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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金代吏员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王雷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1-01

书籍编号:30496760

ISBN:978752012473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95595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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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 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 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金代吏员研究》序


我的学生王雷《金代吏员研究》一书即将付梓,邀我为序。《金代吏员研究》系在其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作为她硕、博阶段的导师,我看到她在研修辽金史的学术道路上,从零起步,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这本书可作为她多年来探索金代吏员问题的一个阶段性小结。


王雷于2005年跨专业考入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攻读辽金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期间对辽金政治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2007年硕士毕业后,考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继续攻读辽金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期间选定以金代吏员为研究内容,尝试撰写博士毕业论文。金代吏员问题,既是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又是难题。金朝处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关键节点,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吏员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透析社会与政治状况的较佳切入点。虽然金代吏员已是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单独讨论这一群体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囿于资料匮乏,研究工作存在较大难度,学界长期缺乏相关综合性的研究成果。王雷即是在此背景下,主动尝试多角度对金代吏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和探讨,并以《金代吏员研究》为题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王雷在2010年博士毕业后,进入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四年,主要研修金代经济史,出站后进入高校从事中国史教学至今,持续关注金代吏员问题,发表了多篇与此相关的研究论文,并以《金代吏员研究》为课题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按项目计划,又对博士毕业论文进行了补充修改,增加了“官制视野下的金代吏制”“金代吏员制度评价”等多个章节,重新修订了文字图表,优化调整了文章结构,形成的书稿与其博士毕业论文相比论述更加系统和全面。


《金代吏员研究》一书,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观点:通过分析吏员的类别、数目、选任、职责、出职等制度层面的整体状况,提出了金代吏制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完善期、衰落期等四个发展阶段;对各级政权机构中吏员的类别和数目进行了归纳,按照吏员所属机构的不同,将其分为中央吏员(可分为中央政府部门吏员和宫廷吏员)和地方吏员两大类;中央政府部门吏员一般由试补充任,宫廷吏员多来自皇族近亲、宗室子弟、有一定品级的官员子孙,地方吏员多是由试补或推举产生;吏员承担处理文案、翻译等职责,金廷对吏员实行考核并有相应的奖惩措施,在俸禄、仪卫、服饰等方面也有专门规定;金代吏员可以出职为官,不同时期,因所在部门、吏职不同,出职的考满期、出职官品及迁转路径各异,总体来看,金代吏员出职没有最高官品的限制。书稿还创新性地探讨了吏员对金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探索了金朝在吸收唐、辽、宋诸朝汉官制度和继承本民族固有制度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所形成的带有女真少数民族政权特色的吏制,提出金代吏制具有皇权专制烙印与贵族政治色彩并存、制度融合与汉制创新并存、民族融合与等级差别并存三个方面的特征。不仅如此,书稿还尝试对金代吏员和吏员制度进行了评价,提出在正视金代吏员消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积极的一面,并较为客观地分析了金代吏员制度的优点和弊端。


书稿以金代吏员而非吏制作为研究对象,显示出将研究从单纯制度考证扩展到社会生活史领域的想法。而要深化金代吏制问题研究,不但需要新史料的出现,还要有理论、方法等技术层面的突破,以及恰当的研究角度和切入点,为解决上述难题,王雷将史料来源扩大到石刻、壁画等相关考古资料,既缓解了研究所需文献史料匮乏的问题,又形成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与单纯以文献证史的研究方法相比,研究结果的信度得到进一步增强。王雷还尝试探讨吏员对金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探索金代吏制的民族特质,从浮在面上的制度考证逐渐下沉到对制度特质的探究,这种由表及里,逐步深入的研究历程,是她对于金代吏制持续思考和不断钻研的结果。客观言之,书稿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未来还可以继续拓展相关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尚书省令史、近侍、护卫等重要吏职及人物,以及吏弊、冗吏等问题。


金代吏制作为唐宋以来官吏分途演化的关键节点,是中国古代吏制发展沿革史上的关键一环,相关研究成果对于深化金代吏制认知、丰富金代政治制度内涵、完善吏制史金代环节均有裨益。同时,还可为当今社会提供有益借鉴。这正是《金代吏员研究》一书出版的意义所在。


