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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顾波,李小云,徐秀丽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4-01

书籍编号：30523520

ISBN：978750973115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22273

版次：2

所属分类：教材教辅-大学

版权信息

书名：普通发展学（发展学专业系列教材)

作者：李小云，齐顾波，徐秀丽

ISBN：9787509731154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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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发展的概念主要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相互竞争的世界格局逐步形成，这种竞争主要表现于意识形态的争夺中。究竟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最终有益于社会？两大阵营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发展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个核心：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另一个是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的竞争同时引发了两种发展方式的竞争。1947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欧洲复兴计划”，1949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开发落后地区”的“第四点计划”，用于协助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这个计划后来逐渐演变为国际双边及多边角度支持全球发展的战略框架。这一战略框架实际上也是两大阵营斗争中资本主义阵营提出的带有操作性的框架。应该说，当代发展的很多概念都源于这样一个战略框架。

发展的话语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的殖民主义思潮。在早期的殖民活动中，“海外开发”（oversea development）与殖民开发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西方殖民主义者并不认为自己对海外殖民领地的资源开发属于殖民掠夺，而认为这是用文明改造和开发非文明社会的正常过程。这种大规模的海外殖民伴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也呈现出其经济发展活动的某种合理性。早期的殖民开发活动包括宗教的渗透、文化语言的传播、经济制度的植入、现代技术的应用等方面。在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我们见到的教堂、学校、种植园甚至经济制度，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早期殖民主义的遗存。随着国际环境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斗争，殖民主义从20世纪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被许多反西方学者称为“发展殖民”的发展思路。

20世纪50年代以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在制度方面和理论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虽然相关国家在联合国成立前的1942年1月就已发表《联合国家宣言》，但带有发展性质的下属机构在1945年10月联合国正式成立后才开始逐步建立：联合国粮农组织成立于1945年；同年，世界银行（前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196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成立。这些机构奠定了通过国际多边机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机制。同时，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均建立起自己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用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双边的财政和技术援助。从理论上讲，以现代化理论为支撑的经济增长理论是战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发展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按照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以及西方技术进步的思想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通过经济增长来带动社会发展。该理论在拉美、非洲、东亚及东南亚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这一理论主导了20世纪50～80年代的世界发展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拉美的一批本土化学者开始对这种理论进行深刻的反思，形成了所谓的反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思想，我们也可称之为非主流的发展思想。本书将对这些思想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发展研究或者我们今天称之为发展学的学科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是这种理论思想的汇集与总结。早期的发展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环境决定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影响。因此，在早期的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中，都显示出了这种带有歧视性的研究思路。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研究以发展经济学为主要思想，立足于现代化的理论背景，依靠多边和双边的发展援助手段，使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得以理想地结合。可以说20世纪50～70年代的发展研究和发展学在某种程度上指的是发展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工作者开始对西方的发展思想进行反思，由此出现了非主流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随着拉美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反抗而开始出现局部的实践应用，然而一直没能成为主导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想。发展研究和发展学在80年代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对西方式的发展思想进行了更深入的反思，从而出现了环境资源与发展、性别与发展、参与式发展、公民社会与发展等新的领域。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研究的内容更加广泛，有关性别与发展、资源与发展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多学科与交叉学科的视角，在这样一个视角中形成的性别主流化、性别计划、性别预算以及权利与发展等概念使发展研究的框架更加明晰。应该说，虽然发展研究或发展学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而存在，其主要特点是与发展实践紧密结合，但实际上，发展学或发展研究一直没有成为像经济学或社会学那样独立的学科。直到今天，发展学或发展研究的相对独立的基本框架才开始形成。

当代发展学和发展研究有以下主要特点。首先，是多学科性和交叉性。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对发展研究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发展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来源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人类学的思想和方法。我们从今天的许多发展研究报告中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研究都是综合了各个学科的长处。其次，是多视角性。即以发展问题为核心的多视角性。发展问题不是经济学研究，不是社会学研究，也不是人类学研究，而是研究社会变迁中的问题以及有关干预过程中如何影响社会变迁的政策问题的一个领域。因此，发展研究或发展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发展问题，但是对于发展问题的关注可以有不同的视角，这种视角可以是不同学科的视角，也可以是不同社会角色的视角。最后，是实践性。发展研究不论是早期的发展研究，还是现代的发展研究，都一直把实践问题作为研究的核心。这种实践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展开。从宏观来说，主要是以发展政策为核心；在中观上，与发展计划相联系；在微观上，则指导发展项目的运作。

