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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晓佳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1-01

书籍编号：30505758

ISBN：978730912655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13297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版权信息

书名：民族志中的女性经验

作者：张晓佳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1-01

ISBN：978730912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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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缘由

民族志作为一种经典的方法论和学术范式，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础。随着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经典民族志文本生产中的作者叙述权威被人们所质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对关于作者如何对田野调查中研究对象知识进行表述的问题，并将分析研究者主体性因素纳入民族志研究的范围。1986年由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马库斯合编的《写文化》一书将民族志重新定义为经由写作者经验建构的、文化描述的写作，因此具有反思性和文学性的特点。但是，在这场讨论中却并未将女性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文本写作列入具有新型民族志特征的范围。事实上早在人类学学科成立初期就已出现女性研究者参与的痕迹，并且在民族志研究的各个环节都体现出创新性特点，然而这些现象并未引起学界重视。尽管有很多研究资料表明人类学者性别经验的不同会影响到知识生产的结果，但在研究方法中依然缺少对性别经验的区分与正面梳理。

本书主要以性别视角来分析女性人类学家的主体性经验在民族志文本生产的各个环节中产生影响的途径。在19世纪末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确立时，已经有女性开始扮演人类学家的角色出现在他者文化的田野中，对异文化进行描述。她们起初进入田野的方式是作为人类学家的妻子的身份，在田野工作中进行一些辅助性的记录活动，并根据材料进行一些私人化的写作。这部分作品被视为人类学研究的补充性材料或是在田野调查工作期间发生的逸闻趣事，因而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后，20世纪初，出现接受过人类学专业训练的女性学者在北美普韦布洛印第安地区对土著社会、民俗及艺术等方面进行民族志研究，并对北美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作出贡献。但是，这些女性人类学家在她们在世的时候并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估，一直被遮蔽在男性荣誉组成的人类学史话语背后。

后来，伴随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有一部分女性人类学者对经典民族志中的一些田野环境重新进行考察，对传统人类学中涉及女性现象的忽视或误读提出批判。批判传统人类学对于宏观社会文化的关注也往往是只见普遍而不见特殊。在诸多社会文化现象中，与性别角色差异有关的内容常常在材料中占据显赫地位，可对有关亲属关系、仪式禁忌、生产经济活动中的女性作用的分析却时有被忽略。过去人类学视域中将女性囿于家庭、生育等内部范围进行研究，或使用建立在男性经验基础上的理论作为统一化、普适化的知识概括女性知识。而通过这些女性人类学者的努力，涌现出一系列建立在女性经验、立场观点上的作品，重新关注女性在社会、经济、宗教、政治等领域的作用。同时，也将女性人类学者自身视为研究客体，把自己的个人经验放置在同研究对象间的互动关系中进行分析，强调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连续的、实践意义上的女性经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不同于经典民族志创作范式的写作技巧。

然而，在关于民族志转向的“写文化”大讨论中，却对女性主义的民族志书持否定观点。马尔库斯和克利福德等人认为女性主义在文本写作上的创新上并没有明显贡献，而有创新的策略却并非建立在女性主义理论基础之上。这里存在着“男性凝视”（malegaze）假设的偏见：

第一，女性从19世纪末开始的民族志书写因作品过于文学性而被排斥于学术规范要求之外，这也是女性学者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女性个人化的声音常被低估其价值，而男性学者使用这种技巧时则被标识为“实验性”或“反思性”的文本创新。

