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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永超,王晓刚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0-01

书籍编号：30505314

ISBN：978730910952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38192

版次：1

所属分类：教材教辅-大学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海关史十六讲

作者：姚永超，王晓刚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0-01

ISBN：978730910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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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中国海关史导论

关于海关史研究，近年来成果应该说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关于近代海关史的研究，不仅在历史资料的整理、重要人物研究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而且也出现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近代海关史著作。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海关史研究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人们还没有完全将近代海关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主体，而主要是作为西方对中国殖民侵略的体现，作为殖民社会的缩影进行研究，因而对海关自身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的探讨还比较缺乏，对海关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与国家政权、政府的关系，海关权力的本质及其来源，近代中国海关标示着怎样的国家权力，这种权力为什么会丧失，海关为什么会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殖民统治的重要渠道等问题，都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这必然导致对海关作为历史主体，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何在，海关在国家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等，认识还比较模糊，难以揭示海关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再比如，由于对中国近代海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洋关的研究，与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而洋关与常关的关系如何，常关与国家政权、政府以及国家的对外交往活动的关系如何等问题，研究也比较缺乏、不深入，因而中国近代海关史在一些研究中呈现出与常关彼此割裂的状态，由此也导致对中国历史上的海关（或者说“关”）的片面认识。海关史研究中存在的这些缺陷，概括起来说，就是重近代、轻古代，重社会属性——半殖民性、轻自身的主体属性，重表象研究、轻内在规律性的揭示。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海关发展历史进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成果，也没有形成对海关的历史样态及其起源的令人信服的诠释，更没有对海关自身发展规律的全面揭示，因而也还没有出现一部全面系统的通史性的研究著作。

任何事物的研究，如果不能揭示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就不能说达到了对其自身的全面认识，也不能对其未来发展作出科学的预判，从而为人的未来社会活动提供必要的指导，因而这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要真正达到对中国海关史，乃至世界海关史的全面认识，必须在当前相关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其研究价值及意义的逐步转向，逐步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路向——把海关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主体，作为“海关”来研究。也就是说，一方面，对近代海关史的研究有必要从揭露、批判殖民活动的过程，逐步转向对海关自身存在的目的、方式、价值等方面的深层次研究，近代海关史不再仅仅作为经济史、对外关系史、殖民史的一部分或附庸，实现海关史研究的社会性价值和意义向自身价值和意义的转移，着重揭示海关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把其自身发展的一般样态及其规律性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必须从海关自身发展的一般样态和规律性出发，发现或阐释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海关的发展历史以及海关在当代、未来发展的基本取向，由此使海关的自身发展获得更多的自觉。

当然，要在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历史发展中寻找到海关的一般样态进行连贯的研究，或者说把中国海关史作为一门单独的专门史学科进行研究，撰写出能揭示海关自身发展的规律性的通史，确实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首先必然遇到的困难和疑问就是：中国海关史研究到底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海关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中国古代有没有海关？古代的关、津、市舶司等机构是否是海关？它们与近代海关是否具有相同或者类似的属性？对于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认识，到目前为止分歧似乎依然很大，难以达成共识。由此也就必然导致中国海关史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史的学科体系的建构难以取得重大进展。尽管在一些诸如《海关概论》的论著中，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海关进行了贯通研究，但内容十分简略，而且缺乏必要的史料支撑和周详的分析论证，甚至有许多想象和推测的成分，缺乏实证的研究。因此，对中国海关史的研究主要是关于近代的断代研究。这种研究，有着近代海关形态基本成熟、在我国近代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影响重大、资料也非常丰富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也有关于对中国海关的起源及发展到底应该如何认识等因素的影响。陈诗启先生的《中国近代海关史》，在中国和海关史之间加入一个“近代”，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专注于近代海关研究的强调，而且也是对海关起源问题的一种回避。“近代海关史”，只是海关的断代史，因而也就并没有对古代存在海关予以直接否定。