发展研究在融合普通学科思想的同时，也促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以发展思想为核心的各个学科分别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发展人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传播学以及发展生态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应该指出的是，发展研究是一个以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为主的学科体系。这样一个学科体系在主流上一直受到西方从事发展研究的学者的影响。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这样一个学科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但其主体思想仍然是西方学术界针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式的内容。在国际上，有相当多的有关发展研究的刊物，如《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文化变迁》（Cultural Change）、《发展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发展和变迁》（Development and Change）、《发展政策评论》（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欧洲发展研究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农村社会学与发展研究》（Research in Rural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人口与发展评论》（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农民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世界银行研究观察者》（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等。这些刊物汇集了当代发展研究的各种思想和思潮，也是发展研究和发展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的标志。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遵循着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其发展轨迹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发展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到80年代以后更为明显。但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很多问题是西方发展理论无法解释的。80年代以后，大量西方当代发展思想和框架开始被介绍到中国，很多学者都开始用这些思想框架理论来观察中国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当代国际发展的理论。在诸多领域，如中国传统农村向现代化农村的转型与变化、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国资本的市场化发育、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中国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等，均交织着中国本土的发展思想和西方的发展思想。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能够形成一套系统的中国发展理论。本书所介绍的主要内容就是国际发展领域中的一些主要思想。正如前面所述，虽然这些思想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但是，这些理论观点的形成都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应该说，是与中国的发展实践相关联的。但也应该指出的是，书中的很多思想，既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很多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一些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影响。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以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现实的态度对待外部世界的不同思想，对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中国自主创新的发展模式愈发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很多国家在寻求发展与安全的过程中，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所提供的援助，大多导致了失败；而中国的自力更生、创新、对平等的关注、对公民权利的新探索等，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当然也受到发展研究者的青睐。与此同时，发展的多边机构也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北京共识”展示了发展的新的路径和希望的同时，也对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本书第二版新增了中国对外发展援助的内容，体现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的主要方式。

本书着重介绍发展的概念、发展的理论和发展的实践方法，可作为发展领域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主要参考教材，也可作为研究发展的参考书。通过本书的介绍，我们试图使读者在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中树立以下视角。

（1）动态的视角。本书强调从动态的角度审视发展，从根本上说，发展理论是关于变化的理论（The Theory of the Change）。发展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必须专注于阐述发展环境、发展问题和发展结构的变迁，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发展，并尽可能地推动社会更好地发展。

（2）实践的视角。本书的目的不是研究发展理论本身的历史，也不是单纯介绍一种新马克思主义对发展的观点，而是探讨、解决发展实践中的一些争议，并反过来指导发展实践。例如，绿色革命的失败引发了人们对于“技术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争议，而发展研究和发展学就是要厘清这些争议背后所支撑的不同理论和假设，并引导人们采取更好的行动。

（3）批判的视角。即将发展研究和发展政策研究中的不断争鸣视为本学科的核心动力，同时要提醒研究者对主流的发展观念要时刻保持清醒而辩证的认识。发展研究就是对不同发展观点的反思和争鸣，而发展研究的方法论是综合的、多学科的和交叉的。因此，在发展研究中，既存在主流的发展思想，也有各种持不同意见的、对主流思想形成挑战的发展思想。

（4）综合的视角。必须使学生明确各个传统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优点和缺点，尤其是当它们在面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复杂性和系统性时所遭遇的种种不足。发展研究和发展学就是基于此现实之上，让这些学科在相同的发展框架下，进行交叉的研究。多学科协作是在过去20多年所形成的在方法论层面上针对“如何有效认识复杂世界”这一挑战的选择。多学科的研究不是多学科知识的叠加、组合，而是综合与互动。学科的交叉点是发展研究的重点。

（5）全面的视角。即将空间立体的角度引入发展研究，不仅要关注微观个体的问题，还要关注农户、社区、国家以及国际等各个层次上的问题。此外，还包括时间上的序列，这表明我们在考虑一个发展策略时，要同时想到长期、中期和短期的效益。在分析发展模型和政策时，应该考虑到这是有顺序的因果关系。考虑空间和代际公平是发展研究的基本立足点。

本书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管理系众多师生的集体成果，没有他们的付出，此书难以成稿。参与编写的人员按姓氏汉语拼音音序排列依次为陈可可、崔海龙、董强、龚利、韩璐、胡春蕾、纪淼、旷宗仁、李琳一、李鸥、李小云、刘久发、刘燕丽、刘永功、罗汝敏、齐顾波、唐丽霞、王丽霞、王妍蕾、王伊欢、王忠平、吴杰、向颖、徐秀丽、薛姝、叶敬忠、殷方升、张丙乾、张克云、张紫琴、赵静娟、赵丽霞、周秀平、周学军、庄涌涛。第二版参与编校的人员按章节顺序排列依次为罗江月、梁振华、张纯刚、徐莉莉、张悦、于圣洁、安普雨。