第二，偷换了“女性主义”的概念核心。女性主义视角并非仅仅局限于“女性”这个范畴，而是以女性视角来重新解释既定存在的所有范畴。

女性人类学家从民族志研究诞生初期就已经开始采用了不同于传统范式的方法，除去对民族志文本写作创新之处的贡献外，女性人类学家同时在民族志知识生产的各个环节，因自身的性别特质而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有区别于男性学者之处。整个过程包括田野调查、对数据的分析解读，以及如何将田野材料转化为文本写作。在这几个环节中，研究者主体会采取性别化的差异性方法，同研究对象进行互动。民族志文本就产生于这些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本书以现象学为研究途径描述主体经验如何在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被加以应用。女性主义观点反对以实证主义的“科学客观性”作为唯一标准衡量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在具体的民族志知识生产各个环节中，女性人类学家的经验痕迹应用在研究实践中，不仅检验了西方传统知识论的有效性，也对民族志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关注研究者个体的“自我”、自我意识以及个人行为，而不同于过去关注“集体意识”与宏大叙事的研究方法。自我意识会影响个体解读分析事物的视角，同时个体所存在的社会又会对个体的意识产生明显地塑造痕迹。20世纪初的人类学家在田野研究中早已发现，研究者的性别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收集材料的类型，并且研究者的性别还会影响到对他们的研究结论科学性与否的评判，甚至对他们在人类学学科的学术地位有一定作用。因此本书的新意之处是把女性人类学家个体的自我放置在“田野调查—分析资料—文本写作”的民族志知识生产途径来检视自我如何产生影响，又如何被环境塑造以及探讨这一动态互动过程中的张力。具体影响途径包括以下几部分：

在田野调查环节：首先，经典民族志的参与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主体尽量客观的呈现观察所得，民族志主旨在于提供较为全面、客观的整体性全景研究。但实际上在对女性研究对象的访谈、观察、参与过程中，男性研究者因为性别因素不能获得与受访者近距离进行调查的机会，或会忽视一些女性行为的含义，却将所得观点作为全面性、真实性的知识结论。其次，尽管很多资料显示男性与女性的田野研究经验有不同，但很多田野研究方法论教材却仍然将性别视为统一体而忽略差异性的介绍。女性研究者在面对不同的田野场中对象时，会采取不同的身份微调来进入并适应田野场，因而具有较男性学者更多的灵活性。并且，这些新的途径也会引发一系列的重新界定研究者个体自我与学术自我之间的学术伦理的思考。最后，女性研究者在进入田野时，面对女性研究对象会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而研究对象也会对她进行定位。因此，女性群体并非是一个无差异整体。在女性内部的相互之间也存在种族、族裔、阶级、年龄、性取向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研究身份的建构。情境建构下的研究者的田野调查提供了相应的实际经验而非只是规范式的书写模式。民族志方法论中的参与观察法也同样具有性别化的特点，女性人类学家在角色投入程度上、处理与受访人的权力关系上都表现出可协商性，给予对象更多表述声音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知识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性。

在材料解读环节：首先，女性研究者常会选择关注一些不被男性学者所重视的与日常性、情感性相关的信息作为材料，结合个人经验主体性的描述与分析来探讨这些琐碎细小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性、文化性的指涉。在对材料的描述中充分体现出研究者自身的情感性因素。因此在分析女性研究者的民族志文本时应结合她们的个人田野笔记、回忆等方式进行比照，并将对话等语言交流作为案例进行描述性的分析。因为，语言交流重视日常经验，将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语言的交流（包括非语言的交流）记录下来，并进行意义分析的编码过程，也是研究者个人经验与交谈行为产生关联的过程。在对研究对象的实践细节分析时，也令民族志信息与人类学者个人信息有所协调。其次，虽然女性人类家在进行材料分析时会体现自我的影响，但作为学术主体的身份意识也会将代表学科主导的父权意识带入解析中，借鉴一些权威性的观点来多方证明自己的发现，表达了知识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一种过渡。这种复调式的分析方法也对女性研究者构成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早期女性人类家的研究中常见。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女性学者进行材料收集与分析时不是强调主导性、控制性的声音，而是采取交互性、语境化的方式。传统的方法论强调研究者主体的声音，而女性民族志则是通过个人的声音将多重声音整合在一起。

