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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安伦编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4-01

书籍编号：30506891

ISBN：978730323755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008729

版次：1

所属分类：教材教辅-大学

版权信息

书名：中外出版原著选读

作者：万安伦

出版日期：2019-04-01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3237555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万安伦，安徽宣城广德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与文化研究基地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中组部专家库专家。首都文明礼仪研究基地主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特约撰稿人。曾任《中华英才》半月刊社副总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教育培训中心执行主任等职。主要研究编辑出版、数字出版、媒介融合、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文明礼仪、文学奖励等。出版学术著作：

一、出版类：《中外出版史》《中外出版原著选读》《数字出版研究》；二、文学类：《废墟上的歌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奖励机制研究》《中国文学奖励史》《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三、文化类：《学界回眸：新中国文化60年》《美德照亮人生·爱国》《北京文选（先秦至宋代）》；四、教育类：《基础教育创新之路》《学生安全系列读本（五卷本）》《学生安全教育传播》。计13部。出版编著30余部。发表论文近百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课题25项。2014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在‘一带一路’上的传播及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7BXW046）的阶段性成果。

序言

个人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核心组成，跳不出“三原一方”（原史、原著、原理及方法论）的基本逻辑框架。文学学科基本是由文学史、文学作品选、文学原理及比较文学、写作等方法论课程构建而成的；史学学科基本是由史学史、史学原著、史学原理及史料学、考古学等方法论课程构建而成的；哲学学科基本是由哲学史、哲学原著、哲学原理及逻辑学、分析哲学等方法论课程组建而成的。非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核心构成如此，理学和工学的基本学科构成也大致如此。原史、原著、原理和方法论四者可以说是一门学科的方鼎四足，或者更通俗一点说，是一个桌面的四条腿，该学科的基本面即由这四条腿支撑起来。

由是观之，出版学的学科建设总体上表现为“相当薄弱”和“长期跛足”。特别是出版学在原著挖掘和整理方面几为空白。多年前，本人从肖东发老师手上接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专业研究生的《中外出版史》课程教学任务，因教学备课之需要，一直在寻找“中外出版原著选”或“中外出版原著选读”之类的书籍和资料。多方搜求无果，无奈之下，便萌生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想法。几乎与撰写《中外出版史》教学讲义同时，本人开始了“中外出版原著选读”编撰的构想和材料准备工作。经过数年努力，大体上完成了这本《中外出版原著选读》的体例、选目和简略导读，现将其付梓出版，希望能帮助从事出版专业教学和研究的同仁们及从事出版实务工作的朋友们，做一点前期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在收集和整理古今中外智者先贤对于出版论述的原始文献时，编者一方面深深震惊于此类文献的丰厚和广博，另一方面也深深遗憾于学界和业界对此类原始文献的漠然和无视。由此也产生对这个学科建设的深深忧虑。

出版学（或称编辑出版学）学科发育较晚，而且很不成熟，其学科属类及边界尚待进一步认识和界定。因出版专业尚未发展成为一级学科，故国内的出版专业大致作为二级学科架构在以下四大一级学科之下。其一是架构在文学学科之下（偏文献文本，如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其二是架构在信息技术学科之下（偏信息技术，如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其三是架构在新闻传播学科之下（偏出版传播，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此外，还有将出版专业归属在管理学学科之下，偏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可见，出版专业的学科属性和基本定位，仍有进一步地探究和明晰之必要。

个人看法，出版学科长期以来没有发展完善好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换句话说，要进一步发展和建设好出版专业，必须做好以下两件工作。

其一是积极促使行政主管部门将该专业独立成为一级学科。国内之所以出现将出版专业分属于文学、信息学、传播学、管理学之纷乱情况，主要是因为，出版专业实际上是一门偏实践性的综合性学科，其既有出版文献性质的文明性和编校性，也有出版经营和出版管理性质的经管性，还有出版技术性质的科技性和出版效果及影响性质的传播性，此外，还有出版实务性质的实践性。因此，将该专业架构在任何现存的一级学科之下，都存在“挂一漏多”的问题。只有将出版专业独立成为一级学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学科发展的瓶颈和桎梏问题。

