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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多面中国人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一个传教士眼中的清末中国冷静审视中国人秉性的写实力作

作者：（英）麦高温,贾宁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2-01

书籍编号：30196992

ISBN：978754475128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96201

版次：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译者序

本书作者麦高温，是来自英国伦敦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与中国各阶层的人都有过深入交往。他不否认中国的伟大，承认这是一个可敬可爱的民族，但他批判起这个民族的“劣根性”来，也是针针见血，毫不留情。

本书出版于一九零九年，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三年后轰然倒塌，中国开始向所谓的“文明社会”迈进。一百多年过去了，对照今天中国人的某些表现，书中所写所思仍未过时。

且看麦高温对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的描述：喜欢拐弯抹角，不愿直截了当；推崇热爱自然，却对人冷漠麻木；本性善良，但喜欢掩饰，不让别人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生活艰难困苦，却总能发挥出幽默来；崇尚金钱，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喜欢送礼，礼越重越好；公事总有另外一套标准，潜规则已经深入人心；富人为富不仁，对穷人缺乏同情心；文人多无耻，没什么真正有用的学问，缺少道义感；要面子，常常需要旁人配合，生活就像演戏……

当然，麦高温也肯定了中国人的一些品德，如修建万里长城的气魄，面临困境时极强的忍耐力，每要失败时总能奇迹般地重生，艰苦条件下表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等等。

今日中国已非往日中国，但中国人的某些品性仍未改变，无论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如果一个民族要进步，就应该重视别人眼中自己坏的一面，以求改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阅读本书，恰如敲响一口大钟，让百年前的钟声来震荡一下心灵，以求反省和改正。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对此前的中译本有所参考，在此表示感谢。

前言

在这本书中所看到的中国人生活是我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在中国生活的五十年间，我和中国的各层人民都有很深的接触，并在这些接触中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快乐。我越是了解他们，就越被他们吸引。中国人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中，都时刻显露着属于这个民族的优秀品质，无论是欢欣鼓舞的时候，还是被哀伤淹没的时候，以及满身的正义都被激发出来的时候，一直如此。

有些外国人去过中国后总是抱怨说，中国人丧失了原本应有的智慧，并且连前进的力气都没有了。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个国家一直在原地踏步，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一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死神无处不在，它就像是在夏天为我们遮风挡雨的枝叶繁茂的白杨，就像花瓶中彼此缠绕的病怏怏的植物，而中国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着。但现在，死神正慢慢松开自己的手，在稀薄的空气中慢慢抽出自己的影子以及蛛丝一般密集的手指。用不了多久，大自然就会用自己孕育出的新力量对自己的失误进行惩处。

中华民族无疑非常强大，翻翻它的历史就知道了，有两件事就能证明。一件是很久以前的，另一件则刚发生。

为了抵御残忍嗜血的游牧民族的侵略，公元前二世纪，秦始皇这位“中国的拿破仑”修筑了长城，中国人称它为万里长城，事实上，它也确实像是一座城墙一般将中国所有的城市包围了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城市也不为过。

长城有二十多英尺高，上面的烽火台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当士兵抵御外敌的时候可以住在里面。长城建在崇山峻岭之间，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霜，无视怒吼着的狂风，从山涧以及沟渠中穿过。冬天，皑皑的白雪笼罩了整个大地，凶狠的巨风恨不得将山都吹平了；夏天，酷暑难当，炙热的日头恨不得将砖瓦融碎，但是直到今天，长城依旧昂首挺立，一点都不曾减少自己的威慑力，就好像工匠们昨天才把它建成一般。

第二件大事刚刚发生没多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强大的英军的胁迫下，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一条约之所以能签订，完全是因为英军手中的枪炮，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生活的掌控者就不再是死神而是武力了。正是凭借着武力，英国势力才能在中国横行，商人才能在中国贩卖鸦片，而英国的战船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就在中国的东部海域巡视着。

在以往几十年的时间里，从国外运到中国的鸦片不计其数，使得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赚得盆满钵满，英国也从中获益，让自己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发展。但这一行径是多么地邪恶，令人轻鄙啊！在中国的上方，起到震慑作用的拳头仍旧举得高高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个中国都被鸦片笼罩了。人们的心被鸦片那脏污的手紧紧地抓着，不计其数的家庭被鸦片毁去，就算是朝廷也没办法解决这一灾祸，因为武装的铁拳从不曾失去威慑的力量。