在文本写作环节：在早于作为“写文化”的实验性民族志写作被提出之前，就出现女性人类学家尝试将个人经历与田野实践结合进行写作的方式。体现于民族志体裁则以自传体、生命史、传记为主要表现形式。书写方式则以故事讲述（storytelling）的对话结构为主要方法之一。实验性书写将个人自传式生活与学术范式、书写目的、文本体裁选择相联系，其中故事讲述风格则给予受访人更多的言说权力，这种方法贯穿田野实践的采访过程及对材料的处理表达，相比人类学者独自的演说（speech），故事讲述更像一种对话式的分析技巧。女性人类学运用自传体与个人经历的研究方法，将作为人类学者的个人意识与系统性集体性的经验模式作总体观照与循环解读，民族志核心的声音，即使不为女性人类学者本人的声音，也常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女性被研究群体的典型的经验。女性人类学者，同故事叙述人（受访人）双方的声音交织在民族志文本中，呈现出不同意识形态，将女性人类学者的作者经验、作为女性的个人经验及同受访对象之间共同构筑而成的集体意识层次性的展现出来，而达到一种多重主体的话语权威建构。

因此，女性人类学家进行民族志文本生产过程时较为强调身份建构：将人类学者个性化的叙述纳入民族志中故事的表述方式中予以思考，表达出多重声音、反思性及个性等因素。在田野场同研究对象互动过程中，人类学家的性别、年龄、种族和阶层等固定位置因素都影响到如何收集信息；在解读田野信息时，个人经验和经历等主体性因素，使解析视角从日常与情感关联出发；在书写文本时，表现为人类学家使用的文本书写语言具有一定文学性，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选择反映出人类学家如何表述自己与田野中他者的关系与距离。用反思性的方式来看待对自己的审视——我知道什么，我如何知道？人类学者自己的声音在民族志中亦为一种伦理技巧，揭示出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之间形成的解释。特别是女性主义批评中具有“女性神秘”特质的多重声音。这种声音在文本中是经过建构的，并非第一时间内的表述，也引发出女性民族志的文学性特点与传统学术范式之间的思考。

本书中涉及的女性人类学家并非局限于女性主义者，所列举的具有女性意识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也并非局限于女性主义研究提倡的两性平等的规则，或只针对女性生活进行的研究。而是将强调通过研究者主体的性别化经验对在自身“视域”内的田野、文本生成的理解。在理解这些田野事项时，并不是单数女性研究者个体，而是一个“复数”的经验主体。研究者的内在自我经验，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在民族志文本中形成“视域融合”，最终使自我的经验与研究对象经验融合在民族志文本中整合成具有女性意识表述的经验知识。另外，本书并非以一种独断性观点来强调经验的普遍性或特殊性，人类学在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试图用全球化的眼光来整合人类的文化“经验”，并且把这些经整合过的人类文化“经验”纳入社会进化的发展框架中，普遍主义是它的内在追求，却在20世纪人类学转向时被强调人类经验是无法概括和抽象的，建立在人类有限和局部生存经验之上的地方性知识也就拥有特殊性。“知识”亦是由人们的参与经验发展而来的，包含着关系的组合。知识的特性既非单一，亦非普遍，而是具有时间性、空间性意义上的相互关系的特点。在这一意义上，女性研究者经验对民族志知识生产起到一种补全的作用，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类学研究的知识的全面、可以体现完整主/客位观的价值诉求。

二、研究方法

文学人类学离开不开表述的问题，而表述则涉及由“自我”到“类”的过渡。民族志文本是经由研究者建构的表述性结果，民族志文本生产的过程也离不开研究者经验在对田野事项进行再建构时的投射。本书在对女性人类学家的身份与文本表述之间关系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也需要多重的视野，来展现在民族志知识生产过程各环节中主体如何凭借性别化的经验进行意义的阐释。

