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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作者:姜德明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6-01

书籍编号:30505679

ISBN:978730912187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11176

版次:

所属分类:文学-散文随笔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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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集近几年我所写的中国新文学书话,编成这本《余时书话》。“余时”是我的笔名,取业余时间写作之意。书名不新潮,没有探案,没有武打,也没有脂粉,估计不能叫座,真为难了好心的出版家。


近年来我在翻检旧藏书刊时,那焦黄发脆的书叶早已经不起反复摩挲,事后往往是落华满地,爱也爱不得,碰也碰不得。书与人一样,彼此都老了。我们相守了几十年,怎样才算个了结?我想最妥善的办法还是选择一些稀见的版本,一一写成书话,亦不枉我们相聚一场。这里当然包含了我耗去的一些光阴,以及我的一份感情。我为伊倾倒过、迷醉过、欢愉过,也曾经为之懊悔过、担心过,甚至想一把火毁灭之。然而,终于还是旧缘未了,不能负心忘情。一位琉璃厂贩书的里手来寒舍串门儿,瞅着我的藏书,给了我一句恰如其分的评语:“就您费的这点工夫,没得说了。”这是经验之谈,我找到了访书的知音。


为了保存这些发霉了的书,我蚕食了寒舍属于亲人的不少地方,承家人的忍让,我有愧了。其间亦曾求助过管房子的人,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对方的奚落和冷眼,人家说:“亏你说得出口,人还没地方住呢,你倒想给破书找地盘。谁让你买旧书的你找谁去!”我找谁去呢?


我着实有点寂寞了。


现在,《余时书话》是编好了,“小引”亦可收笔矣,可是我又为此书的销路担心起来。在目前的条件下出书,不是存心坑人家出版社吗?


我怀着虔诚的心向正直的出版家们致意,你们印书已近于行善了。真难啊……


作者


一九九年年底

鲁迅与北京书贾


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最爱去的地方是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旧书肆。一九一二年五月,他到北京后几天便初访此地,头一次便花了五元八角买了一部《纂喜庐丛书》,共七册。到年底,他写书账时共用去一百六十余元;一九一六年买书用去的钱已达四百九十六元。当年琉璃厂旧书肆的生意尚称兴旺,夏季还有夜市,鲁迅日记中便有夜游琉璃厂并购书的记载。有一次他流连旧书肆,一个下午竟购《秋波小影册子》等书七十余册。这怎能不引起书贾们的注意。鲁迅先生当时曾感慨“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然而他买起书来还是不怕破费。晚年更自我解嘲道,连土匪都想置办个好点的手枪,这是吃饭的家伙!


那时北京的旧书铺讲究送货上门,还有个人贩卖旧书的,俗称“背包袱”的。如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鲁迅日记里记载:“晚书估持旧书来售,不成。”当时鲁迅住在绍兴县馆,出入会馆的贩书者不在少数。一九一三年一月四日鲁迅日记又写道:“晚琉璃厂肆持旧书来阅,并无佳本,有尤袤《全唐诗话》及孙涛《续编》一部,共八册,尚直翻捡,因以五金买之。”这些“背包袱”的书贩和书铺的小伙计,大多探清了主顾们购书的范围,深知主顾们的脾气和所爱,当然也都懂得一些版本知识,甚至可以受主顾之托代为搜集某一门类的书,或者寻找—些难得的善本。我们不知道鲁迅先生联系最多的是哪家书铺,以及那些为他送书人的姓名,但在鲁迅日记里亦曾有记载,如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九日就有:“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本立堂是光绪十几年开设的老店,书铺的掌柜姓刘。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鲁迅日记记载:“晚有帖估以无行失业,持拓本求售。悲其艰窘,以一元购《皇甫余时书话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墓志》一枚。”这是近于救济的性质了,想来鲁迅以前同他打过交道,知道此人品行不端被掌柜辞掉了。可能还是这个人,第二天又凑上门来,鲁迅只好以“不买”对之。第三天又来了一名姓李的;“晚李估来,买造像三种,二元。”由此也可想见当年出入于会馆、宅门的书贾们有何等的频繁。鲁迅先生在《野草》的《死后》里,曾经为他熟悉的这些“背包袱”的小伙计们留下了一幅素描。他以第一人称说,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一个书铺的小伙计走近他:“您好?您死了么?”接下去——


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倒还是那一副老样子。……


“那不碍事,那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


“你!”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板?……”


“那可以看,那不碍事。”