其二是学界要进一步在研究深度、广度和力度上加大和加强对该学科内涵属性、外延边界及各类学术问题的研究，在学理和学科建设方面进行更加艰苦扎实的工作。这是我们这些从事出版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者的本职所系和责任所在。只有将该学科的基本属性、外延边界、基本原理、历史脉络、原始文献、结构范式、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学科基本问题研究透彻和界定清晰，才能真正使该学科在学理上平行并立于各大一级学科之林。

基于对出版学科的热爱，也基于为建设该学科甘作铺路石的个人情怀，在克服种种困难的基础上，我们编撰这套两卷本的《中外出版原著选读》，希望能引起学界和业界及社会各界对中外出版原著梳理和研究的关注与重视。

为方便阅读和查找，现将这套《中外出版原著选读》的编撰体例和具体情况作简略介绍。（一）“中国卷”和“外国卷”分列。限于篇幅和容量，在体量巨大的古今中外关于出版的“原始性”和“原点性”著作中，共精选出140篇经典原文，分编为“中国卷”和“外国卷”；（二）“中国卷”和“外国卷”均按“出版思想”“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出版制度及版权”六大板块归类（对于多个方面均有论及的选文，则依据其在某方面略显突出的特点进行归类，因此这种归类有时稍显简单）。这与拙作《中外出版史》的“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四大出版维度的理论框架是一致的。只是将“出版活动及成就”中的“思想成就”和“制度成就”（版权是一种重要和特殊的制度成就）单列出来，分别置于头尾，体现“思想引领”和“制度兜底”的考量；（三）选文归类，不以作者国别为据，而以所写内容为准；（四）每篇文章包括原著（长文则节选）和导读两部分。原著采用页下注释并标明出处，导读则基本包含作者简介、原著背景、选文价值、选文分析等内容；（五）六大部分中每部分的选文按原著作者的出生先后排序；（六）导读内容为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及少数本科同学在本人指导下撰写完成，本人又通改了数遍，为不掠人之美，每篇导读后均将导读撰者姓名列出。“外国卷”中部分内容为本书的编撰团队首译，译者姓名也一并标明。

在此，本人对所有参与、支持、鼓励本项工作的领导们、老师们、同学们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要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的领导和马佩林为首的编辑团队的出版情怀表示敬意和谢意！

因无前例可援，并受选编者水平之限，错误和不当在所难免，敬俟批评指正！

是为序。

万安伦

2018年2月26日

中外出版原著选读（中国卷）

第一编 出版思想

【选文】

先秦出版思想五则^[1]

先秦作家

（一）论语·卫灵公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2]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本文节选自《四书章句集注》，（春秋战国）孔子及其弟子著，（宋）朱熹集注。万安伦、周家翠据《四书章句集注》宋刻本点校。

（二）论语·八佾^[3]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4]不足征^[5]也。殷礼，吾能言之，宋^[6]不足征也。文献^[7]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本文节选自《四书章句集注》，（春秋战国）孔子及其弟子著，（宋）朱熹集注。万安伦、周家翠据《四书章句集注》宋刻本点校。

（三）论语·述而

子曰：“述^[8]而不作^[9]，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10]。”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11]古，敏^[12]以求之者也。”

本文节选自《四书章句集注》，（春秋战国）孔子及其弟子著，（宋）朱熹集注。万安伦、周家翠据《四书章句集注》宋刻本点校。

（四）庄子·天道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13]也。意有所随^[14]。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本文节选自《庄子集解》，（战国）庄子及其弟子著，（清）王先谦集解。万安伦、周家翠据《庄子集解》清宣统元年思贤书局刻本点校。

（五）左传·隐公·隐公十一年

冬十月，郑伯^[15]以虢^[16]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17]，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

