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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暌违七十载，西南联大国文课本完整再现一部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的经典范本

作者：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编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9-01

书籍编号：30488916

ISBN：978754475701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05040

版次：1

所属分类：教材教辅-中小学

版权信息

书名：西南联大国文课

作者：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

ISBN：9787544757010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导言 自由与传统的会通

刘东

一、黄金的岁月

记得还在北大教书时，我就曾以“西南联大”的经验为例，质疑过当下国际通行的、以种种参数来评定“一流”（excellence）大学的划一标准：“对比一下被公认为中华民族之光的西南联大，我们又不禁要问：那一所如果根据上述标准无疑要敬陪末座的战时大学，究竟是应当本身感到无地自容呢，还是反过来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排行榜的设计者自己应该下课？”^[1]而调来清华教书之后，我更是有意无意地，时时要接触到“西南联大”的名字，因为那段既苦辛又辉煌的历程，组成了这两所顶尖大学的共同校史。

的确不错，如果非要拘于衡定“一流”的那类机械指标，诸如“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2]，那么，那所流亡中的大学肯定算不上什么。不过，如果按其学术声望和社会效应，它对中国人民却意味着很多很多；而如果按其教出的人才和传承的学统，它就更加让我们觉得是不可或缺；更不要说，如果按其在当年曾被寄予的厚望，和到后世又被赋予的地位，它就简直显得无与伦比了。

而说到这种被“后世赋予”的地位，我又引述过这样一句惊人之语：“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清华园。”^[3]——要知道，这可是后来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在美国“春风得意”了大半辈子的何柄棣教授，来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岁月”！直到现在，我都还能历历在目地记得，在何先生最后一次访问清华时，我曾经跟他一道驱车经过校园，而他则动情地凝望着车窗外的一切，不住地为清华园内的种种细微变化叫好……这当然属于一种极具主观色彩的、有点类似儿时“黄金记忆”的那种情感。

由此又联想起，毕业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姜亮夫教授，也曾这样来回顾清华园里的治学氛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4]有趣的是，我们一方面不难料想，大概任何一所尚称“正常”的高等学府，都不可能完全短少这样的氛围，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难推知，大概如此“理想”的“无菌病房”，更类乎那种对于“黄金岁月”的回想。

由这一点，也便说到了更贴近本文主旨的地方。如果说，早期的清华国学院，和早期的清华学堂或清华大学，都毕竟尚有基本的物质条件，来支撑数十年后的这类“黄金回想”，那么，更加耐人寻味的则是，另一位何先生即何兆武教授，竟然对西南联大那段流亡的日子，也进行了性质大致类似的回顾：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5]

对于这个问题，何先生接着便自问自答道，能让自己感到幸福的条件应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而除此之外，“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在他看来，只要能秉有这样的心境，便会“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幸福”。而此后，他又在另一处把联大的成功之处，归结于母校当年享有的自由气氛：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6]

无论如何，对比一下上面两位“何先生”的，既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的记忆库，我们便不难心领神会地领悟到，一方面，处于流亡与穷困中的西南联大，在条件上当然比不上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享有稳定庚款来源的清华大学；然而另一方面，或许反而正因为这样，它更像是某种千载难逢的“奇迹”。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跟何兆武的上述说法不谋而合，至少是在此后的种种回忆中，这番“奇迹”曾被来自各科的联大学生，不约而同地归因于当年的“自由”。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7]

王浩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世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8]

进一步讲，烘托着如此自由的学术气氛，我们自然会沿着上文的铺垫，期待到杨振宁作为当年学子的回顾：“我们讨论一些什么事情呢？天南地北什么都谈，当然也包括对物理的讨论。其中我特别记得的一幕是讨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跟牛顿的经典力学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茶馆里头三个人辩论哥本哈根的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9]而说到这样的场景，还真是要庆幸何兆武的高寿，能绘声绘色地为我们留下如此超乎想象的回忆：

最清楚记得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里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10]