一个能说会道的书铺小伙计,活生生地站在我们的面前。卖书也要靠一张灵活的嘴。文中提到的勃古斋,可能是保古斋的化名,因为琉璃厂并无勃古斋的字号。


鲁迅先生自然也结识了一些旧书铺的掌柜,如琉璃厂宏道堂的程掌柜。一九一三年二月九日鲁迅日记记载:“视旧书肆,至宏道堂买得《湖海楼丛书》一部二十二册,七元;《佩文斋书画谱》一部三十二册,二十元。其主人程姓,年已五十余,自云索价高者,总因欲多赢几文之故,亦诚言也;又云官局书颇备,此事利薄,侪辈多不愿为,而我为之。”鲁迅对其经营方针和肯于说实话的作风显然持有好感。宏道堂为河北冀县人程存立于光绪年间开设,清末改由族人程锁成经营,鲁迅结识的程掌柜当是此人。一九二一年该店又易邢姓经营,后易富晋书社。鲁迅对琉璃厂旧书铺类似程掌柜这样的人印象很深。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写《〈守常全集〉题记》时,忽然又想起当年北京的那些书贾:“他(按指李大钊)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鲁迅先生在追怀一位文士和革命先烈时,竟然联想起琉璃厂旧书铺的掌柜们,这是绝妙的一个对比。如今北京的旧书铺几近绝迹了,那种古朴的文化遗风还遗留下多少?年轻的朋友们还能想象得出那些掌柜和聪颖的小伙计们的神采吗?

《中国小说史略》一版本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最初的两个版本都是北京大学的线装本,一九二〇年左右出版。头一个版本是油印的,是用毛笔蘸了药水写在蜡纸上付印的,所以也可以称为写印本,书名《小说史大略》。毛边纸印,十六开本,有周树人的署名。篇目只有十七篇,每页两面,由于是手写的,每页行数、每行字数都不等。另一版本则是用四号铅字排印的,书名仍沿其旧,篇目增至二十六篇,正文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字数三十三字,两面为一页,共一百七十二页,用的是竹纸,四周有边线框,二十四开本。这两个线装的本子一般又被称为“讲义本”,当时在学校里流传多,在社会上流传少。到了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北大新潮社发行了平装本上下两册的《中国小说史略》,篇目已增加到二十八篇,全书基本定型,正式走向了社会。此后又合订成一本由北新书局出版,中间印行多次,并续有修订。


去年偶然到旧书店走走,突然获见一无作者署名的线装本《中国小说史》,看看篇目确定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无疑,为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印本。比起北大的《小说史大略》的开本要大,既宽又长。真是书海无涯,我一向以为鲁迅先生的这本书只有两个线装本的概念,现在是打破了。因而想到为什么一些弄版本的过来人常说,一旦涉足此道,便会无尽无休,以至再也拔不出腿来。


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印的《中国小说史》,是我们见到的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三个线装本。版心上部印有书名,中间印有“国三”二字并页码。“国三”当指国文系三年级的意思。版心下部印有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名称。正文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四十字,四周也有边线框,竹纸单面印,共一百四十二页。无作者署名。此本与北大的铅印线装本比较,每面多一行,每行多七个字,篇目多两篇。我还不及查清它所据的究竟是新潮本还是北新本。无疑的,这可以算作翻印的一种讲义本。


若要考察它的出版年月倒有一个线索,即本书后面附有《中国小说史参考》十二页,收了俞平伯先生的一篇论文《谈中国小说》。版面与格式与正文相同,证明不是后来附加上去的。这是俞先生在燕京大学的一次讲演。俞文在收入讲义时后面还有“附言”,从那口气看,似乎即出自俞先生之手。“附言”是这样写的——


按此篇初刊于《小说月报》十九卷二号,后收入《杂拌儿第二集》,其第二分另写,所列表格亦全不相同,第四分则完全略去,盖有所避忌也。至于全篇字句之间亦稍变易,各有繁减,可以参互观之。


十九卷二号的《小说月报》是一九二八年二月出版的,被俞先生误记为《杂拌儿第二集》的《杂拌儿之二》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的。据此可以初步判断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印本可能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以后印行的。然而,也可能是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后印行的。因为收在《杂拌儿之二》的《谈中国小说》,文后还有作者的编就附记,说明删去第四分(即《个人的悬谈与妄测》)的原因:“中间有许多‘老鸹嘴’,自然触恼了当代的小说大家,现在遵命谨删。”说这话的时间是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因此也有可能是俞先生在编就《杂拌儿之二》之后,书尚未正式出版时,他就恢复了《小说月报》未删的原文,附在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俞先生的论文也引述了鲁迅先生的观点和材料,颇为尊重先生的这部著作,当然个别地方还有不同的议论,这里就不介绍了。


