶化，中国方面担心“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翁文灏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交涉，请他设法将中国猿人标本由北平协和医学院取出，运存到美国，战后再运回中国。

同年11月，詹森大使致电北平美国使馆人员，令他们照办。1941年12月初，中方人员胡承志接到命令，将包括5个最完整头盖骨化石的“北京人”，仔细包装在两个大木箱里，送到北平协和医院的地下室，准备移交给即将撤离北平回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自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

1942年8月23日《北京时事日报》(英文版)率先披露“北京人”头盖骨失踪的消息后，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但是，一直到二战结束前后，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在接收美军总部移交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日本军队掠夺的物品中，都没有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而此后的60多年中，几乎每隔10年，就会出现一次追寻“北京人”的热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专家和学者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工作仍然一直在进行。1951年，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就曾经组织专家寻找过“北京人”化石。

1998年8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等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发出倡议信《让我们继续寻找“北京人”》，认为“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有这样一件事始终不能忘怀”，并希望“在本世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

1999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所在的房山区有关部门，也发起了类似的寻找活动，但也没取得任何有效成果。

美国的《科学》杂志曾报道说：“自从‘哈里逊总统’号被日军缴获后，‘北京人’化石就音讯断绝了。”这一说法是否属实？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后表示，从时间上看，几乎可以排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运抵美国途中遗失说。

关于“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运出等情况，有资料显示，美国方面原计划由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带到美国。

1941年12月4日，两箱化石标本，连同美军人员的行李27箱，由火车专列从北平运抵天津转秦皇岛，当时由菲利军医负责接管。按照原计划，“北京人”化石将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装上“哈里逊总统”号带往美国。

“哈里逊总统”号原来只是一艘民间船只，后来才为美国海军征用。它奉命在上海港卸下货物，并于1941年12月4日北上前往秦皇岛，以便从海上撤走在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当时预计“哈里逊总统”号到达秦皇岛的日期是12月11日。

事实上，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它还在距秦皇岛约600海里处的长江口。战争已起，船长为确保安全就将该船搁浅了。以后，船员们全部被日军所俘，“哈里逊总统”号被日军当做运输船使用了3年，最后于1944年被美军潜艇击沉。

照此看来，“北京人”化石肯定没有送上“哈里逊总统”号船，当然不可能将远在秦皇岛或天津的化石运出。那么，这些化石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专家认为，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最有可能在日本或者国内，流失到其他国家的可能性较小。但是，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在美国的也大有人在。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打破中美长期敌对的坚冰，尼克松想找到“北京人”作为礼物送还中国，但没有成功。随同尼克松访华的嘉纳斯悬赏5000美元寻找“北京人”，获得的线索很多，但都不是要找的标本。

一位女士说自己藏有“北京人”，并约定和嘉纳斯在帝国大厦102层楼见面，双方如期而至。当该女士取出照片时，嘉纳斯眼睛为之一亮，认为这简直太棒了，这正是他最想见到的！接着讨价还价，正谈话间，看到有人拍照，该女士拿着包飞跑，嘉纳斯没能追上。

还有一种离奇的传说认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曾将美方掌握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作为礼物送给中国。尼克松提供的线索是：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阿波丸”号沉船上。

这一说法是由20世纪70年代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率先披露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中美两国共同打捞。

“阿波丸”是日本的一艘万吨级巨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号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我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艇“皇后鱼”号发现，遭到数枚鱼雷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船上2009人中只有三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生还。

有关资料曾表明，“阿波丸”号上装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钻石15万克拉，工艺品40箱，锡3000吨，橡胶2000吨，铝2000吨等，约值50亿美元。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也极有可能在这艘船上。当时，一些国家的打捞公司先后向中国政府提出合作打捞“阿波丸”的要求。

我国于1977年初开始对其进行了打捞，在已经打捞的沉船所载的部分物品中，成功地取回了3000吨锡锭，这说明美国方面提供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但由于受当时打捞技术条件的限制，潜水员只能下潜到水下50米左右，而“阿波丸”号的船底在水下70米，结果未能作全面打捞。

但在对“阿波丸”号的初步打捞中，竟然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玉印)，而历史记载“阿波丸”号的乘员全部是日本人。这说明，日本人搜罗携带了中国北方的文物宝器上了“阿波丸”号，这也是“阿波丸”号可能装载“北京人”的旁证。但这一推测也有疑点，如果日本人1941年已得到了“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不将化石直接运送日本，反而绕道东南亚，一直等到1945年才装上“阿波丸”号运往日本呢？

到了1998年，由中国科学院14名院士联名发起“世纪末的寻找”开始了，大家再一次把目光转移到了“北京人”的寻找中。2005年北京市房山区成立了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并设工作队具体负责寻找工作。

