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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庆编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4-30

书籍编号：3047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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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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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教材教辅-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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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新政治人类学范式（谷臻小简·AI导读版）

作者：陶庆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新政治人类学： 政治学科学化的维度

一、政治学科学化今昔

（一）善治与“科学”的政治学

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学科的开山之作《政治学》一书中通过对古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制度进行梳理，系统性地对政治的轮廓进行描述与总结。

对于政治学学科而言，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体系能够引导其走向，无论是严苛的法律，还是中国古代先贤提倡的“仁治”，都远非亚氏所提及的政治科学最终目标，对政治学科学化的探索自然落在新政治人类学的头上。

（二）近代以来政治学“科学化”的维度

从罗马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直到中世纪结束，基督教文化几乎占据欧洲国家的思想意识领域，这虽然使政治科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禁锢，但在此期间也并非毫无建树，该时期众多神学家为完善基督教的思想体系，将政治学的理论融入其中作为基督教意识形态中的一种补充。

在学科科学化方面的缺陷要求政治科学构建独立的理论范式来促进自身发展，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刺激了传统政治学领域的革新，实验与数据的应用使得广大政治学家迫切希望这些手段能够早日引入到政治学研究领域中来，这一时期产生了诸如历史主义、法律制度主义以及行为主义等学科思想。

1.历史主义研究方法

19世纪以来兴起的历史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是对普遍主义的反思，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长期被普遍主义的研究模式把控。普遍主义主张政治体系甚至整个社会体系运转的背后有一套普遍存在的、永恒不变的模式。

2.法律制度主义研究方法

法律制度主义以总结法律、历史、制度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使其研究结论相应地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在研究各地历史进程的过程中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从而对研究对象的评价标准难以客观统一。

3.行为主义研究方法

随着政治学的发展，有学者也主张利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政治现象，这种行为主义的思想引导政治学走向科学化，强调实证与调查，是这种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科学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本文主要结合各学者观点，对行为主义为政治学科学化做出的努力加以总结：

第一，价值中立理论。“社会科学中客观性与价值上的争议，或许永无终止之时。” “价值中立”是行为主义实现其政治学研究“科学化”心，暂且不论政治学发展过程中各种方法的好恶，各种方法都有其与时代背景相契合的存在价值。

第二，实证方法的应用。行为主义心理学、统计学以及系统理论被认为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实证方法的主要思想来源。

第三，微观视野的创新。行为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行为，准确地说，是政治活动参与者的个人行为，主张人是最有效的研究资源，而非传统政治学研究中对宏大的静态政治制度的探讨。

第四，比较政治学的起源。除在对政治学的具体几个贡献之外，行为主义还导致了比较政治学学科的正式发端。

比较政治学也逐渐打破西方社会这一传统政治学研究阈限，把眼光投入到非西方社会，对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政治制度进行系统研究。

二、传统政治人类学中的政治与科学意义

（一）文化人类学的科学起源

文化人类学一般被称为社会人类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或者民族学，是人类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其研究对象囊括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的整个时间段，注重对社会以及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弱势群体以及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试图对人类社会群体的族群关系、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背后蕴含的精神层面的意义进行探究。

（二）科学民族志的政治功能

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层出不穷的今天，试图去开创一门新兴的学科是不易的。历代先贤早已为人类划定大学科的框架，可这并不意味着后人只能重复前人的思想。前人虽然为各种学科划定了范围、设立了目标，但正如真理具有相对性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旧有的对于学科的划分早已显得不合时宜。

（三）田野研究中的政治学

新政治人类学秉承先哲亚氏对政治学中善的追求，不迷恋传统政治学研究领域中正式的政治权力以及制度，将目光投向更为深远的非正式政治领域。“如果没有冲突和争执，社会团体彼此之间就会更加分散和孤立。”

政治学科学化的进程与政治人类学的发展进程同步，前者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实质上也就是后者常用的研究方法——田野研究，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政治人类学中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三位一体，权力要素、田野要素、民族志要素、扎根理论要素统而为一，政治学的科学化进程必将为政治人类学注入新鲜的血液。

三、新政治人类学的科学化变革

（一）政治学科学化的时间维度

传统政治人类学将《非洲的政治制度》视为研究起点。政治科学经历数世纪的发展，在演化的过程中融合了法学、管理学、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精髓，即使遇到后行为主义的挑战，政治学科学化仍未停止进程，“政治学的科学化今天还没有成为事实，但无论如何是一种趋势”。