尽管有的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存在海关只是采取存疑的态度，但也确有许多人明确地否定中国古代存在海关，认为海关一定是近代的产物，由此也就根本否定了中国古代海关史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在那些认为海关在古代已经出现的研究者中，对海关的起源也存在很大的分歧。从西周起源说，到唐代起源说，再到清代起源说等等，理由各异、论述不一，也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难以取得绝对的优势。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海关以及海关的起源问题，这不仅涉及海关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和研究范围问题，实际上，更主要的可能是涉及对海关发展规律的探求以及未来海关发展的看法问题。如果对海关的起源及海关史没有一个科学的看法，那么，也就无法真正发现海关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就无法对海关未来发展作出科学的预判。而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成熟以及蜕变的演化过程，要真正达到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必须首先揭示事物的本质，从本质出发，才能真正达到对事物发生发展演变的全面把握。对海关的认识也是这样，要真正达到对海关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的全面把握，必须首先探讨并揭示海关的本质。

从现象或者说表现形式看，近代海关与古代海关或者说“关”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不仅如此，即使是历史上我们称之为“海关”的机构，在形式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么，为什么说可以把这些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异的机构都称为海关？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称为海关？

关于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认为，之所以称之为海关，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那么，从本质上看，海关是什么呢？

一、对海关本质的学理探讨

海关是什么？如何定义？从笔者目前搜索和了解到的情况看（可能有些片面），大多数人对海关的理解，主要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行政管理机关。他们在解释海关是什么时，主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对海关的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关。海关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并编制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中国海关百科全书》《海关概论》《中国海关概论》等等关于“海关”的定义，基本都是基于这一法律认识。那么，海关是否仅仅能定义为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呢？实际上，如果仅仅把海关定义为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对它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这个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或任务上，那么对这个行政机关的研究将难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也没有必要形成一个学科，而且这对海关史的认识也必然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很可能在古代确实难以找到现代海关在形式、职能、任务等各方面相一致的对应物，而将古代排除在海关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从而得出中国古代没有海关，海关的起源只能是近代的事这样的结论。

不仅如此，把海关定义为国家行政管理机关还引起了一些研究者从政治学上的国家的定义出发，认为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因而更谈不上作为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海关的存在。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海关到底应该如何定义？所有这些都涉及海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而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海关，又涉及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现代意义上“国家”。我们首先简单探讨一下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

（一）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

从海关的一般定义来看，海关是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恰恰在关于古代中国是否是“国家”这一问题上，存在相当大的争论，研究者往往从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角度出发，否定古代中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尤其是外国的中国学界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论，“即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一个浩瀚无边的‘帝国’，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葛兆光先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他在详细分析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后，认为“从历史上看，具有边界即有明确领土、具有他者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在中国自宋代以后，由于逐渐强大的异族国家的挤压，已经渐渐形成，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同一性又相当深入与普遍，政治管辖空间又十分明确，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主体性，并不一定与西方所谓的‘近代性’有关”。葛先生还认为：“和欧洲不同，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心向边缘弥漫开来的，即使不说三代，从秦汉时代起，‘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语言文字、伦理风俗和政治制度就开始把民族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与欧洲认为‘民族国家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新现象’不同，因此，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

从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出发否定古代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观点，在海关史研究中也有着较大的影响。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认为既然古代中国本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那么，何谈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国家行政单位的海关的存在？对此，我们认为，葛兆光先生关于古代中国作为国家存在的分析是合理的。当然，葛先生只是认为“至少从宋代起”，中国“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海关史，至多也只能从宋代开始？而且葛先生也指出：“我对于‘民族国家’的认识，其实和通行的，包括我所引用的日本学者西川长夫的观点不同，通行的包括西川心目中的‘民族国家’，看重的是和欧洲近代一样的因素，即‘主权’和‘国民’，这个民族国家的模式是侧重政治含义的，而我的论述中‘侧重的是（民族国家）其中的文化共同体含义’。”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宋代已经开始，但这个“民族国家”也不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样，如果完全坚持现代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含义，而且把海关与这样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那么，把中国海关史的起源年代上溯到宋代也是缺乏必要的根据的。