是为序。


武玉环


2018年3月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内容及意义


一 概念与范围的界定


(一)吏员


吏员,作为中国古代各级官署中的具体办事人员,也称为吏,是百官(官府)与百姓之间联系的纽带,承办衙门的各种具体事务,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也是我国古代官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吏”的概念在古代并非一成不变。《辞源》将“吏”解释为古代百官的通称。汉朝以后,始称位职低微的官员为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为少吏。至明清则称各衙署之房吏书办无俸禄而供事于官的人为吏。[1]“吏”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大小官员的泛称,如大吏、长吏等;二是专指没有正式官职的低级官员,如吏员等。根据历代古籍记载来看,第一种含义一般多用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的官与吏还没有明确界限;第二种含义一般多用于隋唐以后,直至明清。此时官与吏的界限已经明确,而且日益深化,吏与胥已经相提并论。”[2]魏晋以来“官”“吏”的区别,值得重视的大致有下列四条[3]:一是在职事性质上,“官”有行政决定权,在各机构中从事纲领性的重要工作;“吏”基本上没有行政决定权,只是协助官员处理具体文案或承担各种杂务。二是在选用方式上,“官”由朝廷统一选任,“吏”一般由各地各部门长官任用,京吏虽有某种统一选调之制,却仍非朝廷所命。这也可视为“吏”无行政决定权的原因。三是在等级序列上,“官”皆纳入一定的品阶序列,“吏”则处于其外,常无级别而仅以职名示其高下。而是否纳入法定的等级序列,对于人事管理显然具有极大影响。四是在待遇报酬上,“官”由朝廷统一规定和拨付,以其品阶为基准确定额度;“吏”则多无统一规定,基本上是由各地各部门自筹和酌情发放。隋唐以后的吏员是官员指挥下的具体办事人员,正如前辈学者祝总斌所说:唐宋以后,正式文书中的“吏员”或“吏”,主要指的是中央和地方官府中,在官员指挥下,负责处理具体政务,特别是经办(整合、保管、查检、具体处理)各类官府文书的低级办事人员,仅大体相当于《周礼》中的“府、史”。[4]


吏在金代也是一种职业,考古出土的墓志铭中就有“以习笔吏为业”[5]的记载。与宋代明确的官府人事编制相比,金代对吏员的范围并没有做明确规定。关于金代吏员范围的界定,也许不一定能给出十分标准的答案,但是通过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可以取得一定的认识。所谓“官有品而吏无品”的观点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根据史料来看,品级并不是官、吏的核心区别,尤其是在低品级的官吏中,这种界限其实是很模糊的。宋立恒博士论文《金代社会等级结构研究》第三章第四节提出吏员的范围包括右职吏员:省令史、译史,省通事,御史台令史、译史,枢密院令史、译史,各部令史、译史;还包括本身就是文吏出身的人。并认为正八品的知事、从八品知法以及孔目官以下的通事、司吏、抄事、公使、录事等也都属于吏员。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吏在流外。按《金史》卷五十二《选举志二》载,“凡品官任都事、典事、主事、知事及尚书省令史、覆实、架阁司管勾、直省直院局长副、检法、知法、院务监当差使及诸令史、译史、掌书、书史、书吏、译书、译人、通事、并诸局分承应有出身者皆为流外职。”[6]则上述人员均属吏员。但是,从《金史·百官志一》来看,金代的都事是正七品官员,典事、主事从七品,知事为从七品、正八品官员(由于所在部门不同而有别),检法从八品,知法从八品(诸节度州的知法正八品,诸防御州的知法为从九品),则他们的品级在职官九品之内,非吏员。按《金史·百官志一》载,皇统五年的规定,“吏”指“知事孔目以下行文书者”[7]。《金史》卷52《选举志二》所载,在文献中仅一见,或许在金朝历史上有一个时期都事、典事、主事、知事、检法、知法曾在流外,但无据可查。


因此,本书讨论的吏员包括令史、译史、通事、书史、书吏、司吏、抄事、译书、译人,以及有出身的诸局分承应人等人员。


如上所述,金代吏员种类繁多,为便于进行讨论,我们将所要论述的吏员分成三类,并作简要概述。


首先是中央各政府部门的吏员,包括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以及六部的令史、译史、通事;国史院、宣徽院、太府监、少府监等机构中的吏员,如国史院书写和典客署书表等等。其次是宫廷吏员,如金廷近侍局中的奉职、奉御等诸局分承应人。再次,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吏员,如司吏、译人、公使、书史等。《金史》中的“百司承应”指的是各官署所属低级吏员。[8]太子的东宫和各亲王府也设有为数不少的此类吏员,如:东宫入殿小底应是太子东宫属吏,当附于《金史·百官志三》中的宫师府条。《金史·选举志三》有“东宫笔砚”,亦应为东宫属吏。“亲王府祗候郎君”,应是诸亲王府属吏。[9]