在如此偏远而贫困的环境下，他们竟讨论着如此深不可测的问题，即使到了几十年以后再来回顾，仍然能使我们生出某种奇妙的反差，恍然间真不知“今夕何夕”；但反过来说，又正因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有气魄去如此放言高论，而且有能力去追踪国际前沿，中华民族才显出了超过这种困境、再度顽强崛起的心力。——验之于此后已化为现实的历史，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二、记忆的过滤

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凡是这样来记述那所母校的，都是当年正处于热烈青春期的学生，而且，那种包裹着一层蜜糖的回忆，也都属于遥隔着时间的追记，而不是在直截表达当下的感受。这当然不会是纯属巧合的，而应该具有很深的心理成因。——而我们由这一点，也就想起了一首献给它的颂歌，它出自老诗人郑敏之手，她当年也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

终于像种子，在成熟时必须脱离母体，

我们被轻轻弹入四周的泥土，

当每一个嫩芽在黑暗中挣扎着生长，

你是那唯一放射在我们记忆里的太阳！^[11]

无论如何，从心理学的微妙规律而言，即使是针对着同一件事实，由于年龄、阅历和参照系的不同，人们在当下此刻对它的切身感受，和到了日后对它的追记、回味与把玩，也会显出巨大的区别或侧重。也正因此，即使我们并不能说，那些对于那些“黄金岁月”的回忆是出了差错的，却也有必要跟着再追加一句：毕竟西南联大的那些老师们，对此又有着不太相同的感受。

不待言，那些更惯于埋首书堆的鸿儒们，如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向来是不太在意物质生活细节的，而且等到过了西南联大的时期，其回忆录也随即便恢复了这种心态。不过，我们读读罗常培的《苍洱之间》，或者浦薛凤的《太空虚里一游尘》，便会心有灵犀地注意到，他们一旦到了那个“南渡”时期，便往往要一反常态地特别着墨于此，这当然是因为其拮据与艰难。比如，罗常培就记下了这样的“历险”：

……司机试着把车涉水而过，慢慢地往前开，刚开到中流，水的力量把车身冲得往左歪，司机手忙心乱，一时控制不住，便把车子的一边开到公路外头的田地里，车身倾侧得很厉害，黄泥汤儿立刻流进车厢来，这时假如我们稍一张皇，起身乱动，让车子失去平衡，马上就会有翻车灭顶的危险。幸亏大家还沉得住气，从容不迫地等司机用一条粗绳子把车子系在远远的一棵树上，然后才一个一个地慢慢爬下车来，我当时只穿着衬衫和短裤，让一个乡下人领着在河里走，河水一直漫过大腿根，急流激荡得上身乱晃，这时才后悔青岛住过一夏天却没学会泅水。等到人完全出了险，再慢慢地救行李，我的一个fibre箱子已经被水浸透，箱子毁了，衣服子也全湿了。^[12]

事实上，更让我们从中感到了“反常”的，还不是对于这些艰辛的记载，而是某次作为“例外”的美食，到了此时竟也会被细心记载下来，而这在以往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比如，浦薛凤就记下了这样的“口福”：

蒋梦麟先生夫妇曾来蒙自小住。蒋夫人颇喜交际，到歌胪士楼上请大家吃云吞，予亦帮忙包裹。每人吃十四五只，味道真鲜。此因久久未尝之故。蒋分批请文法学院学生茶会，并邀教授作陪。上午请文学院师生，所到教授殊觉不满。缘伊对学生演说，一则提到教员发薪事，再则报告教育部起初有于教授中分别去留之意（谓分牛乳与牛酪，伊谓即牛乳亦必自命为牛酪云云），不知用意何在。^[13]

更有甚者，再挨到了更加吃紧、也更显窘困的抗战后期，就连偶尔“打打牙祭”的记述，在这类回忆录中也不多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王力发出的下述牢骚话：