（二）政治学科学化的空间维度

通观政治科学的发展历程，政治科学的研究范式必将是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并重的以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的研究方式。新政治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对政治学中的“科学化”成分的一脉相承，沿用到人类学领域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社会生活中权力的获得以及行使过程是新政治人类学关注的重点所在，政治学科学化的实证研究方式正是新政治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手段。

（三）政治学科学化的未来使命

政治学科学化的未来使命在于，一方面，对政治与科学的概念进行更为密切的整合，要求看到两者相通的学术节点，政治科学化是政治学发展的必然之选，也是新政治人类学对政治学研究范式的重要借鉴，科学化要求田野研究与参与式调查，这种以实践与现实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应当占据主导；另一方面，新政治人类学依然不能否认历史资料对学科研究的重大贡献，在对传统人类学的批判过程中出现对“扶手椅上的学者”的过度否定，忽视资料研究的科学性以及便捷性，借鉴语言理论学家索绪尔的观点，以历史为资料的历时性研究与以现实为根据的共时性研究的结合与共生是政治学科学化的重要使命。

新政治人类学： 政治学科学化的维度

一、政治学科学化今昔

（一）善治与“科学”的政治学

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学科的开山之作《政治学》一书中通过对古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制度进行梳理，系统性地对政治的轮廓进行描述与总结。

对于政治学学科而言，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体系能够引导其走向，无论是严苛的法律，还是中国古代先贤提倡的“仁治”，都远非亚氏所提及的政治科学最终目标，对政治学科学化的探索自然落在新政治人类学的头上。

（二）近代以来政治学“科学化”的维度

从罗马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直到中世纪结束，基督教文化几乎占据欧洲国家的思想意识领域，这虽然使政治科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禁锢，但在此期间也并非毫无建树，该时期众多神学家为完善基督教的思想体系，将政治学的理论融入其中作为基督教意识形态中的一种补充。

在学科科学化方面的缺陷要求政治科学构建独立的理论范式来促进自身发展，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刺激了传统政治学领域的革新，实验与数据的应用使得广大政治学家迫切希望这些手段能够早日引入到政治学研究领域中来，这一时期产生了诸如历史主义、法律制度主义以及行为主义等学科思想。

1.历史主义研究方法

19世纪以来兴起的历史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是对普遍主义的反思，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长期被普遍主义的研究模式把控。普遍主义主张政治体系甚至整个社会体系运转的背后有一套普遍存在的、永恒不变的模式。

2.法律制度主义研究方法

法律制度主义以总结法律、历史、制度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使其研究结论相应地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在研究各地历史进程的过程中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从而对研究对象的评价标准难以客观统一。

3.行为主义研究方法

随着政治学的发展，有学者也主张利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政治现象，这种行为主义的思想引导政治学走向科学化，强调实证与调查，是这种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科学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本文主要结合各学者观点，对行为主义为政治学科学化做出的努力加以总结：

第一，价值中立理论。“社会科学中客观性与价值上的争议，或许永无终止之时。” “价值中立”是行为主义实现其政治学研究“科学化”心，暂且不论政治学发展过程中各种方法的好恶，各种方法都有其与时代背景相契合的存在价值。

第二，实证方法的应用。行为主义心理学、统计学以及系统理论被认为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实证方法的主要思想来源。

第三，微观视野的创新。行为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行为，准确地说，是政治活动参与者的个人行为，主张人是最有效的研究资源，而非传统政治学研究中对宏大的静态政治制度的探讨。

第四，比较政治学的起源。除在对政治学的具体几个贡献之外，行为主义还导致了比较政治学学科的正式发端。

比较政治学也逐渐打破西方社会这一传统政治学研究阈限，把眼光投入到非西方社会，对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政治制度进行系统研究。

二、传统政治人类学中的政治与科学意义

（一）文化人类学的科学起源

文化人类学一般被称为社会人类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或者民族学，是人类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其研究对象囊括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的整个时间段，注重对社会以及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弱势群体以及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试图对人类社会群体的族群关系、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背后蕴含的精神层面的意义进行探究。

（二）科学民族志的政治功能

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层出不穷的今天，试图去开创一门新兴的学科是不易的。历代先贤早已为人类划定大学科的框架，可这并不意味着后人只能重复前人的思想。前人虽然为各种学科划定了范围、设立了目标，但正如真理具有相对性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旧有的对于学科的划分早已显得不合时宜。