金代的吏员分为有品阶的吏员和无品阶的吏员。这里的“品阶”指文散官(文资官)和武散官的品阶,金代的文散官分九品四十二阶,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自正三品以下,阶与文资同”[10]。具体内容见附表一。金代吏员出职最优者为尚书省令史,而尚书省令史的选任之途有四种:文资、女真进士、右职、宰执子。据《金史·选举志二》文武选条记载,“凡进士则授文散官,谓之文资官。自余皆武散官,谓之右职,又谓之右选”。[11]可知,文资官为金廷授予进士的文散官,右职为武散官。通过文资和右职途径选任的省令史显然是带有品阶的吏员,只不过这种散官的品阶不同于表示职事官品级的实际含义,应是一种用来表示特定身份的标志。正如李方昊所说,金朝的散官制度是官员身份、类别和资历的标志,是朝廷对官员奖励和惩罚的内容之一。金朝的散官制度继承了唐宋的散官制度,并有所改进和完备,而且把这种虚衔赋予了实际含义,成为其官制的重要内容。[12]


金代的吏员也有正班、杂班之分。[13]正班和杂班在史籍中多有出现,正班见于《新唐书》记载:“正班,列于金代吏员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门之外,纠离班、语不肃者。”[14]大概“班”只是指站队的顺序,正班、杂班也只是一个队伍中的内部区分。按宋人记载:“近日优人作杂班,似杂剧而简略。金人官制有文班、武班,若医、卜、倡优谓之杂班。每宴集,伶人进,曰杂班上。故流传及此。”[15]实际上,金代的杂班官绝不限于医、卜、倡优[16]。据《金史》记载:“金制,文武选皆吏部统之。自从九品至从七品职事官,部拟。正七品以上,呈省以听制授。凡进士则授文散官,谓之文资官。自余皆武散官,谓之右职,又谓之右选……凡品官任都事、典事、主事、知事及尚书省令史、覆实、架阁司管勾、直省直院局长副、检法、知法、院务监当差使及诸令史、译史、掌书、书史、书吏、译书、译人、通事并诸局分承应有出身者皆为流外职。凡此之属,或以尚书省差遣,或自本司判补,其出职或正班、杂班,则莫不有当历之名职。”[17]而且“诸宫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岂非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者乎”[18]。又有史料记载:海陵初,除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吏员外,皆为杂班,乃召诸吏员于昌明殿,谕之曰:“尔等勿以班次稍降为歉,果有人才,当不次擢用也。”[19]可知,金代的诸宫护卫以及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六部的令史、译史、通事为正班吏员,中央其他机构的吏员为杂班吏员。诸局分承应人也根据其所在局有正班、杂班之分。


据《金史·选举志三》记载,正班局分的承应人有:尚药、果子本把、奉膳、奉饮、司裀、仪鸾、武库本把、掌器、掌辇、习骑、群子都管、生料库本把。杂班局分的承应人有:鹰坊子、尚食局厨子、果子厨子、食库车本把、仪鸾典幄、武库枪寨、司兽、钱帛库官、旗鼓笛角唱曲子人、弩手、伞子。此外,还有其他局分的承应人,比如秘书监楷书及琴、棋、书、阮、象、说话待诏,尚厩局医兽、驼马牛羊群子、酪人。其中,正班局分和杂班局分的部分承应人可以出职为官,而其他局分的承应人不能出职为官。


(二)吏制


吏制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吏制研究的对象包括官制,并以官制为主;狭义的吏制,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别,又称为胥吏制度、吏胥制度或吏役制度。吏制依附于官制存在,是官制的必要补充。


林志华认为,胥吏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从历史发展方面来说,封建国家的职官制度,文牍制度的演进必然是由简到繁,由粗到细;从社会性方面来说,胥吏制度是在中国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体制中孕育成长的,它是中国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产物[20]。吏员制度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萌芽于先秦时期。从任命方式来看,吏员制度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府、史、胥、徒制度;从职能上看,吏员制度与先秦史官制度之间有内在的密切联系[21]。隋唐以来官吏分途,吏员从官员队伍中独立出来,吏员制度也从官制中独立出来,成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有别于官制而又依附于官制的一类政治制度。官吏之间的特殊关系及官制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探讨吏员制度,必然不能脱离官制的范畴和视野。研究金代的吏员制度,也需放置在金代官僚政治的大背景下,结合金代官制的发展,甚至是在官制的视野下,才能更准确把握其特征。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金代吏员,其中相当一部分高级吏员(包括中央政府吏员和宫廷吏员)不仅在选任方面要求严格,且《金史》中有出职、迁转等方面的规定,还有职官入吏的情况,表明金代的吏员与胥或役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差别。明清时期,胥是指供官府驱使的劳役人员,主要负责征收赋税、维持治安、看管犯人等;吏是指官府负责文书事务的公务人员,主要负责收发公文、保管档案、造报账册等文书事务。[22]胥和吏的工作性质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不同,地位上也有所差异。[23]金代的情况也基本相似,虽然《金史》中偶见胥吏或吏胥并称或“里胥”这样的表述,表明了吏、胥之间的界限尚不能完全区分开,但胥更趋向于特指最低级的、基层的小吏。而役与吏之间的界限更为明显,《金史》中未见吏役并称,多见差役、赋役、徭役、课役等,说明金代的吏是具有编制,有制度规范并领取俸禄的长期职业,而金代的役更偏重于指差役,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承担的赋役,有一定的起止时限。故本书金代吏制特指金代吏员制度。