从我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抗争似乎总是失败，罂粟花也总是在这片土地上绽放。俯视中国，似乎人们的生活已经被灾难统治，病入膏肓。

但是，重大的奇迹出现了。这个国家的革命者心中燃烧着愤怒之火，并迅速蔓延开。他们抗争了五年，终于使得侵略者放下了具有震慑性的铁拳。

现在，这片土地上已经不见罂粟花的影子，人们希望用两三年的时间，使鸦片在中国绝迹。

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件事。

这本书除了最后一章，所有的章节都曾经在中国上海的《北华捷报》上单独发表过。它们后来又合成一本，起名为《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以书的形式在中国出版。之后我又对书里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有幸得到编辑的准许，在英国再版，给英国的读者享用。

J.麦高温

第一章　土地与土地法

中国自古有一个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几乎是历朝历代中国人的共有观念。中国有土壤肥沃的平原、还没有开垦出来的原野、高耸入云的山峰，以及结满果实的山谷，这些全部都是皇帝的财产。所以，国家可以在任何时候向现任财产占有人提出要求，征用这些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征用方法很简单，国家只需要提出要求，并支付相当于财产价值一半的钱财就可以了。国家之所以支付这笔钱财，并不是因为承认财产所有者就是占有人，而是为了给占有人一种情感慰藉。

举个例子，如果把阿拉伯国王放到中国体制中，让他变成中国皇帝，他若想要那片垂涎已久的奈伯斯葡萄园，那么他只需要派几个臣子去征用葡萄园就行了。这简直不需要费什么劲，而且葡萄园主人奈伯斯听到命令，肯定会立刻服从，把自己的财产双手奉上，心甘情愿地退出并且毫不以为这有失颜面。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中国要架设电报网，需要建设资金，但政府从来没有在日常会议中讨论过向群众征用财产的事。电报网线路覆盖了数千英里的土地，它既要穿过繁华地带，又要经过连政府权力都无法抵达的乡村。繁华地带的人过惯了不被束缚、自由自在、冷漠自我的生活，乡村的原野、花园都是有主人的，而政府却要将电线杆埋在这些土地，甚至别人家的院落中，并且从不考虑自己是否有权做出这样的事。

改革过于激进，动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多人的看法。如果改革刚好与当时的风水犯冲，那就更是这样了。但人们心中总有个死板的、因循守旧的怪物，那就是对法律的盲目顺从。任何时候，只要他们觉得自己触犯了法律，那么他们的精神就会遭受或大或小的折磨。不过因改革而生的动荡在中国从未出现过，因为政府决定的事，只要开始付诸行动，那么就算人们心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嘴上也会保持缄默的。所以最后，电线杆还是会静悄悄地立起来，好像电报系统是伏羲或神农氏的发明，好像在中国古代它就已经出现了，好像它出现在中国历史中还混沌、还黑暗的年代一样。

不过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微不足道的反面例子。比如，工人埋电线杆时挖的洞，刚好在一位已故学者的墓地旁。这位学者曾被皇帝格外推崇，而墓地则是皇帝亲手赐予的封地。学者的儿子也是一位著名人物，他刚好看到了一个男人在他父亲的墓地旁大挖特挖。他很吃惊，很生气，他的心情简直可以被称作震怒。除此之外，他心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想法。这些心情、想法让他激动得难以自抑。他希望能捍卫自己的财产、自己的荣誉，他想跟这种破坏自己家庭的行为来一场大对决。带着这些复杂的想法，他走进工人挖好的坑中，声称他愿用生命阻止电线杆被立在父亲墓地旁。他不厌其烦地对人解释说，自己这么做不是因为不承认土地是皇帝的土地，而是因为这片土地是皇帝赐给父亲的墓地，他认为自己在土地上拥有特权。

双方僵持不下，工作难以为继。这时，负责线路设计的外国技师和陪同技师的中国官员走了过来。官员协助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走到坑中人面前，说：“真难理解，像你这样有学识、有能力的人居然会做出这么孩子气的举动。你该知道，这个国家寸土皆王土，你所拥有的荣耀也都是皇帝的赐予。”说到这里，官员抬起手，指向了竖在平原上的那一排电线杆—这望不到尽头的一长排电线杆就像一队幽灵一样。他接着说：“修建这条线也是皇帝的旨意，你难道是想抗旨不遵？你十分清楚他有多大的权力，他能把你和你的妻儿送进监狱，还能把你们碎尸万段。他这么做，没人敢提出异议。”