“薪水”本来是一种客气的话，意思是说，你所得的俸给或报酬太菲薄了，只够你买薪买水。其实战前的公务员和教育界人员，小的薪水可以养活全家，大的薪水可以积起来买小汽车和大洋房，岂只买薪买水而已？但是，在抗战了七年的今日，“薪水”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了——如果说名实不符的话，那就是反了过来，名为薪水，实则不够买薪买水。三百元的正俸，不够每天买两担水；三千元的各种津贴，不够每天烧十斤炭或二十斤柴！开门七件事，还有六件没有着落！长此以往，我将提议把“薪水”改称为“茶水”，因为茶叶可多可少，我们现在的俸钱还买得起。等到连茶叶都买不起的时候，我又将提议改称为“风水”，因为除了喝开水之外，只好喝喝西北风！^[14]

至于素来讲究“美味”的朱自清，到了这个几近油尽灯枯的时候，也再无余力去写什么品鉴“美食”的随笔了，同样取而代之的，则是我们从他儿子那里读到的追忆：

我父亲住在龙院村，他到西南联大，到城里去上课，他要走很远的路。那时候没车。有一年冬天，昆明那一年冬天最冷，他买不起别的衣服，他就买了一件赶马人的披风，披着那件东西到西南联大上课。

他的身体在那个时候日渐憔悴了。这一段时间他是形销骨立了，瘦的，你想三十八点八公斤，不是形销骨立吗？头发也白了。朋友也说，那一段他明显地见老了。他不是精神上的老，而是生活条件实在太差了。^[15]

于是，就像从“文革”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人，越是被一穷二白的“插队”给弄怕了，就越会在意自己在物质生活上的满足，从而就越想学到快点脱贫的本事一样，我们在记住“南渡”生活之精神层面的同时，也不应太过一厢情愿地忘却了，在那个作为“黄金岁月”的“理想国”里，也照样存在着有点令人沮丧的、不那么具有精神高度的现象，正如同样任教于此的沈从文所批评的：

在这美丽天空下，人事方面，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空洞的论文，不通的演讲，小巧的杂感，此外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商人和银行办事人直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最可悲的现象，实无过于大学校的商学院，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必最多。这些人其所以习经济、习会计，都可说对于生命毫无高尚理想可言，目的只在毕业后入银行做事。……社会研究所的专家，机会一来即向银行跑。习图书馆的，弄考古的，学外国文学的，因为亲戚、朋友、同乡……种种机会，又都挤进银行或相近金融机关做办事员。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其余无知识的脑子，成天打算些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16]

实际上，只要把“法币”替换成“人民币”，上面这段话就可以原封不动地，也用来形容晚近司空见惯的身边事，而我们由此就更能确信，它当然会属于历史的真实侧面之一。那么，为什么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即那个“自由自在”的精神侧面，反而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被突出强调出来了呢？那当然首先是因为，但凡有资格来进行这类回忆的人，在当年都比别人更关注精神的维度，都更具有继续发育人格的后劲，并由此才养出了足以熬成这种资格的心力。

而从历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考虑，作为一种“史料”的回忆录，也是容易产生这类一厢情愿的偏转。大概也正因此，柯文才会在义和团的史料变奏中，听出了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三种声调。^[17]——而在这里，为了能更好地体验其中的变奏或转调，我姑且再引用一段更让人称奇的问答：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18]

事实上，无论上面的发问者李零，还是答问者唐晓峰，都是自己当年在北大的同事，也都是笔者本人的多年好友。所以，我当然还是愿意相信，这种把“文革”当作了“黄金岁月”的时候回味，就算不无“故作惊人之语”，可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亦未必就属于全然虚假的。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应当警惕，人们对于过往经验的事后玩味，或许正因为那种经验已然过去，不会再直接伤害到自己，就往往算是经过了“无害化”的处理，特别是过滤掉了苦难与刺痛。——而如果看不穿这中间的奥妙，还真把那段历史当成了什么“神话”，甚至进而巴望着“过七八年再来一次”，那就绝对算得上是愚不可及了。