总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这个讲义本没有北大的那两个线装本重要,不过对热爱鲁迅著作版本的人来说,还是值得收藏的。同时也说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从学校走向社会以后,时间不长便在学术知识界产生了怎样广泛的影响。

王孝慈与鲁迅


好多年前,我在琉璃厂旧书肆购得一本线装石印的《闻歌述忆》,无出版年月,著者署名“鸣晦庐主人”。结尾处写有“上卷终”,照说至少还有下卷,却始终没有购得,也许根本就不曾出版过。看了内容,知道这是一位酷爱京戏、剧赏谭鑫培表演艺术的戏迷随笔。全书无标点,记的主要是清末的事。


前几年,我在琉璃厂忽然发现《闻歌述忆》稿本两册,翻阅内容证明为鸣晦庐主人的手稿,其中修改和添补的文字恰与石印本同。书店主人说,稿本原为张次溪所藏,分上下卷,应是《闻歌述忆》的全本,却无石印本的自序。书稿写到谭鑫培的死,想来石印本刊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谭鑫培生于一八四七年,殁于一九一七年,活了七十岁。


鸣晦庐主人随着当官的父亲到过河南、广西、江西,民国建立后才落脚故乡北京通县。从这部随笔集里,可以看到谭鑫培在清末的一些艺术活动,以及京剧在当时的盛行。当然,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官场子弟生活之一斑。作者第一次看谭老板的戏,约光绪二十七年,那是谭鑫培第三次到上海演出,已经五十余岁,被人誉为伶界大王。光绪二十九年,作者正在北京,看谭老板的戏成了他每天的日程,往往兴奋得头一天便“喜而无寐”。谭到天津演出,他也携仆人,赶到天津去看戏,不过是为了一出《捉放曹》而已。


由于痴迷谭鑫培的艺术,他终于成为谭老板的朋友。他们的相识和交往情况,在《闻歌述忆》中也有记载。我以前读过四十年代舒湮写的六幕话剧《浪淘沙》,因写庚子前后事,在第三幕中就有谭鑫培出场,笔者以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小叫天”的第一人,可以说把京戏高峰时期的一个代表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舒湮形容谭“目光炯炯,烟容满面。高瞻阔步,气概非凡”。手中自然少不了胡珠盖的羊脂白玉鼻烟壶,手指上戴着亮晶晶的金刚钻戒。自从谭叫天进入宫廷,成为供奉内庭的御班掌班、慈禧太后的宠儿,在这个京剧演员身上也不免贵族的气派,剧作家舒湮说他“排场的阔绰,足以傲王侯,超六部,而迈九卿了”。现在读了《闻歌述忆》,当然比《浪淘沙》中的描写更加直接而生动了。比如作者初进谭府拜访叫天时,原在客厅相候,见面之后又由谭领至内室,“至内院,见上房五间,东西两厢,院落整洁幽静,女仆掀帘,谭肃客人西偏之曲室中。北首坑榻小几,中置陈白毯,明净照人。榻西首,一条桌上列一玻璃匣,中有人焉,谭也。盘其辫结,裸胸臂,手持箸方餐。凭一小桌,肴菜咸具,意极闲适而貌若甚自得者。谭曰:‘此泥人张制以赠予者。’后指壁间挂镜,扮武侯像。曰:‘亦名笔也!’……又入内间,招余同莅,指榻上芙蓉盘曰:‘不客气,请试一口。’”说着自己先侧卧着抽起鸦片烟来。时人云,京戏到了谭鑫培时方始完美起来,这位鸣晦庐主人专为清末的这位大艺术家做写照。


抗战前的一九三四、一九三七年,北京张次溪先后辑印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当时郑振铎、顾颉刚、赵景深都为这部书写了序言,这也是中国新文学家重视民族戏曲文化之一例。《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之续编中收入了《闻歌述忆》,可惜编者张次溪也不知作者真实姓名。