这番话说得简洁，但十分见效。学者听了，恍然大悟。他马上站起来，朝官员深鞠一躬，表达谢意，以示对方的好意自己心领了。之后，他不发一言，离开了墓地，而工人们则接着做他们的工作。

土地税是除海关税外，国家能直接征收的唯一款项。款项中有多大数额用于教育、海陆军、国防与警察，以及救济穷人，恐怕没人能知道。支付中国官员薪水的方式格外简单，这种支付方式形成已久，沿用至今，足以承担官员们的薪水和其他各项开支，所以官员们对此格外满意，并且不会产生任何压力。话说回来，这种待遇可不是为那些长期受苦，钱财又被压榨干净的寻常百姓准备的。

中国政府征收土地税的方式，最能体现他们经济体制的绝妙。这种经济体制能让政府可以不用支付任何工资，或者其他杂费就能延续自己的权力。任何一个新王朝开始后，国家总会颁布新宪法，以之为将来颁布各种法律的基础。颁布新宪法是为了满足政府需要，中国历朝历代的所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六四四年，满族人掌握了执政大权。跟之前的王朝一样，他们也颁布了自己的法律。在这部名叫“大清律”的法律中，土地登记法被改变了。法律严格规定，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拥有的土地缴纳税金。对缴税方式，法律也做了明确规定：水田税金按水稻插秧量计算，旱地税金则以豌豆播种量计算。

我们可以揣测，政府这么做是为了扮演人民的父亲，体现自己的公正与宽容，使土地税不会变成人们的负担，所以在计算征税方式时，政府的标准并不千篇一律。不同土地中的征税方式是不同的：在土壤肥沃、作物产量高的地区，水田农民要为每升稻种付八到九个便士的税金，旱地农民则只需要付四到五个便士的税金就可以了；在雨水稀少、土壤贫瘠的地区，人们要缴纳的税金金额则要看情况依次递减。征税时不应对农民过分压榨，可视情况放宽要求。

在各类税种中，土地税是较稳定的一项。满人刚一上台就颁布了土地税政策，政策被沿用至今，一直没有发生太大改变。虽然中国有过革命发生，但革命没有对土地税的征收造成影响，革命产生的共和政体也没有被法律承认。中国人天性愿意遵从法律，愿意维持旧秩序，所以就算皇帝已经不存在了，他们也还是没办法召开国务会议。

对人民来说，土地税本身算不上一个沉重的负担。让那些愿意缴税的人感到伤心、觉得不公正的，是土地税的征收方式。收税的人都是些名声很差的家伙，他们虚伪而且劣迹斑斑。这些人没有经济来源，现有职位是他们花钱买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既然付出了金钱，那么他们就要得到回报。他们想要的是一种特权，一种能让他们用各种方法从人民身上揩油水的特权。中国人敬重自古就有的习俗及惯例，认为法律是崇高庄严的。这些无恶不作的人为让所作所为看上去合法正当，把自己做的坏事全归到了尊重法律、尊重传统的名下。

中国人生性不直接，说话做事总喜欢拐弯抹角，这种收税方式跟他们的个性的确相符。对收税人来说，这种收税方式营造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大展手脚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勒索钱财。用这种方法把钱财装进腰包，可比等着领薪水容易多了。这种收税方式不公平，这每个人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提出将它废除的建议。因为这样的收税方式是国家创始人推行的。

有一些人被人们称为“贤人”。如果能看到他们的私人账户，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不过是些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他们十分喜欢这种税收方式。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政客都用这种方式中饱私囊。那场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的大革命之所以会爆发，正是因为收税人收税时滥用职权，让人们生气了、爆发了。革命过去后，中国人开始了新生活，可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旧体制却仍然存在着，好像新生活和旧体制中间萌发了一种新力量，能改造这个国家一样。

收税人之所以变得腐败，是因为他们依附于这种税收方式而生存。这些人心中眼中全是钱。他们在收税这条道路上看到的是满地元宝，就算跟人交往时看上去被什么话题吸引住了，他们的思维也仍然在无形中被钱财控制着。他们把自己管辖的区域当成了“金矿”，靠它解决吃饭问题，为家庭积攒财产，购买田地，为儿子娶妻。不过，真正深埋地底的金矿要通过辛苦的劳动、特定的技术、长期的等待才能最终提取出来。他们的“金矿”也一样，要靠开采才能拿到。他们想通过这种税收方式挖取财宝，就只能让自己的头脑变得敏锐非凡、灵活非凡，同时也卑鄙非凡。