（三）田野研究中的政治学

新政治人类学秉承先哲亚氏对政治学中善的追求，不迷恋传统政治学研究领域中正式的政治权力以及制度，将目光投向更为深远的非正式政治领域。“如果没有冲突和争执，社会团体彼此之间就会更加分散和孤立。”

政治学科学化的进程与政治人类学的发展进程同步，前者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实质上也就是后者常用的研究方法——田野研究，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政治人类学中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三位一体，权力要素、田野要素、民族志要素、扎根理论要素统而为一，政治学的科学化进程必将为政治人类学注入新鲜的血液。

新政治人类学的“权力抱负”

一、人类社会的“权力”要素

（一）什么是“权力”

权力，由“权”和“力”两个字构成，权的本意是测量物体重量的行为，权实际上就是秤，战国时期的秦权和楚权就是当时的秤，这是权最原始的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力渐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权力在近现代社会成为了社会学、政治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其含义也从最初的平衡变成控制和支配，人类社会离不开权力，权力是人类维持社会安定有序的必然手段。

（二）人类活动就是“权力”活动

权力是政治的一个核心概念。人天生是政治动物，权力不可能离开人而存在，因此，社会中的人掌握了权力必然会表现出政治的本性。政治活动其实就是一种权力活动，选举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政治斗争在选举活动中反映得非常深刻，选举实际上就是一场权力争夺战。权力的争夺本质是利益的博弈。中国有个成语叫争权夺利，争权就是为了夺利，利益才是隐藏在权力背后政治活动真正的驱动力。

（三）古典人类学时代：触摸“权杖”

在原始社会，权力的行使基本上都是通过巫术的形式，因此在巫术阶段，巫师以及祭司等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高，弗雷泽的关于巫术的思想是早期人类社群权力起源研究的先导，是人类学研究早期人类社会政治权力起源的第一部经典性著作。

二、传统政治人类学研究中的“权力”

（一）权力的时空范畴受到“挤压”

随着学科的发展成熟，政治人类学对权力和政治的研究越来越广泛而深刻，但是在政治人类学的早期，其对权力的研究范畴曾经历过一个异常受“挤压”的阶段。传统政治人类学起源于1940年的《非洲政治制度》，传统人类学将其视为人类学开始研究政治的重要标志。

（二）人类学与权力从分割走向融合

传统政治人类学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正式研究权力。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兼具社会属性，即人不仅是自然的产物，更是社会塑造的产物。

科学民族志致力于研究方法的客观真实性，而对文化背后的深层意义却很少解读，而阐释人类学正是对科学民族志这一严重缺陷的补正，阐释人类学认识到了文化背后的重要意义，强调人文价值的回归，人类学的人文精神得以重塑。

在后现代人类学时期，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视角需要逐渐回归人类自身，在现代政治主导下的民主、多元研究视角下研究人类自身，以求寻找现代民主政治的可行之路。

三、新政治人类学的“权力抱负”

（一）人类学与政治学融合的“放大”效应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研究的深入，跨学科融合悄然兴起，人类学与政治学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也走向了融合，人类学与政治学是因为“权力”而走到一起的。这并非偶然，人类学与政治学的融合有其内在的原因和深刻的意义，是历史和人类发展的必然。打通人类学与政治学的联系，是两个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二）研究范围的“扩大”效应

从人类学政治化的角度来分析，《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所说的“政治”是传统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政治”，而新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政治”既不同于政治学研究的“政治”，也不同于传统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政治”。新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政治”的含义要更广泛。新政治人类学突破了国家、政治的概念，使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无限扩展，扩展到所有共同体。

（三）对权力的“解构”效应

权力、权利以及权利与权力之间的互动是新政治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范畴。

新政治人类学研究政治，其实就是研究权力，关注权力要素，人类学所有领域、所有形态、所有时空的权力现象都被容纳进来了，这就是新政治人类学的“权力抱负”。

新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在如此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抓住政治体系变革的关键，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变迁过程，新政治人类学相比于传统政治人类学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民族志壁垒与民族志写文化

一、民族志的兴起与变迁

（一）民族志的发展历程

民族志，既可以被视为研究异文化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又可以指呈现田野调查成果的一种文本表现形式。民族志在众多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得以被创造出来，其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变迁，分别是业余民族志时期、科学民族志时期、阐释民族志时期以及实验民族志时期。在科学民族志意义下，民族志的作者不是以第一人称出现在文本中，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进行记录，以权威者的第三人称代替了第一人称，力求反映社会现实。每个人都有其各自的理解的意义，民族志过程就是一种意义的创造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民族志写者、文本以及读者之间的互动。