二 研究的主要意义


我国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太祖、太宗时期实行勃极烈制度。熙宗即位后,废除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承唐、辽、宋制度而建立三省制。海陵王创立一省制,只置尚书省,并因袭唐代制度而稍做变化对官制进行改革,之后官制终金之世而未有改变。金代吏制在制度的某些方面承袭辽宋而自有创新,并对之后的元明等朝代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古代吏制发展沿革史上的关键环节之一。


中国古代吏治的研究,涉及国家的兴盛存亡,涉及社会的稳定与民生之安危。明代张居正说:“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24]尽管他所说的是明代的情况,但是对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都是适用的。金代吏员制度目前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很多问题还可以进行拓宽、深化研究。对金代吏员制度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全面了解金代吏员的类别与数目,选任、出职等方面的状况及其对金代吏治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金代历史的认识。有关金朝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特点,张博泉曾概括如下:金朝处于当时我国的多王朝、列国和列部并存的新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后北朝发展的典型;是在中原由过去以汉族为主统治转向以少数民族为主统治的时代;是全国各民族在变外为内、变夷从夏中向更高层次的统一中华大发展的时代;是由过去“黄炎之遗”的大民族主义的血统论向统一的道统、文脉的一体论的变革时代;是社会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走向同态的时代;是由旧的分中国与四海的统一体模式变革为新的不分中国与四海的统一体模式的时代;是中华意识大觉醒的时代;是中华各民族大发展和大进步的时代。[25]金朝处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关键节点,造就了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再者,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对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和指导。现实生活里的诸多问题都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在干部人事工作中,用人问题历来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多种因素的汇集和综合反映。古代吏治,不仅能为深化当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丰富的经验和借鉴,它由此而揭示的居安思危、励精图治的治国思想,安民、富民、改革、发展的执政理念,识善恶、辨美丑、廉洁勤政、做官做人的哲辩性义理,也留给后人以无尽的思考。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吏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古代学者所关注,始见于隋唐这一时期,人们对胥吏问题的认识还比较零散,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论说[26],仅在《隋书》《旧唐书》[27]等文献中有涉及胥吏管理、吏弊等零星记载。这一时期,正是官吏分途,胥吏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并为当时社会接受的时期。与金朝同时期的南宋学者叶适,著有《吏胥》[28]一篇,对宋代出现的吏弊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不仅描述了吏弊现象,还分析了吏弊原因,并提出了解决之道。[29]明清以降,由于吏弊对政治、社会的严重危害,许多学者关注吏弊问题,分析原因,探讨解决途径,以黄宗羲《胥吏》[30]篇、顾炎武《吏胥》[31]篇、鲁一同《胥吏论一》[32]等为代表。


对于金代吏员的研究,早在金元时期已有之。金元之际的文人刘祁所撰《归潜志》,是金代史料中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此书卷七记载宣宗南渡后的种种弊政。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其中儒士和吏员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是金朝吏治中的一个痼疾。据记载,宣宗贞祐间,术虎高琪为相,为了树党固权,想擢用文人以为羽翼。司谏许古和侍御史刘元规见高琪擅权,相继上奏弹劾,高琪大怒,斥罢二人。因此,“大恶进士,更用胥吏”[33]。宣宗皇帝和宰相高琪等当权者奖用胥吏、压抑士大夫,从而造成吏权大盛。而实际上,金代重吏从海陵王时期就已经开始,中间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于金末达到顶峰。