一九八九年春,我在无锡住了几天,日与黄裳兄相聚,偶然问及鸣晦庐主人何人,黄兄回答:“可能是王孝慈。”我想是的,因为王正是通县人。北归后即找出寒斋所藏杨云史的《江山万里楼诗钞》,因为记得《闻歌述忆》中,作者述及曾将历年看戏所藏的谭鑫培的戏单装订成册,并广邀友朋题句,其中有袁寒云、杨云史诸名流。在诗集卷五《壮年集》中,果然找到《题王孝慈英秀册子》,时在民国二年,即一九一三年。谭鑫培一名“英秀”,故名“英秀册子”。杨云史说:“王君孝慈,每夕听歌必存其曲目,凡四十日得四十篇,辑为《英秀集》。”据说王孝慈还为谭写了传记,并著有《仙韶余沈》三卷,被友人誉为论杂剧空前之作,因笔者未见原书,不知其详。


想不到这位王孝慈君,竟与鲁迅辑印中国古代版画的事联系在一起。应该说,鲁迅与郑振铎合作刊印《十竹斋笺谱》,促成其事的关键人物就是王孝慈。王孝慈除了喜爱京剧以外,也是一位藏书家,尤其珍藏古代版画。明崇祯十七年刊本《十竹斋笺谱》留传世间的仅一两部,连鲁迅先生都没见过原本,难得的是王君藏有一部,并慨然借与鲁迅、郑振铎重新翻印。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鲁迅致郑振铎信中说他“先前未见过《十竹斋笺谱》原本,故无从比较,仅就翻本看来,亦颇有趣”。当时郑振铎曾向鲁迅建议,拟请北京的王孝慈、马隅卿也担任该书的编辑,鲁迅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回信说——


加入王、马两位为编辑及作序,我极赞同,且以为在每书之首叶上,可记明原本之所从来,如《四部丛刊》例,庶几不至掠美。《十竹斋笺谱》刻成印一二批后,以板赠王君,我也赞成的,但此非繁销书,印售若干后,销路恐未必再能怎么盛大,王君又非商人,不善经营,则得之亦何异于骏骨。其实何妨在印售时,即每本增价壹二成,作为原本主人之报酬,买者所费不多,而一面反较有实益也。至于版,则当然仍然赠与耳。


从这封信里,人们可以看到鲁迅多么尊重原本藏主,不仅待人宽厚,想得周到,也是尊重文化的一种表现。《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仅仅说王孝慈是一位古籍收藏家,也是不知底细而为之,等于不注。


王孝慈喜欢搜集古代版画不是偶然的,这同他一生喜爱艺术当然有关系。他在《闻歌述忆》中谈到,他自小喜爱泥制儿童玩具,“购置年以千计”“弗吝也”,“每展纸描其容度至夜分无倦容”,“稍长则购石印画谱与名人相”。又因他出身书香门第,家藏《无双谱》等版画古籍也不少,为他后来的搜集工作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他是郑振铎的一大对手,如郑颇重视的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一书便为王先得。图近三百余幅的明本《瑞世良英》,也为王购得。郑在王孝慈家见到明刻《程氏墨苑》,不禁雀跃,赞曰:“此书于版刻史、美术史大有关系,国宝也!”在旧书肆上海遇佳本,郑氏虽与王君竞争而“竞不能夺之”。四十年代,郑氏编撰《中国版画史》时回忆:“与余有同好者,在沪有鲁迅、周越然、周子竟诸氏;在平有王孝慈、马隅卿、徐森玉、赵斐云诸氏,搜访探讨,兴皆甚豪。有得必以相视,或一见奇书,获一秘籍,则皆大喜。孝慈竟因书发痫死。”郑振铎还为王孝慈殁后的藏书哀叹,如那部原版《十竹斋笺谱》:“孝慈家事极窘迫,不能不尽去所藏以谋葬事。笺谱遂归北平图书馆。余知孝慈书出售事,尝致北平诸友,欲得其笺谱,但余时亦在奇穷之乡,虽曰欲之,而实则一钱莫名,并借贷之途亦绝。”遗憾的是《十竹斋笺谱》印制过程延续了七年,到一九四一年方始完成,而鲁迅、王孝慈两位先生“均不及见其成矣”。


多年来关于王孝慈的史料无人顾及,我求教于史树青先生,他也不知鸣晦庐主人是王孝慈,却查出王原名立承,字孝慈,河北通县人,监生,广西法政学堂毕业,度支部主事,检查纸币清理财政处帮办,大总统秘书,政事堂机要局佥事,国务院秘书厅佥事,授五等嘉禾章。据史先生说,以上他抄自民国九年七月北京敷文社编辑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录》一书。看来王孝慈在北洋政府的官运平常,他多年的积蓄大部都用来收藏古籍版画了,所以落得身后窘迫异常,家人不得不靠卖他的书来办理丧葬事宜。王孝慈故于一九三六年二月,鲁迅先生恐怕没有同他见过面和通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八日鲁迅给郑振铎的信中说:“王君生病,不惟可怜,且亦可惜,好像老实人是容易发疯的。”话虽不多,却对王君充满了同情。这位被鲁迅誉为“老实人”的王孝慈,生于一八八三年,死时才五十三岁。