（二）民族志与人类学的结合

民族志由一个时期跨入另一个时期，总是离不开人类学家的推波助澜，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的影响使得民族志深深嵌入到人类学学科中，直至当今，提起民族志总会将其与人类学联想在一起。民族志在一开始并不是人类学的专利，早期的人类学也并不需要民族志。实际上民族志存在的历史也要远远早于人类学历史，当人类学家开始反思民族志对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意义并试图对民族志进行变革时，人类学与民族志便开始共同走向科学化。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推动民族志走向科学，同时民族志的科学化发展也将反过来促进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充实其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二、民族志的语境与比较

民族志的专业化发展与西方民族志密不可分，中国虽然也有业余民族志的存在，但中国民族志走向专业化的过程深受西方学者影响。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民族志也具有自身特色。将民族志置于中西方语境中进行考察并比较分析能够对民族志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西方民族志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在反思人类学的冲击与“文化诗学”浪潮的洗礼下，科学民族志时期客观罗列数据、图表的研究方法逐渐被带有文学性的文字取代，伴随着对科学民族志的质疑，阐释民族志应运而生。

业余民族志时期的民族志主要是由殖民地官员、探险家、航海家、传教士等人书写，由于这一时期人类学家受进化论的影响较深，认为社会是一个由低到高、由简而繁的进化过程，将各个民族的社会发展都视为相同的，将人类社会差异性归结于社会发展速度的不同，因而人类学家更多地将研究内容的重点放在对人类文化史的构建上，强调文化的共性，并试图寻找文化进化的规律。

阐释民族志时期和实验民族志时期则体现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信任、理解，研究者融入的不仅是当地人的生活，更加贴近被研究者的心理世界，两者之间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阐释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开始将对真实性的关注聚焦在从现实对象到认识对象的转化问题上，民族志在发展中呈现出对内容多样化的包容性、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认同与尊重日益明显、二者之间以一种平等的姿态进行对话，共同促进民族志文本的撰写。

（二）中国也有民族志

19世纪中期，人类学在西方就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才得以以一门学科的形式传入中国。人类学在中国的应用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作为人类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民族志对我国政府治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权力研究的角度出发，可见，中国民族志对于权力的涉及始于对村落的研究，通过对村落的个案研究，向读者展现中国村落中权力的存在形式，而在此过程又要注意区分特性与共性，疆土辽阔的中国土地注定存在各有差异的村落权力。中国民族志虽在西方人类学与民族志研究的影响下发展，其却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三）中西民族志的比较分析

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志是在西方民族志与人类学理论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其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并开始向走出去即所谓的海外民族志发展。至今，中国还未形成规范系统的民族志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西方民族志相比，中国民族志具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

与西方民族志研究异文化来达到对本文化的认识不同，中国民族志以研究本国文化为主，其目的是通过研究本国文化来更好地了解中国，即研究中国而服务于中国。中国民族志是在西方民族志影响下而诞生，其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等方面与西方民族志存在重大区别，这需要从中国民族志的具体情况出发，力求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能够切实反映中国实际的民族志范式。

三、新政治人类学视阈下的民族志——多学科

运用与发展民族志与人类学联系密切是显而易见的事，作为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讨论人类学总是免不了对民族志的阐释。新政治人类学则将其从人类学学科中提炼出来，应用在公共管理学与政治学等学科中。

（一）民族志与权力关系研究

在科学民族志时期，人类学家不再是丰衣足食、无所事事，通过游山玩水来编写民族志的“纯玩”派学者了，他们开始形成自我独立的思想，权力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在民族志中有了更多的体现。

人类学对政治的研究吸纳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和分析正在逐步趋向系统和完善。权力研究离不开民族志，民族志研究方法是权力研究的重要基础。

（二）民族志越出“人类学”禁锢

自从民族志与人类学结合起来后，普遍认为，“民族志研究”是人类学界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这一点毋庸置疑。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及成果呈现方式，民族志在人类学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研究人类学不能离开对民族志的认识，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新政治人类学视阈下对民族志的重新考察，则挖掘出新的运用，即民族志不再是人类学专属的研究方法，越出“人类学”的禁锢，民族志也可以运用在管理学与政治学等学科之中。新政治人类学视阈下的民族志已然越出人类学单一学科的禁锢，与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联系起来，成为新政治人类学视阈下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促进着管理学人性化与政治学科学化。