三、历史的惰性

还应当再接着想到，既已说过西南联大乃是某种难逢的“奇迹”，而且这“奇迹”的主因还在于学术上的“自由”，那么，只要把这两个判断简单地加到一起，也就应当引起我们在逻辑上的警惕：纵然那“自由”在当年确有其事，也不过是因缘凑合的“灵光一闪”，或曰为时不会久长的“灯下黑”。

此话又怎讲呢？——我曾请另一位研究义和团的名家周锡瑞，到北大来对我们当时在民间兴办的“国学所”发表讲演。而他在那段时间，恰正沿着美国汉学的特有叙述框架，来研究在“抗战”与“建国”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正因如此，那场报告所带给我们的基本结论，就是既令人醒悟，又让人沮丧的，因为那场全民之间的紧急战争动员，对于中国此后的社会整合、政治结构，乃至宣传口径、民众心理，无论从哪个党派或战区来看，都具有使之更趋“板结”的影响。而由此观之，在“抗战胜利”与“解放建国”之间，就并不像寻常想象的那样，具有一刀两断的分水岭般的“断裂性”了。

作为一种独立的旁证，日本学者笹川裕史和奥村哲也从其他个案中，得出了跟周锡瑞大体类似的研究结论：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的革命，首先是基于在国共内战中的军事胜利，但作为其后盾并且后来接受中共政策的基层社会的条件，在日中战争期间就已在形成之中了。

进而言之，如果战争状态长期化而严酷的战时征收被继续要求强化，日中战争期间已见萌芽的“强制性一体化”，就愈加伴随着实际过程而带有现实的味道。这种可能性，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爆发的朝鲜战争和其后持续进行的冷战转变成现实。这样一来，传统中国社会的构造就被置于相反的极端；非但如此，超过曾经的日本而将人们更紧密地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得以成立。在此意义上，从根底上支撑着激荡的战后中国的基层社会变动，是以日中战争为决定性契机而开始的。^[19]

而从这样的史学判断出发，此刻我首先能够联想到的，偏又是文学家穆旦的另一首诗——此人偏巧也曾在清华—联大求过学，而且该诗也恰恰是写于抗战期间（一九四二年）：

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需杀戮，

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

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

蹂躏它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

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20]

无独有偶，曾经被陈寅恪誉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的、毕业后也曾任教于清华—联大的张荫麟，亦尝就此流露过更加精准的预见：“抗战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最后是必胜的。只是到胜利之后，国旗上的‘青天白日’已不存在，只剩下‘满地红’了。”^[21]事实上，也唯有从这样的历史感出发，我们才能更复杂而微妙地领会到，何以等他的老师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反倒在其诗作中流出亦喜亦悲的情绪来：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

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22]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23]

无论如何，正因为这种“趋于板结”的变化是总体性和结构性的，是不分前方后方、官场民间、国共两党的，才表现为更加难以打破或逃脱的；而且，也正因为这样，一旦当局企图收回这种“灯下黑”，那就不仅会让读书人感到愤怒，还会让处于“在野”或“反对”地位的政党发现有机可乘。——我们从闻一多那篇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中，可以确信无疑地看到这一点：“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看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横干下去的！”^[24]

正是沿着这种决定性的历史分岔，才产生了李泽厚后来历数过的史实，而众所周知，他还曾创造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命题来概括它——“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25]尽管我曾经多次指出过，我并不赞成自己老师的这种概括，因为他这种“启蒙”与“救亡”的二分框架，毕竟还是要把空间中的“中西”等同于时间中的“古今”，因而“毕竟还是要肯定五四时期的否定传统的传统”，^[26]但无论如何，我们沿着上文中的线索却又可以体谅，他的这种概括毕竟也是其来有自的。

当然话说回来，进行这种反向的史实提醒，并不意味着要去否认西南联大确乎享有过难得的自由；刚好相反，进行这种谨慎的反向提醒，倒是更有可能来向大家演明，联大教授当年在这方面的坚持，是何等的顶住压力与难能可贵。另外，也只有在意识中同时保留住这两个侧面，有关西南联大的两种历史形象，才能在我们笔下再次融合与统一起来。