这里的问题，实际上所揭示的是海关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设置海关是否只是“民族国家”的国家权力？“民族国家”与“国家”是否是同一概念？突显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研究主题的局限，我们不可能从“国家”形成的角度深入讨论古代中国作为国家或者民族国家存在的形成年代（在我们看来，西方所出现的把历史的中国作为一个区域而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的政府、边界清晰，以及历史一贯性的国家的研究倾向，其背后多少有些试图化解当代中国的统一民族国家认同感的意识形态企图），然后再讨论海关的起源及其历史，而是仅仅只是想从探讨海关本质的角度出发提出几个我们所主张的观点，希望以此引起研究者更深入的思考。

1．海关如果说是作为国家的职能，体现国家的权利，那么，这里的国家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现代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家。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本身就具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绝不能用现代的国家观念来否定古代的国家形态，认为现代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因而现代国家的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由此认为这些权力和利益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同样，海关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国家权力，本身也必然具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也绝不能用现代海关观念来否定古代国家存在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海关，由此认为海关在古代是不存在的。正如现代民族国家是国家的一种时代化的形态，现代海关也应该是海关的一时代化的形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认为，只要是一个具有独立的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和相应的地方政权组织的政治共同体（将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是自古希腊以来就已经形成的古典政治观念），都可以是国家（当然，关于国家的理论本身就十分复杂）。这个国家，有一定的清晰的边界，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其利益内涵和取向。因而，这样的国家（为了叙述的方便，下文将把这样的政治共同体都称为国家）是否存在海关职能和行为，不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是现代民族国家，而在于它是否有类似现代民族国家所存在的海关职能及行为。

2．如果我们认同古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存在是从宋代逐渐形成的，但是宋代以前在现代中国所涉及的版图范围内，或者说在汉文化（儒家文化）的影响范围内，依然经常存在彼此独立的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和相应的地方政权组织的政治共同体——国家，而且也经常有比较明晰的边界范围。这样的政治共同体比如藩属国、诸侯国、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彼此对立的政治团体等等相互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相互之间是否存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存在哪些内涵和怎样形态的往来？我们认为，实际上，如果把国家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所有这些藩属国、诸侯国、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彼此对立的政治团体，它们相互之间应该构成当时的国际关系，各自存在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因而也具有建立在维护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如果这些国家存在类似现代国家海关的职能和行为，都应当纳入中国海关史的研究范围。因此，中国海关史应当具有一个相当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

那么，古代中国是否真的存在与现代国家海关相类似或一致的职能和行为呢？如何比较现代国家海关与古代中国的“海关”，从而发现两者之间是否具有类似或一致性？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现代海关与古代中国“海关”应该看什么，也就是说，海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二）如何看待海关的本质？

海关的本质，可以从其职能入手来研究。当然，如果把现代海关的基本职能作为海关的本质，由此出发来寻找其在古代的对应物，将得到怎样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如果说只有同时具备现代海关的四个职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关，那么，古代中国更难说存在海关。实际上这也是不科学的，也很少会被大部分研究者所采纳。这里的关键在于什么是核心职能，或者说本质职能。

有的研究者认为海关的本质只能是征收关税。确实，关税具有增加国家收入、保护国家经济利益、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等许多重要功能，是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似乎也确实是近代海关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近代海关的典型特征。长期以来，甚至有人认为海关职能主要是一种涉及“关税”的财政行为，在许多关于海关起源问题的研究中也贯穿了这一观点。马克思也曾说：“关税产生于封建主对其他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即客商交的免遭抢劫的买路钱。后来各城市也征收这种捐税，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捐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这些，都清楚地指出了海关与关税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海关是否主要是涉及关税的问题？也就是说，关税的存在是否是海关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或者说，关税征收是海关行为的本质？显然，我们并不能这样认为。在此，本文借助于新东先生的博士论文《论国际经贸新发展中的现代海关》中的研究来探讨这一问题。