所以，每个人都憎恶他们、鄙视他们，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些收税人为达到目的，不得不使用诡计、欺骗等阴暗的手段，使人们对官员们的贪婪盘剥只好听之任之。除此之外，很多家庭还因为他们的敲诈勒索而变得悲苦不堪。这些人每年收税两次。从收税开始到收税结束，他们在整个的收税过程中都想尽办法敲诈、欺骗，让那些被他们管制的农民变得更不幸。

多数不得不缴纳税金的中国人都生活贫困，让人看见就心生怜悯。他们实在不知道该去哪里筹集这些钱款。女人们或许会拿出打扮自己用的发夹、金耳环，男人们或许会去附近的当铺当掉自己的农具。等着那些无法拿出税金的人的，则是粗鲁残酷的待遇。没有人会对他们手下留情。他们家里唯一一口做饭用的锅，他们身上那点可怜的衣物都会被掠走。

有一件事中国人非常拿手，就是让富人们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不上税金。这些贪得无厌又冷漠无情的收税人最喜欢做这件事。做这件事的方法非常简单，他们只要抓住时机就够了。办事拖沓，这样的习气在东方十分盛行，就连做事极有效率的西方人，到这里不久之后个性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们会觉得自己脚步变慢了，做事也开始变得拖沓。

一个男人带着税金来缴税，这时缴税期已经过去几周了。收税人面色愤慨，问他为什么拒缴税金。这个人要倒霉了，他不知道自己面临着敲诈。他态度谦卑地解释说，因为他觉得晚一两周缴税金不算什么大事。“不算什么大事？难道你想拒绝缴税给皇上？这是特别大的事，你会明白的。你要缴纳双倍税金，这个昂贵代价就是对你行为的惩罚。”这个不幸的人只好妥协了，他知道就算向官府求助也没什么作用，这个地方的所有官员都跟收税人立场相同，他们会下这样的判断：这个男人不但拒缴税金，还无礼地攻击了收税人，伤害了他。

收税人有多年跟卑微农民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早就已经成了训练有素的老手。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农民有几小片土地但是没有家属，他逝世就等于一个家庭不存在了。人有生有死，但土地永远存在。拖欠土地税是不被允许的，所以这块土地会被重新注册，并且仍然要缴税。

收税人负责这块土地的缴税事务。这笔钱他肯定不会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拿，他要想办法让别人拿。他走进一个富裕农民家，拿出那张没有主人的土地税票，提出自己的要求。农民听了很生气，他拒绝说，这块土地跟自己完全无关。收税人听见他的话，面带微笑，平和地说：“我知道的事可比现在的状况好多了。你私自占有了这块土地，还偷偷在上面种了庄稼。这可是千真万确的消息。”

这位收税人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可这些话比真话更能激怒农民，让他发脾气。这才是收税人的目的，是他最想看到的事。收税人揪着农民的衣领朝门口走去，边走边说要带他去官府，让官员裁决。农民觉得事情不公平，他被自己的情绪控制了，平时的审慎、理性全都消失了。他忘了眼前这个人的身份，只想着保护自己，开始还手。他有两个强壮的儿子，他们也过来帮他。没多久，收税人就被打倒在地。

这样的结局也在收税人的意料之中。他虽然感到暂时的屈辱，但心中仍然是欣慰的，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计谋成功了。他躺在地上不起来，高声呻吟，假装自己受了很重的伤，痛苦得难以自抑。他的一个跟班见状，马上跑回城。没多久，他带着收税人的妻子和五个警察回来了。收税人的妻子大哭大闹起来，恐吓说，她丈夫执行收税任务时，这些人居然敢对他下毒手，她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这出喜剧编排的精彩程度可以称得上“后无来者”了，可它的表现形式却是悲剧。要知道，几乎每个人的表演都只能惹人发笑。当然，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除外。中国人总是容易被舞台效果吸引。他们有大量戏剧演员，这或许就是他们能不断排演新剧目，并且在他人面前扮演好自己角色的原因吧。这个剧目包含了剧中的所有人物，是每个人都喜欢看的优秀剧目。现在，反派角色正躺在地上，痛苦地滚个不停。