本文节选自《春秋左传正义》，（春秋战国）左丘明著，（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万安伦、周家翠据《春秋左传正义》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点校。

【导读】

一、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刻苦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渐成大学者。创办私学，有教无类。50岁时在鲁国做官，因对国君失望而弃官，带学生周游列国，宣传其政治主张，成效不大。晚年一面聚徒讲学，一面据说整理《周易》《诗经》《尚书》等典籍，并对鲁国史书《春秋》作了修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汉代成书，主要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行文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总称“四书五经”。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语录体”。《论语》不仅是古代儒学发展的重要文献，也是当代需要传扬并学习的重要传统文化典籍。

孔子在晚年整理六经，修订《春秋》，是春秋时期的图书编辑活动的重要代表。选文则主要节取有关孔子编辑理念的句子以供阅读。选文——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大意为，孔子说：“我会像史官那样对有疑问的地方缺而不记。有马的人（自己不会调教）先给别人使用，这种精神，今天没有了罢。”从文中可以看出孔子在编辑图书时，对存在疑问的地方不轻易改动，不凭借主观臆测独断妄改。显示了孔子在编辑六经时的态度和原则，即“编辑而非著述”，这也与当下编辑理念所强调的意向相吻合。

二、《论语·八佾篇》是《论语》的第三篇，包括26章。本篇主要内容涉及“礼”的问题，主张维护礼在制度上、礼节上的种种规定。孔子提出“绘事后素”的命题，表达了他的伦理思想以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政治道德主张。

选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大意为，孔子说：“夏朝的礼仪我能说出来，但是（夏朝后代的封国）杞国不能充分证明它；殷朝的礼仪我也能说出来，但是（商国后代的封国）宋国不能充分证明它。因为这两个朝代的历史资料和先贤留下的文献典籍不多的缘故，如果充分的话，那我就能用这些文献典籍来充分证明了。”

从选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编辑古籍时极其注重考证，没有客观证据，即使主观上再自信也不能随意阐发。文中体现为孔子能够记述夏礼和殷礼，但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资料佐证，便没有记录阐发这些内容。孔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现代图书形制、图书编辑思想形成的萌芽时期，孔子注重权威资料的运用核校与现代科学编辑出版思想不谋而合。

三、《论语·述而》共38章，提出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学习态度，也是学者们在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时引述较多的篇章之一。选文节取的第一句话——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意思是，孔子说自己只作口头阐述而不作书面创作，相信并且喜欢古人古文，私下里把自己比作老子和彭祖；第二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喜欢谈论怪异、强力、暴乱、鬼神之类的事情；第三句话——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说，孔子认为自己不是天生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勉求学获取知识的人。这其中“述而不作”“不语怪力鬼神”“好古敏求”从出版的角度而言体现孔子的理性的编辑出版思想。即不讨论虚无缥缈的故事，只对事实进行称述，绝不加入自己的想象等。孔子编辑《春秋》等文献，可谓是较早的传统意义的编辑出版活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都是后世对孔子编辑出版手法的肯定。

孔子曾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修《春秋》，对它们进行了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整理、加工、编撰，孔子是我国较早的编辑出版大家，而《论语》作为对孔子思、言、行的全方位记录，通过选文可以了解到孔子所坚持的编辑出版理念和编辑出版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明确的编辑意图、科学的编辑方法、理性的编辑态度，对当下的编辑出版者仍有启发和教育意义。

四、庄子，名周，字子休，战国时代宋国蒙人，庄子的生活年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公元前369—前286年。他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同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因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后世习惯将他与老子并提，称作“老庄”，而将他们的哲学称作“老庄哲学”。同时他也是先秦七子之一。

庄子学识渊博，交游甚广，著有《庄子》一书，主导思想是对《老子》的继承，全书大多采用寓言的形式，代表了先秦时期哲学思想的高度。《庄子》与《老子》《周易》合称“三玄”，主要反映了庄子的哲学、艺术、美学与人生观、政治观等。《庄子·天道》中“天道”一词就是自然规律，这一篇主要讨论的就是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世人不要抗拒和改变自然规律。