所以，一方面必须首先指出，恐怕最最要不得的，就是只根据小说《围城》中的尖酸漫画笔调，去想象当年坚守大西南的文化人群体，正如我们虽也引证过沈从文对于“法币”的描述，却不会以此来概括大后方风习的总貌。——文学当然也自有它的一番理由，不过那理由却更在于抓取部分特征，那逻辑也更趋于走向夸张变形，不然的话，也就很难达到它所追求的“片面深刻”了。

由此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到了长沙、蒙自，还是昆明，当我们把心境沉浸入当年的历史现场时，都还应当设身处地地体会到，历史终究还是有它自身的惯性，还会自然地向前延伸一段路程，所以，整个社会还不会在当局“一声号令”下，就变成后来那种彻底“斯文扫地”的样子。这一点，也正像笹川裕史和奥村哲又同时看到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层为了抗战而一直不停地强调全体国民的团结和一体化，但却不可将这些言说和政策理念原封不动地混同于当时的实际情形。”^[27]此外，我们还应当微妙而会心地体验到，也许恰是因为当时正国步艰难，使得政治力即使想要强行介入进来，一时间也会在“最高学府”这里有点力不从心，这才造成了或容忍了它如此自由散漫的“灯下黑”，甚至显出了作为“民主堡垒”的形象。

比如，对于西南联大素有研究的汉学家易社强，就曾对这种情况进行过历史的还原：

大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三所高校良好的声誉，联大吸引了大量品学兼优的学子前来报考。根据战时不同的情形，联大或者独自举行招生考试，或者与国统区其他高校联合招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联大都严格按照成绩录取新生，而被录取者往往拥有很强的自学能力，都能敞开胸怀呼吸联大自由的学术空气……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学生可以享用这种自由，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教师几乎拥有全部主动权。^[28]

再如，当年曾就读于此的汪曾祺，也从学生角度提供了独特的旁证：

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坐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29]

还有一点需要细心辨察的，就是切不可沿着“启蒙—救亡”的简化框架，而一旦说到西南联大享有的“自由”，马上就归宗到舶来的“自由主义”上来，误以为那必是当年唯一的精神资源。——实际上，这正是我不赞成以“启蒙”来概括“五四”的最主要原因：

严格说起来，“启蒙”这个动词的中文本义，和开蒙、破蒙、发蒙一样，都是对准标示着愚昧无知的“蒙”字，意味着把一个智慧未开的孩子从蒙昧状态中开导出来；而西文的Enlightenment或者Aufklaerung，其本义也是指使人从无知、偏见和迷信的蔽而不明状态中摆脱出来，获得理性之光的烛照。所以，假如是我才刚刚写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那我就决不会把一种从以“上下同流”为基础的文化形态向着以“易卜生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形态的转型运动说成是什么启蒙……^[30]

所以，在这个太容易搞混的问题上，还应请对西南联大更有研究的易社强，基于他所掌握的更加丰富的史料，来发表他所达到的平衡看法：

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它所代表的价值是不是都是从西方来的呢？支持学术自由的都是英美自由主义派吗？不见得。蒋介石在西南联大推行党化教育，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就是新儒家主义的代表冯友兰。虽然他也在西方受过教育，但他却是传统的新儒家思想的推行者。

还有闻一多，他为什么牺牲他的生命，可以说是为了中国的革命，如果他没有在最危险的条件之下站起来说话，他也不会就那样死了。闻一多实际上对美国文化的反感相当强烈，他最尊敬的是屈原。所以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像冯友兰的儒家主义、闻一多的屈原，都是相辅相成，搅在一起的。^[31]

由此顺理成章的是，我们从冯友兰为西南联大所撰的碑文中，也就很容易为易社强的上述说法找到有力的佐证了——它更清晰地说明了其精神资源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在会通、叠合与交融的基础上，曾经为西南联大所做出的不分彼此的贡献：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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