本书在讨论女性视角的观点在民族志文本生产过程各环节中的影响途径时，并非将某一类女性经验作为可以代表全体的“主体”，而是将女性经验视为在社会结构中产生互动的、开放的、多元的个体行为。女性研究者也不能定义自己的主体性经验，这些呈现在研究环节中的经验是自我意识的转化，个体身份也随着时间与空间的限定发生转换。因此，在检验民族志文本中女性研究者经验时需要用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呈现出女性研究者在研究环节中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及写作风格背后的经验投射。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舒茨将日常生活作为最高实在，包含着各种社会符号，呈现一种个体对社会互为主体性的分析。而女性经验在田野调查、分析材料以及文本撰写过程中最大的特点是将自我放置多元的维度之间，在不同的田野场所、面对性别差异的群体或同一身份认同的群体，都呈现多样的经验现象。而现象学方法提供了描述和理解多样性的工具。舒茨提出的“互为主体性”将陌生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解与描述以及互惠原则联系在一起。而女性学者在民族志研究过程中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需要“理解”还需要通过“感受”。传统知识论往往建立在主体经验（情感、感觉、处理事情的行为策略等）的等级制度上，而非把客体经验加入考量，并且通常是被设想为男性性别的主体。现象学理论虽然也并未区分知识主体的性别，但却可以被女性所使用来批评在实践中研究者主体同研究对象经验相互影响的方式。研究者的反思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经由研究者的工作形成新的知识。虽然女性研究者同男性研究者都处于同研究对象间“我们的关系”之中，但男性定义的他者是从男性主体视角解读的范畴，而女性视角理解的他者会因为性别的影响而有了性别化经验意义。

本书需要采取叙事学研究方法来解读女性人类学家在进行民族志文本写作中的叙事形式。通过分析文本中女性人类学家所倾向采用的叙事技巧，来帮助实现更准确地对文本表达的话语主旨的分析。在民族志文本也包括故事和话语两个不同的层次。故事层指人类学家通过参与观察所得的事实，而话语则是包含了表达这些故事的写作技巧以及背后指涉的哲学思考和表征等方面。女性人类学家的叙事形式并非专为女性所专有，在这里只是希望借助讨论叙事技巧中性别化的差异来检视女性学者使用特定的技巧来表述田野资料的原因。采用不同的人称目的在于呈现多重的声音。这里的多重“声音”不只限于女性的，是广义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而且具有叙事学所包括的讲述者、研究主体等不同位置的叙述声音的含义。从对人称使用区分的探讨，来考察女性学者在选择特定叙述声音时所要表达的特定时期内社会、政治原因。女性学者同男性学者书写的文本存在结构的差异，体现出一种从独白主导性权威到对话权威让渡的关系。女性学者一方面要抗拒男性学者创作的民族志文本中常将研究者同女性研究对象对立的现象，另一方面要通过叙述技巧来传达所要表述的女性意识。在女性研究者创作的文本中常见到复数的多重主体，因而女性学者无论在使用作者型全知的权威表述方式，或个人化的表述方式时都体现了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为主体关系的描述。传统经典民族志中则常以作者权威来代替“我们的关系”。所以，从叙事学方法来分析女性民族志文本写作技巧，可以看出这一创新性的形式提供给人类学深入解读社会文化事项一种新的方法。同时，又因为民族志研究所需要考量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而弥补了叙事学方法缺乏历史语境分析的弊端，从而更好地理解性别的不同对民族志故事叙述形式的意义。这也是女性人类学家被批评为文学式的写作风格对于民族志文本生产的影响之一。

同时，本书也需要借用哲学的思考来分析和使用经验。这里不是从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诸如主体—客体、自我—对象等概念来思考人类学实践中的经验属类，而是从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中描述经验的内涵。经验概念因而包括了丰富的含义，是处于文化、政治、惯习、意义等关联之中的综合体。研究者经验不只是限于研究者主体的个人情感与感觉中，而应当与外部世界进行积极而敏锐的交流，在交流到一定程度时呈现出一种在自我主体与客体组成的整体性世界中相互渗透的状态。这种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主体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自身经验被研究对象的经验消解，经过田野过程的人类学者，自身会受到当地主位文化的影响，而其之前的经历与客观的理性训练也同时产生作用。人类学者对异文化和当事人的观点在了解程度上有“经验相远”与“经验相近”的差异。对当事人文化全面描述的关键是二者的并置。所以研究主体经验可以既在自身又在自身之外，研究过程本身已经成为研究者自身经验投射和形成的一部分，在自我之外发现自我。经验不分远近，而是在研究者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中产生距离。因此，女性研究者经验是从性别化的自我与性别化的他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的，并非单纯只是从女性自我主体展开的纯粹心理或意识上的概念。