这则选文——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主要是说，世上的人们所尊崇的大道，全都依赖书籍的记载。书并没有超越言语，而言语确有可贵的地方。言语可贵在于它的思想，而思想又有它的附随。思想的附随，是不能用言语来传达的，而世人因此看重言语传之于书。世人虽然看重它，我却认为它不值得看重，因为世俗所看重的并不是真正值得看重的东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世人一般对书的价值和思想是十分认可的，而庄子崇尚顺其自然，认为世人更多的是需要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去亲身体验。这是从哲学意义上讨论书的价值和人之间的关系，庄子的探讨给予我们新的认识角度。

五、《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也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

鲁隐公，名息姑，鲁国第十四代国君，在位十一年。隐，是谥号。惠公死时太子允还年幼，于是隐公代掌国君之位，后为桓公所弑。孔子所作之《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由于《春秋》以鲁国国史为基础而编，故当时的国家大事都是以鲁国纪年来记录的。鲁隐公也因为其纪年年号常被提及而出名了。

本则选文——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节选自《隐公十一年》，记录了隐公十一年（前712）的大事，是说在冬季十月，郑庄公带着虢国的军队攻打宋国。十四日，把宋国的军队打得大败，以报复宋国攻入郑国的战役之仇。宋国没有前往东周朝廷报告这件事，所以《春秋》没有记载。凡是诸侯发生大事，前来报告就记载，不然就不记载。出兵顺利或者不顺利，也是一样。即使国家被灭亡，被灭的不报告战败，胜利的不报告战胜，也不记载在简册上。将不同事情记录在简册上其实就是一种出版活动的体现。选文清晰地表明：“告则书，不然则否”，说明《春秋左传》的史录标准，这种标准其实就是《春秋左传》出版思想的体现。

（周家翠）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2] 阙文：史官记史过程中遇到有疑问的地方，便缺而不记，后世称此为阙文。

[3] 佾（yì）：古代乐舞的行列。

[4] 杞：周代诸侯国国名，是夏禹后代的封国，如今在河南省杞县一带。

[5] 征：证明。

[6] 宋：周代诸侯国国名，商汤后代的封国，如今在河南商丘市一带。

[7] 文献：这里的“文”指历史典籍，“献”指的是先贤的见闻和经历。

[8] 述：传述，阐述。

[9] 作：创造，创作。

[10] 老彭：指老子和彭祖二人。

[11] 好：爱好，喜好。

[12] 敏：勤奋。

[13] 意：应该指精神实质和思想内容。

[14] 随：从，指生产的地方。

[15] 郑伯：郑庄公，姬姓，名寤生，郑武公之子，郑国第三任国君，公元前743—前701年在位。

[16] 虢（guó）：中国周代诸侯国名，出自姬姓。

[17] 臧否：善恶，得失。

【选文】

报任少卿书

司马迁

迁报之曰：少卿足下，曩者^[1]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2]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

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3]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4]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5]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6]：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7]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8]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沬血饮泣，张空弮^[9]，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阝贵^[10]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11]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在阱槛^[12]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13]。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14]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15]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16]；仲尼厄而作《春秋》^[17]；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18]孙子髌脚^[19]，兵法修列；不韦^[20]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21]《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22]，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23]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24]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本文节选自《汉书补注·报任少卿书》，本篇为（西汉）司马迁撰，（清）王先谦补注，万安伦、崔潇宇据《汉书补注》清光绪刻本点校。

【导读】

司马迁，字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出生于陕西韩城县南10千米的芝川镇。其先祖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初太史令。司马迁10岁即诵读古文，师从大儒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元封初，司马迁在父亲去世后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正式着手撰写《史记》，这一年司马迁42岁，正当精力充沛的盛壮之年。《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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