于新东博士在其论文中，从多种角度探讨了海关的定义问题，并从四个方面揭示了海关概念的内涵：“第一，海关是主权国家设立的对进出境人和物依法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国家行政执法机关。”“第二，海关是一个主权国家统一、独立、区别于别的国家的象征性和维护性职能部门之一。”“第三，海关是服务于国家经贸发展的重要职能部门之一。”“第四，海关是根源于主权国家的形成而产生，服务于国家对外经贸发展的需要而发展并壮大的。”从这一概念内涵出发，他认为：“主权国家的形成是海关得以产生的根本条件，而对外经贸及其他对外交往是海关得以出现，尤其是得以发展和壮大的必备条件。……只有对外贸易及其他对外交往形成并不断发展后，一个主权独立和统一的国家才会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海关。”于新东博士的研究，揭示了这样的事实：第一，海关与国家主权行为直接联系在一起；第二，海关与国家对外经贸直接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要揭示海关的本质，必须从国家主权、国家权力、国家行为以及国家间交往的角度来揭示。

实际上，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全新的创见，至少我们从马克思的一些阐述中，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开始于17世纪中叶并几乎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的欧洲市场的发展时说：“商业和航运比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厂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是从航海条例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是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是通过战争来进行和解决的。”他还说：“对工厂手工业一直是采用保护的办法：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尽量实行差别关税。”这些论述，除了关税的事实外，其中一个更加重要的线索，是他实际上揭示了海关对于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对于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追求的权力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的兴起和发展直接关系到海关的发展，而国际贸易从本质上说其实是一种国家间的交往行为。关税所体现的只是在国家间交往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国家权力，但我们并不能认为它是唯一的国家权力，也就是说，国家间交往行为中所涉及的国家权力绝不仅此关税一种。那么，这里就必然涉及国家间交往中所呈现的国家权力包括哪些方面？这些权力如何呈现？而循此方向，我们又可以追问：国家间交往中所呈现的国家权力由谁来负责？海关与这种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恰恰可以再回到海关本身，从当代海关发展的现实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20世纪末期，许多关注海关发展的专家在思考海关问题时，都曾谈到海关职能的变化问题。高融昆在《论国际海关现代化战略的背景和特征》中论述道：“一些国家的海关管理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海关管理职能已经从征税、缉私等传统经济领域进一步向环保、社会安全、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武器控制等现代社会领域扩展，海关业务量的增加和职能作用的扩大，使海关的管理资源、业务制度、关员的知识结构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于是，海关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变革。实际上，近年来关于海关现代化、海关大监管体系、海关风险管理、海关非传统职能、海关与国际贸易便利化等问题的一系列思考和探索，都是随着海关职能的发展变化而提出的。在此，本讲无意、也没有能力去全面论述海关职能的发展演变，但可以从这些现象中推导出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关税减让成为各国追求贸易自由化的不可逆转的目标，海关正日益疏远着与关税的关系，但却在国家间交往中日益履行着越来越多的职能。

当然，对以上分析，有人会指出，这样的分析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之上的，而古代中国即使存在国家，也决不会是“主权国家”，而“主权国家”和“国家主权”，是现代政治学关于国家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判断一个政治共同体是否是一个国家的核心要素。确实，我们也并不认同古代国家是“主权国家”的看法，但是，正如国家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主权”的发展应该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我们在研究海关问题时，不是从表象来阐释“主权”的内涵，而是从“主权”的基本价值取向——国家利益的独立性、唯我性以及自决性来分析。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古代国家也是存在“主权”的——具有独立的、唯我的、自决的国家利益。因此，在如何看待“主权国家”和“国家主权”问题上，我们除了与于新东博士以及其他相关的研究者可能存在一定的分歧外，其基本观点应该是支持我们关于古代海关问题的研究的。

于是，研究古代中国是否存在海关，关键看古代中国是否存在国家间的交往行为及其对这种行为的管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目前相关研究者对海关起源问题的看法入手来分析。