发展研究在不同的领域中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和著述，本书作为一本系统的汇总之作，参考了国内外大量的文献和著作，由于种种原因，来不及和所有的编著者联系，若有引用之处未予以标明，请与本书编者联系。此外，发展学相对独立的基本框架才开始形成，某些概念和理论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厘清和完善，书中有疏漏贻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5年8月20日初版

2011年10月20日再版

第一章 发展与发展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一词开始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报告和政策中。发展代表了当代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国家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然而，什么是发展，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却一直是令人困惑的问题。本章通过对发展思想的演变历程、发展的含义、发展研究与发展理论框架和当今世界发展研究的主题等的探讨来认识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第一节 发展思想的演变

在人们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发展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不同的发展观有不同的解读，其中所体现的发展思想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通过这种动态的审视，发展的内涵凸显而出。迄今为止，发展思想的演变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现代化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和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观几个阶段。

一 经济增长观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发展理论建立的早期阶段。发展学家们主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世纪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经验为基本的立论依据，以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社会进化理论为基础，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德、法等国的历史经验做了分析，探讨了现代化的动力、特征与模式等问题，形成了包括发展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在内的早期发展理论和发展观。

经济增长理论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研究的最初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过去曾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独立后都面临巩固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历史任务，经济增长理论正好适应了它们的这种需求；另一方面，当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发展经验的时候，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工具来分析这些不具备现代经济结构、主要由小农组成的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过程。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学家大都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看做与发达国家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发展完全相同的问题，并力图将从现代工业国家历史进程中推演出的“一般性”理论照搬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理论因而成为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经济增长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有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大推进理论、罗宾逊增长模式、贫困恶性循环论、罗斯托五阶段增长理论、二元结构理论等。这些理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储蓄和投资等因素是落后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

他们的基本假设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贫困或不发达的根源在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太低，社会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过程。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处于贫困状态，除了人口增殖过快，生产的增长为人口的增殖所抵消之外，重要原因是资本积累在供求两方面都受到限制。这就形成了一种“贫穷的恶性循环”：由于居民收入水平低，储蓄能力就有限，资本积累和投资能力也就低下，生产率因之难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持续低下。

他们认为，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重要的是要提高储蓄和投资率，同时采取私人经济和国家控制经济相结合的方法，由国家采取措施，吸引私人储蓄和增加公共储蓄，并合理使用资金，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他们看到，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大多是传统的农业部门，这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主要差别之一。因此，他们普遍把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和劳动生产水平，进而提升生活水准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工业化也被视为城市化的过程。工业化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途径，努力实现工业化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标。

他们提出，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经济过渡到现代经济通常要经过三个相互交替的阶段：第一个是初级产品出口鼓励阶段，第二个是进口替代阶段，第三个是出口替代阶段。与此相适应，发展中国家也应相继实行上述三种不同的发展战略。

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等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然而，以经济增长理论为核心的发展观也遭到了国内外理论界的众多批评。在早期“发展即增长”理论的影响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甚至“恶增长”的现象。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真正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也没能解决失业、社会动荡、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反而增添了环境污染、能源浪费等生态问题。1970年10月，纪念《联合国宪章》生效25周年大会的决议指出：“发展最终必须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如果不正当的特权、贫富悬殊和社会非正义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其基本目的来说，发展就是失败的。”（陈国强，2002）

总而言之，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增长观主要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角度出发，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发展的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储蓄不足，工业不发达，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缓慢；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却非常迅速，因而，人均经济福利也随之下降。为了提高人均经济福利，发展中国家将发展目标锁定为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力求通过增加储蓄、引进外资、改进贸易方式等手段促进本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便解决人口增长和经济不发达的问题。该理论仅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考虑发展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没有考虑到失业、两极分化、环保等社会问题，其发展思想还远不够全面和成熟。经济增长观的逻辑框架见图1-1。