三、研究意义

虽然目前国内的相关著作会讨论研究者反思其在田野研究中的角色，但研究者性别与田野研究的互动却往往受到忽略。国内现有的研究范围主要针对以下几点：

第一，关注人类学表述中女性研究对象意识的民族志：这一点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中被大量体现，并且我们目前可见的国外学者对女性经验的材料里大部分体现为女性主义人类学性质的研究方向。研究对象对自身的诠释，正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核心价值，因而，在女性主义人类学范畴中，普遍存在关注研究对象的自身经验的表象行为，而并未对研究者主体的经验投射及解读进行过专门的分析。这些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女性人类学者的田野民族志文本中多有反应。

第二，反映性别不平等为主题的女性研究者的民族志：在大量被冠以“女性主义民族志”的人类学作品中，社会性别与民族、种族、阶级的关系以及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对妇女的影响而造成的不平等问题是女性人类学者最多关心的主题。在理论层面，对传统人类学研究及其知识话语中男性主导的倾向进行重新检视，强调差异性的对立观，发展为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多元性认同。

第三，另外还有一部分文集集中介绍了女性研究者对于人类学学科的贡献：从女性研究者自身的女性身份引发的一系列研究伦理及方法的问题的角度来思考女性研究者应当如何更自恰地在学术中展现自我。

而本书的研究意义正是直面研究者在田野研究中性别化情境中的经验痕迹，从研究者的经历与体验着手，一方面从内部分析研究者内在价值的冲突，另一方面从外探讨文化对研究者的建构。将女性人类学家放在同研究对象相关联中予以分析，与被研究对象共同置身于社会背景下对其经验进行理解，这种理解的实践是以女性自身的视角出发来理解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经历，自然而然地表现其中投射的这些活动得以进行的意义。重在说明，作为此在的女性研究者，并不真正意义上是依靠主观意识来看待研究现象的，当她们进入一个特定的田野领域，民族志表述作为她们的理解即是一种特殊的同时又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展示。因此，本研究将研究重心放在对女性研究者的民族志研究及表述进行文本分析，不同于以往将女性研究者的意图以反抗偏见或父权压迫的近似结论式或观点式的话语进行概括的讨论研究主题内容，而是尽可能从女性民族志中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归类，在呈现复杂的情境时，梳理研究者的经验过程。

本书以女性民族志文本为第一手资料的分析，论述女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人类学田野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及女性研究者的民族志书写特点尝试找出女性使用这些技巧的原因。思辨女性经验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具体呈现过程，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对其进行验证，探析女性经验在解读同一文化类型中出现的共性及差异时如何体现。在女性经验作为存在本身时，其呈现的过程既是我们理解女性经验发挥功能的意义所在，以期弥补在众多分析人类学方法论的研究中，女性研究者经验专题的不足。将女性经验作为新的实证与理论资源，并用以对传统人类学方法论进行检验。在考量“他者”的经验立场时，研究者的表述也有自身经验的主体间性地阐释，不仅体现在田野研究过程中，同时也体现在研究者如何概念化地建构和阐释研究数据。研究者在将自身的经验诉诸文字的时候，性别因素对个人叙述风格、阐释角度都折射出社会文化、生理特点的影响。这种方法论往往具有对知识话语中存在的权力进行反思的作用。由于研究主体的不同，在试图强调客观展现人类社会全貌的方法论里，女性群体同样会受到研究者主体经验的作用而被相应地进行表述。因此，探讨性别化的经验因素在何途径对民族志知识生产有所影响，对于人类学表述真实性标准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将女性研究者同研究对象、研究问题一样置于需要反思的位置。由此在研究结果中对整个研究过程进行批判审视，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研究者在其自我表述中对自己的性别、种族、阶层、文化背景、田野行为同样会给予交代，同时这些身份也会对其研究课题产生影响。女性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观念和行为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也有差别：同女性主义研究者、其他对性别不敏感的研究者所带来的影响相比并不比同男性中心主义者的影响更小。因此，本书并非强调女性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知识生产影响的特殊性，忽略其作为人类学家学术身份在进行知识生产时所被要求具有的普遍性意义，而是认为研究者的经验和行为本身也是田野材料的一部分。在分析中引入研究者性别经验的“主观性”内容其实正是为了补充人类学分析的客观性、全面性，也是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从研究内部进行反思的一种方式。