结语

从业余民族志发展到实验民族志，民族志发展的历程呈现出鲜明的价值理性转向，民族志文本中的人文关怀日益凸显，文本不再是作者以科学原则为准打造出来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甚至是读者三者之间的沟通共同成就了一篇民族志，平等与包容的思想内含在其中。

民族志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被打破，成为诸多学科的共同体。因而，新政治人类学视阈下，民族志的应用范围将大大拓展，促进着人类学政治化、政治学科学化、管理学人性化以及政策学真理化。

管理学人性化

一、新政治人类学与管理学的内在一致性

（一）权力政治的共同方式

实施公共管理、处理公共事务是政府为完成自身的使命所必经的道路，而这也就意味着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需掌握和运用权力，政府手中支配的权力区别于其他权力类型，是一种公共权力。

（二）人的价值的共同指向

无论是新政治人类学还是管理学从根本上来说都关注人的价值，而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则与人性观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动机是支配人的行为的最直接原因和力量，权力与欲望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脱离人文关怀的管理“异化”

（一）“异化”的起源

人类这一群体的生活是以集体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管理活动在集体生活中必不可缺。新政治人类学语境下的政治更多地表现为共同体内不同利益主体在利益分配时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不可避免地需要管理学尤其是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参与。

在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关系上，有些学者认为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并无明显区别，使用名称的不同只是使用者的偏好而已。还有的学者认为，公共管理在逻辑关系上是公共行政的属概念，公共管理的范围更为广泛，公共行政是其中的一部分。诸如此类关于公共管理的概念还有很多，从此处所列举的定义来看，每个人定义公共管理的角度都有差别，但总的来说，都离不开政府执行。

（二）“异化”的表现

1.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的科学管理

在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下，科学管理思想出现萌芽。20世纪初，“泰勒制”问世，所谓“泰勒制”即泰勒归纳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他所提出的科学管理原则主要以其自身实践与开展的实验为理论基石，“泰勒制”的出现标志着科学管理的诞生。

2.以原则进行制约的一般管理

如果我们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视为他从工厂实验的视角汇总出的理论的话，那么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则是他从管理者的视角通过对管理过程和实践的调查研究而分析归纳出来的。

3.等级明确、禁锢人性的科层制

科层制主要是以知识为基础，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科学合理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并以等级制度、专业分工、行政档案制度的原则、明确的程序、规章制度、专业的培训和使用的固定工资和按照资格、绩效提升为其显著特点。

三、新政治人类学对于管理“公共性”的重塑

（一）管理回归“人文”价值

新政治人类学强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平等地位以及采取一种多元协商的管理方式，在对多样性认可的基础上，公共事务的管理应对被管理者予以尊重，早期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都应当摆脱代之以平等协商的管理方式，充分考虑到以人为本的需求和权力本质的回归，这也是公共管理的发展应当予以坚持的方向，通过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去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

（二）管理回归“人性”目标

当人作为管理客体时，他是管理的基本要素，一切活动都围绕着人，而管理的中心问题也表现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把握人本身、发展人本身、实现人本身。

治理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为管理中人性的回归创造了一定的可能性。自1989年世界银行在非洲发展的讨论中首次提出了治理，治理逐渐成为一个丰富的内涵和广泛应用的理论，并在许多国家被广泛应用于政治、行政改革、社会管理。

四、结语

新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型学科，是在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政策科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交集融合的背景之下诞生的，这一门学科强调了不同学科间的融合与交叉，强调跨学科的理论建构。

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政策科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趋同整合的学术共同体现象日益凸显，意味着管理学人性化的人文精神与价值追求在本质上贯穿于新政治人类学的整个学理智识之中，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追求政治共同体成员——公民——的“善的生活”。

政策学真理化

一、政策科学的科学假设

（一）中外政策科学发展史

1.国外政策科学起源

公共政策学或者说政策科学的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之初，但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50年代问世，直到70年代才发展起来，而在我国的历史则更短。政策科学是一门与所有政府决策有关的科学，政策科学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的尊严而诞生的学科。拉斯韦尔也提出了政策科学的三个必要条件，即跨学科性、历史情境与问题导向性、明确的规范性。

2.国内政策科学发展现状

20世纪80年代政策科学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政策科学。政策科学在中国是作为政治学的一个新兴领域而兴起和发展的，这与现代政府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以及民主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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