打倒收税人后，农民开始害怕。他面色发白，心跳加速—他自己都没感到。收税人的妻子披头散发，手指天空，情绪异常激动，正粗鲁地高喊着什么。警察们目露凶光，一脸残酷的表情。四周围满了旁观者，他们看起来都十分害怕，十分惊慌，十分恐惧……这一幕如果搬上舞台，效果肯定难以被超越。构成这一幕的所有因素都经过精心谋划，剧目正式上演前已经在幕后排演过多少次了。

这个无赖看到效果已经达到预期，觉得闹剧可以结束了，于是做出一个可以谈判和解的暗示。农民当然愿意和解，他也只能和解。要知道，如果事情闹到官府，他身上的每一枚铜板都会被搜刮走，他会变得一文不名。这些穿着官服，有政府做依靠的强盗开始跟他讨价还价。一番激烈的争执后，农民拿出十个英镑，了结了这件事。收税人和他那几个名声极差的伙伴对今天的收获格外满意，他们带着钱挤眉弄眼地走出了村庄。一到村外，他们就开始哈哈大笑。

中国人之间的争执，最多的是因土地而生的争执。人们普遍贫困，几乎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背负着债务。为还清债款，他们用自己的土地做抵押。这很容易想明白，如果一定要用什么做担保的话，没有哪样东西比有永久属性的东西更安全了。不过，如果中国司法审判中出现重大错误，错误恐怕就要被无权无钱的普通人承担了—他们根本没办法保护自己。而那些常发生的争执、常出现的欺骗行为，只有永久属性的土地根本无力阻止。

举个例子，一个人与富邻签订契约，将自己的土地抵押给了他，契约年份到期后才能赎回。然而契约年份来到后，他却没有比当年借钱时富裕一点。这块他祖上传下来的土地被别人占用着，他做梦都想赎回来，然而这种想法无异于伸手摘月。一年年过去了，他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点儿都没有改变。等到他的儿子或者孙子那一代，他们有了钱，想赎回这块地时，五六十年已经过去了。可这时，邻居已经把这块地当成了自己的财产，已经不准备归还了。

如果碰上这么不讲道理的人，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把问题交给官府处理。可官府会无止无休地拖延审判，敲诈诉讼者，并且向诉讼者索要昂贵的费用。穷人会因此倾家荡产，而钱财则会进入作恶者的口袋。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常用方法，就是造一张假契约，用这张假契约证明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不存争议，它就是现有者的合法财产。这么做是需要技术含量的。契约要用常规法律术语书写，写好后埋入地底。过一段时间，它会被染上一种略显陈旧的颜色。然后准备一口铁锅，把契约放进去用文火烤，直到契约变成棕色—这种颜色就像用几百年时间变成的。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契约足以以假乱真，就连专家也难以甄别。

类似的事很多年前就曾发生过，爷爷抵押出去的土地孙子去赎回。中国人对祖先总是心存崇敬，家族有了繁盛的希望后，孙子想把祖先留给子孙的财富找回来。然而土地现有者否认土地是抵押得来的，他们说这块土地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自己的了。为证明自己所言非假，他们还拿出了旧的、颜色都变了的文件。他们找到了县官，请县官裁决这件事。县官是位学者，对中国历史有过深入研究。他抱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仔细查看契约，不放过上面的每一个印迹。他紧盯这些褪了色的棕纸卷，像要穿透纸卷看见旧印迹后面隐藏的秘密那样，眉头紧皱，默不作声地思考着什么。

原告提供的契约看上去是真实的，可被告拿出的文件也充满了古旧气息。只要弄明白哪方提供的契约是真的，哪方提供的契约是假的，案件就可以裁断了。县官脸上忽然现出一丝笑容，他转身对被告说：“你伪造契约的技术非常好，这张契约肯定能骗过普通人。不过它们终究是假的，这你也知道。证据很明确：契约中你写的皇帝名字是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的人—你对中国早期的历史应该不算熟悉。所以，你应该立刻归还土地给它的法定拥有人。”案子判得公平公正。不过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官员不秉持公平心也没有学识，那么被判错的案子就太多了。