围绕着“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寻找，已经进行了60余年，关于“北京人”的去向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进展。但是，通过众人的寻找，相信终有一天，“北京人”会再一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历经波折的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是商朝后期的青铜铸品，它外形古朴雄伟，全鼎重达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司母戊鼎当初发现被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后又历经了日军的审查和国民党要运往台湾未果的种种磨难后，终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个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探寻到的。

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地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下来一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刃了，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吴希增意识到他可能探到宝物了。

按照当地习惯，探宝不分地界，但是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培文商定之后，当晚便开始破土挖宝了。

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

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面向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是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他们两人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40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5厘米的麻绳，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另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再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鼎的另一头，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他们一点点地往上抬，当提到六七米时，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

此时，天将放亮，为了防备别人发现，他们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他们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直到这时候，吴希增和吴培文才看清他们挖到的宝贝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由青铜铸造的大方鼎。它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

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用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边棱角之上有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鼎耳的两侧用鱼纹装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都有兽面。

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龙张开巨口，共同含着一个人头，这就是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仙的威慑力。在鼎的腹部铸有“司母戊”3个字。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次就特地前来“参观”。后来，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4—10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

村民受到20万银元的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他们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又改用铁锤砸，最后砸掉了鼎耳，使方鼎受到严重破坏。

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入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才得以保存下来。

1946年6月方鼎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10月底，为庆祝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60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为寿礼，蒋介石指示，把方鼎拨交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同方鼎合影留念。

1949年，在国民党撤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知因何种原因或是因为重量问题而没有把方鼎运往台湾，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方鼎一直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因为一直没有找到，所以，专家们就仿照鼎上的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扑朔迷离的蜀国青铜

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因为这三个黄土堆分布在古城的中轴线上，所以，人们说“三星伴月堆”而得名三星堆。而在三星堆附近的鸭子河畔，耸立着一座造型奇特，成椎体的建筑物，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三星堆古遗址所在地。

1929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农民燕道城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埋有玉器的坑。在那一两年间，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燕道城与众多玉器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下还沉寂着为数更多的千年宝藏。

1931年春，正在广汉做传教士的英国牧师董宜笃从燕道城手中拿到了几件玉石器，随即送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教授。当时，美国人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第一次见到那几件玉石器时，隐约地感到一个重大的机会即将来临。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挖掘队。他们在月亮湾燕道城家的院子旁首次进行了挖掘工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擦肩而过。

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的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王家佑在燕道城家里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城一家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玉壁等文物贡献出来。

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挖掘。考古者发现了龙山时代和据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这一年，是中国的虎年，按照传统的说法，会有许多人成为命运的幸运儿。

这一年的7月18日一天的下午，一个民工向挖掘三星堆的考古人员报告说挖到了几件玉器，但是遭到了挖掘的民工的哄抢。考古人员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对当时参与了哄抢的民工进行宣传，最后，他们归还了这批玉器。考古人员在对发生哄抢的地方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他们发现，在现场还有一个未被人发现的宝藏坑。

考古人员开始对这个坑道进行了整理。考古者从坑底清理出众多器物，把这个坑命名为“三星堆一号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出土的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而8月14日傍晚，一件令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发生了。砖厂工人在距离一号坑30米的地方挖土时，一个埋藏着宝藏的地点暴露出来。考古者闻迅立即赶到现场。经过几天的准备工作，考古队于8月27日下午对二号坑开始挖掘。他们凭借娴熟的手工技术一层一层地拨开坚硬的表土。

52年前，第一次接触三星堆考古的人也许曾经脚踏过这里。那时，葛维汉、林名均在燕家院子藏有玉石器的坑旁发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残片。林名均教授想起了一个人，旅居日本的郭沫若。

郭沫若接到林名均先生寄去的照片和说明后回了一封信。他认为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与华北、华中出土的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文化接触的证明。他又说，“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过。那么，这个正在挖掘的遗址，难道就是史书曾经记载过的蜀国遗迹吗？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人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国只不过是邦外的野蛮人。

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写的《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蜀国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单一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国分别由蚕丛、柏灌、鱼凫、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统治。

到了公元9世纪，蜀国人才开始建造都城成都。而三星堆就在成都平原上，因此可以推断出，这次考古中由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的文物，正是属于蜀国文化中的一部分。由此，在中国考古中也诞生了一个和蜀国文化有关的“三星堆文化”。

在三星堆遗址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青铜器。三星堆中出土了大量的精美青铜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还要数青铜面具、青铜树、青铜大力人像、青铜人纵目像以及大量的青铜人头像、面具。

考古工作者在二号坑里发现了六件残破的青铜树，它们依次被命名为一到六号青铜树。为什么三星堆里会出现这种青铜树呢？

原来，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代表扶桑和若木。这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这些树都是代表了凡间和天界之间互通的阶梯，是人向往通天的反映。

英国学者罗森在《古中国的秘密》一书中写道：“三星堆的青铜树使用了贵重材料，即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是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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