图1-1 经济增长观的逻辑

二 现代化发展观

现代化发展观和现代化理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它试图克服发展经济学中只注重经济的偏颇，力图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探讨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和发展的道路。它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现代化经验为样板，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为人们描绘一个内容更加宽泛的西方式现代化图景，力图从人类历史的宏观背景出发勾画出现代化历史过程的所谓一般特征。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是现代化理论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现代化理论将社会分成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认为社会发展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能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主要依赖于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规范。传统社会是个缺乏文化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带有浓厚情感色彩和顽强世第制度的社会，人们靠世代相传的经验生活，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听天由命。但现代社会则截然不同，门第观念和论资排辈观念淡薄了，人们富有进取心、创业精神以及对待世界的理性和科学态度，能力取代了经验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条件之一。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或发展，正是因为宗教改革和科学发展向传统社会注入了现代化所需的价值观念、规范，从而推进了社会发展。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或欠发达，没有实现社会发展，也正是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阻碍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只要注入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确立的价值观念、创业精神以及合理化意识，那么就能走上现代化的社会发展之路。

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帕森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作为分析第三世界政治的基本依据和工具。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帕森斯还是阿尔蒙德，都自然而然地将西方的民主制作为一种发展的衡量标准和政治发展的目标，而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过程远比发达国家复杂。这种理论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且过分强调一个国家的内部因素特别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意识精神的影响和作用，其缺陷是明显的。现代化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一样，都是从各自学科角度出发，以欧洲为中心，对近代西欧、北美国家的现代化历史经验进行单层次的经验描述和实证归纳，并把所描述的经验事实当做现代化的最佳模式和落后国家学习的样板，其观察视角和现实依据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若干经济崩溃、政治动荡的事实，迫使学者们把研究的重点从以民主制作为政治发展的终极状态转移到强调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上来。这方面的研究首推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坚持把考查第三世界各国实际国情放在首位，他率先认识到，政治或政治制度不仅仅是社会与经济变化的被动结果，它本身就是这种变化的决定因素。他再次强调了政治在第三世界发展中的首要性，认为经济的增长要求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权威，而政治权威的建立则有赖于统治集团或某个领袖人物的正确的谋略和圆熟的政治技巧，“铁腕人物”在变化社会建立政治秩序的过程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理论，被称为新权威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影响颇大。

向新权威主义提出挑战的是依附理论。依附论者认为，不发达状态并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虚弱问题，而是由于第三世界经济加入由发达国家控制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果。以往现代化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完全忽视经济因素，以及完全用第三世界国家的内在因素去解释其社会政治的变革。依附理论从国际关系格局以及国内社会经济结构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世界体系由“中心”和“外围”两部分构成，工业国处于中心地位，而第三世界各国处于外围层面，其中外围依附于中心而存在，而中心则通过对外围的剥夺得以发达起来，二者的关系是依附与剥夺的关系。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主要不是自身的原因所致，而是“依附性”的反映，摆脱依附地位，发展中国家才能实现发展的目的。依附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未能实现现代化原因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但其中有的观点，如主张关起门来搞建设以此摆脱依附，显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根据现代发展观的相关理论，笔者整理出其逻辑框架，见图1-2。

图1-2 现代化发展观的逻辑

实际上，在依附与发展的关系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经历了从传统社会的闭关自守到打开国门后的依附状态，再到依附中的发展，最后达到自主开放的发展这样一个动态过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可以看做对依附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他从世界体系的整体动态角度来分析社会发展和探寻世界发展的整体规律，避免了依附论二分法的简单化。他认为发展就是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改变过程，即从边陲向半边陲，再向核心升迁的过程，任何国家都有可能上升到核心地位。这实际上消除了第三世界永远依附而不发展的悲观看法，为它们的发展树立了信心。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尽管有些空泛，缺乏应用性和可操作性，但是，它们却使人们注意到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所造成的困难，并鼓舞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奋斗。

三 综合发展观

经济增长理论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在单纯经济发展观的指导下，强调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忽视了社会、生态和人的基本需求问题，因此引发了生态破坏、社会腐败、政治动荡、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精神危机等一系列的恶性后果。现代化理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板，试图从社会、政治、人的价值观念等方面探讨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则从国际的政治、经济关系中追寻第三世界贫困的原因。这些理论都从某一个方面对发展的原因、动力和方法做出了一定的说明，但都不够全面，因而引起了国际上许多学者的反思。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学术界对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综合发展观。

美国学者托达罗指出：“应该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量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习惯和信仰的变化。”（迈克尔·P.托达罗，1992）1983年，法国学者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从“人”的角度确立了研究视野，强调发展是整体、综合和内生的概念，并强调了文化价值的关键作用，认为发展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和。佩鲁指出，经济并不是一种单纯地局限于自身的孤立现象，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如果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它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佩鲁，1987）。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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