赵景深与鲁迅


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会记得,当年为了翻译上的问题,鲁迅在《教授杂咏》里曾经嘲讽过赵景深。事后证明赵先生并没有为此而节外生枝,表现得洒脱而宽厚。如今已有翻译家出来提供事实,说明赵先生的译笔也是事出有因,与任意胡撰者不同。


鲁迅与赵景深的交往不多,但赵先生结婚时,鲁迅先生曾经应邀赴宴,这可能与李小峰也有关系。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九日鲁迅日记载:“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夜回寓。”在对待鲁迅先生的态度上,赵先生早在二十年代编辑《文学周刊》时,就不止一次地撰文推荐鲁迅的短篇小说,又由于赵先生多年来从事古典戏曲、小说的研究,他也推崇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专门写过论述文章,还发表过鲁迅与民间文学的研究论文,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实际上又何限于此呢。在介绍鲁迅作品方面,他至少还做了下述两件事。


三十年代,上海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各自推出了活页文选,作为学校的课外辅助读物,也为了面向各方面自学的读者,影响不小。赵先生负责北新书局的《初中活页文选》的编辑工作,高中部分由姜亮夫教授负责。赵先生在编选和注释中国新文学作品方面,非常重视鲁迅的作品,选收了鲁迅先生的杂文、散文、小说和翻译作品不下二十余篇,如《〈呐喊〉自序》《论雷峰塔的倒掉》《维新与守旧》《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老调子已经唱完》《雪》《藤野先生》《父亲的病》《鸭的喜剧》《白光》《狂人日记》等,详目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所选的作品全部加了注释。这是一种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很少有人提及。


第二件事是关于介绍鲁迅作品的英译方面,这在过去也是不被人们重视的。一九四八年十月,赵先生编印了一本英汉文对照的《呐喊》,全书厚达三百余页,由上海北新书局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丛刊”之一出版。书内收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白光》等八篇小说的英译作品。赵先生为书中的英文单词加了五百多条汉文的注释,这要花费不少心血,也属于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聪明人”是不乐意干的。出书之际,已经是蒋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候,当时只印了一千册,此后亦未见再版,历经四十余年,原书已不可得,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不多。赵先生一向不喜欢自我标榜,也从不向人提及这些往事。如果他不是真心崇敬鲁迅先生,或对鲁迅的批评心存成见,他决不会主动地去做这些平凡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了。

瞿秋白与《茨冈》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长诗《茨冈》(“茨冈”即“吉普赛人”),原作于一八二四年。瞿秋白于一九三三年冬季在上海着手翻译。那时他在白色恐怖的压迫下,曾经多次迁移隐居处所,但仍坚持每天十小时以上的著译工作。正当《茨冈》译稿即将完工之际,他接到党中央让他赶赴江西苏区的命令,尽管这个决定对病中的他是很不合适的,他还是在一九三四年初做好了离开上海的准备,并分别向鲁迅和茅盾等人告别。他把未完的译稿《茨冈》,送给前来为他送行的彭玲女士。四十多年以后,彭玲在回忆秋白、之华夫妇的文章《难忘的星期三》(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新文学史料》)中说,《茨冈》译稿写在一本黑色的漆布软面的簿子里,“他(按指秋白)一面打开译文,一面背诵起原文来,很快就沉浸在原作的意境之中,好像眼前看见了平坦广阔的草原、吉普赛人的篝火、帐篷和马车,甚至看见了真妃儿粗犷豪放、酷爱自由的目光”。出发以前,秋白便把《茨冈》译稿送给彭玲,并说:“你喜欢,你就拿去吧,作为你研究苏俄文学之助。”