金代吏员的研究成果,依据其写作的重点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贯通性、综合性研究。金代吏制在某些通史性著作中偶有涉及,往往比较宏观,很少就金代某一类吏员或吏制进行具体的分析,但值得肯定的是,这些著作多高屋建瓴,站在理论的高度,提出研究的问题、角度或思路,为金代吏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研究方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第二类是金代吏员的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金代吏员研究的不同方面,所做的具体研究,如对于某一类吏职或金代吏制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令史的选任、出职等的研究。关于金代吏员的研究,尚未见专著出版,但目前已有多篇研究成果,内容涉及部分重要吏职或吏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第三类是源流及关联性研究,多与金代吏制及其渊源有关,为辅助性研究成果。由于学界近年来才逐渐重视金代吏员相关研究,因此,不同的研究角度,其他朝代吏员的个案研究,尤其是自隋唐五代以来至元明清时期的吏员相关研究,不仅为金代吏员的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同时,也为我们观察金代吏制在中国古代吏制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其连续性提供了可资对比的材料。此外,还为我们深入探讨金代吏制的民族特质提供了空间。下面,在前辈学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金代吏员相关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回顾,以期勾勒出金代吏员研究的面貌。所述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少量为日本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 贯通性、综合性研究


宏观上对古代吏员问题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以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刘建基《中国古代吏治札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为代表。赵书虽未谈及金代吏员的情况,但是对中国古代的吏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宁欣认为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吏制的著作,不仅概述了历代吏制的沿革,还借鉴、吸收西方著名政治学家的理论与成果,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吏与吏制,开拓了吏制研究的新领域[34]。刘书从中国古代的科举选官制度、考课制度、监察制度、任官回避制度、职官体制、官德、儒家人才思想、中国古代社会贪官和惩贪、古代吏治思想演进、古代政治革新、古代盛世兴衰启示这几个方面对古代吏治进行了讨论,书中部分章节涉及金代吏员。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将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性视角,把士大夫的最初形态追溯到周代的“士”与“大夫”,战国以来他们分化为“学士”和“文吏”两个群体,汉代又发生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儒家与法家的合流,由此初步奠定了帝制中国“士大夫政治”的基础,探讨了士大夫政治的衍生过程和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特点、机制。该书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演进过程、官吏分途及吏制发展源流有重要参考价值。


另外,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入手,结合中国古代历史,论述了官僚政治的产生、形态和特征,并揭示了官僚政治发展和转化的一般规律,笔者曾多次研读该书,获益良多。同类研究成果还有刘小萌《胥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钟小安《中国古代吏胥制度摭谈》(《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林志华《关于胥吏制度的几个问题》(《安徽史学》1992年第1期)等。这些针对中国古代吏制的系统性研究,对于笔者进行金代吏员制度的个案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从官吏制衡机制的角度对吏员制度进行研究,以祝总斌的两篇论文为代表。其《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和《试论我国古代吏胥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形成的原因》(《燕京学报》第9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对于深刻认识吏制的发展阶段及官吏分途等方面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祝氏前文是从大处着眼看吏胥制度的特殊作用,以及在整个官僚机构中的官、吏制衡机制;后文认为在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大背景下,吏制的演变自成系统,并将古代吏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吏、官身份无别”(秦汉)、“吏、官身份有别”(魏晋至隋唐)与“在制度上吏职、官职界限分明和吏胥身份总体上进一步低落”(金、元、明、清)。笔者认为官吏在唐分途后,从总体上讲,吏员的地位是逐渐低落的,而在金元时期似乎是逐渐上升的。吏员地位的低落不能只看社会舆论,还要看他们出职的品秩,以及吏员在实际政务运转中的地位和作用。周保明的《二十多年来中国古代吏制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1期)一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和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评析时也着重提及。该文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顾,提出各个时期吏制研究都有其自身的“热点问题”,秦汉时期是官、吏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地方长官自行“辟除”吏职的选用方式;隋唐时期以科举制为背景又受到门阀制度残留影响下官、吏流品划分的复杂形态,而唐代役制的发展直接延及宋代吏、役制度的突破性进步并成为近世吏役制的源头,吏和役身份上相互区别而职能上一定程度的重叠同样始于赵宋;金元是特殊的时代,“吏士合一”变相地达到高峰;明清吏制研究的重点则在吏对于政府和社会的危害等。文中谈到金代吏制的发展影响极大,但研究很薄弱。楼劲《“官吏之别”及“官吏关系”的若干历史问题》(《社会》2016年第1期),着眼于探讨中国古代“官”“吏”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将魏晋以来官、吏关系的发展总结为“一个过渡区间的两次重要变迁”;从中可见历代“官”“吏”界线具有较大幅宽和弹性,又为区别化管理划出了必要边界。其总趋势则是两者从身份存在鸿沟走向两者的界线模糊,并通过以往吏职成批上升为官职和确保吏员上升为官之途,不断加强二者之间的相通性。这就使明清吏员的生态,在朝廷统官而官员统吏的框架下呈现了可控性,具有区别、限制和上升、流动相互衔接、协调的一系列特点。该文对于认识魏晋以来官吏分途的趋势及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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