在国内，谈及民族志中经验基础的话题，学界较多关注文本中研究对象的经验特征或书写的文学化转向，却并没有对研究者性别因素在其中的影响进行讨论。根据民族志研究包括两个过程，田野调查和对数据材料进行分析写作最终以文本作品形式出现，本书针对田野调查前、田野调查过程、信息分析过程以及文本写作几个环节，力图呈现出女性人类学家在民族志知识生产各环节中的影响途径，并分析女性人类学家在民族志文本生产过程中的经验特征及作用。

第一章为作为背景叙述了人类学民族志发展史中女性学者参与的历史。分为两部分介绍：一是论述了人类学与女性之间的关联，人类学研究从关注女性的问题到具象化女性意识的过渡，是由社会、政治、经济等多元因素建构的发展；同时，在一开始女性人类学者就参与到民族志文本写作的过程中，并将自我经验投射入其中，可以说民族志发展中女性人类学家有直接的重要贡献。唯有从时间性的视角来纵观整体全貌，才能更好描述女性经验是如何进入并影响到民族志知识生产的。

第二章主要探讨在民族志文本生产的田野调查前的环节，女性人类学家作为文化主体，其身份意识受生平经历和个人经验的等主体因素的影响。作为知识主体，其学术身份也不可避免有父权话语影响的痕迹。因此女性人类学家的身份建构包含了多重的因素，并直接影响到她们选择田野材料、分析数据以及进行文本写作的价值倾向。所以，通过对女性人类学家身份的分析，可以检视其意识形态的构成对文本生产的“前见”性的影响。

第三章以田野调查过程整体为观照，对田野场的选择、访谈方法与参与观察方法三项具体组成田野调查的环节中的女性人类学者经验进行分析。针对田野研究环境的不同，归纳女性人类学家在其中应对的策略，并将之同男性学者进行比照分析，论述其对田野场选择产生的影响。在采取研究方法时，女性人类学家亦具有性别意识的倾向和特点。这些特点都使得民族志研究方法论因具有女性经验意识而成为区别于传统人类学研究之所在。

第四章讨论在对田野材料进行分析时，女性人类学家自我意识在选择数据、分析材料以及将材料转化文字的描述过程中如何体现日常性、情感性以及关联性的特征。分析材料是文本书写的初始阶段，也是体现民族志作者的自我意识影响知识建构的环节。

第五章针对几种女性人类学家创新性的文本形式和书写策略来分析其中的性别化经验和意识，由此来回应“写文化”讨论中对女性写作的批评。自传、传记、生命史，小说式叙述等形式早在20世纪早、中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在女性民族志文本写作中，在这些形式背后隐射了女性人类学家的自我意识。并且，这些自我意识和经验同时也包含在上述几章所涉及的各个环节之中，并最终以这些文本形式和表述技巧呈现出来，传递出女性人类学家同研究对象之间关系中的张力。

结语尝试在哲学思考上论述女性人类学家的经验知识如何成为可能，在陈述女性作为知识主体的经验性意义同时，也试图探讨关于民族志表述真实性这一历史争论中女性经验存在的意义。

第一章
女性学者参与下的人类学民族志发展

本章主要目的在于对女性写作的民族志中，有关民族志中研究者性别因素问题的发展轨迹做一个回顾。民族志是人类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意为“描述人们的生活”，是人类学家在调查社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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