抗战开始的第二年,穆木天和锡金正在武汉办诗刊《时调》,出版了五期,又改出《五月》诗歌综合丛刊,一九三八年五月仅仅出了一期便告结束。就在这小型的诗歌丛刊上第一次发表了秋白的译作《茨冈》,这是锡金从穆木天那里得见秋白的手稿而整理发表的。彭玲是穆木天妻子彭慧的妹妹,多年来一直珍藏着这部原稿。锡金把《茨冈》未竟的结尾写成了简介,并在刊物上影印了手稿第一页,又把秋白用铅笔写在稿本衬页上的一行拉丁字译了出来,放在诗的最前面,这一行字是:“这是我第一次用最普通的白话写诗的尝试。”所以锡金在本书“附记”里说,秋白译稿《茨冈》的发表,对诗人们更好地运用诗歌语言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茨冈》译稿的第一次结集出版是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当时作为“文艺新潮社小丛书第一辑之一”,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文艺新潮》是上海孤岛时期一份重要的文学期刊,由钱君匋、锡金主编。这套小丛书也由他们二人主编。锡金为了本书的出版重新写了《后记》,说明他在武汉见到《茨冈》的手稿以后,“我费上两个整天整夜的时间,翻着《露和字典》,对着俄文原本,把可能整理出来的都从那些零碎纸片中整理了出来,第一次发表在《五月》上”。这一次出书,没有在诗的前面印出秋白用拉丁字写的那句话。只引入锡金写的《后记》中。据锡金介绍,一九三八年四月于汉口美的咖啡店楼上举行的第五战区士兵诗歌奖金评赛会上,他和话剧演员王莹女士、诗人高兰分段朗诵过《茨冈》,引起全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侍役特地停了音乐,连楼下的客人也站在楼梯上来听。一九三九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上,女作家关露也朗诵了《茨冈》的一段。人们热爱普希金,人们也怀着一种尊敬的感情怀念牺牲不久的秋白烈士。


《茨冈》的译本中,还收入张铁弦、陈冥译的苏联作家写的《普式庚·俄国文学语言的创造者》和《普式庚怎样写作》两篇译文,作为本书的附录。这个译本问世半个世纪了,包括更早一点在武汉出版的《五月》,都成了稀见的珍本书。全国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九五三年二月重印了秋白译的《茨冈》,原稿未译完的部分则由秋白的女婿李何同志补译完成。《出版说明》中讲到当年第一次发表此稿的《五月诗丛》,是在上海出版的。刊名和地点都弄错了,足见编辑部一时也找不到原刊了。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胡适的《尝试集》,一九二〇年三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它,它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却是无疑的。诗集问世以后,曾经引起震动和争论,一九二三年三月上海泰东书局印行了《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编者是胡怀琛(一八八六—一九三八)。胡怀琛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多年,并任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按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新诗开创时期的重要史料,可是历来不为史家所重,连总结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历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没有给予一定的地位,看来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分上下两辑,全书一百四十余页。卷首有胡怀琛的《序》,写于一九二一年一月,说明这是一家之言。他说:“这本册子,是我批评《尝试集》,及和他人讨论《尝试集》的通信。……自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四月起,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一月止,半年多的时间……我的批评是标明旗帜,反对胡适之一派的诗;和我讨论的人又反对我,大家笔战了一场,到底谁胜谁败,现在还没有定,还要等最后的解决。”读过胡怀琛的批评,我发现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不曾涉及《尝试集》的思想内容,只是就诗中的用字、造句来判其优劣。最不恰当的是,他还任意代作者改诗,如对《黄克强先生哀辞》一首,他改“先生”为“君”;把“字迹娟逸”改为“字迹雄逸”。理由是前者可省一个字,借以求得诗行整齐,后者他以为黄的字“并不娟”。这怎么能说是文艺批评呢?就这样凡是他以为不当者,都一一改字添句。这当然不为作者所接受,胡适不无嘲讽地回答:“这种不收学费的改诗先生,我自然很感谢……我的意思以为改诗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自己的经验,诗只有诗人自己能改的,替人改诗至多能贡献一两个字。”当时替胡适来讲话的有诗人刘大白等,但大家讨论的重点仍陷入双声叠韵等在新诗里的运用问题。如此反复纠缠,还是逃不脱以旧诗的程式来束缚新诗。民主革命家朱执信也参加了讨论,他说:“克强的字是娟逸,是雄逸,是个人自己的趣味感觉,不应该拿自己所见去勉强人家。”同时又说,写新诗不懂音节是很危险的事,“将来要弄到诗的破产”。上辑所收十七篇讨论通信大体如是。


下辑是以胡怀琛的《尝试集正谬》作为开篇,于《尝试集》的总体内容仍然没有涉及,争论更趋烦琐,有人甚至画出词语表格。胡怀琛逼问胡适“平心而论到底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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