在海关的历史研究中，关于海关起源的问题，历来争论很大，一直没有统一看法。实际上，所有的争论，其实关键囿于对海关定义及其本质看法的差异。有的学者从海关作为一种国境管理机构而主张海关起源很早，有的学者因为海关的关税职能而主张海关随着国家间贸易的出现而出现，而有的学者从海关作为一种现代国家主权的体现而主张其随着主权国家的出现而出现。尽管争论很激烈，但我们恰恰可以看到，在所有这些观点中，都可以找到国家的背影，也就是说，尽管在海关起源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但是，在海关是关涉国家的行为这一问题上，看法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在我们看来，事实上海关的本质恰恰也就在于它与国家的关联之中，也就是说，如果把海关看作一种对国家间交往的监督管理机关，那么，海关的起源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它是随着国家间交往的开始而开始的，也会随着这种交往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由此，我们认为，海关的本质体现在其监管职能当中。也就是说，海关是国家对国家间交往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机关，承担在边境交往中维护国家利益的职能。如果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就会看到，尽管古代中国国家形态非常复杂，但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只要与其周边国家政权有一定的交往活动，就必然存在人和物的进出境现象，也必然存在出于国家目的对进出境活动进行监管的行为。如果将这一行为与现代海关行为相比较，是存在相当大的一致性的，因此，古代中国的这种监管行为应该可以看作是海关行为，而承担这种职能并具有这种行为的国家机构，应该可以看作是海关。

不仅如此，从古代中国与现代海关类似或者一致的职能和行为来看，不仅仅是监管，而且也包括税收、缉私等等，这在古代文献特别是《周礼》中有非常明确的记述。只是我们认为，从海关的本质来看，税收、缉私等只是海关行为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海关的本质。而如果把海关的本质定义为对国家间交往行为的监管，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国海关的起源问题，而且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这样的监管行为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脉络。只要是国家，就必然有国家间的交往，也必然有发生在边境上的对交往的监管行为。随着国家的发展以及国家间的交往行为的发展，这种监管行为必然随之发展。

在回答了为什么说古代中国存在海关的问题后，还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古代海关看成海关，而这涉及的是海关史研究的意义问题。

二、中国海关史研究的意义

前文我们已经谈到，任何事物的研究，如果不能揭示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就不能说达到了对其自身的全面认识，也不能对其未来发展作出科学的预判，从而为人的未来社会活动提供必要的指导，因而这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将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要真正达到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绝不能仅仅停留在事物的当下状态，而必须在抓住事物本质的前提下，对其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有全面深刻的把握。对中国海关史的研究也正是这样。如果仅仅停留于对现代海关的研究，或者即使注意到了海关的发展问题，但也仅仅是从海关的现代形态出发作适当的延伸，比如探讨近代中国海关史。那么，要想真正认清海关的规律性，认清海关未来发展的基本取向，将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当代社会发展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不仅国际关系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且国家形态、社会生活、人类交往等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果仅仅从现代海关形态出发来研究海关发展的规律，这样的研究将难以把研究的触角深入海关存在发展的背景深处，因为，现代海关形态是建立在现代国家形态、国际交往形态乃至社会形态基础之上的，在对现代海关形态的研究中，现代国家形态、国际交往形态乃至社会形态往往被作为基本的前提，消失在研究者的研究视线之外，而难以把海关与这样的前提之间的关系仅仅作为时代的关系，不再关注并深入研究这种关系的发生发展演变。这其实也正是目前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一大缺陷。而恰恰是这一关系，在深层次上决定着海关的发展。也恰恰只有真正关注这种关系，才能真正从国家形态、国际交往形态、社会形态出发深入探讨其与海关发展的关系，从而把握海关发展的历史脉络，为未来随着国家形态、国际交往形态、社会形态的发展而发展的海关提供前瞻性的预判。

如果说在现代国家形态、国际交往形态、社会形态还未发生显著的变化的情况下，从现代海关形态出发研究海关史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么，在现代国家形态、国际交往形态、社会形态已经显现出明显的深刻变化迹象的情况下，要更加准确地把握海关未来发展的基本取向，就必须更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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