说到土地所有权该分给谁的问题，通常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没有哪条法规规定，土地所有权一定要由最年长的儿子继承。如果父亲去世，那么土地要平均分给各位儿子。不过也有例外，如果父亲离世后长子变成了一家之主，那么他就可以多分一些地了，因为他承担起了家庭责任，这是给他的报酬。女儿无权得到土地，因为她们要结婚，要有新的生活，婚后她们就变成了丈夫家族中的人。没有哪个女人会嫁给自己家族中的成员。

祖辈们留下来的房屋归儿子们共有。他们的居住习惯是，儿子们跟他们的家人住在同一栋屋子里。这是英国人非常讨厌的习惯，中国人却不这么觉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不觉得各个家庭应该独立居住。他们处理这座房子的理想方式是，分掉祖先的房子，带着各自的家庭生活在房子的各个房间中。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希望能跟同胞在一起，他们简直为这种希望发了狂。对他们来说，这是最舒服的环境。可如果我们英国人被这样安排，那么我们会争吵不休，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会被拉远，我们会难以忍受这样的公共生活。中国人修街道时，会尽量把房屋建得挤挤挨挨，把街道修得极窄。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土地缺乏，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在做事，就跟河狸在河边的小空间里凭借感觉挖隧道一个样。

中国人闭关锁国太多年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死去，他们已经扎根在这里了。他们不了解外国，觉得外国是野蛮俗气的，他们对外国人的态度也是粗鲁无礼、看不起的。他们没什么见识，只喜欢同与自己相关的人来往，对范围更大的人群则缺乏关爱。他们完全不爱国，就算现在“美”和“善”两个字已经在人们心中萌芽了，他们也仍然不知道这两个字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中国像个大而拥挤的公共场合。在这里，人们出生成长，繁衍发展。他们之间的姻亲关系让他们的个性变得越来越相似。一个想开鞋店的人会被直觉驱使着走到街上，没想到街上所有的店铺都变成了鞋店。布店也没有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它们集中在一两条街上，出了这一两条街，你会发现就连一码布、一束丝都难买到。

之所以所有的中国家庭都像兔子一样窝在一处，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相同的天性。环境永远喧嚣，人们耳中不断听见各种声音。安静不是中国人需要的东西，交往才是，而喧嚣杂乱的声音则是他们耳中最动听的音乐。坐在挤挤挨挨的人群中，跟周围的人一起看街边表演，看得入迷—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享受。街边表演的演员们又吼又叫，敲击铜钹和锣的声音能让西方人发疯—声音太大，都要把人们的耳朵震聋了。

从祖上传下来的土地依次往下分，一代一代地分，结果是中国农田变得越来越零碎。但在中国，没有哪部法律讲到长子继承权问题，这个国家人口又多，招来巨大灾祸、出现各种问题的可能性极大，而这种分配方式或多或少也算解决了这些可能的潜在问题。中国人思想保守，风俗迷信得近乎极端，这对地下矿藏的开发利用是有一定损害的。如果父亲离世时，把所有土地都给了长子，那么在中国这种土地制度下，其他儿子会被饿死。不过，即使从前的古老历史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这个古老的帝国还是能一代代延续下去，不断有新的希望。这是因为中国人有着对勤劳的极度热情，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能生存。正是这些，给这个古老的王朝带来了新希望。

第二章　帝国统治之道

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朝廷模式与家庭是相似的，并且治理国家正是以和睦的家庭为榜样的。这种模式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它和孔子一样，从古就有。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英国家庭成员间亲密多了。英国家庭中的子女，成年以前被父母教导，成年后就会脱离父母的家庭，结婚并且组建自己的家庭。中国却不同。在中国，永远脱离家庭、不再被父母管制的只有嫁出去的女儿；儿子永远不能离开父母家，永远不能脱离父母管制。无论儿子是否娶妻生子，是否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哪怕已经白发苍苍，他们也都要在从前的家庭中生活，像童年时一样遵从父母的权威。对他们来说，随着时间流逝、年龄增长，老一辈权威会有松懈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维系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除了情感外，还有一个就是契约。这个被称作“责任”的契约有种神秘的、充满潜能的力量，它无法被看见也无法被触摸到，然而由它交织而成的网就连时光也无法割裂。英国人大概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契约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它被人们信服、拥护，没有形迹却笼罩着每一个家庭、社会的每一个环节。它的影响无处不在，就像一只有魔力的手杖，指点着官员的行为，也影响了政府的作为—如果没有外力影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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